内容摘要：文化昌明的宋代，藏书事业高度繁荣，由此带给诗歌创作诸多新主题，催生大量藏书诗。宋代从事藏书诗创作主体遍及各群体，帝王、宰辅、文人、隐士……宋代藏书诗以藏书家为观照对象，以藏书活动为咏歌主旨，以藏书楼为审美意蕴，彰显藏书与“家庭精神”、藏书与读书、藏书与文化传衍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藏书诗创作，开启了元明清藏书诗繁荣之端，并对晚清近代以来叶昌炽等创作藏书纪事诗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宋代藏书家;宋代藏书诗;文化内涵;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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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化昌明的宋代，藏书事业高度繁荣，由此带给诗歌创作诸多新主题，催生大量藏书诗。宋代从事藏书诗创作主体遍及各群体，帝王、宰辅、文人、隐士……宋代藏书诗以藏书家为观照对象，以藏书活动为咏歌主旨，以藏书楼为审美意蕴，彰显藏书与“家庭精神”、藏书与读书、藏书与文化传衍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藏书诗创作，开启了元明清藏书诗繁荣之端，并对晚清近代以来叶昌炽等创作藏书纪事诗有重要影响。
关 键 词：宋代藏书家/宋代藏书诗/文化内涵/文化意义
作者简介：周生杰，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
古代藏书“有裨于时代文化，乡邦徵献，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巨”[1](P1)。以宋代而论，作为古代藏书事业空前发展时期，无论是以馆阁为中心的中央官府藏书，还是各路府州县为主的地方官府藏书，以及方兴未艾的书院藏书，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至于私家藏书，风气之普及，藏书家人数与藏书数量之多，藏书内容之丰富，校勘之精审，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文献典籍是文化的载体，凝聚着社会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宋代藏书事业正是在高度繁荣的文化大背景下不断发展起来的，繁荣的宋代藏书活动，带来一系列文化效应：版刻图书越来越精美，坊刻成为一种新兴行业，藏书促进了士人间交往……而更重要的是，因缘藏书文化发展，宋诗多了一个主题，吟咏藏书的诗歌丰富多彩，成为宋诗中的一枝奇葩。
一、文化昌明时代的藏书诗创作
诗歌咏藏书可以追溯到隋李巨仁《登名山篇》，其中云：“藏书凡几代，看博已经年。”[2](《隋诗》卷七，P2726)这是“藏书”一词最早出现于古诗中，从中可知李氏为藏书世家。入唐，藏书诗创作渐多，大诗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3](P968)这里的“诗书”显然是诗人随身携带的藏书，但因为常年奔波，居无定所，估计杜甫藏书不是很多。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4](卷三百四十二，P3838)“邺侯”是唐德宗时宰相李泌，因其累封邺县侯，时人有此称呼。“插架三万轴”，足见李泌藏书之多。李泌分别用红绿青白颜色牙质书签来区别所藏经史子集等书，实在很有创意。但是，受时代风习和诗人审美趣味所限，隋唐为古代藏书诗创作初始期，还没有蔚然成风的创作局面，藏书诗普及而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时代需要等两宋到来。
1.文化造极时代的创作背景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一世。”[5](P245)宋代文化独树于漫长的古代社会，为两宋藏书诗创作提供了绝佳条件。文化昌明的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读书治学成为一时风尚，史载各位帝王皆酷爱读书，如宋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6](P32)，宋太宗自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虽未能尽记其未闻未见之事，固以多矣”[6](P38)，宋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P60]。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宋帝良好的读书习惯深深感染了臣子和士人，戎马出身的宰相赵普，每每罢朝回家，即端坐书房，虽然他长期专读《论语》一本书，但藉此治国足矣。众多士子通过读书而中举，而入精英阶层，他们在长期的读书实践中总结了“八面受敌读书法”(苏轼)、“精熟读书法”(黄庭坚)、“知出知入读书法”(陈善)和“优游读书法”(陆九渊)等。宋代社会精英与庶族平民大都笃志进取，嗜书如命，勤学苦读，读书风气空前高涨，官僚阶层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用人局面，宋代文化从而也迅速进入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
宋代藏书诗创作离不开藏书繁荣这一现实基础，而促成宋代藏书事业繁荣局面形成的是图书编刊的伟大成就。《宋史·艺文志序》称：“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记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7](P5033)如太宗和真宗时期，朝廷利用三馆藏书，组织一批博学之士，相继编纂《太平御览》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和《册府元龟》1000卷，史称“宋四大书”，宋四大书在编成不久，即寿之梨枣，广为流传。宋代私家编刻图籍与官府形成鼎峙局面，除经籍外，举凡史书、医书、类书，即便一些向不受重视的野史笔记等，皆广为编刻，诚如清人昭梿所云：“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虽若《扪虱新语》《碧云
》，不无污蔑正人，然一代文献，赖兹以存。学者考其颠末，可以为正史之助。”[8](P30)
宋代是雕版印刷繁荣时代，从朝廷到地方，雕版印刷十分流行，“从监司到府、州、郡、县，皆刻书，有人考证，南宋刻书见于记载的就有173处之多”[9](P85-89)。各种古籍及时人著作，皆得以大量雕版印刷，文人们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士人信奉“积钱积谷不如积德，买田买地不如买书”，由此诞生许多藏书名家，名士们以藏书为时尚，叶梦得《过庭录》说：“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亲见其目，多止四万许卷。”①王禹偁《还扬州许书记家集》说：“我来迎侍游江都，玳筵往往陪欢娱。遂求家集恣吟讽，海波干处堆珊瑚。”题注：“许浑孙进家集得官。”[10](卷十二，P52)晚唐诗人许浑之孙在太宗时，因进许浑集而得官，可见官方对于私家藏书重视，大大促进了民间藏书事业开展。后人对于宋代藏书之盛论述较多，如吴澄《赠鬻书人杨良辅序》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11](卷十九，P353)以此可见宋代私家藏书之一斑。关于宋代藏书家数量，傅璇琮和谢灼华二先生说：“两宋称得上藏书家，即藏书在千卷以上、事迹可考或约略可考者约五百馀人。”[12](P350)这当是一个保守数字，真实数字还应更多。
最后，宋代藏书诗创作成熟，也与宋诗整体繁荣息息相关。
“宋代士人生存的特殊环境，使得宋代艺术审美在走向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接近与融合渐成为宋代的一时审美风尚。”[13](P313)因缘于审美趋向日常化，宋代诗人在创作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诗料，求物之妙，臻于至工。宋代藏书诗植根于这块肥沃艺苑，以最富精神内涵的人文产品为咏歌内容，放大了藏书文化内涵，是宋代藏书成就的艺术化表达。“宋世文人的诗学性情，往往表现在善于通过认真体味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来感悟事物的发展规律，最终以伦理道德来把握人生之道，由此形成了理智、豁达、敏锐的主体文化意识。”[14](P189)他们亲近自然，构建私家园林，与二三好友优游林下，读书品画，舞文弄墨……这种生活潇洒飘逸而又深具才情，而才情的得来与藏书、读书至关重要。宋人正是在这种十分休闲的生活中，以书为友，开始了他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审视，诗歌创作触及生活细微之处。
2.遍及各阶层的创作主体
和唐代一样，有宋一代诗歌创作极为繁荣，堪称诗的王国，傅璇琮先生领衔主编《全宋诗》收录两宋诗人多达九千馀人，这些诗人来自不同阶层，从帝王权臣到贩夫走卒，皆有诗作传世。宋代藏书诗创作主体也一样，遍及各阶层，主要有：
(1)帝王领衔。北宋帝王崇儒好学，多有深厚文化修养，他们爱好文学，关心藏书和读书。宋真宗《劝学诗》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该诗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其主旨为劝学，勉励士子读书，诗中的“书”多指“读书”，但理解为“藏书”亦切题，并不违忤。
(2)宰辅涵咏。宋代宰辅绝大多数文人出身，他们协助帝王治理天下之馀，与一班饱读诗书幕僚品茶斗棋、鉴赏藏书、唱和往还，过着优游生活。司马光隐居洛阳时，家中藏书处曰独乐园，有书万馀卷，他曾有《独乐园七题》，咏藏书读书之趣，其中《读书堂》一首云：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15](P132)
司马光还经常光顾好友藏书楼，并有多篇诗作，如《何秀才汉伦郊园五首》其一：
主人耽诗书，乐道深居久。挟策往来游，东冈复南亩。[15](P24)
好友何秀才，名字、生平不详，于诗中可知亦是藏书家，郊园是其藏书读书会友之所。
(3)隐士凑趣。隐士是一群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隐士多在某一领域有专究，故极爱藏书，多作诗文。南宋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刘学箕，字习之，生平未仕，但游历颇广，年未50即隐居南山，自号种春子。家多池馆，有堂曰“方是闲”，堂下建藏书楼名“养浩七客”，于此读书治学，交接方外之客。其有诗曰《余少日不能持养志气，所暴多矣，迩来方喜问学之有益也。近筑小楼，藏书楼之下建堂，名曰“养浩七客”。落成，以“善养吾浩然之气”分韵，得“气”字》，为志藏书楼落成而作。
(4)文人担纲。当然，宋代藏书诗创作主体还是那些炙手可热的诗人和名士群体。治学必藏书，藏书即有诗，成为那个时代藏书诗创作的普遍现象，如王禹偁、欧阳修、曾几、苏轼、晁补之、陆游、朱熹、戴表元等，他们创作的大量诗作中多咏藏书，成为宋代藏书诗主流，多方反映宋代藏书文化。
笑谈列嘉宾。昔日风采今人少，恸哭何由赎以身。[19](卷九，P350)
欧阳修谓晏殊致仕后聚书繁富，堆满居室，罗致宾客，何等风流。史载晏殊藏书中有手校本《世说新语》，是当时流传之善本，为世推重。
第三，歌颂藏书家间纯真友情。这种友情建立在藏书基础上，不染尘俗。如南宋嘉道间进士陈傅良，仕宦之馀酷爱吟诗、藏书与交友，诗作《寄九江宋居士》说：
箧中每阅所藏书，长忆潇湘九宛馀。一别十年身尚健，恨无飞羽过匡庐。[21](卷八，P291)
诗人与“九江居士”分别十多年了，但每每阅读居士留给自己的藏书，顿生思念之情，这是基于藏书这一共同爱好。南宋著名诗人、出版家、藏书家陈起(字宗之)，于杭州睦亲坊开书肆芸居楼，所刊书牌记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氏书铺”字样，与之交游者多诗人或藏书家。他与人交，每以新刊书相赠，朋友则以诗回馈，如许棐《谢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诗中说：“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22](P189)正是以藏书为媒介，促使二人感情十分密切和单纯。
第四，记载藏书轶事。宋代藏书家们并非困守书楼、老死蠹鱼一类形象，相反，他们的藏书生活丰富多彩，为古代藏书文化涂上一抹亮色。南宋藏书家刘仪凤绍兴二年(1132)进士，任地方官多年，但嗜好藏书，以薪俸之半购书，收藏图籍数万卷。《藏书纪事诗》卷一记载说：
刘韶美酷嗜书，喜传录。又置副本，亲自雠校，至杜门绝交。张持国之纲为副端，言其书癖至旷废职事，以是罢归蜀。关寿卿以诗赠行，云“只因翻故纸，不觉堕危机”。[23](P39-40)
因嗜好藏书而被罢官，刘仪凤也是“书痴”。然更为曲折的是，刘氏罢官归蜀时，以三船载书，一船在湖北秭归搁浅，另二船幸免归乡，令人唏嘘。《墨庄漫录》卷三所载晏几道藏书轶事也同样有趣：
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漆碗。叔原戏作诗云：“生计惟兹碗，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颓瓢庶共操。朝盛负馀米，暮贮籍残糟。幸免播同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葛为袍。倘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徙自许，噱尔未应饕。世久称原宪，人方逐子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24](P103)
诚如文中所云，晏几道无奈之时诗作，道出藏书家安贫乐道、与书为伴的高洁志趣。
2.咏藏书活动
因为经济和文化取得前所未有成就，更兼雕版印刷流行，藏书活动到了宋代出现许多新内容，宋人及时捕捉到这些信息，行诸诗歌，既充实内涵，又为后人留下丰富的藏书史料，今从以下几端述之。
(1)藏书之富。雕版印刷带给图书最直接的变化是数量激增，读书之人不再辗转传抄而后读，藏书之家不必雇人传抄而后藏，寻常百姓典藏图籍亦十分容易，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记载这种情形说：“近岁士人转相摹刻(《史记》《汉书》)，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25](卷十一，P134)这种便利在文化史上是一次革命，诚如元人所说：“学者生于今之时，何其幸也!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26](卷十九《赠鬻书人杨良辅序》，P353)今人范凤书曾将宋代藏书超过万卷藏书家列表统计过，见诸载籍者有213人，约占宋代藏书家总数的1/3，可见当时私家藏书数量之多。[27](P62-82)而藏书家身份从宰辅延至普通士人，面对如此众多的藏书家，诗人当然会及时反映，多首藏书诗突出“万卷”藏量。笔者电子检索傅璇琮等所编《全宋诗》，诗中出现“万卷”一词有307处，大多是形容藏书之富的。
以北宋江陵(今湖北荆州)藏书家田伟为例，其人生平不详，家中建有博古堂，《郡斋读书志》载其“家藏书几三万卷”。田伟有子二：一田镐，编《田氏书目》6卷；一田钧，字子平，与黄庭坚友善。黄庭坚称：“吾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文士图书之富，未有过田氏者。”②黄庭坚与田钧多有诗歌唱和，诗作《戏简朱公武刘邦直田子平五首》其一记载田家藏书之富说：
不趋吏部曹中版，且绘高沙湖里鱼。虽无季子六国印，要读田郎万卷书。[28](P1066)
藏书进入宋代，由于雕版普及，版本概念深入人心，藏书家于藏书质量有了新认识，那些刊刻精美和世间孤本往往最受藏家属意。如南宋尤袤藏书之富，在其生前已经闻名于世，受人称颂。尤袤于藏书嗜之尤深，凡是没有读过的，只要他得知书名，就要想尽办法找来阅读，读后不仅做笔记，还要抄录收藏，久之，藏书日丰，建遂初堂贮之，编有《遂初堂书目》，该目“独并注众本于各书目下。说者乃以版本学之创始推之”[29](P297)。尤袤对于图书版本尤为重视，因而藏书品质很高，陆游有诗《尤延之侍郎屡求作遂初堂诗诗未成延之去国因以奉送》赞曰：“异书名刻堆满屋，欠伸欲起遭书围。”[30](卷二十一，P334)上文提到的北宋田氏藏书，亦多珍品，黄庭坚诗《入穷巷谒李材叟翘叟兼简田子平三首》其三说：
田郎杞菊荒三径，文字时追二叟游。万卷藏书多未见，老夫端拟乞荆州。[28](P1065)
诗中“万卷藏书多未见”绝非虚誉，说明田氏藏书孤本居多。北宋政和中，朝廷征求四方遗书，田氏献书千馀卷，充实三馆秘阁之缺。其藏书楼中珍籍秘本如《凿金度》、韩愈《论语笔解》，诸家官私书目均无著录，独田氏书目有。
(2)抄书之勤。在雕版印刷未行之前，图书皆为钞本，抄书活动在藏书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各藏书家要么佣人抄录，要么亲自笔抄，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如黄嗣徽“少年时，读书有俊声，不幸为后母诉于官，隶军籍。王歧公丞相宣籍得之，闻其识字，使抄书。一日，观宋复古郎中所画山水，使子弟赋诗，嗣徽亦请赋，公颔之。顷刻成一绝句曰：‘匣有瑶琴箧有书，栖迟犹未卜吾庐。主人况是丹青手，乞取生涯似画图。’”[31](P1378)年少的黄嗣徽勤于抄书，诗才敏捷，深得当朝宰相王珪垂青。
宋代虽然雕版印刷流行，但限于各种条件，并非所有典籍皆寿诸梨枣，藏书家还需依靠抄书来积聚图史，即便是位极人臣，亦乐于其事。如官至刑部尚书的程公许，生活极为俭朴，他“晚年惟一僮侍。食无重味，一裘至十数年不易”[7](卷四百一十五《程公许传》，P12459)，诗作《正旦上寿紫宸微臣以祀太一初献不预赐茶酒退就殿门少歇俟追班拜正旦贺表》言及抄书之事说：
去岁枫桥度岁除，寒灯一盏自抄书。谁知东观归翻史，仍许西垣缀佩琚。[32](卷二千二百九十一，P35582)
岁除之夜，万户团圆，而程公许却孤身一人，寒灯抄书，人不堪其忧，他却乐此不疲。同样，江湖派大诗人刘克庄，政务之馀，读书作诗，并凭借自家藏书，为前人编集，所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影响深远。他有诗咏己抄书情形说：
日日抄书懒出门，小窗弄笔到黄昏。丫头婢子忙匀粉，不管先生砚水浑。[33](卷三《岁晚书事十首其二》，P79)
(3)校书之乐。东汉朝廷藏书于东观，置校书郎中，后魏秘书省始置校书郎，唐秘书省与弘文馆皆置，宋属秘书省，官阶为从九品上，主要做文章和藏书典校工作。宋代藏书诗对于校书郎工作多有反映，晁说之《闻叔易隐居被诏》说：
东海一生垂钓客，石渠万卷校书郎。丈人风味今如此，鹤到扬州兴更长。[34](《朱弁诗话》，P2954)
“叔易”是宋代四川阆中学者陈恬的字，其诗、文俱好，隐居于阳翟(今河南省禹县)涧上村，自号“涧上丈人”，颇有名气，但在徽宗大观年间，却跑到朝廷去当校书郎，仍以清高自许，因此被一同隐居的晁说之所讥讽。“垂钓客”指假隐士，典自姜太公垂钓；“石渠”就是石涧；扬州在古代是著名繁华都市，这里喻指冠盖云集，灯红酒绿的京城。诗意说，陈恬这只“鹤”飞到京城以后成日校书，活得应该更有兴味吧。
宋代是图书大规模从钞本向刻本转换时代，藏书家们不自觉地从事校书活动，正是他们精于校勘在客观上保留许多古籍善本原貌，为后人研究利用提供可靠文献。宋代藏书诗对私家校书活动描写较多，如林亦之《见独斯行叔绮子为赴春试一出江头送别殊令牵怀聊为巴阑行一首以道此意云尔》：
老人校书紫云楼，相见或问吾因由，为言索处海水头。蓬莱方丈不可到，此心日夕徒生忧。[35](卷一，P858)
这位至老仍坚持校书的老人，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文化积淀，让人陡升敬意。陆游也爱校书，终生事之，以此为乐，《雨后极凉料简箧中旧书有感》说：
笠泽老翁病苏醒，欣然起理西斋书。十年灯前手自校，行间颠倒黄与朱。区区朴学老自信，要与万卷归林庐。[20](卷十二，P302)
病后“欣然”校书，前后坚持10年，万卷藏书，丹黄颠倒，身为藏书家，陆游做了多方面工作。
(4)借书之趣。古代藏书家多视私藏为靳密，不愿外借，唐代宰相杜暹在其家藏书之末皆自题道：“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③但是，并非所有藏书家如此，宋代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借抄借阅，促进典籍流通，蔚成一代风习。如黄庭坚与多位藏书家交往笃深，相互借阅，其《闻致政胡朝请多藏书以诗借书目》写道：
万事不理问伯始，藉甚声名南郡胡。远孙白头坐郎省，乞身归来犹好书。手抄万卷未阁笔，心醉六经还荷
。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
鱼。[28](P243)
“鸱”，更多时候写作“瓻”，是一种肚大口小的贮酒器，《集韵》释“瓻”曰：“古以借书，借书馈酒一瓻，还书亦馈酒一瓻。”黄山谷跟朋友胡朝请借书，先要书目，看来这位胡朝请已然是藏书大家了。
南宋时，以刻书著称的杭州人陈起，藏书甚夥，向其借书者众，其中，张弋经常来陈氏书籍铺借书，其《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五律一首》云：
自从春去后，少省出柴扉。树暗鸦巢隐，檐空燕迹稀。忆山怜有梦，当暑咏无衣。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④
诗人杜耒也常来，有《赠陈宗子诗》云：
往年曾见赵天乐，数说君家书满床。成见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⑤
两诗都感慨陈家藏书之富——“书堆满”“书满床”，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陈家不自私密，乐于借人。作为刻书家，陈起书籍铺所刊多唐人诗集，如《韦苏州集》《孟东野集》《李贺诗歌编》《李群玉集》《披沙集》《碧云集》《女郎鱼玄机诗》《浣花诗》等，与官府多刻经史不同，陈氏所刻更为诗人所爱。
3.咏藏书楼
随着藏书发展，私人藏书家逐渐重视建立专门藏书之所，文献记载最早的当属东汉“曹氏书仓”。晋人王嘉《拾遗记》说：“曹曾，鲁人也。家产巨亿，学徒有贫者皆给食。天下名书，上古以来文篆讹落者，曾皆刊正，垂万馀卷……及世乱，家家焚庐，曾虑先文湮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36](卷六，P191)宋以后，私人藏书数量剧增，专门藏书楼不断涌现，并且大多有专名，在长期的封建时代，私家藏书楼相对地说开放性最大，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推动作用也最大。咏藏书楼是宋代藏书诗主题之一，大致可分为咏宫廷藏书楼和私家藏书楼两类。
(1)宫廷藏书楼。宋代宫廷藏书处较多，有楼，如太清楼；有阁，如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有殿，如玉宸殿、清心殿、资政殿、崇和殿等。宋廷藏书楼也是帝王与宗室辅臣宴饮、观书的地方，因而权臣学士亦有机会进入，他们创作的藏书诗于此观照较多。清心殿为“太宗于禁中建清心殿藏图籍，以资游览。视朝之暇，日读《太平御览》三卷。有苍鹳飞止殿之鸱尾，逮掩卷而去。翌日，语侍臣，宰相宋琪曰：‘好学所感也’”[37](卷一百六十，P2941)。夏竦《奉和御制清心殿水清木再连理》一诗生动地描述了清心殿幽静、优美的环境：
禁中迟日照南荣，瑞木联祥耀国经。合干旧临宫槛密，交柯重接帝梧青。华平对植行侵陛，若木相辉影满亭。况是斋心延贶地，愈昭天意答惟馨。[32](卷一百五十九，P1795)
资政殿是宋代君主与近侍大臣们阅读、讲解儒家经典之处。真宗时常召集群臣于此讲经、赋诗，吴充《召赴资政殿听读诗义感事》一诗及王安石的《次韵吴冲卿召赴资政殿听读诗义感事》，就是为召赴资政殿读讲《诗经》一事而作。玉宸殿乃景德间所建，主要是为真宗读书偃息所用，藏书万馀卷。真宗还常同群臣、宗室在此宴饮、赋诗娱乐。史载：“(真宗)召辅臣至苑中山亭观太宗圣制及四部书，由玉宸殿佛阁至东西洞观古书，读御制书籍记石。上作诗，王旦等皆赋和。”[38](卷七十六，P1738)
宋代藏书诗对各皇室藏书楼皆有吟咏，需要说明的是，有的诗人好用掌故，以古代皇室藏书楼指代宋室藏书楼。如黄庭坚《东观读未见书》：
汉规群玉府，东观近宸居。诏许无双士，来观未见书。皇文开万卷，家学陋三馀。竹帛森延阁，星辰绕直庐。诸生起孤贱，天子自吹嘘。愿以多闻力，论思补帝裾。[28](P534)
诗题中的“东观”是东汉宫廷藏书楼，位于洛阳南宫，既于此贮藏档案、典籍，又在此从事校书和著述。黄庭坚用“东观”代指宋代皇家藏书楼，以此形容皇室藏书之多、之奇。
(2)私家藏书楼。私家藏书楼建设在宋代藏书文化建设中占据非常重要位置。藏书楼命名炫彩纷呈，刘式、张邦基均有墨庄，皆以藏书作为致仕生活之资，视同田庄；司马光读书堂，以示读书之志；朱昂有万卷堂，以示藏书之富；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有归来堂，取陶潜《归去来兮辞》之意；尤袤遂初堂，取孙绰《遂初赋》之名；陆游藏书楼曰书巢，因为所居之室，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廖莹中世彩堂，谓其家两度有五世同堂之盛；徐鹿卿味书阁，谓嗜书者读书如饮醪醴，嚼如稻粱，且其味过之……宋代藏书楼命名，远远突破姓氏、方位含义，多表示藏书之富，或托物言志，或取典寓意，更深层地反映藏书家与藏书间特殊心理状态。宋代藏书诗对私家藏书楼作了多角度的折射。
首先，“藏书楼”一词出自宋代藏书诗。据江向东先生考证，南宋曹勋有诗《观月藏书楼》：
月出西南气便清，看来看到满轮明。莫嗔夜夜东楼赏，却恐中秋未必晴。⑥
诗作出现于曹勋所著的《松隐文集》中，从载于该文集末题记中可知，该书由其子曹耜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编成，而该书作者曹勋卒于公元1174年，距其子编成该书仅16年时间，因此该书作伪可能性不大。据此，“藏书楼”术语最迟应当在南宋淳熙元年(1174)以前就已出现。[39](P108-112)
其次，宋代藏书诗描绘了私家藏书楼建筑格局。与唐代藏书楼多分布于名山深林之中不同，宋代士人倾向于在日常居所或私家园林中别辟一室用为藏书。如司马光《独乐园七题》之《读书堂》记述其藏书楼说：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17](卷四，P244)
“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正是司马光偏爱董仲舒的原因。此际司马光正隐居洛阳，在独乐园中建“读书堂”，醉心于藏书、读书和编书，其《独乐园记》云：“熙宁四年(1071)，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17](卷六十六，P205)宋人修建藏书楼尤其重视与环境和谐一致，风景便不是藏书楼点缀，而藏书楼倒仿佛是风景点缀，这是宋人独到的审美观。陆游《入蜀记》说：“六月五日抵秀州，谒樊自强主管、樊自牧教授，二樊居城外，居第颇壮，茂实晚岁所筑，尚未成也。隔水有小园，竹树修茂，荷池渺弥可喜，池上有堂，曰‘读书堂’。”[40](P740-741)陆游本人也喜欢在住所别筑小室，独处读书，其《新开小室》写道：
并檐开小室，仅可容一几。东为读书窗，初日满窗纸。衰眸顿清澈，不畏字如蚁。琅然弦诵声，和答有稚子。余年犹几何，此事殊可喜。山童报炊熟，束卷可以起。[30](卷六十四，P55)
诗作于开禧元年(1205)，时陆游居山阴，已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翁，而在容膝小室中可以尽享读书之乐。宋代私家藏书楼常常选在山岩、水滨，这是从图书防潮、防火角度考虑的。且四周或奇石林立，或松竹萧萧，既营造一个静心读书氛围，又远离尘世。
第三，宋代藏书诗记载藏书楼多种用途。如眉山孙氏书楼从唐代起经五代十国至宋代，历时300年之久，延绵十多代子孙，经历一段漫长收藏过程。北宋初年，孙氏书楼藏书量发展到最高峰，吸引不少书商聚集周边，宋祁有诗《寄题眉州孙氏书楼》云：
鲁简多年屋壁藏，始营翚棘瞰堂皇。髹厨四匝香防蠹，镂椠千题缥制囊。定与乡人评月旦，何妨婢子诵灵光。良辰更此邀清赏，庭树交阴隽味长。[38](卷二百一十四，P2470)
南宋陈起的书肆亦名芸居楼，集藏书、刻书、售书于一体，名动天下，危稹有诗云：
巽斋幸自少人知，饭饱官闲睡转宜。刚被旁人去饶舌，刺桐花下客求诗。兀坐书林自切磋，阅人应似阅书多。未知买得君书去，不负君书人几何。[41](P35)
宋代藏书诗吟咏藏书楼，包含对读书生涯的热爱，对文人雅事的沉迷，以及对人文对象的独特审美倾向，塑造出一个既与其他生活场所有别、又与唐诗中的“书斋”呈现相异的士人生活空间，从而凸显藏书楼所独具的文学审美意蕴。
》，不无污蔑正人，然一代文献，赖兹以存。学者考其颠末，可以为正史之助。”[8](P30)
宋代是雕版印刷繁荣时代，从朝廷到地方，雕版印刷十分流行，“从监司到府、州、郡、县，皆刻书，有人考证，南宋刻书见于记载的就有173处之多”[9](P85-89)。各种古籍及时人著作，皆得以大量雕版印刷，文人们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士人信奉“积钱积谷不如积德，买田买地不如买书”，由此诞生许多藏书名家，名士们以藏书为时尚，叶梦得《过庭录》说：“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亲见其目，多止四万许卷。”①王禹偁《还扬州许书记家集》说：“我来迎侍游江都，玳筵往往陪欢娱。遂求家集恣吟讽，海波干处堆珊瑚。”题注：“许浑孙进家集得官。”[10](卷十二，P52)晚唐诗人许浑之孙在太宗时，因进许浑集而得官，可见官方对于私家藏书重视，大大促进了民间藏书事业开展。后人对于宋代藏书之盛论述较多，如吴澄《赠鬻书人杨良辅序》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11](卷十九，P353)以此可见宋代私家藏书之一斑。关于宋代藏书家数量，傅璇琮和谢灼华二先生说：“两宋称得上藏书家，即藏书在千卷以上、事迹可考或约略可考者约五百馀人。”[12](P350)这当是一个保守数字，真实数字还应更多。
最后，宋代藏书诗创作成熟，也与宋诗整体繁荣息息相关。
“宋代士人生存的特殊环境，使得宋代艺术审美在走向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接近与融合渐成为宋代的一时审美风尚。”[13](P313)因缘于审美趋向日常化，宋代诗人在创作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诗料，求物之妙，臻于至工。宋代藏书诗植根于这块肥沃艺苑，以最富精神内涵的人文产品为咏歌内容，放大了藏书文化内涵，是宋代藏书成就的艺术化表达。“宋世文人的诗学性情，往往表现在善于通过认真体味大自然的一景一物，来感悟事物的发展规律，最终以伦理道德来把握人生之道，由此形成了理智、豁达、敏锐的主体文化意识。”[14](P189)他们亲近自然，构建私家园林，与二三好友优游林下，读书品画，舞文弄墨……这种生活潇洒飘逸而又深具才情，而才情的得来与藏书、读书至关重要。宋人正是在这种十分休闲的生活中，以书为友，开始了他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审视，诗歌创作触及生活细微之处。
2.遍及各阶层的创作主体
和唐代一样，有宋一代诗歌创作极为繁荣，堪称诗的王国，傅璇琮先生领衔主编《全宋诗》收录两宋诗人多达九千馀人，这些诗人来自不同阶层，从帝王权臣到贩夫走卒，皆有诗作传世。宋代藏书诗创作主体也一样，遍及各阶层，主要有：
(1)帝王领衔。北宋帝王崇儒好学，多有深厚文化修养，他们爱好文学，关心藏书和读书。宋真宗《劝学诗》说：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该诗流传极广，影响极大。其主旨为劝学，勉励士子读书，诗中的“书”多指“读书”，但理解为“藏书”亦切题，并不违忤。
(2)宰辅涵咏。宋代宰辅绝大多数文人出身，他们协助帝王治理天下之馀，与一班饱读诗书幕僚品茶斗棋、鉴赏藏书、唱和往还，过着优游生活。司马光隐居洛阳时，家中藏书处曰独乐园，有书万馀卷，他曾有《独乐园七题》，咏藏书读书之趣，其中《读书堂》一首云：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15](P132)
司马光还经常光顾好友藏书楼，并有多篇诗作，如《何秀才汉伦郊园五首》其一：
主人耽诗书，乐道深居久。挟策往来游，东冈复南亩。[15](P24)
好友何秀才，名字、生平不详，于诗中可知亦是藏书家，郊园是其藏书读书会友之所。
(3)隐士凑趣。隐士是一群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选择避世自修的生活。隐士多在某一领域有专究，故极爱藏书，多作诗文。南宋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刘学箕，字习之，生平未仕，但游历颇广，年未50即隐居南山，自号种春子。家多池馆，有堂曰“方是闲”，堂下建藏书楼名“养浩七客”，于此读书治学，交接方外之客。其有诗曰《余少日不能持养志气，所暴多矣，迩来方喜问学之有益也。近筑小楼，藏书楼之下建堂，名曰“养浩七客”。落成，以“善养吾浩然之气”分韵，得“气”字》，为志藏书楼落成而作。
(4)文人担纲。当然，宋代藏书诗创作主体还是那些炙手可热的诗人和名士群体。治学必藏书，藏书即有诗，成为那个时代藏书诗创作的普遍现象，如王禹偁、欧阳修、曾几、苏轼、晁补之、陆游、朱熹、戴表元等，他们创作的大量诗作中多咏藏书，成为宋代藏书诗主流，多方反映宋代藏书文化。
内容摘要：文化昌明的宋代，藏书事业高度繁荣，由此带给诗歌创作诸多新主题，催生大量藏书诗。宋代从事藏书诗创作主体遍及各群体，帝王、宰辅、文人、隐士……宋代藏书诗以藏书家为观照对象，以藏书活动为咏歌主旨，以藏书楼为审美意蕴，彰显藏书与“家庭精神”、藏书与读书、藏书与文化传衍等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藏书诗创作，开启了元明清藏书诗繁荣之端，并对晚清近代以来叶昌炽等创作藏书纪事诗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宋代藏书家;宋代藏书诗;文化内涵;文化意义 作者简介： 二、多方反映藏书活动的文化内涵 “典籍之藏，其关系学术文化者甚巨。欲察一时代学术文化之盛衰，辄可于其典籍收藏之丰盛与否窥见消息。”[16](P1)古代文化进入宋代，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这与宋代士人珍藏有典，阅读有书分不开。反映宋代藏书文化有多种渠道和方式，而藏书诗最具艺术性，她在凝练的语言中，既形象地展示藏书活动的丰富内涵，又给诗歌创作注入新颖素材。 1.咏藏书家 藏书活动对象是典籍，而活动主体是藏书家，因而宋代藏书诗首先把藏书家作为吟咏中心，藏书家人生志趣及各种与书有关活动在藏书诗中得到多方面反映。 首先，藏书家本人对于自己藏书生活的写照。司马光《书楼》说： 使君有书癖，记览浩无涯。况此孤楼迥，端无外物哗。横肱欹曲几，搔首落乌纱。此趣人谁识，长吟窗日斜。[17](卷九P99) 史载“司马温公幼时，患记问不若人，群居讲习，众兄弟既成诵，游息矣；独下帷绝编，迨能倍诵乃止。用力多者收功远，其所精诵，乃终身不忘也。温公尝言：‘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18](卷七引《吕氏家塾记》，P87)其读书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后人。诗歌名为《书楼》，而内容却是刻画自己读书生活，“书癖”一词是绝好的自我写照。 其次，描绘藏书家与书为伴、至老不倦的形象。欧阳修有一首诗《读书》： 何时乞残骸，万一免罪谴。买书载舟归，筑室颍水岸。[19](卷九，P350) “颖水”亦称颖河，为淮河支流，在今安徽阜阳。欧阳修一生曾8次到颍州(今阜阳)，于此地用情最深，诗作抒发了致仕后藏书于颍州，终老于此的愿望。陆游也有一首藏书诗《遣兴》，题旨与欧公绝类： 有酒一樽聊自适，藏书万卷未为贫。圣贤自古无如命，君看居东与在陈。[20](卷四十三，P2693) 诗作辨证解读富贵与贫穷关系，俗人以多拥金银为富贵，而藏书家则多藏书，即便别无一物，亦“未为贫”。还有的藏书家生前与书为乐，浸淫其中，逝后留给世人的追忆仍然与书有关。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说： 退食图书盈一室，开笑谈列嘉宾。昔日风采今人少，恸哭何由赎以身。[19](卷九，P350)
欧阳修谓晏殊致仕后聚书繁富，堆满居室，罗致宾客，何等风流。史载晏殊藏书中有手校本《世说新语》，是当时流传之善本，为世推重。
第三，歌颂藏书家间纯真友情。这种友情建立在藏书基础上，不染尘俗。如南宋嘉道间进士陈傅良，仕宦之馀酷爱吟诗、藏书与交友，诗作《寄九江宋居士》说：
箧中每阅所藏书，长忆潇湘九宛馀。一别十年身尚健，恨无飞羽过匡庐。[21](卷八，P291)
诗人与“九江居士”分别十多年了，但每每阅读居士留给自己的藏书，顿生思念之情，这是基于藏书这一共同爱好。南宋著名诗人、出版家、藏书家陈起(字宗之)，于杭州睦亲坊开书肆芸居楼，所刊书牌记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氏书铺”字样，与之交游者多诗人或藏书家。他与人交，每以新刊书相赠，朋友则以诗回馈，如许棐《谢陈宗之叠寄书籍小诗为谢》诗中说：“君有新刊须寄我，我逢佳处必思君。”[22](P189)正是以藏书为媒介，促使二人感情十分密切和单纯。
第四，记载藏书轶事。宋代藏书家们并非困守书楼、老死蠹鱼一类形象，相反，他们的藏书生活丰富多彩，为古代藏书文化涂上一抹亮色。南宋藏书家刘仪凤绍兴二年(1132)进士，任地方官多年，但嗜好藏书，以薪俸之半购书，收藏图籍数万卷。《藏书纪事诗》卷一记载说：
刘韶美酷嗜书，喜传录。又置副本，亲自雠校，至杜门绝交。张持国之纲为副端，言其书癖至旷废职事，以是罢归蜀。关寿卿以诗赠行，云“只因翻故纸，不觉堕危机”。[23](P39-40)
因嗜好藏书而被罢官，刘仪凤也是“书痴”。然更为曲折的是，刘氏罢官归蜀时，以三船载书，一船在湖北秭归搁浅，另二船幸免归乡，令人唏嘘。《墨庄漫录》卷三所载晏几道藏书轶事也同样有趣：
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漆碗。叔原戏作诗云：“生计惟兹碗，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颓瓢庶共操。朝盛负馀米，暮贮籍残糟。幸免播同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葛为袍。倘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徙自许，噱尔未应饕。世久称原宪，人方逐子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24](P103)
诚如文中所云，晏几道无奈之时诗作，道出藏书家安贫乐道、与书为伴的高洁志趣。
2.咏藏书活动
因为经济和文化取得前所未有成就，更兼雕版印刷流行，藏书活动到了宋代出现许多新内容，宋人及时捕捉到这些信息，行诸诗歌，既充实内涵，又为后人留下丰富的藏书史料，今从以下几端述之。
(1)藏书之富。雕版印刷带给图书最直接的变化是数量激增，读书之人不再辗转传抄而后读，藏书之家不必雇人传抄而后藏，寻常百姓典藏图籍亦十分容易，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记载这种情形说：“近岁士人转相摹刻(《史记》《汉书》)，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25](卷十一，P134)这种便利在文化史上是一次革命，诚如元人所说：“学者生于今之时，何其幸也!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26](卷十九《赠鬻书人杨良辅序》，P353)今人范凤书曾将宋代藏书超过万卷藏书家列表统计过，见诸载籍者有213人，约占宋代藏书家总数的1/3，可见当时私家藏书数量之多。[27](P62-82)而藏书家身份从宰辅延至普通士人，面对如此众多的藏书家，诗人当然会及时反映，多首藏书诗突出“万卷”藏量。笔者电子检索傅璇琮等所编《全宋诗》，诗中出现“万卷”一词有307处，大多是形容藏书之富的。
以北宋江陵(今湖北荆州)藏书家田伟为例，其人生平不详，家中建有博古堂，《郡斋读书志》载其“家藏书几三万卷”。田伟有子二：一田镐，编《田氏书目》6卷；一田钧，字子平，与黄庭坚友善。黄庭坚称：“吾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文士图书之富，未有过田氏者。”②黄庭坚与田钧多有诗歌唱和，诗作《戏简朱公武刘邦直田子平五首》其一记载田家藏书之富说：
不趋吏部曹中版，且绘高沙湖里鱼。虽无季子六国印，要读田郎万卷书。[28](P1066)
藏书进入宋代，由于雕版普及，版本概念深入人心，藏书家于藏书质量有了新认识，那些刊刻精美和世间孤本往往最受藏家属意。如南宋尤袤藏书之富，在其生前已经闻名于世，受人称颂。尤袤于藏书嗜之尤深，凡是没有读过的，只要他得知书名，就要想尽办法找来阅读，读后不仅做笔记，还要抄录收藏，久之，藏书日丰，建遂初堂贮之，编有《遂初堂书目》，该目“独并注众本于各书目下。说者乃以版本学之创始推之”[29](P297)。尤袤对于图书版本尤为重视，因而藏书品质很高，陆游有诗《尤延之侍郎屡求作遂初堂诗诗未成延之去国因以奉送》赞曰：“异书名刻堆满屋，欠伸欲起遭书围。”[30](卷二十一，P334)上文提到的北宋田氏藏书，亦多珍品，黄庭坚诗《入穷巷谒李材叟翘叟兼简田子平三首》其三说：
田郎杞菊荒三径，文字时追二叟游。万卷藏书多未见，老夫端拟乞荆州。[28](P1065)
诗中“万卷藏书多未见”绝非虚誉，说明田氏藏书孤本居多。北宋政和中，朝廷征求四方遗书，田氏献书千馀卷，充实三馆秘阁之缺。其藏书楼中珍籍秘本如《凿金度》、韩愈《论语笔解》，诸家官私书目均无著录，独田氏书目有。
(2)抄书之勤。在雕版印刷未行之前，图书皆为钞本，抄书活动在藏书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各藏书家要么佣人抄录，要么亲自笔抄，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如黄嗣徽“少年时，读书有俊声，不幸为后母诉于官，隶军籍。王歧公丞相宣籍得之，闻其识字，使抄书。一日，观宋复古郎中所画山水，使子弟赋诗，嗣徽亦请赋，公颔之。顷刻成一绝句曰：‘匣有瑶琴箧有书，栖迟犹未卜吾庐。主人况是丹青手，乞取生涯似画图。’”[31](P1378)年少的黄嗣徽勤于抄书，诗才敏捷，深得当朝宰相王珪垂青。
宋代虽然雕版印刷流行，但限于各种条件，并非所有典籍皆寿诸梨枣，藏书家还需依靠抄书来积聚图史，即便是位极人臣，亦乐于其事。如官至刑部尚书的程公许，生活极为俭朴，他“晚年惟一僮侍。食无重味，一裘至十数年不易”[7](卷四百一十五《程公许传》，P12459)，诗作《正旦上寿紫宸微臣以祀太一初献不预赐茶酒退就殿门少歇俟追班拜正旦贺表》言及抄书之事说：
去岁枫桥度岁除，寒灯一盏自抄书。谁知东观归翻史，仍许西垣缀佩琚。[32](卷二千二百九十一，P35582)
岁除之夜，万户团圆，而程公许却孤身一人，寒灯抄书，人不堪其忧，他却乐此不疲。同样，江湖派大诗人刘克庄，政务之馀，读书作诗，并凭借自家藏书，为前人编集，所编《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影响深远。他有诗咏己抄书情形说：
日日抄书懒出门，小窗弄笔到黄昏。丫头婢子忙匀粉，不管先生砚水浑。[33](卷三《岁晚书事十首其二》，P79)
(3)校书之乐。东汉朝廷藏书于东观，置校书郎中，后魏秘书省始置校书郎，唐秘书省与弘文馆皆置，宋属秘书省，官阶为从九品上，主要做文章和藏书典校工作。宋代藏书诗对于校书郎工作多有反映，晁说之《闻叔易隐居被诏》说：
东海一生垂钓客，石渠万卷校书郎。丈人风味今如此，鹤到扬州兴更长。[34](《朱弁诗话》，P2954)
“叔易”是宋代四川阆中学者陈恬的字，其诗、文俱好，隐居于阳翟(今河南省禹县)涧上村，自号“涧上丈人”，颇有名气，但在徽宗大观年间，却跑到朝廷去当校书郎，仍以清高自许，因此被一同隐居的晁说之所讥讽。“垂钓客”指假隐士，典自姜太公垂钓；“石渠”就是石涧；扬州在古代是著名繁华都市，这里喻指冠盖云集，灯红酒绿的京城。诗意说，陈恬这只“鹤”飞到京城以后成日校书，活得应该更有兴味吧。
宋代是图书大规模从钞本向刻本转换时代，藏书家们不自觉地从事校书活动，正是他们精于校勘在客观上保留许多古籍善本原貌，为后人研究利用提供可靠文献。宋代藏书诗对私家校书活动描写较多，如林亦之《见独斯行叔绮子为赴春试一出江头送别殊令牵怀聊为巴阑行一首以道此意云尔》：
老人校书紫云楼，相见或问吾因由，为言索处海水头。蓬莱方丈不可到，此心日夕徒生忧。[35](卷一，P858)
这位至老仍坚持校书的老人，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文化积淀，让人陡升敬意。陆游也爱校书，终生事之，以此为乐，《雨后极凉料简箧中旧书有感》说：
笠泽老翁病苏醒，欣然起理西斋书。十年灯前手自校，行间颠倒黄与朱。区区朴学老自信，要与万卷归林庐。[20](卷十二，P302)
病后“欣然”校书，前后坚持10年，万卷藏书，丹黄颠倒，身为藏书家，陆游做了多方面工作。
(4)借书之趣。古代藏书家多视私藏为靳密，不愿外借，唐代宰相杜暹在其家藏书之末皆自题道：“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③但是，并非所有藏书家如此，宋代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借抄借阅，促进典籍流通，蔚成一代风习。如黄庭坚与多位藏书家交往笃深，相互借阅，其《闻致政胡朝请多藏书以诗借书目》写道：
万事不理问伯始，藉甚声名南郡胡。远孙白头坐郎省，乞身归来犹好书。手抄万卷未阁笔，心醉六经还荷。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鱼。[28](P243)
“鸱”，更多时候写作“瓻”，是一种肚大口小的贮酒器，《集韵》释“瓻”曰：“古以借书，借书馈酒一瓻，还书亦馈酒一瓻。”黄山谷跟朋友胡朝请借书，先要书目，看来这位胡朝请已然是藏书大家了。
南宋时，以刻书著称的杭州人陈起，藏书甚夥，向其借书者众，其中，张弋经常来陈氏书籍铺借书，其《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五律一首》云：
自从春去后，少省出柴扉。树暗鸦巢隐，檐空燕迹稀。忆山怜有梦，当暑咏无衣。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④
诗人杜耒也常来，有《赠陈宗子诗》云：
往年曾见赵天乐，数说君家书满床。成见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⑤
两诗都感慨陈家藏书之富——“书堆满”“书满床”，而更让人感动的是陈家不自私密，乐于借人。作为刻书家，陈起书籍铺所刊多唐人诗集，如《韦苏州集》《孟东野集》《李贺诗歌编》《李群玉集》《披沙集》《碧云集》《女郎鱼玄机诗》《浣花诗》等，与官府多刻经史不同，陈氏所刻更为诗人所爱。
3.咏藏书楼
随着藏书发展，私人藏书家逐渐重视建立专门藏书之所，文献记载最早的当属东汉“曹氏书仓”。晋人王嘉《拾遗记》说：“曹曾，鲁人也。家产巨亿，学徒有贫者皆给食。天下名书，上古以来文篆讹落者，曾皆刊正，垂万馀卷……及世乱，家家焚庐，曾虑先文湮没，乃积石为仓以藏书。”[36](卷六，P191)宋以后，私人藏书数量剧增，专门藏书楼不断涌现，并且大多有专名，在长期的封建时代，私家藏书楼相对地说开放性最大，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推动作用也最大。咏藏书楼是宋代藏书诗主题之一，大致可分为咏宫廷藏书楼和私家藏书楼两类。
(1)宫廷藏书楼。宋代宫廷藏书处较多，有楼，如太清楼；有阁，如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等；有殿，如玉宸殿、清心殿、资政殿、崇和殿等。宋廷藏书楼也是帝王与宗室辅臣宴饮、观书的地方，因而权臣学士亦有机会进入，他们创作的藏书诗于此观照较多。清心殿为“太宗于禁中建清心殿藏图籍，以资游览。视朝之暇，日读《太平御览》三卷。有苍鹳飞止殿之鸱尾，逮掩卷而去。翌日，语侍臣，宰相宋琪曰：‘好学所感也’”[37](卷一百六十，P2941)。夏竦《奉和御制清心殿水清木再连理》一诗生动地描述了清心殿幽静、优美的环境：
禁中迟日照南荣，瑞木联祥耀国经。合干旧临宫槛密，交柯重接帝梧青。华平对植行侵陛，若木相辉影满亭。况是斋心延贶地，愈昭天意答惟馨。[32](卷一百五十九，P1795)
资政殿是宋代君主与近侍大臣们阅读、讲解儒家经典之处。真宗时常召集群臣于此讲经、赋诗，吴充《召赴资政殿听读诗义感事》一诗及王安石的《次韵吴冲卿召赴资政殿听读诗义感事》，就是为召赴资政殿读讲《诗经》一事而作。玉宸殿乃景德间所建，主要是为真宗读书偃息所用，藏书万馀卷。真宗还常同群臣、宗室在此宴饮、赋诗娱乐。史载：“(真宗)召辅臣至苑中山亭观太宗圣制及四部书，由玉宸殿佛阁至东西洞观古书，读御制书籍记石。上作诗，王旦等皆赋和。”[38](卷七十六，P1738)
宋代藏书诗对各皇室藏书楼皆有吟咏，需要说明的是，有的诗人好用掌故，以古代皇室藏书楼指代宋室藏书楼。如黄庭坚《东观读未见书》：
汉规群玉府，东观近宸居。诏许无双士，来观未见书。皇文开万卷，家学陋三馀。竹帛森延阁，星辰绕直庐。诸生起孤贱，天子自吹嘘。愿以多闻力，论思补帝裾。[28](P534)
诗题中的“东观”是东汉宫廷藏书楼，位于洛阳南宫，既于此贮藏档案、典籍，又在此从事校书和著述。黄庭坚用“东观”代指宋代皇家藏书楼，以此形容皇室藏书之多、之奇。
(2)私家藏书楼。私家藏书楼建设在宋代藏书文化建设中占据非常重要位置。藏书楼命名炫彩纷呈，刘式、张邦基均有墨庄，皆以藏书作为致仕生活之资，视同田庄；司马光读书堂，以示读书之志；朱昂有万卷堂，以示藏书之富；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有归来堂，取陶潜《归去来兮辞》之意；尤袤遂初堂，取孙绰《遂初赋》之名；陆游藏书楼曰书巢，因为所居之室，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廖莹中世彩堂，谓其家两度有五世同堂之盛；徐鹿卿味书阁，谓嗜书者读书如饮醪醴，嚼如稻粱，且其味过之……宋代藏书楼命名，远远突破姓氏、方位含义，多表示藏书之富，或托物言志，或取典寓意，更深层地反映藏书家与藏书间特殊心理状态。宋代藏书诗对私家藏书楼作了多角度的折射。
首先，“藏书楼”一词出自宋代藏书诗。据江向东先生考证，南宋曹勋有诗《观月藏书楼》：
月出西南气便清，看来看到满轮明。莫嗔夜夜东楼赏，却恐中秋未必晴。⑥
诗作出现于曹勋所著的《松隐文集》中，从载于该文集末题记中可知，该书由其子曹耜于南宋绍熙元年(1190)编成，而该书作者曹勋卒于公元1174年，距其子编成该书仅16年时间，因此该书作伪可能性不大。据此，“藏书楼”术语最迟应当在南宋淳熙元年(1174)以前就已出现。[39](P108-112)
其次，宋代藏书诗描绘了私家藏书楼建筑格局。与唐代藏书楼多分布于名山深林之中不同，宋代士人倾向于在日常居所或私家园林中别辟一室用为藏书。如司马光《独乐园七题》之《读书堂》记述其藏书楼说：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17](卷四，P244)
“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正是司马光偏爱董仲舒的原因。此际司马光正隐居洛阳，在独乐园中建“读书堂”，醉心于藏书、读书和编书，其《独乐园记》云：“熙宁四年(1071)，迂叟始家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17](卷六十六，P205)宋人修建藏书楼尤其重视与环境和谐一致，风景便不是藏书楼点缀，而藏书楼倒仿佛是风景点缀，这是宋人独到的审美观。陆游《入蜀记》说：“六月五日抵秀州，谒樊自强主管、樊自牧教授，二樊居城外，居第颇壮，茂实晚岁所筑，尚未成也。隔水有小园，竹树修茂，荷池渺弥可喜，池上有堂，曰‘读书堂’。”[40](P740-741)陆游本人也喜欢在住所别筑小室，独处读书，其《新开小室》写道：
并檐开小室，仅可容一几。东为读书窗，初日满窗纸。衰眸顿清澈，不畏字如蚁。琅然弦诵声，和答有稚子。余年犹几何，此事殊可喜。山童报炊熟，束卷可以起。[30](卷六十四，P55)
诗作于开禧元年(1205)，时陆游居山阴，已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翁，而在容膝小室中可以尽享读书之乐。宋代私家藏书楼常常选在山岩、水滨，这是从图书防潮、防火角度考虑的。且四周或奇石林立，或松竹萧萧，既营造一个静心读书氛围，又远离尘世。
第三，宋代藏书诗记载藏书楼多种用途。如眉山孙氏书楼从唐代起经五代十国至宋代，历时300年之久，延绵十多代子孙，经历一段漫长收藏过程。北宋初年，孙氏书楼藏书量发展到最高峰，吸引不少书商聚集周边，宋祁有诗《寄题眉州孙氏书楼》云：
鲁简多年屋壁藏，始营翚棘瞰堂皇。髹厨四匝香防蠹，镂椠千题缥制囊。定与乡人评月旦，何妨婢子诵灵光。良辰更此邀清赏，庭树交阴隽味长。[38](卷二百一十四，P2470)
南宋陈起的书肆亦名芸居楼，集藏书、刻书、售书于一体，名动天下，危稹有诗云：
巽斋幸自少人知，饭饱官闲睡转宜。刚被旁人去饶舌，刺桐花下客求诗。兀坐书林自切磋，阅人应似阅书多。未知买得君书去，不负君书人几何。[41](P35)
宋代藏书诗吟咏藏书楼，包含对读书生涯的热爱，对文人雅事的沉迷，以及对人文对象的独特审美倾向，塑造出一个既与其他生活场所有别、又与唐诗中的“书斋”呈现相异的士人生活空间，从而凸显藏书楼所独具的文学审美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