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

2004年，日本的推理作家芦边拓以《红楼梦》为蓝本，创作了推理小说《红楼梦的杀人》，该小说以《红楼梦》原著里的大观园为背景，原著里的主要人物悉数登场，各人物的姓名、性格及人物关系等均沿袭原著，且化用了原著中诸多经典的情节和画面。东京大学教授、平凡社版《红楼梦》日文全译本的译者伊藤漱平在《〈红楼梦〉在日本的流传——江户幕府末年至现代》一文中论述了《红楼梦》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版本，详述了自江户幕府末年到明治、大正、昭和年代，《红楼梦》在日本流传的经过[3]。二、《红楼梦》在日本的变容——人情小说化身推理小说

1930年代，沈从文与苏雪林先后在武汉大学教授新文学研究课程，皆对“五四”时期的代表诗人、诗作和诗集展开分析与批评，呈现了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的批评特点：沈从文发扬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方式，将作品置于发生的原初历史中。一、沈从文与苏雪林的新诗批评概述沈从文首次发表的新诗批评文字为《我们怎样读新诗》，这是一篇带有诗史性质的综论④。相关文章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内蕴新解90年代沈从文研究综述论沈从文小说超越文化和悲剧的乡土抒情诗美学追求沈从文诗歌论相关评论无相关评论纸刊订购：010-82

本文对中国和韩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和廉想涉的家族小说《家》和《三代》中的新一代长子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两位作家基于对过渡期封建大家族和现实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通过对新一代长子的二重性格的真实再现，摆脱了小说的新旧两种思想两种力量的二元性对立结构，展示了对于客观现实的多层次、多角度认识。不仅如此，两部作品构筑以新一代长子的为中心的“兄弟爱”的叙事，将其与以新一代叛逆者的斗争为主线的“同志爱”的叙事相互交叉，予以展开，从中刻画个性丰富的新一代形象，并展现出不同模式的“共同体的想象”。由此，不仅

记者：在当前全球化大趋势下，您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这对矛盾，从文学角度怎样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文学经典是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出于特定的原因建构而成的,而符号是其建构的中介。雅各布森将符号翻译分为语际、语内、符际三类,这对文学如何由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文字的成为影像的等等,提供了重要的阐释途径。本文所谓翻译,即指语际、语内、语符三项,而非仅仅语际一项。《祝福》的经典重构表明：经典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意象性通过符号所蕴含的可阐释性,召唤着对文本的重译、改编和表演,从而使经典由＂今生＂寻求到本雅明所青睐的＂来世＂。

在此一关节点上，庄子的“天道”论、海德格尔的“纯粹的所说”、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论、奥曼的“准言语行为”论、哈贝马斯的文学语用论、德里达的文学行为理论——这些著名的言语意义论有惊人的一致：他们。20世纪以降，西方人对文学意义论的探讨有极为广阔的展开：或者从语言的“诗性”来探讨文学意义的特殊性(海德格尔、现象学)，或者从语义、语构来探讨文学意义的特殊性(分析哲学、结构主义)，或者从话语、文本的文类特征来探讨文学意义的特殊性(后结构主义、文学语用学)。“二千五百年以来，逻辑语法的、语言哲学的和语言科学的语言

随着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的兴起，以及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跨学科、跨文化转向， 2 0世纪末以来北美学界对中国古典戏曲文学的研究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1)》一文中指出，某些海外研究者“已经将以往那种强调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文本的独立自主性，崇尚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并带有形式主义特点的‘文本细读’，发展为一种具有模式化特点的‘文化细读’。”[2]事实上，这种“文化细读”模式在北美学界的明清传奇戏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特点尤为鲜明，其优缺得失更亟待中国学者作进一步讨论。美国文学批

摘要：在比较诗学的理论视野下,现代批评家李长之以"感情的型"文艺标准为参照,探究屈骚作品的情感价值和审美意蕴,阐析批评主体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观念嬗变及原因等,迈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现代转型具有探索性的关键一步。反思与探究李长之屈骚批评及其理论得失,有助于拓展及深化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同时也对探索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在世界文化中地位的确立有积极意义。

“稗说文学”是古代朝鲜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在其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形成发展、思想内容、表现形式、艺术特质和美学价值都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存在密切关联，包含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朝鲜古代文人在创作“稗说文学”作品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民族化的解读和吸收：在主题内容层面上，在多元文化语境中体现出一定的实学思想和民族意识；在创作技巧层面上，吸收和借鉴了包括先秦两汉散文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精髓，大量引用中国传统典籍名句和文化典故；在艺术表现层面上，部分或全部接受了《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名著、名篇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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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中梅先生曾对Mῦqος一词专门做过词源学方面的考释与研究。在对西方一些资深词源学家对该词的研究结论进行广纳博取

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已成为一种文化主义的保守理论。在关于殖民和后殖民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列宁、法农、萨特、阿赫默德和德里克形成了另一种具有激进色彩的传统。后殖民理论欲保持其批判性,必须以＂解放政治＂为中心,赓续和再造这一激进的传统。

大江健三郎是当代著名的跨世纪的日本作家。他是在日本传统文化和欧洲现代文化的双重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在他广泛接受的外国文艺思想资源中就包括俄国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作为一个作家和精通东方与西方文学的知识精英，大江健三郎兼有文学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他凭借自己的良知和睿智不仅充分展现了日本审美文化的精髓，而且融通了世界文学的规律．创造了当代世界文学的精品，沟通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心，用形象生动的话语诠释了二十世纪新颖的文学理论。他的创作和文学观念都独具匠心．值得文学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细心研读，深入探究。

在清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比较文学学科史上最有成就的学者，并不是专攻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人，而大多是热衷传统经典研究的人；他们最有价值的厚重之著，也不是学科理论之著，而是在跨异质文化语境中研究传统文化的经典之著。显然，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最起码的根基。
　

内容摘要：

关键词：秘索思;西方文化;希腊;文学;基督教;逻格斯;神话;发展史;哲学;基质成分

作者简介：

　　通过对西方文学与宗教基本属性的研究，陈中梅打通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而丰富的思想遗产，他们的文艺思想就是这份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文学者认真领会，长期研究，奉为指南。马克思主义永远是照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灯塔。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手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表明了他们的文学观。他们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其目的是将当时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他们还谈了自己研究的基本构想，大致包括：“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P.3)这

摘要：按照钱钟书先生对"画有六法"的解读,一向被视为一个抽象概念的名词词组,恢复到它的动词的情态,可以显现出汉语的表达力量。在汉译英翻译中,从名词到动词的这种还原,依据的是词源学的意义,而语境本身的指向会决定这种意义的历史性。基金：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翻译理论的中庸方法论研究”(编号:12AWW001)阶段成果作者：蔡新乐，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点击阅读全文】让翻译“动”起来——钱钟书的语言之“动”与曹丕之“文章”和“作者”的翻译。

在中西文论的时间之河里，理论家们为理解文学的基本性质问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思路。不同的话语体系对“文学性”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阐释和界定。在对“文学性”的种种领悟和理会中，“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符号性”是其中影响最大的几种。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我们领悟和理会“文学性”最为重要的着眼点。

本文首先介绍了他关于“什么是比较文学”的观点，接下来回顾了他走向比较文学研究的机缘，最后总结了他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贡献。基金项目：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乔治·斯坦纳文艺思想研究”(10YJC751047)阶段性成果。斯坦纳小结道，对语言和翻译的持续关注、对文本接受和影响的考察、对主题异同和嬗变的研究，固然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但只有在比较文学中，这三个方面及其创造性的互动，才得到特别的重视，由此构成了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特性。这为他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提供了语言的基石

摘要：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书就是一幅幅处于社会边缘底层的主人公在"自由"国土上追逐个人精神自由和幸福的风俗画,也是个人在美国历史特定时期(1947—1950年)追逐"美国梦"的一种体现。主人公在不同场合所表现出的不同行为就像在不同场合所进行的游戏,而叙述者针对不同行为的矛盾态度就是进行伦理选择时主人公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表现。从"游戏态度"模式来看,小说展示了美国社会底层边缘劳动群体生活的生动画面,特别展示了这个群体在二战

诗意或文学意义的特殊性，是西方20世纪文论和中国古代诗论共同面对的思想难题。突破这一难题的关键，是确认文学意义论的视角。在此一关节点上，庄子的“天道”论、海德格尔的“纯粹的所说”、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论、奥曼的“准言语行为”论、哈贝马斯的文学语用论、德里达的文学行为理论——这些著名的言语意义论有惊人的一致：他们共同把诗意的原初源泉追溯到意义的原始之发生。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庄子的天道论作为东方意义哲学的世界位置，也为我们今天研究文学的意义品质提供了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洞穿。

内容提要：本文从跨文化的语境出发，对20世纪流亡文学作了初步探索。流亡文学不仅仅是“纯”文学的表现，更是一种文学行动和文学展演，其背后体现的是一种要求得到“承认”的差异政治。

而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和诗人哲学家尼采，则以他们的卓越写作实践进一步提示我们，不仅要在文体与意义之间进行思考，而且要特别关注此二者所存在的“重合”与交融现象。哲学家尼采又为何不愿仅以论文体进行惯常的哲学写作，而要刻意进行林林总总的文体实验？但是将思想视为自己小说中决定性因素，无疑有意混淆了我们对文学文体与哲学文体的基本判断——在传统观点看来，无论如何，只有在哲学文体中，思想才处于中心位置。与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这样一部小说中，尽可能展示其非小说的随笔特性相对照，尼采的作品主要以随笔——或更准确地说，其

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现状如何？它是否面临新的困境？如果已陷入了困境，其原因与出路何在？本文以美国比较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为讨论对象，结合他在全球化时代就比较文学现状与发展前景的论述，以及他就文化研究进行的新阐释展开解读，进而提出批评与反思意见。

《圣经》神话视像具有可视性与形象性，同时具有起源的印记，对于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想象具有框定作用，视像想象高于现实。弗莱的视像理论源自布莱克的诗歌的神话视像的启示，弗莱从布莱克的神话视像中提炼出文学的循环结构、对称的构思原则以及“创造与再创造”等文化原则。弗莱认为神话具有视像性，文学具有视像性，文化具有视像性，甚至各种学说与理论同样也具有视像性，而文学则直接继承了神话的视像性，文学想象中包含了神话的原型视像。如果套用鲍德里亚的话，在弗莱看来，神话也是比实在更权威的一种超实在，是现实世界中人们建构文学、文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