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沈从文/苏雪林/新诗批评
【作者简介】陈卫，文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茜，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930年秋，由陈西滢邀请，沈从文去中国公学而赴武汉大学教书，讲授新文学。一学期后，因私事耽误和其它原因，他离开了武汉大学。1932年，苏雪林接任沈从文的课程据苏雪林回忆：“到武大的第二年，学校以学生要求讲现代文艺，即所谓新文艺，与我相商每周加授新文学研究二时。文学院长对我说：沈从文曾在武大教这门课，编了十几章讲义。”①从沈从文有关新诗的文章看，《我们怎样读新诗》和《沫沫集》篇目应与当年武大文学院长所说的那个课程讲义有关②。苏雪林在武大的讲义后经整理，也有出版③。本文将以沈从文和苏雪林的有关新诗的文章与讲义为依据，重点剖析二位批评者在中国早期学院派新诗批评上的特点、风格及相关问题，尽可能客观展现他们的诗歌批评价值。一、沈从文与苏雪林的新诗批评概述
沈从文首次发表的新诗批评文字为《我们怎样读新诗》，这是一篇带有诗史性质的综论④。文中将新诗(1917-1930)划分为三个时期，指出每个时期的诗歌特点及代表作。他认为第一时期(1917-1921或1922)的诗带有旧诗痕迹；第二期(1922-1926)诗有了新标准，取得新成绩代表诗人，有“浪漫主义夸张豪放”的郭沫若，也有“象征趣味的李金发”；第三期(1926-1930)有专写标语口号的诗人，出现了写爱情、论人生励志、歌唱温暖、赞美官能之爱的诗。《沫沫集》多围绕三期挑选的作品展开，收录文章18篇。除去11篇论二三十年代作家及小说、散文、话剧作品，有七篇(讲义为六篇)论诗人诗作，含《论朱湘的诗》⑤、《论焦菊隐的〈夜哭〉》⑥、《论刘半农的〈扬鞭集〉》⑦、《论闻一多的〈死水〉》⑧、《论汪静之的〈蕙的风〉》⑨、《论徐志摩的诗》⑩、《由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等。
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是一部“具有现代文学史的规模与框架性质”(11)的讲义。收录篇目涵盖“五四”时期到1930年代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也有对诗人、批评家以及刊物的研究。与新诗相关的篇目有《胡适的〈尝试集〉》、《五四左右几位半路出家的诗人》、《冰心女士的小诗》、《徐志摩的诗》、《论朱湘的诗》、《新月派的诗人》、《象征诗派的创始者李金发》、《戴望舒与现代诗派》、《闻一多的诗》、《颓加荡派的邵洵美》、《神秘的天才诗人白采》，论及到的诗人还有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和郭沫若、王独清、蒋光慈、成仿吾、钱杏邨、穆木天等，涉及的作品集有《扬鞭集》以及《诗刊》等诗歌刊物，派别有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等。
由1917年的文学运动到1930年代，历史毕竟不长，文学史观念尚未建立，通过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无疑是观察当下文学最直接的方式。从二人所选的诗人来看，苏雪林所选对象更多，他们的创作时间更早。沈从文论述的主要对象多与后来出现在文学史中的新月诗派与湖畔诗派诗人相关，至于焦菊隐及《山花集》的作者刘廷蔚，因以后分别投身于戏剧和昆虫学研究，诗歌创作相对减少，为诗歌研究者遗忘。沈、苏的共同评论对象有朱湘、徐志摩、闻一多的诗以及刘半农的《扬鞭集》。
有学者指出苏雪林的文学批评通过对新文体的分类、文学整体的观照和历史演变的考察，描绘出一个大致的新文学发展史，且通过批评实践和讲授实践，为新文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2)。笔者认为，此观点符合实际。1930年代初，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学校并不多。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过该类课程，写过一个新文学研究纲要；杨振声在燕京大学也同期开设；1936年，废名才在北大开设这类课。可以说，武汉大学于1930年开设新文学研究课开了风气之先。
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选择沈从文任这门课的首位老师，不是凭学历而是凭其在文学创作界渐起的名声，接续者苏雪林为科班出身，她对沈从文的讲义并不满意，然而她对这门从未上过的课也不自信；“我觉得(沈从文讲义)并不精彩，比他的创作差远了。像沈氏这样一个彻头彻尾吮吸五四法乳长大的新文人，教这门课尚不能得心应手，又何况我这个新不新，旧不旧的‘半吊子’？”(13)
当时的苏雪林本是担任中国文学史教学，历史观念的养成使她在续接新文学课程之后，非常娴熟地将新课按文类分成五种，尽量克服她预知到的写作难度：“第一，民国廿一年距离‘五四’运动不过十二三年，一切有关新文学的史料很贫乏，而且也不成系统。第二，所有作家都在世，说不上什么‘盖棺定论’。又每人作品正在层出不穷，你想替他们立个‘著作表’都很难措手。第三，那时候虽有中国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左翼联盟、语丝派、新月派各种不同的文学团体及各种派别的作家。可是时代变动得厉害，作家的思想未有定性，写作趋向也常有改变，捕捉他们的正确面影，正如想摄取飙风中翻滚的黄叶，极不容易。”她明白，在写作过程中最棘手的是资料：“作家虽不算丰富，每人少则二三本，多则十几本，每本都要通篇阅读。当时文评书评并不多，每个作家的特色，都要你自己去揣摩，时代与作品相互间的错综复杂的影响，又要你自己从每个角度去窥探，还要常看杂志，报纸副刊，藉知文学潮流的趋向，和作家的动态……断断续续地编写，写了几年，才勉强将五个部门写完。”(14)
然而，正因为资料相对缺乏，反倒使沈从文和苏雪林在各自的讲义中倾注了更多的个人心血，他们的诗歌批评更显出原创性质。
内容摘要：1930年代，沈从文与苏雪林先后在武汉大学教授新文学研究课程，皆对“五四”时期的代表诗人、诗作和诗集展开分析与批评，呈现了第一代学院新诗批评者的批评特点：沈从文发扬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方式，将作品置于发生的原初历史中。一、沈从文与苏雪林的新诗批评概述沈从文首次发表的新诗批评文字为《我们怎样读新诗》，这是一篇带有诗史性质的综论④。相关文章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沈从文“乡下人”自我认同的内蕴新解90年代沈从文研究综述论沈从文小说超越文化和悲剧的乡土抒情诗美学追求沈从文诗歌论相关评论无相关评论纸刊订购：010-82503438或82503441技术服务热线：010-62515008转8105.
关键词：沈从文;苏雪林;批评;诗歌;诗人;文学史;研究;胡适;讲义;评论 作者简介：二、沈从文与苏雪林的新诗批评范式
在批评方寸之地，两位身兼作家的学者都发挥了他们各自的长处，给诗歌史留下两类不同的批评范式。
沈从文的诗歌批评看上去感性成分多，表达印象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运用修辞手法，将对诗歌的阅读感受用自然景象或与人物形象类比表达出来；二是以排比句或骈体形式，句子对仗，节奏铿锵，强化诗歌带来的印象，文字富有音韵美。如评朱湘，“能以清明无邪的眼观察一切，能以无渣滓的心领会一切。大千世界的光色，皆以悦目的调子为诗人所接受，各样的音籁，皆以悦耳的调子围绕诗人所接受。”(15)在当时，如果说学者朱光潜的论文代表着理性的学术风范，非学院出身的大学老师沈从文，却使不少读者欣赏他评论文字的优美，将他文中的理性忽略了。其实，沈从文的诗歌批评有赞美，有批评，理性表现在高度的概括和批评态度上。以下不妨采用评点方式一览沈从文如何分析汪静之的诗(16)。
沈从文先用春秋笔法把“五四”运动的主题加以概述，从思想解放谈到文学革命，一直抓住社会思潮中男女关系的变革到文学革命中的男女关系重估，再引申至文学。在对“五四”时期文学写作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后，他对“五四”诗风并不乐观，“以人道主义做基础，用仍然保留着绅士气习的同情观念，注入到各样名为新诗的作品中去，在文字上，又复无从摆脱过去文字外形内含所给的一切暗示，所以那成就，却并不值得特别叙述”，因此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沈玄庐、刘大白、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等人的作品都存在问题，特别提及诗中反映的男女关系问题“严重”，甚至拿胡适开了刀。他认为“在男女恋爱上，有勇敢的对于欲望的自白，同时所要求所描写，能不受当时道德观念所拘束，几乎近于夸张的一意写作，在某一情形下，还不缺少情欲的绘画意味，是在当时比其他诗人年青一点的汪静之”。他指出汪静之诗集《蕙的风》：“不但为同一时代的年轻人写到对于女人由生理方面感到的惊讶神秘，要求冒险的失望的一面，也同时把欢悦的奇迹的一面写出了。”
在引用朱自清、胡适、刘延陵及作者的序所指出的汪诗特点后，沈从文还要强调一下“诗是以不道德而著名的”，紧接着，他列举了作品中引起争议的诗歌，肯定汪和同时期诗人相比却显示出赤子之心。他分析汪所受当时诗人的影响，同时也指出其局限在“纯粹的幼稚”上，所以“如虹彩照耀于一短时期国内文坛，又如流星的光明，即可消灭于时代兴味的轮下了”。此外，他又论到汪静之后来的诗，批评“作者是不以年龄的增进在作品中获得同样进步的”。至1928年，沈从文认为他看到了更多更好的爱情诗，对成为“大雷”的“无产阶级文学和民族文学”，沈从文非常反感。
由此文大略可看到沈从文诗歌批评的主要特色：将作品置于发生的原初历史当中，由社会思潮到文学思潮的演变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抓住诗集的主要特色展开思想透析，指出其诞生的渊源与发展，参照他人的评论，评估作品存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的状态。
在苏雪林这面镜子的照射下，沈从文批评的优点和缺点更加鲜明。或者说，苏雪林的某些长处，正是沈从文的不足。
苏雪林和沈从文一样，都是情感丰富的人，丰富性可从他们不同风格不同文类的文学创作中看到。他们的表达不尽相同：沈从文的语言含蓄婉转，苏雪林的语言直率大胆；在批评文章中，苏雪林相对大气——这是因为二人的经历和研究视野存在较大的差异。
沈从文从一介军中文书，凭着愚直的努力，终于在创作上取得成功。终因他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又不习外文，所以在二三十年代的国学专家和“海归”派面前，自称“乡下人”①。对学者来说，学问的积累，宏观的比较视野，细致的文本分析都至关重要。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方式为印象式，是肯定也是否定，是优点也是缺点。缺点是沈从文的批评系统缺少中西文学的参照与对比，尽管他有足够的感知力，并能表达出作品的微妙之处，可是他很难从中西文学发展层面观照新诗发展存在的历史问题。同样是出道不久的苏雪林，写讲义也令她颇费了心机，因其知识结构相对完整，更得心应手。
苏雪林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就读，1921年留学法国。从她的整体研究看，有过研究考证古代诗人诗作的《玉溪诗谜》、《昆仑之谜》，屈赋研究和《中国文学史》，也有评论外国文学作品的《梅脱灵克的〈青鸟〉》。她注重知识的融会贯通，在思考的组织上，非常自信：“我们的学问在哪里，在书卷里，在笔记簿里，在卡片里，在社会里，在大自然里，幸而有一条绳索，一头连结我们的脑筋，一头连结在这些上，只需一牵动，那些埋伏着的兵，便听了暗号似的，从四面八方蜂拥出来，排成队伍，听我自由调遣。这条绳索，叫做‘思想的系统’”(18)。
譬如苏雪林所作的第一篇诗论有关胡适的《尝试集》，她不是将诗集放在“五四”时期的创作情况中讲，而是把它置于从唐宋明清的诗歌发展过来的历史当中去论述，提出清末民初的四派诗歌的风格，强调“新诗创造的意识，早酝酿于有识者的胸中，只等机会到来，便爆发了”。在介绍完背景之后，才说到有历史观念的胡适提出了“诗体解放”与实验的主张，同时还能指出胡适受到但丁、赵叟等人的语言改革观念影响，发现“鄙俚的方言”中蕴藏的真生命。她借用胡适的观点，介绍《尝试集》的三个分期，指出每期的代表作和语言、体式变化。梳理完知识谱系之后，苏雪林再对胡适诗歌特色进行归纳。在谈到第一个明白清晰的优点时，运用的也是沈从文式的印象加类比，用自然界风景作比喻，“其文字语言都如一股寒泉，清沁心脾，其诗亦天然近于白居易。”她还介绍胡适的诗歌风格和诗歌观，辨析“明白”与“暗示”产生的不同美感，比较胡适诗风与象征主义诗风有所不同，分析胡诗被周作人称为“水晶球”的原因。在论第二个特色“写实精神”时，结合古代诗歌创作的因袭，提出胡适强调写实的重要性是“文学上一剂最有力的消肿药”，但轻想象则“抹杀了诗的精髓”。苏雪林在叙述的语调上少沈从文的隐晦，更为直接，她议论道：“若如胡适之所云，则屈原、但丁、哥德等等都不能在文学占一席地，因为离骚、神曲、浮士德都是以丰富的想象构成的啊！”可贵的是，苏雪林会去寻找胡适诗观的来由，“他是个实验主义者，一切不合科学精神之物，均在排斥之列；他是个写实文学的提倡者，对浪漫神怪想法，尤所反对”，而这一切有时与中国人的实际情况相关，“中国人头脑本不清楚，好为空虚荒渺之谈，轻视生活”，还指出胡适主张的思想革命，“正要从灌输科学思想入手”。苏雪林由诗歌观而分析诗歌观的产生原因，强调诗歌观发生的时间和境遇，有助于读者更深入更全面了解胡适的诗歌。在谈论第三个特点“哲理化”时，又指出胡适做哲理诗与中西方资源的关系，还说：哲理诗在阅读时发生的障碍“不能以心灵直接游泳于作品中，却须凭藉桥梁渡船之属，趣味自然减低不少。”
在涉及具体诗作分析时，苏雪林显得能力欠缺。比如她分析《乐观》，只谈起：一、诗歌的写作原因，是为《每周评论》封面作；二、诗歌两面的意思。她没有很细致地阐释其意义，也无说明形式特色之语，最后简单地总结：这是“思想的艺术”，“醒者的艺术”，可谓粗疏。再如评析《应该》，她只谈诗为谁做，对诗里的人称代词“他”进行解读，在总结时，苏雪林一方面认为“胡适的诗不过是新诗的试验品，是后来成功者的垫脚石，在现在新诗界里是没有他的地位的”，同时，又说他的诗在“五四”后十年内没有几个诗人可以比得上，因为他的是有韵，有严密的组织，有言外之旨，最终的结论是“以新诗历史论，《尝试集》在文学史上将有不朽的地位！”在这两个貌似矛盾的判断中，可见苏雪林运用了两重标准：一个是美学标准，另一个是文学史标准。
苏雪林的批评是：将研究对象置于中国和西方为经纬的网状文学史体系中，结合作者的诗学观和创作特色，进行富有理性色彩的分析与作品解读，最后从美学与文学史角度给作品做出评价。
还可以共评的徐志摩为例，探析二人分析诗歌的角度、使用的方法、得到结果的同异以及在他们批评中所透露出各自的美学观点。
沈从文开头照例是对文坛进行描述，论及社团发展与对峙、不同的文学风格、刊物创办及影响力、诗歌文体种类等。之后，他才指出徐志摩的诗文特色，“使散文具有诗的精灵，融化美与丑劣句子，使想象徘徊与星光与污泥之间，同时属于诗专有，而又为当时新诗所缺乏的音乐韵律的流动，加入于散文内”。沈从文在徐志摩的诗中看到了想象、音韵等诗歌要素，提出徐志摩诗歌的最高目的为“以温柔悦耳的音节，优美繁丽的文字，作为真理的启示与爱情的低诉”，这也就是沈从文心目中的美诗。为了更好地论证徐志摩的诗歌特色，沈从文将《灰色的人生》、《毒药》等六首诗歌，与新月诗人之诗进行写作态度与内容上的对比。苏雪林论徐志摩时，一两句话便把沈从文花了上千字描述的南北方文坛略说了一下，紧接着提出徐志摩诗歌的特色“雄奇的启示，奢侈的想象，曼妙的情调，华丽的词藻，都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苏雪林增加了对词藻和情调方面的肯定，认为徐志摩对想象的表述，不是丰富，而是“奢侈”。她借梁启超、章士钊、吴宓等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评价，证实徐志摩在文学界成名之迅速，正不亚胡适之于学术界。她的论述结构十分清晰，从诗歌的形式与精神两方面有序展开，补充了沈从文所没有关注到的辞藻的富丽以及弊端、气势上的雄厚和语言来源。诗歌精神上，苏雪林指出徐志摩受了希腊主义影响，表现了真诗人人格。苏雪林还注意将徐诗与郭沫若的新诗比较体式，与刘复、汪静之、胡思永的诗比较语言。她偶引沈从文对徐志摩的评论，但从不附和。沈从文认为徐志摩的《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跳荡》“文字简直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而苏雪林认为“我说不如谓作者的思想，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之为恰当”。二人的写作(说话)方式不同，沈从文的文句雅，有点拗口，如论徐诗体式，沈从文说的是“作者所长是使一切诗的形式，使一切不习惯的诗的形式，嵌入自己的作品，皆能在试验中契合无间”。苏雪林用口语，如论到徐的诗诗体丰富：“他今日发表的一首诗是这种格式，明日是另一种，后日又是另一种。想模仿都模仿不了，他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翅膀飞的”。
沈从文了解“五四”诗坛的优弊，发扬了传统的印象式批评；苏雪林在宏大的学术背景中融进文学史观，评论诗人诗观及诗作，更近当代学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