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红樱粉》谈起
蔡春华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350007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自建立伊始迄今，从中日作家作品、理论思潮、翻译译介等视角进行的或者影响或者平行的比较研究可谓为数不少。仅就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研究而言，王向远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附录一”里，曾将1980—1998年将近二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相关论著、论文罗列了出来。1虽然1999年至2002年的研究论著和论文尚未见这样详细的文献清单，但为数绝对不少。出现这种研究盛况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了因学科的建立而触发新的学术研究生长点等因素外，中日两国在地域、文化源流、文学品质等方面存在的历史文化交流远因，与喧嚣日上的全球化新潮流新动态则是主要的原因。
比之中西文学文化比较，中日两国还横亘着一段让中国人永远无法释怀的历史恩怨，这一道抹不去的硬伤加之以不断上演的“参拜靖国神社”，都在有形或无形地给中日文学文化比较增添言外之音。尽管学术研究中理性精神无可置疑地不可或缺，但这样的论述好象多少还是带着一定的民族情感与取向。由此它也揭示了在中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真正意义上的、尽可能接近客观的学术研究有多么困难。更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困难是双向的，不仅中国研究者要面对，日本研究者也不可回避。
一 关于“友邻型文化关系”的对谈
王晓平先生的新著《梅红樱粉》的开篇是他与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川本皓嗣先生的对谈《对谈：“友邻型文化关系”还有多远？》，该文曾刊载于学术期刊《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2期。王晓平先生说：“这种以朋友的态度来对待对方文化的关系，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友邻型文化关系’吧。”2与“友邻型”相对应的日文原文是“善隣型”，“友”与“善”在汉语体系里为同义构词，为友称之曰善，善者可为友也。这样的提法也可谓是处理现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圈的文化关系的一般原则，其核心思想则指向非二元对立式的崇拜与蔑视、先进与落后的真正的平等文化关系。而在中日文学比较这一范畴内，这样的提法还包括地理意义上的地域关系、古代文化传承、近现代对这一传承的倒戈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影响等特殊含义。从而也就自然地带有意味深长的历史余波。或许这与王先生在对谈时的本意并不全然符合，而仅仅是作为读者的我对此的一种理解。
对谈中有两个问题很值得当今比较文学研究者关注。第一是关于弱势文化如何与强势文化共处的问题。川本先生对此的理解代表了思想文化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近代化不是什么先进文明、落后文明的问题，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是受到物质、产业强大的西方文明的袭击，其他地域的文化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丢下自己的文明，怎样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异质文明对处的问题。”3这种认识的价值在于它颠覆了以物质文明的发展来定位文学质量文化品格的评定准则。尤其是在人们称之为霸权文化的西方强势文化依然不减其威力的今天，这样的提法在科学认识文明本质意义的前提下，为弱势文化的大胆参与和抗争提供了理论的支撑。
第二是关于中日文学与文化的交流问题。本文开篇便指出了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盛况，而且这还不包括研究成果已汗牛充栋的中日古典文学研究，和二十世纪初就生发直至抗战才熄灭的向日本取经时期的研究。但有意思的是，川本先生在对谈中还是认为“中日两国还没有很好地互相理解”。4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当然川本先生也指出了一些大家都比较认同的原因。诸如以明治维新为限界，维新之前是日本对中国的单方面热情输入，维新之后则发生了大逆转，两国开战之后直到恢复邦交期间则偃旗息鼓。当代两国重新对彼此的文学感兴趣则与全球性社会生活状况的日益接近因此共同的感受也日益增多，互联网等信息高速公路的发达，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加强渗透，与弱势文化有意或无意的对强势文化的迎合等等。问题在于即便是这样，“还没有很好地相互理解”的事实依然摆在我们的面前。这至少提醒了我们：以往研究要么还不够深入要么存在着问题。因此，重新反思检讨既有研究不仅有意义而且是无法回避的课题。
显然要解决这一“还没有很好地相互理解”的怪现象并不容易，这里也只能谈谈对一些研究观念的思考。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从事维新之前的文学研究时，大国心理是无论如何都要剔除的。尽管《源氏物语》被认为是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之后的产物，但毕竟中国文学里没有一部作品可以替代它。更何况日本文明里还有其源自本土的神道文化我们还没有很好地研究过，甚至包括任何一种中国文化进入日本后如何被吸收被改造都是不可忽视的。这已远远不是谁为源谁为流、孰为卖孰为买的问题，而是关涉到我们如何理解两国文化的本真命脉。从事维新之后文学的研究者，也没必要一味将脑筋束缚在“日本影响中国”的既有观念上。影响自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但关键则在于如何透过“影响”的现象而揭示其本质。罗列出两种文本或者思潮的同异也只不过是研究的第一步，同异之后的本源追究进而探询出一些问题才能使比较文学有其实质性的学科意义。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川本先生在对谈里所说的“日本人要好好读中国的《文心雕龙》、《诗品》，中国人不知道世阿弥（室町时期的能剧演员、剧作家，1364—1443）的文学、芭蕉、《古今集》，大家却在异口同声地讲东洋如何如何。日本人连中国、朝鲜一点也不知道，也在那里讲东洋如何如何”，5并非无稽之谈，实际上这里所包含的问题非常严肃。其一，它标示了从事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学养的高要求。其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能以某一时间为准而断然分界的，既有基本的传承亦有新质的流动，如此才能构成有生命力的活文化。尤其在研究中日现代文学比较时，将其与古典断然两分，以为两者没有瓜葛的作法是非常有害的。中日文学研究之所以历时不短、成果数量庞大，而事实上却还没能很好地解决理解对方的问题，与上述两点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二 被撕裂的痛苦
以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鼓吹小说救国论，并翻译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为滥觞，中日文学关系掀开了迥异于以往历史的一页。人们祈望借此来完成一个曾经强大但如今业已衰落的大国的“强国梦”。也正是这一初始目的，不仅使文学离功利近疏审美远，也让文学从此承担了过多的责任而不时露出不堪重负的疲惫。
正如国内已有的研究指出的那样，中日两国文学的交流发展进程从1918年至1937年间大致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1918年到1927年的“双向的近代文学交流的初期阶段”，和1928到1937年的高潮阶段。6王向远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对邻国日本的文学抱有多大的热情。7与此相反，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在东方不及西方的总体价值判断下，大体的社会情状是毅然决然脱亚入欧抛弃中国（亚洲）。文学就是其中的遗弃物之一，最极端的情况是学习中国文学将让旁人鄙视耻笑。8
面对这一文化突变，让人可喜的是，当《梅红樱粉》通过大量的资料梳理这一时期的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客观并且也是非常必要地、准确地捕捉住了日本文坛此时的一种现象：即在不可挽回地弃东奔西的大形式下，一部分从小就接受汉文化熏染的作家如何痛苦地与汉文化割断关系。在确认这种现象的重要性之前，有两点必须澄清：一、确认它并不是为了平衡安慰中国文化此时的失落，或者是借此来再次吹嘘中国文化之伟大的“阿Q”心理；二、这种现象也仅仅只是局部而非全体。
指出这一现象之所以非常必要，是因为这样一个断裂的过程恰恰是比较文学最需要关心的过程。文化的大撞击大动荡时期，往往也是各种文化较量最激烈的时候，这时各种文化内部的细胞都被激活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各种文化的韧度，其包容性或狭隘性、地域性或普适性等等也就在这种时候表现得最微妙最生动。如果比较文学不去关注这样的文化（文学）景观，那这一学科也将失去它的跨越沟通的学科魅力与生命力。
最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对于中日文学比较而言还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在揭示这一意义之前先谈谈我对这一现象的命名——“被撕裂的痛苦”。灵感来自于下面的这段话：
我就这样不情愿地离开曾经热衷的汉文学，从稗史小说又翻阅起同时代的现代小说。在这个过程中，想要再进一步，就必须更为强烈地体味叛离的痛苦。在进晓星学校时，我有自己不是富豪公子而是一个挣工资家的孩子的自卑感，还有上面所说的两次对命运的绝望感，感到自己什么也不行，是儒教精神的贫而不改其志的颜回的憧憬，好歹支撑着我，直到萌生一种优越感。9
以上是诗人金子光晴（1895—1975）晚年回顾少年时代文字的一段节录。当时处于求学阶段（中学）的他沉迷于汉学，为了集中精力读汉籍，他甚至放弃学校里的所有功课，寒暑假里也埋头于古书。“小小的背，汗流浃背地把多达百册的《资治通鉴》背回家。翻史书，是无可比拟的新鲜的乐趣。”10这种对汉文学的热爱与求学精神足以感动每一个求知者。经由这种阅读培养出来的学养，到后来就不再是一种外来文化，而化成了阅读者自身血肉的一部分，不再可以轻言割舍，因为它已然成了精神世界的有力支撑。所以与其说是“叛离的痛苦”，还不如说，要从以金子光晴为代表的这一类知识者身上剥离出汉文化，其痛苦无异于从他们完整的躯体上撕下有血有肉的一部分。因此，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晚年时回归汉诗，以此为伴过完人生的最后路途就并非偶然。
这也就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得不面临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当她从异文化（这里特指中国文化）中不顾一切地吸取养份时，最开始可能是囫囵吞枣，但最终却成了她自身的一部分，文化在不知不觉中被融化被改造，异域与本土的结合促成了新的资质的生长。天长日久之后，如何去判断孰为外来孰为本土？或许这时候这样的判断已不再重要？因此，当一种文化的影响轨迹在资料上被理清之后，我们似乎更应该关注这种融合的形态，及其对于彼时文化的意义。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好好地利用这一段宝贵的文化“断奶”时期，用以审视自身与他者，考察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冲撞、融合形态下的文化的意义和各自活动的文化因子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伊藤虎丸先生曾说过：“如果读一下江户时代的文学家对中国诗文的批评之类，就会惊讶地看到日本的知识分子怎样深广地涉猎中国文学，怎样和中国人一样，有时竟在中国人之上地去细腻品味中国文学的。这个事实表明，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学充满了无上的乐趣。”11尽管谈的是属文学史分期内的古典文学阶段，但对近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面“镜子”。也只有深刻领会了它，才能真正理解伊藤先生所揭示的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把日本近代文学放在同样是以和欧洲近代文学相遇为产生契机的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当中，来相对考察比较它们各自固有价值的工作，却几乎尚未进行”的说法，12研究视界的开阔、研究思路的更新和更为深入的思考的要求被纷纷推至学术研究的前台。也许伊藤先生为此作出的努力——《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会给予我国中日近现代文学研究者一定的有益启示。
三 异国形象
如果大致关注一下目前国内中日现代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就会发现以下几个特点：一、关注点相对集中，大作家、重要作品和几大思潮的比较研究依然是探询的焦点。这原也无可厚非，因为学术研究本就是渐进的多元的，也唯有经过这样的探讨问题才会越探越明。二、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日益深入和全球化文化时代的来临，一些研究的禁区被撤除，研究对象也由原有的文学扩展到文化的领域。民俗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参与也的确充实了文学研究的底蕴。
而就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来说，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以至译介学、比较诗学、形象学等等，研究的视域不断拓宽，理论也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以此反观中日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在理清中日古典文学关系中被得以充分发挥，近现代文学关系里平行研究也被派上了用场，关于翻译研究的成果也颇让人瞩目。另外，近几年与侵华战争有关的一些文学现象也得到了关注。由此我要谈到中日现代比较文学中被忽视的一个领域，即与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迅速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相关的研究。
1937年中日战争开战后，日本不少作家文人来到中国，写下了很多游记、见闻和与中国有关的小说剧本。其间扭曲、歪曲、丑化、抹黑的自然不少。但两种文本值得关注。一种是敢冒帝国天皇之大不讳，顶着“共荣圈”的巨大压力，以人道主义情怀记录下的在华见闻和所思所想者。在《梅红樱粉》中，我们可以找到两例这样的典型。一个是田冈岭云作为随军记者到中国后写下的《战袍余尘》，虽然里面也有一些遮遮掩掩甚至美化之词，但他还是记下了天津百姓流离失所、横尸荒野的惨状；13一个是武田泰淳在一次对谈中言及的“登陆以后最先遇到的中国人，不是活人而是中国人的尸体。而且从那以后每天看见死人。吃饭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在井里、河里、山丘上有时全是死人。就是不乐意，也不能不在死人缝里找路走。”14他后来的作品对于这些景象也有所反映。比之于文本的历史意义，知识分子的道义准则和人格光辉更为宝贵。
另一种文本则很具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价值。学者奥野信太郎曾于北平担任过辅仁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战后所写的回忆日军统治下的北平的随笔，充满了宁静温馨的诗情画意。15如果将这样的文本当成对战争的美化而一笔抹杀显然失之可惜。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看来，恰恰是这样的文本包含了多种研究的可能。异国形象如何被勾勒，是“‘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一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的产物。16换言之，这一类文本正是深入探讨中日文化的文本。一方面它不免要受当时战争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的确存在着超脱了战争的因素。奥野信太郎所写的一段文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假如在平静的水边，在被忘却了似的、建起的一院亚字栏里，看一看风吹起淡色的衣衫，在黄昏的朦胧之中，光临落花缤纷的小院，听一听窗下白色的鹦鹉唤茶的声音。在小小的居宅前，也会不忍无心冷漠地走过，伫立久之，于是便走近它，很想结识一下里面的主人。17
奥野信太郎是用上述似乎气息可触的美丽画面来比喻中国文学的一种品格，也只有真正热爱中国文学的人，才能有如此醉心的感受。如果再扩大一下时间的跨度，读读芥川龙之介1925写的《支那游记》，就会发现，他从西湖河畔的日常生活景象里读出的是小说《水浒传》中的场面。并悻悻然指出：“现在的所谓中国，已不是从前诗文中的中国，是在猥亵残酷贪欲的小说中所显现着的中国”。18芥川这一说法的偏颇之处在今天看来是一目了然的。我只是要借此说明，即便是日本的现代作家，一部分人的汉文学积淀依然停留在中国古代，以古典来解读现代而产生的误解误读以至成为口舌之器是其弊病。也正因为有这种距离的存在，有关异国形象的研究正可切中不同文化对接时出现的种种异变。在这一意义上，“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不再被看成是单纯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被放在了‘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互动关系”研究才成为可能。19而《梅红樱粉》为此做出的努力，就是在众多文献材料中，为我们勾勒出了这些记录异国形象文本的存在，并突出了材料中充满矛盾性也因此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1 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 王晓平：《梅红樱粉》，第17页，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
3 《梅红樱粉》第10—11页。伊藤虎丸先生也在他的论著《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中指出，要克服所谓“先进国——后近国”图式的一元化思考方式。见该著“序言”，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4 《梅红樱粉》第15页。
5 《梅红樱粉》第18页。
6 赵乐 主编：《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第247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
7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8 典型的例子是吉川幸次郎1926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科时，包括吉川在内新生才只有几个人。那之后最多也没超过四人。参见《梅红樱粉》第402页。
9 转引自《梅红樱粉》第126页。
10转引自《梅红樱粉》第124页。
11 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序言”第4页。
12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序言”第8页。
13 参看《梅红樱粉》第230—231页。
14转引自《梅红樱粉》第370页。
15参看《梅红樱粉》第358—365页。
16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7转引自《梅红樱粉》第363页。
18转引自《梅红樱粉》第309页。
19 《比较文学形象学》第5页。
（责任编辑：孙宝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