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第二版中的体例编排、文本选择和文学理念的考察，勾勒了文集中作为“世界文学”的“东方文学”的特征：其一，《朗文》中的东方文学呈现出所占比重大幅增加、翻译选本多样、权威性不容置疑、比较式阅读观念突出体现了世界文学多元构成的认识论转变；其二，文集在对古今东方文学给予同等关注和经典文本跨文化价值的不同选择上体现出了突破性；其三，选集中的东方选本的教学呈现出阅读趣味上明显的西方主体性、教学适用性和立体化呈现的特征。西方大学课堂的东方文学教学模式、课程大纲与教材编写、教学法的运用等为我国世界文学课程的教授提供了有益参考，在多元主义的全球化时代，文学只有充分地尊重与对话，互释与共赢，才能构筑生机勃勃的世界。
关 键 词：《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第二版/东方文学/选目/教学
作者简介：郝岚，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领域：翻译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理论等；曲慧钰，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什么位置？东方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途径是什么？是哪些经典受到西方的关注？它们又如何被呈现和被理解？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笔者研究的原动力。本文以《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2009年修订的第二版为对象，重点关注东方文学的编排与文本选择情况，以此探寻“东方文学”是如何通过体制化的大学教育、课程大纲与教材编写、教学法的运用，在北美大学生——也是未来的社会精英——心目中形塑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的。
考察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世界文学教材是一个独特角度。丹麦学者汤姆森曾用一本书的篇幅讨论世界文学经典化问题，在《图绘世界文学：国际经典化与跨国文学》中他提醒我们，《世界文学选集》“作为文学史的独特种类”在教育体系中作用深广。①作为北美高校世界文学课程重要的教学用书，《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自2004年出版之日起就引起讨论。它同样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来汉语研究界的几篇论文，对第一版的编写体例和原则进行了梳理与介绍。②该书受到普遍关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它的出现是以北美为主导的“世界文学”概念在研究界重焕新机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这类课程和选集的文本选择多没有逃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正如《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其二，该书的主编大卫·达姆罗什在出版界的支持下，相继主编出版了系列书籍，包括朗文的《教学指导》(Instructor's Manual to Accompany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Second Edition，Longman，2009)，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教授世界文学》(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7)等，成功将《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制度化地作为推广他的同名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的教学实践。
早在1993年，美国学者约翰·杰洛瑞就写了一本影响巨大的书《文化资本：文学经典的建构》。他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处借用了题目中这个概念，并用来讨论文学经典在美国学校的变迁。他认为源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论争涉及价值问题，而学校发挥着分配和规范文化资本的重要历史功能，“我们只有理解了学校的社会功能和体制规范才会明白，那些作品是如何被一代代人保存、复制和传播的”③。该书是北美学校因文化战争而进行学校教学大纲修改讨论的先声，因为文化研究者早已发现，文学经典的塑造与学校教育不无关系。本文所讨论的《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下文简称《朗文》)正是美国多元文化讨论的结果之一。
一、《朗文》第二版中东方文学的整体面貌
虽然早在18世纪中叶，伏尔泰就提醒人们：“当您以哲学家的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您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④不过看上去这在任何专门史领域都没有引起重视。如果硬要谈到进步，还是世界文明史的撰写领域最先对东方网开一面。1935年，维尔·杜伦出版了一本专著《文明的故事：我们的东方遗产》(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Our Oriental Heritage)，英文版将近一千页，从古埃及一直写到1924年的日本，看似重视东方，其实这不过是杜伦洋洋十卷本、长达一万两千多页的第一卷，也是唯一一卷东方史。因此说来，东方不过在杜伦的西方中心观的“世界”中占了不到十分之一。⑤这样的价值偏颇在文学史的写作领域更迟才有所改变。1995年，具有影响力的《诺顿世界文学文选》(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开始首次包含了非西方的作品，而在这之前则是完完全全的西方文学选集。⑥一代人以前，当“世界文学”这个词在北美使用时，主要指以荷马为开端的欧洲文学大家之作，还有一些受欢迎的，作为欧洲作家后裔的北美作家，“然而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欧洲只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也是北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现在，令人兴奋的材料进入人们的视野，从最早的刻在泥板上的苏美尔抒情诗，到最近流传于网络上的克什米尔诗歌。许多新的世界和具有古典传统的新出现的旧世界，正等待着去探索”⑦。这是《朗文》第二版的前言提示。
《朗文》分为六卷，于2009年进行了修订，在不同的时间分卷中，以文学交叉(crosscurrent)、共鸣(resonance)、视角(perspective)等新颖的教学方法进行分类。比较而言，前三卷的选文有大幅度调整，且东方文学部分有所增加。如同《教授世界文学》一书的编者所言，这个时代令人兴奋又不安，随着世界文学近年来地理范围的不断延展，“以前只专注于西方传统的课程，现在却要在一些非西方文学上花费至少同等的时间。与此同时，‘西方’的边界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世界文学课程的少数几个主要大国的边界内外，都有了新的对非西方文学的关注”⑧。《朗文》的重要性和成功之处在于其对世界文学格局转变的积极实践，在第二版文选中的东方文学作家作品整体选择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东方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独特而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占比重大幅增加，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入选作品，投射出编者世界文学观念中的较为全面的东方图景。
这部选集按时间顺序纵向排列，以“古代世界、中世纪时期、早期现代、十七和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为题分为六卷。第二版总计近6500多页，收入了近60个民族国家或地区、230位作家的1000余部作品，其中近340部东方文学作品被收录其中，显示了不同于传统文学选集的包容性和突破性。
纵观文集，东方文学在各分卷中所占比例随着时期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古代世界的文学，以东方为最早、成就也最高，这样的历史在《朗文》中得以突出展示。ABC三卷选文，东方文学不仅作为世界文学的开端被编入首个章节，且占据大量篇幅，显示了东方文学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成果，以及编者历史化和全球化的文学视野。DEF三卷的选文，东方文学比重有所减少但仍较全面。相对于也有涉猎的土耳其、以色列、越南、菲律宾等国文学而言，日本与中国文学入选数量相差无几。但考虑到中日文化与历史的差异，那么无疑日本文学相对而言受到西方的关注更多。在20世纪的分卷中，日本作家横光利一、芥川龙之介、与野谢晶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作家占据了东方文学的大半篇幅，多部作品作为现代化东方文学的思考与西方文学经典互相参照，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学界对于现代化以来日本文学成绩的肯定。
其次，东方文学翻译选本多样，各语种责编多是由各高校相应东方领域与本族裔的文学研究专家主持，其权威性在北美不容置疑。
相较于第一版，第二版的文选更加注意翻译的功效，增加了翻译的专题，世界文学的流通一直以来就是文化翻译的实践，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实际翻译问题与文化翻译同等重要，正是基于此种观念，编者力图为文选中所有的外国作品寻找令人信服的翻译版本，并定期向读者提供思考翻译问题的机会。编选同时参照两至三个译文，展示了不同译者使用不同翻译策略所传达的原文感受。以《圣经》为例，编者在全书前言部分坦言，选择了三个译本：《创世纪》(1-11)使用的是罗伯特生动又口语化的翻译，《诗篇》是华丽的詹姆斯国王版本，《约瑟的故事》为易于理解的新国际版本。中国文学的翻译者都是深谙中国文学文化传统的汉学家，他们具有东西方双重文化身份，对东方文学有深入了解，同时又深知西方读者的喜好与偏向，其编译东方作品的方式符合西方传统，有利于东方文学的接受。
此外，主编中国文学部分的是美籍华裔汉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前文理学院院长、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余宝琳(Pauline Yu)，她以对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对盛唐诗歌及意象研究而闻名；日本文学部分的主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美籍日裔教授白根春夫(Haruo Shirane)，他对日本古典文学有长期的研究：还有擅长阿拉伯现代文学研究的诗歌翻译家萨布里·哈菲兹(Sabry Hafez)、哥伦比亚大学的梵文学者及南亚文学与历史教授谢尔登·波洛克(Sheldon Pollock)等。身在北美高等教育体系的东方族裔文学研究者在东西方双重文化语境下，将东方代表作品参照西方读者群阅读期待编入其中，在前言部分对选文背景进行详细介绍与讲解，较完整体现了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进程中地位和身份的演变。
再次，东方文学比较式编排的教学法，是打破世界文学西方一元论和重构世界文学多元体系在认识论上的体现。
世界文学作品包含着多重对话：与自身文学传统的对话，与传播流通的不同文化的对话。因此，广阔地来看世界文学，就是要辨别其中的差异，并寻找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共性。世界上迥然不同的传统已经发展出非常独特的文学形式，甚至对“文学”的定义也千差万别。《朗文》面对如此现实，以人类情感共性为基础，采用“视角”“共鸣”编排，将超越时空的文学作品进行编制，统摄于同一专题之下。
“视角”阅读是《朗文》编写体例的一大特色，编者在前言中指出整部选集中“视角”部分为主要作品“提供了相应的文化背景，并阐释具有广泛重要性的问题”⑨。如分列在ABC三卷的视角：古代世界的“死亡与永生”“什么是文学”“宫廷女性”“征服及其后果”；DEF三卷的“寻找自我的旅程”“西方主义——外国人眼睛中的欧洲”“二十世纪现代记忆”等主题提供了内在视野，使得所选文本能在更加具体的背景中被解读。
例如在启蒙时代的章节中，编者以“自由与浪荡子”为视角，编录了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女》、仓央嘉措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诗》、康德的《何为启蒙》等作品，共同表现启蒙时期东西方思想的变革，展示了西方人对“自由”的定义。其中，《好色一代女》通过一个女人对自己放浪一生的忏悔，再现了日本江户时代宫廷、商人、市民和妓女的生活实况。井原西鹤以现实为依托，讽刺地揭露了领主、武士、牧师及上层商人生活的阴暗面，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将关注点集中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女人的智慧和想象力，并探索这一背景是如何唤起或挫败主人公那抑制不住的欲望的。仓央嘉措作为宗教诗人，其爱情诗歌既有藏语古典文学的意蕴，又展示了宗教禁欲与爱情自由之间的矛盾，选集中给出的例子展示了一个在社会极度约束下，愤怒放荡者的自画像，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他特殊情况下身体和情感上的缺陷”⑩。
“共鸣”是“特定文本的相关资源与回应，文本选择经常出自不同时间和地点”(11)。文选旨在作品之间培育一种跨越时空的连结，共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B卷中世纪日本的视角阅读所介绍的“宫廷女性”专题，与D卷启蒙时代欧洲单元中“宫廷文化与女性作家”相互关照。A卷开篇部分编选的古代地中海创造神话，和C卷美索不达米亚的宇宙创造叙述，在今天的土著人民中得到了回响。这种整体性的展现和超链接性使得全球众多作品和古今作家得以产生真正共鸣与跨时空的互文性。
《朗文》将东方文学与主题相关的西方作品共同编排的方式，在展现世界文学多样态的同时，也找到了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交流基础，使学生体认到世界文学的互动性与多元构成，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世界文学史以西方为中心的一元论基础。
二、《朗文》第二版中东方文学的突破性
首先，突破了过去重古代、轻视现当代的弊病，对东方从古代到当代的文学都给予关注。
《朗文》第二版A卷为古代世界的文学作品，它以近东文学作为整部选本的开端，以巴比伦神谱为起点，改变了以往以荷马为正式开端的编排体例，承认了世界文学的东方源头及其对西方文学的重要影响，显示了编者对历史的尊重与探求。以文选第六卷(F卷)《二十世纪文学》为例：普列姆昌德、鲁迅、芥川龙之介、马哈福兹、张爱玲、阿契贝、索因卡都单独成章；其中《视角：战争的回响》一章选取了日本的与谢野晶子、三岛由纪夫，古巴的卡彭铁尔，土耳其的希克梅特，以色列的阿米亥等五位作家作品；最后章节，村上春树及其《电视人》作为全选集的最后作家和作品被编入其中，作为对“文学、技术、媒体”这一视角阅读的东方回应。这样在晚近潮流中加入东方作家的编排方式，显示了该书意在提醒北美大学生，当世界整体经历了20世纪的民族独立与战争苦难，进入科技至上的技术时代，东方现当代文学同样对人类困境有着诗性表达、理性反思和哲学思考。
其次，基于不同的文学理解和认知，《朗文》第二版对东方经典文本的编选表现出了跨文化价值的不同选择。试举两例说明：
1.东方市民文学得到较多选择。文学作品还可以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出发，探讨作品中社会关系的剧变和新政治体制的建立。如D卷收录了大量的市民文学作品，从东西方文化两个维度，展现了工商业中产阶级于17-18世纪兴起，在19世纪完全取代封建贵族的社会现象。其中近松门左卫门《情死天网岛》作为市民文学的典范，通过纸业商人和艺伎的悲惨爱情故事，描绘了城市商人和平民的生活，以及新兴町人阶级的道德观和传统文化观念。
《情死天网岛》被认为是近松门左卫门关于现代生活最好的“净琉璃”，作者将悲剧设置于主人与学徒、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等城市平民社会关系与义务的紧密网络中，在新货币经济和大阪商业生活的背景下，男女主角承受了巨大的社会负担，悲剧性的结果在摧毁两个相爱的人的同时，也导致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毁灭。在这里，近松门左卫门延续了其当代生活戏剧的中心主题之一：“保护家庭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冲突，被欲望所驱使，对抗了社会秩序。”(12)同时他还关注义理和社会责任感，“不仅在个人欲望和义务之间创造紧张冲突，同时也关注导致极度痛苦的相互竞争的义务之间的矛盾”(13)。
17和18世纪是资产阶级兴起，人类自由意志觉醒的时期，《朗文》在此卷将东西方作品共同编入，展现了同一历史阶段，不同文化传统的思想启蒙之路，以及社会的种种变革，让读者在本民族历史的背后，了解世界现代化进程，视野十分广阔。这些在东方本民族文学解读中看来是“非正统”的角度，在西方选集中却大量出现，且作为特殊专题的代表与欧洲同主题作品共同编入，显示了中西方文学评价的差别。
2.对东方女性文学给予关注。从B卷“早期中国的女性”到“宫廷女性”视角专题的编入，再到东西方女性创作主题和群体的对照共鸣，这些关于女性的不同抒写，显示出西方的当代文化价值。
B卷开篇从早期中国女性谈起，将以女性为主要人物进行的创作，和由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编入选集，在与文选配套的《教学指导》中，编者指出：“在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不足可能是由于中国对女性施加的诸多限制造成的。与此同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一个国家的繁荣或逆境’可能会受到它们(女性文学)的高度影响。”(14)这些选文虽然在时间上的跨度超过了一千年，但从社会阶层来说，却没有越雷池半步。它们旨在为女性提供模仿和行为规范，孟母是中国传统母亲的范例，崔莺莺则为忠贞的典型，这些“模范妇女”的形象和文本在文选中却作为“女性限制”的例证而被编入其中，显示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女性问题的特别关注和不同思考。此外B卷也涉及了日本女性文学，10-11世纪是日本贵族妇女文化生产的辉煌时期，平安时代女性书写的兴起与17世纪的法国惊人地相似，二者都起源很早，以假名写作，在小说文体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源氏物语》和法国拉斐特夫人《德克利夫斯公主》(The Princesse de Clèves)都将目光聚焦于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关注女性在高度受限的社会体系中，对自己命运控制力的缺失。虽然两种文化中的女作家都出现在宫廷文化的顶峰，但她们持有的女性主义意识都含蓄地表达了对社会的批评态度。在法国和日本的案例中，女性作家作品的阅读与接收都经历了一个大体相近的过程：在17世纪的法国和11世纪早期的日本，小说和物语都位于文类等级的底层，直到13世纪早期，与《德克利夫斯公主》所经历的一样，《源氏物语》的价值在被藤原俊成和藤原定家等男性作家认可后才获得推崇。正如指导用书所提示的那样：“两部作品的第一次‘开花’都来自于后期的阅读，并在最终获得由男性主导的批评标准所认同后，才取得了重要地位。”(15)
选编的如紫式部《源氏物语》、小野小町诗歌等日本女性作家作品与同时期中国文学中的女性问题形成对照参考，又映照启蒙时代的“宫廷女性文学”，一方面展现了西方世界对东方女性及女性创作认识的历史转变，一方面以东方作品提供的新视角和新维度来审视西方作品，仍然体现了北美编者所提倡的阅读品位和西方读者的主体视角：它意在教育学生认识到社会结构中隐含的男性霸权及其决定性力量。
三、《朗文》第二版中东方文学呈现的特点
“一个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会通过两重步骤：首先，被当作‘文学’来阅读；其次，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通进入到更宽广的世界中。”(16)将东方文学融入世界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选编者的重要行动，东方文学正是通过进入课堂的方式进入更为广阔的世界文学之列。《朗文》为跨文明理解创造机会，将东西方不同文化圈的作品串联起来，在美国课堂的有限时间内得以传播与讲授，同时也显示出其明确的西方主体性、文本教学适用性，以及作品呈现的立体化等特点。
首先，选本趣味、阅读角度上具有鲜明的西方主体性，与东方文学自身的经典选择有明显差异。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世界文学的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朗文》为代表的北美世界文学的“欧洲中心主义”壁垒虽然在逐步瓦解，但从阅读视角到推崇的价值来看，东方文学作品的呈现和展开阅读方式也带有鲜明的北美读者的主体性色彩。试举两例说明：
1.《朗文》设立“西方主义”视角，将大量东方人视野下欧洲形象塑造的选本编入选集，其审视焦点还是更好地认识西方自身。这是在经历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洗礼之后，北美世界文学教学理论自觉的体现。
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时代，就有旅行者专门撰写评论，将他们的本族文明与域外实际状况进行对比。随着欧洲列强殖民地的建立，这些评论又有了新的维度，并帮助塑造了愈加相互依赖的文明之间的彼此理解与误解。在19世纪，一批欧美旅行者将他们在旅行中看到的一切记录下来，留下了许多东方对西方的有趣回应。这些观点统一起来可以被称为“西方主义”，即从外部建构西方形象。《朗文》中“西方主义——外国人眼中的欧洲”视角阅读所选录的文本不只是信息的总结，作者们通过生动的描述和细节的讲述，将比较带入生活之中。有时，作者也会成为故事中的人物，成为读者自己理解的陪衬，“即使像蒋彝这样的作家，在欧洲人奇怪的生活方式中也显得滑稽可笑，他也在含蓄地挑战读者，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在国内的生活，并通过国外的形象进行折射”(17)。在这部分的阅读中，我们找到了记录西方的“西方主义者”的视角，尤其是对城市的记录。在文选的其他阅读中，我们发现非西方作家解决了欧洲价值观被移植到超出其本族传统之外时而产生焦虑的问题。《马可·波罗游记》《土耳其大使馆的信》《波斯人信札》《地下室手记》等作品，都显示了“外族人”眼中的西方世界。编者通过一系列书写“东方视角下的欧洲形象”的文本，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重新审视，并将如此意识引入大学课堂，引导阅读的开放性。
2.东方诺贝尔获奖作家中一半人作品选录其中，体现了诺贝尔文学奖北美趣味的延续，也显示出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近代化过程中依旧边缘的地位。
进入20世纪以来，东方各国的现代文学大多经历了翻译——模仿——创新的过程。东方文学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学的现代主义因素和表现形式，在着力表现本民族历史文化特色的同时，又加入了西方的现代审美，形成“东西合璧”的文化景观，以此走向世界文学的大门。从日本文学的近代化发展，及历年来作为被承认的世界文学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创作中不难发现这一特点。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西方审阅经典的重要一环，与世界文学经典的构建密切相关，自诺贝尔文学奖设定以来，就鲜有东方作家被考虑其中。《朗文》第二版选录了包括泰戈尔、沃莱·索因卡、纳吉布·马哈福兹、纳丁·戈迪默、维·苏·奈保尔在内的5位东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占已获诺奖东方作家的一半。
其次，东方文学文本选择的教学适用性。主编在前言指出，世界文学不可能覆盖全世界，课程体系需要有突破性而不是详尽无遗，要创造一系列可教授(teachable)的作品，而不是追求一些不可能的比例分配。《朗文》作为高校本科阶段阅读教材，面对的是没有受过系统世界文学知识训练的大学生读者群，因此“在介绍性的本科研究课程中，在进入对特殊地区、时期、类型、主题课程的更深层次的研究之前，能获得对世界的文学的概览，对学生和老师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经验”(18)。其选本范围广泛，不一定是选择在本民族文学序列中的最经典作品。例如E卷“十九世纪文学”最后一章《泰戈尔》选择的不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神秘主义诗歌，而是他的一个短篇小说《结局》，文选提示学生，这不仅是个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社会地位的不同，殖民政府作为背景的在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应特别关注。(19)
此外中国诗歌的选择也非常有特色(20)：在B卷第一章中国文学部分，收录了陶渊明、寒山、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其中寒山的诗为11首，并收录了闾丘胤《寒山诗集序言》与之共鸣。受主体文化规范影响，寒山诗在漫长的中国诗史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笼罩在李白、杜甫等诗人的阴影之下。不同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寒山诗在旅行至日本、朝韩，甚至是大洋彼岸时，却获得了几乎所有中国“主流诗人”都无法企及的成就。在20世纪的欧洲大陆，寒山诗的翻译与研究一时成为欧洲汉学的“宠儿”：英、法、德、荷兰、比利时、瑞典和捷克等欧洲国家的学者和翻译家对寒山诗显示出了罕见的热情与兴趣。在50年代的美国，寒山甚至成为年轻一代顶礼膜拜的精神领袖。进入60和70年代，寒山诗被全面编入美国各大文学选集，进入东亚文学的大学讲堂，作为中国诗的代表，被树立为经典。(21)
《朗文》第二版对寒山诗的重视无疑顺应的是美国文化中的阅读传统而非中国经典文坛对唐诗成就的排序，其收录的11首诗都是由最初将寒山介绍给美国的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和后来的白顿·华特生(Burton Watson)翻译的经典之作，如《碧涧泉水清》和《时人寻云路》。相较于富于隐喻和哲理的传世之作，这些描绘山林幽居生活的诗，对于缺少中国传统素养的异国读者来说更容易理解。且诗歌译者在精准引典，全面表达寒山诗意境和美感的同时，又在译文中加入了自己的文化体验，将西方思维与内涵注入其中，使这些来自东方古国的诗歌在大洋彼岸找到共鸣，更容易被当作范例在课堂上讲授和理解。
此外，被选入的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在其最后的创作《岔路》中，通过女主人公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贫穷的困境和不堪身份的结局，展示了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所导致的男尊女卑观念的继续存在。在资本至上的近代化过程中，市民社会底层民众由于找不到奋斗的出路，最终只能无奈地向命运妥协，作者对黑暗社会含蓄隐晦的控诉和无助呐喊，让日本在文学近代化进程中发了声。《朗文》在文学近代化过程中，加入了东方作品的回应，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可供参考的、具有极高价值和教授性的选文，使文学的“全球性”成为可能。
再次，《朗文》中的东方文学不仅依靠文本阅读，更通过音频CD、文选插图、网站的超链接呈现出立体化特色。
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在与之相关的广阔社会和艺术文化背景中阅读它们。文化的艺术表达经常会提供某种相似性，在不同媒介中体现共同特征，比起文选翻译本身，在视觉或音乐形式中甚至能够得到更为清晰的表达。以此为基点，《朗文》教材编选注重多媒介立体化呈现，通过图片的穿插、音频的导入、网络资源的配套，给选编的东方文学提供了附加的视听背景，使东方文学作品得以立体化呈现。例如可以单独购买的音频CD第2盘，共有12个文件，除去有当代人演奏的舒伯特17岁时根据《浮士德》中的故事写的《纺车旁的格丽卿》(Gretchen am Spinnrad)3分18秒以外，还选取了美国当代诗人Adrienne Rich朗诵的自己书写的致乌尔都语诗人迦利布的诗，名为《格扎尔：向迦利布致敬》(Ghazal：in Honor of Ghalib)，使得北美学生得以了解印度北部这位创作活跃于19世纪上半叶的异域诗人，他的爱情诗、自省诗如何与当代英语诗人产生了互动。
《朗文》文选纸质版还收集了一百张黑白插图、五十幅彩色图像，与每卷主题相关的六个封皮也颇具特色，专门加注。这些图片与作品相关照，或直接阐释作品，或展示特定文化背后的美学体验。如C卷的封皮为《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的肖像绘画，图片描绘了紫式部作为皇后藤原彰子的女房在案牍前思索创作的景象，与平安时期日本贵族女性的创作繁荣形成对照。E卷彩色图片第六幅，为19世纪后期日本“浮世绘”仕女图《仕女钢琴图》，描绘了明治时期接受西方影响后的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图景。画中的女性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服装，梳着传统发型，带着现代帽饰，享受着新进口的小型立式钢琴带来的乐趣。女人身后的西式建筑体现了日本那正处于变革中的世界，而远处隐藏在松树中隐约可见的传统式建筑，展示了日本社会近代化的时代风貌。同样在E卷，黑白插图部分收录了旅居英国的中国画家蒋彝《伦敦哑行记》中的《大本钟下的雨伞》，蒋彝将伦敦的经典建筑用中国笔墨进行描绘，与其“外国人眼中的欧洲世界”的主题相呼应。现代化时代的学生在一种比语言更直观的文化中成长，视觉艺术可以帮助他们阅读文本，并让他们了解在相应时期和地区的文学作品中应该寻找些什么。
第二版文选特别增强了网站的设计，加入练习测验、作者传记、研究链接、文学术语词汇表以及音频词汇表等学习资源，新媒体索引的添加使得目录有所改进，让读者能快速有效地定位所有可用的资源。
汤姆森认为世界文学选集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精挑细选的名篇巨作，一种是通过相关主题的联系，将不同文本搭建在一起。他认为《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在两种方式间进行了妥协，这种“混合策略将世界文学的观念表现为一个多元综合的领域，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22)。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的总主编达姆罗什就在《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中表述了自己的世界文学构想，并对当代世界文学背景下的“经典”定义及其课堂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又在《如何阅读世界文学》(23)(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中对新时代的世界文学教学做出了指引和范例。他指出世界文学的视野在过去10年间已有了很大拓展，关注的焦点突破了欧洲大家经典著作的局限而转向了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当代比较文学领域研究已经步入了“超经典”(hypercanon)、“反经典”(countercanon)和“影子经典”(shadowcanon)的三重结构模式。《朗文》第二版作为新时期世界文学观的实践，其编选体例的设定、文本的选择、多种媒介资源的利用无不践行着编者世界文学的新学说，不同时空作品的对话，多种翻译版本的呈现则是其具体体现，从中可以看到编写者不断促进世界文学时代到来的多种尝试。
然而这样的文本也并非十全十美,强国经典还不足以被扩宽的世界文学疆域所瓦解，旧经济时代作家在后经典潮流中获得了增值并巩固了自身的市场份额，而得到关注的新锐作家作品又成了传统强国文化的延续：早在1993年华裔学者周蕾在回应“伯恩海默报告”时就提醒当时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会有一种风险：“如果我们仅将英、法、德等国家换成印度、中国和日本……那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问题还在。在此，文学的概念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国家概念的阐释如出一辙：‘巨作’等同于‘大国’和‘大国文化’。随着中国、印度、日本成了亚洲的代言国，在西方看来，韩国、越南等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却因其地位次等而遭冷落，相对于‘伟大’的亚洲文明国家而言，这个‘他者’文化更为边缘化。”(24)
时过境迁，一些新人挤入了“超经典”的行列，如纳丁·戈迪默，而大多数仍在低处徘徊，世界文学的构想依旧“屈服于时代的力量以及西方文学和其他文学领域里超经典人物的魅力”。关于经典的界定与区分问题一直以来争论不休，世界文学的角逐也未曾停止，面对如此现实，教师和比较文学学者要充分利用世界文学整体资源，“操作多条文学经线来调弦正柱，一条条超越国界、文化冲突界限的连接线；跨越世界文学超经典与反经典这一顽固鸿沟，并使之形成比较的新的连接线”(25)。超经典与反经典作品的结合为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有趣的作品，“使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中出现更多跨越国界、文化冲突以及超经典与反经典这一鸿沟的课题，也使超经典作家与反经典作家都大放异彩”(26)。
编写世界文学作品选，是美国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朗文》第二版作为21世纪文选的重要成果，在呈现其编者世界文学观念的同时，又引发了读者对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世界文学不再以欧洲为中心，而通过翻译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成为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东方文学作为世界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受到了更加广泛的关注，正在从边缘向中心靠近。但周蕾的批评的确应该警惕，毕竟，在这个多元主义的全球化时代，东方从未计划用新的霸权主义取代过去的“西方中心主义”。只有充分地尊重与对话，互释与共赢，才能构筑生机勃勃的世界，而文学领域更是如此!
注释：
①Mads Rosendahl Thomsen,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Bloomsbury Academic,P.86.
②分别为《英语世界文学作品选中中国文学的选编——以〈诺顿〉〈朗文〉〈贝德福德〉为例》，《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评达姆罗什等主编〈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3期；作者均为北师大的刘洪涛教授与周淑瑶。
③John Guillory,Cultural Capital: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I.
④[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01页。
⑤其他卷均为西方史：分别是《希腊生活》《恺撒与基督》《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理性开创的时代》《路易十四的时代》《伏尔泰的时代》《卢梭与法国大革命》。
⑥但是在本书中章节的划分仍然是按照西方的历史划分，例如“古希腊罗马”“中世纪”等。在本书之前，以“世界”命名的均称“世界杰作选”。代表是Mack Maynard,World Masterpieces,New York:Norton,1973.Mack Maynar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New York:Norton,1979.
⑦David Damrosch.et.al.,eds,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Person Longman,2009,P.XIX.
⑧David Damrosch,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9,P.I.
⑨David Damrosch et.al.,eds,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Person Longman,2009,P.XX.
⑩David Damrosch et.al.,eds,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Person Longman,2009,P.622.
(11)David Damrosch et.al.,eds,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Person Longman,2009,P.XX.
(12)David Damrosch et.al.,eds,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Person Longman,2009,P.46.
(13)David Damrosch et.al.,eds,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Person Longman,2009,P.47.
(14)David Damrosch et.al.,eds,Instructor's Manual to Accompany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Person Longman,2009,P.137.
(15)David Damrosch et.al.,eds,Instructor's Manual to Accompany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Person Longman,2009,P.160.
(16)[美]大卫·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17)David Damrosch et.al.,eds,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Person Longman,2009,P.482.
(18)David Damrosch et.al.,eds,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Person Longman,2009,P.XXI.
(19)David Damrosch et.al.,eds,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Person Longman,2009,P.907.
(20)区别于刘洪涛、周淑瑶的论文《〈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评达姆罗什等主编〈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本文在此部分对《朗文》有关东方文学的选目中，东方国别文学不占主流的作品、女性文学、特殊的选目等几个要点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说明与分析，以此更为直观地展现出东西方对于经典判断的不同标准与规则。
(21)关于寒山诗歌如何经传日本在美国诗歌界引起不凡影响及其社会文化原因，已经在台湾学者钟玲的研究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关注，见其专著《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台湾麦田出版公司，1996年；《美国诗人史耐德与亚洲文化：西方吸纳东方传统的范例》，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22)Mads Rosendahl Thomsen,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Bloomsbury Academic,P.86.
(23)David Damrosch.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Wiley-Blackwell,2008.
(23)Rey Chow,"In the nam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arles Bernheimer,ed.,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37.
(25)[美]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见[美]苏源熙《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7页。
(26)[美]大卫·达姆罗什：《后经典、超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见[美]苏源熙《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