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

黑塞后期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主要体现在《易经》这本古老密典，这得益于他的同乡卫礼贤的《易经》翻译，也与当时包括荣格在内的“智慧学派”对《易经》的推崇不无响应。一、卫礼贤的《易经》翻译及“智慧学派”。据说劳一边给卫礼贤系统讲解《易经》，一边着手另写一本阐释《易经》的书。18)黑塞受卫礼贤和荣格影响，重视《易经》的占卜作用，同时也从《易经》中发现了文学性，他在卫译《易经》出版一年后的相关书评中写道：这是一本高龄书，已有一千岁了，但此前还没有德语译本。结语：《易经》对西方文化的补充与启示对于小说的《易经》引用，齐沃

当代神话学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全新的时代。18世纪以来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发掘与记录了鲜活的原始部族神话，从而开启了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神话研究。神话独特的文化形态与丰富内涵，成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普遍关注的基本对象。

神话的产生和发展既与人类早期的原始思维方式有关,也与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播方式有关。中国古代重视书面文字记录,历史意识成熟较早,史学发达,势必强化理性思维而抑制神话的发展。而印度古代长期采用口耳传播方式,口头文化发达,为神话的繁衍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土壤。本文围绕神话和历史这个命题,运用一些实例,对中印古代神话的形态和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

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现状如何？它是否面临新的困境？如果已陷入了困境，其原因与出路何在？本文以美国比较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为讨论对象，结合他在全球化时代就比较文学现状与发展前景的论述，以及他就文化研究进行的新阐释展开解读，进而提出批评与反思意见。

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 都有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 同时, 两国古代文学又具有各自的民族特色,
文学形态的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在形成这种差异的诸多因素中, 书写材料的不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乔治·斯坦纳是当今在世的著名比较文学家。本文首先介绍了他关于“什么是比较文学”的观点，接下来回顾了他走向比较文学研究的机缘，最后总结了他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贡献。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美学方面的一个重大特色是狂欢化手法的使用。狂欢化文学是古希腊时期即已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经历了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变迁,在拉伯雷、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得到了发展,最后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地加以利用。无独有偶,法国的左拉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继承和发展了狂欢化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左拉小说的狂欢化手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人物和作者都平等地参与对话,让思想进行交锋;共时艺术的使用;大量的双声语。但两位作家的狂欢化手法又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产生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个性差异所导

中国现代性的内涵是什么？借助德国文化资源，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提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是“反西方现代性”，在这一明确的问题意识引导下，该书梳理了中国现代性与德国文化的思想源流和逻辑关联，探索分析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关怀、意义结构及其方法依据。本文既对该书的上述努力给予肯定和赞赏，亦提醒其不足；同时认为，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本质上仍受制于西方现代性自身的困局，当前中国思想界不仅要积极合理地应对西方现代性的强势逼迫，也要客观面对东、西方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关系，致力于传统主体性的寻回和东方现代性的确立。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1918年，周作人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开中日文学比较之先河。此后，傅彦长发表《日本留学生与日本文学》（1919）、夏丏尊发表《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1926）等文章，对中日文学之间的相关性和连带性有所论述。但一直到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严格意义上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很少，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的繁荣，随着比较文学学科观念的强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迅速展开，成为中国的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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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楷体,楷体_GB2312>爱尔兰大诗人叶芝虽然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就已被介绍入我国，但在８０年代之前，国内仅有其作品的零星汉译问世，相伴随的也只有一些介绍性文章，真正的学术性研究论著可以说寥寥无几。改革开放以来，叶芝才重新得到译介，其作品迄今已有多种汉译本，相关研究也逐渐深入。但总体看来，成绩还很浅薄。问题在于，我们对叶芝的了解还远不够全面深入。</FONT>

我国对印度古典文学 (不含神话、史诗与佛教文学 )的翻译 ,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翻译的品类涉及到诗剧、诗歌、诗论三个方面。译介最多、影响最大的是迦梨陀娑的《云使》、《沙恭达罗》和古典诗论著作《舞论》等名著。印度古典文学的译本及有关的研究成果
,在 2 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上 ,在中印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上 ,都有重要的意义。为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
,是苏曼殊、王维克、季羡林、金克木、黄宝生等人。

比较文学自诞生百余年来，可以说一直是危机重重，直到今天，这种危机并没有完全过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严重。国外著名学者韦勒克、艾金伯勒等人曾数次谈到比较文学的危机；雷马克在20多年前就说比较文学处在十字路口，而时隔20多年后又再次说比较文学处在十字路口；英国比较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她90年代那本著名的《比较文学导论》中说比较文学已经是“明日黄花”。中国比较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到过比较文学的危机，有的学者讨论比较文学的“何去何从”，还有的学者谈到比较文学的“死亡”。应该说，不论

"宏观比较文学"是以民族文学为最小单位的总体比较,古代阿拉伯帝国、日本、朝鲜等国,长期流行宏观比较;到了19世纪初的欧洲,斯达尔夫人、施勒格尔等人在宏观比较的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集体的比较"、"整体描述"和"宏观把握"的方法论;丹纳的"三要素决定论"为没有事实关系的平行的宏观比较建立了坐标轴,斯宾格勒的"基本象征"论、汤因比的"文明形态"论为宏观比较提供了基本的

比较文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文化及文学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是以1877年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的出现(匈牙利)、1886年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的出版(英国)以及1897年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的正式建立(法国)为标志的。经过法国学派倡导的各国文学相互传播及相互影响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又经过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和繁荣,比较文学学科走过了百年历程。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21世纪中国文化与文论能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能否贡献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论家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的关键问题〔1〕。然而，要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必须首先清理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话语系统，寻求中国文化与文论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生成机制和学术规制，从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等方面清理出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基本规则，然后才可

互文性可以理解为作品之间的对话，古人、今人与来者的对话。它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一张强权之网或纯语言七宝楼台，反之，它建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上，因此既有历史的维度，又不乏作者个人的主体特色。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别了！我的书》（2005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法文系，他的小说创作深受欧美文学的影响，往往有互文性的特征。但是大江在自己与外国作家、作品的对话中又保持了一种可贵的独立性。

置身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随着我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联度愈来愈深入和复杂,西方文论在我国当代文论中的作用力到底如何,我国文论的独创力究竟何在,无疑是需要认真追究的问题.而要追究这个问题
,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了解当前正与我们频频打交道的那部分西方文论(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而是同时需要由此出发,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那部分后面所携带或缠绕着的更为久远而深厚及更为复杂而多变的西方文论传统.

自我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症”以后，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或论争，赞成的、反对的都不少，直到现在这种讨论仍在进行之中，例如，陶东风教授最近在《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上又发表了《关于中国文化“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长篇论文，再一次针对我及我的博士生们的观点提出了若干质疑和思考。应该说这种讨论是有益的。陶东风教授文中所反映出的疑虑实际上代表了学术界相当学者的疑虑和困惑，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否可行？究竟如何建设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实际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

本文以美国比较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为讨论对象，结合他在全球化时代就比较文学现状与发展前景的论述，以及他就文化研究进行的新阐释展开解读，进而提出批评与反思意见。二、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远景之设想既然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仍存在着危机，那么新时代里比较文学会有新的转机和出路吗？“文化”、“历史”和“媒体”，“性别”、“阶级”和“种族”，“自我”和“道德力量”，“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这些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妇女研究和

巴赫金是俄罗斯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和文艺学家，他的文化诗学研究在20世纪文化诗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钟敬文先生是在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民间文化研究的道路，在近一个世纪中，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事业，他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国际享有崇高的声誉。

中西文学观念的再反思之必要。中国传统文论中不论在那个历史时期都坚持以“抒情”为主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以表现的人的个体与社会的情感为核心，属于审美论。西方文学观念，以欧洲思想为中心，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摹仿”论，“摹仿”论统治西方两千年，他们把文学看成是“知识”之一种，属于认识论。本文在揭示中西历史语境的过程中，从中国的农耕文明与西方的海洋文明的区别，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区别，中国的求实精神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的区别来揭示中西文化的区别如何导致文学观念的差别、文学主题的差别和文学精神的差别。　　

红楼梦评论》在研究方法的拓新与开创方面既不得专美，《宋元戏曲考》所谓“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亦未必尽然。

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征或文化症候，从中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现状、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文化焦虑和身份困境。吴文安在其专著《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中详细地介绍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学术谱系，区分了后殖民写作与后殖民翻译的异同，介绍了印度的翻译式写作，尤其是拉什迪的写作和翻译为反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开拓空间上使用的语言策略[39]。除了上述三个焦点问题外，后殖民语境中的非母语写作、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旅行文学和游牧性等主题也渐

韩国古代文人在接触中国典籍、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较早地接触到屈原和楚辞。楚辞作品最早是在韩国的三国时期,依托于《史记》、《汉书》、《文选》等文献传入韩国。此后,古代中韩日三国文化交流的加强、韩国古代翻刻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楚辞文学在韩国的流播。韩国文人不仅经常阅读楚辞、创作楚辞,而且系统深入地研究楚辞。他们对楚辞的学习、创作与研究,既给韩国的汉文学、韩国国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学典范,也为整个楚辞学研究的不断推进作出了巨大贡献。

阐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楚辞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提出对东亚地区的楚辞文献作全面发掘、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