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文化及文学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是以1877年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的出现(匈牙利)、1886年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的出版(英国)以及1897年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的正式建立(法国)为标志的。经过法国学派倡导的各国文学相互传播及相互影响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又经过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和繁荣,比较文学学科走过了百年历程。
但是,中国比较文学崛起与繁荣并不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直接延伸,它虽然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而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并不是基于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像甲骨文的发现促成了甲骨学的产生那样———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尽管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然而19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
中国传统学术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尚不成熟。当世界“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还未被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的时候,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当然中国还有自己独特的原因。例如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迫切的要求。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和东南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因而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都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
内容摘要：比较文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文化及文学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是以1877年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的出现(匈牙利)、1886年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的出版(英国)以及1897年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的正式建立(法国)为标志的。经过法国学派倡导的各国文学相互传播及相互影响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又经过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的崛起和繁荣,比较文学学科走过了百年历程。
关键词： 作者简介：这种情形,到了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当然首先是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变化。20世纪伊始,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暴行”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 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 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可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晚年更感叹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许慎《说文解字》释“比”字为“反从为比”。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从”(不同),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可能。于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蒋智由、苏曼殊、胡怀琛、孙宝宣、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括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这一点与欧洲比较文学有明显的不同。
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但中国比较文学发生伊始的这种“反从为比”的单一性,由王国维稍后的登场而有所改变。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用西洋的术语概念解读和阐释《红楼梦》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相契合,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比较,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的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切入比较文学的本体。然而,无论是王国维的中西契合还是晚清时期其他人的中西比照,他们当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研究本身,甚至也许对“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术语都不清楚。因此,从起源上看,中国人的比较文学意识并非是直接从西方接受过来的,中国比较文学也并非来自于西方或起源于西方,而是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语境中,基于中外文学对话与文学革新的内在需求而发生的,是“内发”与“外发”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西比较文学发生学上的这种不同,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与西方比较文学之间所具有的更深刻的差异,也体现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又一根本特征。这一深刻差异在于:欧洲比较文学是在欧洲文学、乃至西方文学这一特定的区域文学内部进行的,它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比较文学;而中国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而且一开始就跨越了东西方文学,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诚然,欧洲人靠着新大陆的发现、奴隶贸易、资本的输出和殖民地的建立,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比中国人更早具备了世界视野,但从文学上看,当比较文学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作为一门学科产生的时候,其基本宗旨是清理和研究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联系。甚至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梵·第根在其《比较文学论》中将法国的比较文学实践加以理论概括和总结的时候,视野仍然囿于欧洲文学之内,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学科界定为文学关系史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只有在欧洲各国文学之间才能进行;超出欧洲之外,当时文学交流与传播的链条尚未形成,至多正在形成之中,还不能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而且,以当时法国人及欧洲各国比较学者的语言装备来看,通晓欧洲之外的语言、并具备文学研究能力的学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而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欧洲文学之外,对他们来说即使有心,也是无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况且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其他文化变得跟他们自己的文化一样。如罗力耶在《比较文学史》一书中所追求的,那就使欧洲的比较文学更难成为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比较文学了。这种情形到了50年代崛起的美国学派那里,虽然由于非欧美血统的学者的加入,使美国学派具有了更多的世界性因素,但由于美国文学历史尚浅,与外国文学的渊源关系的清理和研究并非美国学派的急务和专擅,美国学派对各国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在理论上不提倡、不重视,在研究实践上成果也不多。如果说法国学派强调的是一种历史的、地理的视野,美国学派注重的却是一种学术思维的多维空间。美国学派的贡献在这里,局限也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