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征或文化症候，从中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现状、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文化焦虑和身份困境。吴文安在其专著《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中详细地介绍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学术谱系，区分了后殖民写作与后殖民翻译的异同，介绍了印度的翻译式写作，尤其是拉什迪的写作和翻译为反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开拓空间上使用的语言策略[39]。除了上述三个焦点问题外，后殖民语境中的非母语写作、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旅行文学和游牧性等主题也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显示了后殖民批评走向多元化和“块茎状”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文化;外国文学;语境;批评;中国;翻译;身份;文学研究;殖民主义;旅行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有过激烈的论争，也有过平和的讨论、冷静的分析和扎实的研究。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征或文化症候，从中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现状、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文化焦虑和身份困境。进入21世纪之后，后殖民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突出反映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在后殖民视野影响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问题意识越来越具前沿性，研究视野也从欧洲扩展到亚洲、非洲、大洋洲、南美和加勒比地区。下一阶段应努力在学科的自我反思、文学史的重写和契入“世事性”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关 键 词：后殖民/理论的旅行/中国语境/外国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09&ZD071) 作者简介：张德明，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浙江 杭州 310028 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后殖民(无论其作为主义、理论或批评方法)进入中国语境①已整整二十年了，其间有过激烈的论争，也有过平和的讨论，更多则是冷静的分析和扎实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二十年后，在变化了的学术语境中，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视野出发，追溯后殖民在中国学界旅行的“路线图”，考察其留下的印迹，反思其引发的问题，预测其可能的走向和前景，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知识考古”工作。 一、话语的引进与事件的发生 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其他“后”学，后殖民“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开始就不是作为纯学术话语，而是以一种貌似激进的姿态，作为一个话语事件而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的。这里，事件(occurrence)一词是从福柯和德曼的意义上说的，指话语溢出了文本，引起了广泛关注，契入了现实进程，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进而生产出更多的话语和更多的文本，形成互相缠绕、互为因果的话语链。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走向，有必要先来一番历史现场的“还原”。 1990年1月，《文学评论》发表了张京媛的《彼与此——评介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文，对后殖民批评的领军人物赛义德及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做了评介[1]。同年6月，《读书》杂志发表了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新的起点》一文，文章呼吁中国学者在世界性的“后现代性”的潮流中，打破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压抑和吸引，在巴赫金式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2]34。吊诡的是，张文借用的理论资源恰恰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美国文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3]，换言之，作者是借用了来自西方“他者”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但无论如何，上述两文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后殖民转向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后殖民正式登陆中国语境是在两年后。1992年10月，《读书》发表了旅美学者刘禾的书评：《黑色的雅典——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作者介绍了其时走红欧美学界的马丁·波纳尔的新著《黑色的雅典娜》，描述了因此书的出版而引发的学术论争，以及国际学界对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批判，进而引出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应当说，作者的态度是认真的，描述是客观的，对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背景和理论渊源的概括也是精到、准确的。作者在文章最后强调指出：“我认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必要的，甚至是相当迫切的。但这种批判必须超越苦大仇深的境界，才能趋向成熟。”[4]8 然而，此番告诫似乎并未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关注。1993年9月，《读书》编辑部推出了三篇出自海外中国学人之手的文章——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钱俊的《谈萨伊德谈文化》②和潘少梅的《一种新的批评倾向》，再次讨论了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问题。在这组文章前，“编辑室日志”以《他们文明吗？》为题，介绍了吕叔湘先生早年翻译的《文明与野蛮》一书，此书借美国作者的口说，“西方人自诩文明，动辄斥东方人‘野蛮’，这本身就已不文明”[5]158，编辑室的意图不言自明。按事后一位中国学者的说法，这本身就是在将后殖民理论往民族义愤的轨道上引导[6]107。 一时，后殖民批评及其相关的“东方主义”开始在国内学界热起来，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议。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部分师生就后殖民主义与当代文化热点问题召开了座谈会③。《天涯》、《原道》、《二十一世纪》甚至《瞭望》等期刊都卷入了这场论争。而其时正走红西方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则成了大陆学者试用后殖民批评利器的首个攻击目标。张颐武、戴锦华、孟繁华、陈晓明、王一川等纷纷撰文揭示张艺谋的“西方中心”叙事策略，认为他电影中的“隐含读者”不是处于汉语文化之中的中国大陆观众，而首先是西方的评论家，正是张艺谋为他们提供了“他性”的消费，一个陌生的、野蛮的东方，一个梦想中的奇异的社会和民族[7]21。 在此情势下，《读书》编辑部又不失时机地组织了王一川、张法、陶东风、张荣翼、孙津等学者座谈。从栏目标题来看，这个座谈一开始就预设了“边缘·中心·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框架。但总的来说，这场讨论还是以学理为主，比较客观、冷静的。讨论中有人提到：“中国学者对这个话题(按指东方主义——引者)的兴趣同样难以割开民族情绪。因为客居他乡的留学生总是比别人更容易产生文化恋母情结。”这是符合事实的④。还有人指出：“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摆脱不了民族化与现代化的悖论性焦虑，对东方主义的声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知识分子的本族中心主义的情绪，它与最近几年来文化讨论中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文化复兴论以及反西化思潮是有内在联系的。”[8]146
内容摘要：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表征或文化症候，从中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现状、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文化焦虑和身份困境。吴文安在其专著《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和权力关系》中详细地介绍了后殖民翻译研究的学术谱系，区分了后殖民写作与后殖民翻译的异同，介绍了印度的翻译式写作，尤其是拉什迪的写作和翻译为反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开拓空间上使用的语言策略[39]。除了上述三个焦点问题外，后殖民语境中的非母语写作、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旅行文学和游牧性等主题也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显示了后殖民批评走向多元化和“块茎状”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文化;外国文学;语境;批评;中国;翻译;身份;文学研究;殖民主义;旅行 作者简介： 但这种理性、冷静的声音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还是淹没在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众声喧哗中了，以至于香港《中时周刊》一篇特别报道称：“中国大陆思想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1994年5月21日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也说，“反西方主义”的幽灵正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里徘徊⑤。一些海外学者也以各种方式加入了国内的论争。赵毅衡断言西方的“后学”在中国引起了新保守主义的思潮[9]；徐贲则敏锐地注意到，一些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增势”(empowerment)作用，并有意识地利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心和社会地位，确立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10]199。 一些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的学者也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回应。1994年，《外国文学评论》发表了易丹的《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全文以三个设问式小标题贯穿成篇，语气咄咄逼人——“我们在哪里？”“我们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是我们的策略？”凸现了一名外国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者的“角色困境”。作者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扮演的是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士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简直是完美的外国文化的传播者，是杰出的‘殖民文学’的推销者。”[11]112如作者本人所料，这一番偏激的“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甚至“儒教原教旨主义”的言论伤害了大多数辛辛苦苦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尽管作者一再声明，其撰文的目的“无非是要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推到一个极端，以便从中发现一些平时隐匿在我们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的荒诞”[11]115，但易文还是遭到了国内同行的质疑和批驳⑥。 差不多同时或稍后出现的一些相关论文也间接地对易文做出了回应。它们巧妙地避开了纠缠不清的意识形态论争，试图将其引导到更具学理性的讨论上。在《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一文中，黄宝生主要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从国内中外文学研究现状来看，似乎不存在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实际上，所谓中国和外国的文学研究方法也只是表现形态不同，本质仍然是相通的[12]123。 盛宁在《“后殖民主义”：一种立足于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理论反思》一文中，对“现在已经叫得很响的所谓‘后殖民’(post-colonial)的文化批评，究竟能否称得上一种‘思潮’，是否需要作如此大张旗鼓的讨论”，表示了适度的怀疑。在他看来，后殖民文化批评说到底仍是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一种自我扬弃和整合。“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把西方‘后现代’文论家们的关怀，误以为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13]87王宁在其主编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的前言中也呼应了此前相关的论争，指出当前有两种危险的倾向值得警惕：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本土化只能导致中国文化特征的丧失；反之，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容易滋生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14]3。 二十年后，回顾20世纪90年代初短短五年间有关后殖民的讨论和论争，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情景的错位与问题的误置：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体制中对“少数话语”和“差异政治”所做的政治/文化诉求，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被转译为对西方霸权主义的全面批判和清算。其次是理论的失语与声音的替代：大多数参与论争的学者感兴趣的不是后殖民批评本身的学理和逻辑，而是它对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讨论虽然激烈，真正的“对话”却没有发生。争辩双方大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独白”，避开或绕过了理论本身，既不关心“后殖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关心其复杂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关心的是能否从这些时髦的舶来品中找到某些可操作的关键词用于当下的话语实践，掌握话语权和合法性；采取的是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态度。 从这两点来看，后殖民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旅行本身就是后殖民和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文化表征或文化症候，从中折射出当时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界的现状、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焦虑和身份困境，以及不同学术背景与价值取向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和对话语权的争夺。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期踏上改革开放之路不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持续升温的文化热，包括文学中的“寻根热”、理论界的“方法热”、民歌中的“西北风”和电影中第五代导演的辉煌崛起等。错综繁复的文化支流背后则是拥抱“蓝色文明”的自由主义话语和坚守“黄色文明”的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张力性冲突。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及敌视更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的激烈反弹，而后殖民主义的引入正好为这股涌动的“社会能量”提供了一个既适用又时髦的标签、一条既合法又合理的宣泄途径。 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5]10本土语境的“接受条件”(conditions of acceptance)[16]227不但决定了某种理论的流向和速度，甚至改变了它的话语方式和最终面貌。就像五四时代的“启蒙”任务因抗战的爆发而被“救亡”使命推延那样[17]，20世纪80年代中期匆匆进入中国语境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立足未稳即被后殖民话语所取代，来自第一世界的詹姆逊的名声很快就被来自第三世界的赛义德所压倒⑦。这就是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学界旅行的第一阶段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