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概观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1918年,周作人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开中日文学比较之先河。此后,傅彦长发表《日本留学生与日本文学》(1919)、夏丏尊发表《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1926)等文章,对中日文学之间的相关性和连带性有所论述。但一直到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严格意义上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很少,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的繁荣,随着比较文学学科观念的强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迅速展开,成为中国的文学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最繁荣的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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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1918年,周作人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开中日文学比较之先河。此后,傅彦长发表《日本留学生与日本文学》(1919)、夏丏尊发表《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1926)等文章,对中日文学之间的相关性和连带性有所论述。但一直到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严格意义上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很少,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的繁荣,随着比较文学学科观念的强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迅速展开,成为中国的文学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最繁荣的一个部门。

  一、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

  从80年代初开始,北京大学的严绍璗教授就较早地开始了中日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陆续发表了《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国外文学》1982年第2期)、《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1985年,发表《日本“记纪神话”变异体模式和形态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国比较文学》1985年第1期)等。到了1987年,严绍璗的专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问世。这是作者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研究中的集大成,也是他的代表作。

  《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虽谦称“史稿”,但却有十分明确的学术思想、强烈的学术个性贯穿全书,而不单是史料的爬梳和整理。从书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来看,作者并不试图描绘出中日古代文学关系的全部图景,而只是选取若干重要的领域和课题,进行以点代面式的个案研究。全书共有八章,依次研究中日神话的关联、日本古代短歌中的汉文学形态、上古时代中国人的日本知识与日本文学的西渐、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白居易文学在日本中国韵文史的地位与意义、中世时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繁荣与中国文学的影响,中世近世日本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地位、明清俗语文学的东渐和日本江户时代小说的繁荣,共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日文学关系中的重大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严绍璗提出了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和民族特征的看法。认为日本古代文学是“复合形态的变异体文学”。此前,严绍璗在有关中日文化比较研究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日本文化的本质是“变异体文化”的观点。“变异体文学”显然是“变异体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严绍璗在文学研究中对“变异体文化”的进一步阐述和论证。在日本文化研究及中日比较文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强调了日本文化善于吸收消化和改造外来文化这一事实。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为日本文学为“杂种文化”,其特点是日本文化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达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严绍璗的“变异体”的提法,是在中日比较文学领域中将日本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这一特征更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和深刻化了。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

  文学的“变异”,指的是一种文学所具备的吸收外来文化,并使之溶解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的能力。文学的“变异”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溶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如果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变异”就使新生命、新形态产生。文学的“变异”,一般说来,就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汇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

内容摘要: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1918年,周作人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开中日文学比较之先河。此后,傅彦长发表《日本留学生与日本文学》(1919)、夏丏尊发表《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1926)等文章,对中日文学之间的相关性和连带性有所论述。但一直到7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严格意义上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很少,中日文学的比较研究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的繁荣,随着比较文学学科观念的强化,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迅速展开,成为中国的文学研究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最繁荣的一个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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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共同融合而产生的文学形态,不是一种“舶来文化”,而是日本民族的文学,是表现日本民族心态的民族文学。[1]

  这种理论概括,来源于作者的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实践,同时,又反过来成为作者研究分析具体问题的理论总纲。如作者在第一章中论述日本的“记纪神话”时指出:“记纪神话”中的“高天原”(天上界)、“苇原中国”(地上界)和“黄泉国”这三层宇宙模式,以及内含的诸种观念,是在通古斯人的萨满教、中国汉族的古典哲学,和经由中国、朝鲜传入的印度佛教等多种观念的混合影响下形成的。又如,日本和歌的基本形式特征是“五七调”,这是和歌的民族形式的根本特征。严绍璗在本书第二章《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通过大量的具体作品的分析,认为原始形态的和歌(“记纪”神话中的歌谣)是不具备“五七音音律数”的,而是从三个音到九个音,参差不齐,诗行也是奇数与偶数并存。而汉诗在日本的流传,日本人大量的写作汉诗,对和歌韵律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并推断“和歌形态发展中的韵律化和短歌的定型,在很大程度上是模拟了中国歌骚体及乐府体歌诗中内含的节奏韵律。在第四章《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中,作者认为,在日本古代神话到“物语”小说的形成期的这一过程中,还经历了一个以古汉文小说的创作为主要内容的过渡阶段。这一过渡阶段,以《浦岛子传》为代表,在小说的题材、构思与创作手法诸方面,都从中国文学,特别是从六朝小说与唐代传奇中吸取了诸多的营养;这种早于“物语”小说而产生的以中国文学为模拟对象的汉文的翻案作品,为此后的“物语”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作者还详细分析了日本“物语”文学的鼻祖《竹取物语》所受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并总结了三个要点。第一,《竹取物语》全面接受了中国汉民族自秦汉以来关于“仙人”的观念,将原来的“月神”改为“月宫”,作为仙人们的生活之所,这一观念成为全篇小说构思的基础;第二,《竹取物语》接受了中国汉代方士们所编造的“嫦娥”的形象,并把她改造为美貌无瑕的日本式女子,作为全书的主人公;第三,《竹取物语》采用了中国嫦娥神话中的“不死之药”的情节,并把它与作为日本国象征的富士山连接起来,构成故事的结尾。……严绍璗在这些研究中充分吸收和消化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在使用丰富的文献材料支持学术结论方面,在立论点的明确性和深入性方面,就超出了此前的研究。

  严绍璗在古代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中,有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在后来提出的“原典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可视为他的研究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实证”的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运用非常普遍、历史也很久远。但在人文科学研究这种主观性、人文性很强的“软性”学科中如何运用“实证”方法,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严绍璗认为,“原典性实证研究”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系统,它由四个层面构成:第一,确证相互关系的材料的原典性;第二,原典材料的确实性 第三,实证的二重性;第四,双边(或多边)文化氛围的实证性。这里强调的是以原始典籍为证的追根究底、正本溯源的研究。而这一点,恐怕是来自作者文学研究中的深切体验。严绍璗是我国比较文学界并不多见的具有深厚文献学功底的学者。1980年他出版了《日本的中国学家》,在此基础上1992年他出版了《日本中国学史》。近年又推出《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日藏汉籍善本目录》等文献学、或以文献学见长的成果。文献学的功力体现在他的中日古代文学研究中,表现为材料的尽量的丰富和完备,一切都从文献资料和作品文本的分析出发,决不发大而无当的空论和宏论。同时,读者阅读他的著作的时候,也没有被淹没在材料中的那种沉闷感,因为作者以自己明确的学术思想将材料有机统一起来了。这种学术思想,还不仅是方法论层面上的,而且时常体现为高远的文化哲学的视点。他在《文化的传递和不正确理解的形态》(《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一文中,引用并强调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提出的“历史是事实的描述,亦是事实的本身”的论断,和马克思提出的,在文化传递中“不正确理解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的阶段上,是适合于普遍使用的形式”的论断,指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者“面临着一个更艰巨的工作,那就是在‘不正确的理解’中,通过文化传递的轨迹,从各种‘变异形态’的文化中,来复原‘事实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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