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美学方面的一个重大特色是狂欢化手法的使用。狂欢化文学是古希腊时期即已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经历了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变迁,在拉伯雷、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得到了发展,最后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地加以利用。无独有偶,法国的左拉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继承和发展了狂欢化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左拉小说的狂欢化手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人物和作者都平等地参与对话,让思想进行交锋;共时艺术的使用;大量的双声语。但两位作家的狂欢化手法又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产生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个性差异所导致的创作风格差异。
在巴赫金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狂欢化是同复调小说联系在一起的。虽然狂欢化只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体裁特点和布局特点”一章谈到,但是实际上,对狂欢化的讨论囊括了关于复调小说的几乎所有问题。也就是说,狂欢化和复调小说,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切入角度。可以说,狂欢化是一个总体的精神,而复调则是具体的小说审美形式。从巴赫金的论述中可以看到,狂欢化是许多欧洲作家采用过的手法,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受到许多西欧作家影响后形成了独特的狂欢化手法。因此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是在狂欢精神基础上的发展。从比较的视角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与许多西欧作家的艺术方法是同源同宗的。事实上俄罗斯文化和文学虽然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并且有很多方面与西欧文学迥异其趣,但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确实共同拥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这两个渊源的。一段时期中,由于欧洲各民族分支形成,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呈现分流的形式。然而在19世纪后半叶,欧洲各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又出现了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的趋势。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完全可以分析和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左拉小说之间的异同及其产生的原因,而我们的切入点则借用巴赫金的概念:狂欢化。虽然狂欢化是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进行审美研究时提出的一个概念,笔者在长期研究左拉小说的过程中,发现左拉小说在很多方面具有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特点,并且感觉这一现象是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值得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因此,本文试图比较陀氏小说和左拉小说在诸多重要方面的异同,以“狂欢化”的理论加以阐发式的研究,并探讨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以就教于同行专家。
内容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美学方面的一个重大特色是狂欢化手法的使用。狂欢化文学是古希腊时期即已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经历了古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变迁,在拉伯雷、塞万提斯和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里得到了发展,最后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性地加以利用。无独有偶,法国的左拉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也继承和发展了狂欢化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左拉小说的狂欢化手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人物和作者都平等地参与对话,让思想进行交锋;共时艺术的使用;大量的双声语。但两位作家的狂欢化手法又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产生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个性差异所导致的创作风格差异。
关键词： 作者简介：一
巴赫金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1](p.29)这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首要特征是人物不再作为作者意识的附属物而存在,不再是表现作者意识的工具。人物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而作者在处理主人公的声音时采用了从前的小说处理作品人物声音的办法。因此,小说中主人公对自己、对世界的议论,与作者本人在小说中所发议论有同样的价值和份量。举例来说,《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柯夫作为一个人物,他的讲话、他的思考,都代表了一种独立的意识。这些内部和外部的声音已不是刻画这个人物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作者竭力要在作品中表现的。这就是说,作者感兴趣的只是拉斯科尔尼柯夫对周围现实的看法和评价,而不是给读者讲述他是怎样一个人。拉斯科尔尼柯夫倾心于强者哲学,并不等于作者对强者哲学感兴趣。作者在这里只是要展示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至于这种意识正确与否,作者并不打算去评价。而且在《罪与罚》中,作者要表现的还不仅仅是拉斯科尔尼柯夫一个人的意识,所有人物的意识都是他竭力要表现的,而且都是作为主体来表现的。譬如索尼娅并非主人公,她却是作为一个平等参与的意识得以展开的。在《罪与罚》第4部第4章中,拉斯科尔尼柯夫去找索尼娅,两个人第一次认真地进行交谈。我们在这里不仅读到了拉斯科尔尼柯夫的意识活动,而且也读到了索尼娅的意识活动。这二者是平等的,谁也不能代表作者或叙述人。我们也无从寻找作者的暗示来评判谁对谁错。请看下面这段引文:
“我自己也快变成宗教狂了!这是有传染性的!”他想。“读啊!”他突然坚决而烦躁地叫道。索尼娅依旧犹豫不决。她的心怦怦直跳。她不知道为什么不敢读给他听。他几乎痛苦地望着这个“不幸的女疯子”。[2](p.423)
拉斯科尔尼柯夫和索尼娅的意识在这里得到了平等的表现,按巴赫金的说法,它们都是独立于作者的意识或叙述人意识之外的。这即是说,人物的意识在作品中是客观地得以表现的,作者并未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人物的身上。这里仅仅是其中一例,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差不多都是这样的风格。这也就是狂欢精神一种最基本的体现。因为“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1](p.176)。
巴赫金更进一步指出:“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而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向来主要就是某个统一的和唯一的独白意识所拥有的领域。是某个统一而不可分割地自身内向发展的精神所拥有的领域(如在浪漫主义中)。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克服伦理上的唯我论,又克服认识论上的唯我论。”[1](p.176)那么左拉的小说又怎么样呢?就人物不再是附属于作者意识的客体而言,应该说左拉小说也具有同样的特色。在左拉的小说中,作者将人物的意识、声音和行动组织成一个客观存在的大网,然后让这些人物展现自己并互相对话,形成一种“多声部”的组合。作者本人则竭力置身于这个大网之外。这种描写方法,左拉本人称之为“非个人化”,其他批评家往往称之为“客观式的”。客观式就是排除作家的主观态度来描写和表现人物。从《小酒店》(1877)到《帕斯加尔医生》(1893),其间共20部长篇小说,作者都竭力不让自己的意识去干扰人物的行动和意识,叙述人不介入情节发展的进程,读者很难在其作品中找到他的踪迹。各个人物都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在小说中行动、思考和说话,形成一种对话式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确相似。我们可以看下面一段摘录:
“好吧,走吧!一路顺风!”她虽然只剩下一个人,依然大声说:“这个人真有礼貌,人家同他说话,他一句话也不答理!……而我还一个劲儿去安慰他呢!是我先改变了态度,我也说了不少道歉话,我相信是这样!……因此,是他在这里惹我恼火的!”
不过她的心里仍然不高兴,她用两只手在大腿上搔痒,后来,她终于拿定了主意:
“呸!去他的!他戴了绿帽子,这可不是我的错!”她把全身各个部分都烤过以后,浑身暖烘烘的,就钻到床上去了,她随手按了门铃,叫佐爱把等在厨房里的另一个男人带进来。
在街道上,米法怒冲冲地走着。刚下过一阵急雨。他在泥泞的路面上滑着走。他不知不觉地仰望天空,只见一团团煤色的云朵,正在月亮前面飞驰。在晚上的这个时候,奥斯曼大街上行人越来越稀少。他沿着歌剧院的建筑工地,专拣黑暗的地方走,嘴里喃喃地说着一些不连贯的话。这个娼妇说谎。她捏造出这些谎言是因为她既愚蠢又狠心。他刚才用脚后跟对准她脑袋的时候,应该一脚把她踩个粉碎才解恨。归根结蒂,这场谈话和这种做法太可耻了,他永远不能再见她,永远不能再碰她一碰,否则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懦夫。想到这里,他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仿佛他的痛苦已解除了。[3]((pp.235～236)
我们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到,娜娜和米法伯爵都具有独立的意识,而且他们的意识都不受作者意识的左右。实际上我们在这部作品里很难找到作者意识的踪影。其实这也正是左拉小说不同于他之前的那些小说的地方。表现一种平等的对话精神,不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和思想观念强加于人物,这就正是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化的实质所在。所以我们说左拉也是继承了狂欢精神的一个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