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现代性的内涵是什么?借助德国文化资源,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提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是“反西方现代性”,在这一明确的问题意识引导下,该书梳理了中国现代性与德国文化的思想源流和逻辑关联,探索分析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关怀、意义结构及其方法依据。本文既对该书的上述努力给予肯定和赞赏,亦提醒其不足;同时认为,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本质上仍受制于西方现代性自身的困局,当前中国思想界不仅要积极合理地应对西方现代性的强势逼迫,也要客观面对东、西方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关系,致力于传统主体性的寻回和东方现代性的确立。
【关键词】中国现代性 德国文化 思想渊源 当代文化建设
一、史实梳理与问题意识
单世联教授曾著《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其中有一辑“反抗现代性与中国思想”,专门探讨德国思想与20世纪中国的可能渊源,从一个个具有中国现代思想史意义的人物中剥离出其思想成分中的德国资源与背景,其指向则在“反抗现代性”,而之所以探讨“德国思想与20世纪中国,不仅意在推进中国批判理论的确立,也期在对中国现代化运动引进一种张力”。①至于《走向思维的故乡》、《辽远的迷魅——关于中德文化的读书笔记》等书,虽然以随笔集方式呈现,但也都与德国思想密切相关。到此部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出,则可谓是煌煌大观,足见其对中德文化关系史关注之深切与持久。
虽然不是以历史学为指向的类型,但作者仍旧注意到基本史实的梳理,其三卷书分为三篇:道路选择、革命论述、人文规划。虽然以主题为区分,但其内涵也有某种时间跨度的历时性进程,指向的则是晚清以来现代中国之发展历程。更值得充分肯定的是,作者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此书试图“以中国论者的德国论说为中心,整理叙述中国现代性的‘反西方现代性’的特征、内涵和历史效果,探索分析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关怀、意义结构及其方法依据,尽量合理地把诸种德国论说理解为走向现代的不同理想、不同过程和不同要素,并通过语义转换、重心变动和结构调整等方式,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构架中发掘诸种论说的合理性潜力而又消化其僵硬对立,使现代思想史研究与当代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而又努力在方法论上有所追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试图突破挑战 / 回应、传统 / 现代、中国 / 西方的对立模式,打破学科和方法界限,超越史料叙述与观点编辑,把现代化理解为一种建构活动而不是对一种现实的研究,分析中国接受德国思想的价值预设和理解模式、被理解的德国文化对中国‘现代观’的启发和范导两个诠释学层次;恢复被遗忘、被排斥、被压抑的观点、议题和思路,既着意展开一些引而未发或隐而不彰的问题意识和分析程序,又不作过度诠释”。②应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
内容摘要:中国现代性的内涵是什么?借助德国文化资源,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一书提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特征是“反西方现代性”,在这一明确的问题意识引导下,该书梳理了中国现代性与德国文化的思想源流和逻辑关联,探索分析中国现代性的价值关怀、意义结构及其方法依据。本文既对该书的上述努力给予肯定和赞赏,亦提醒其不足;同时认为,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本质上仍受制于西方现代性自身的困局,当前中国思想界不仅要积极合理地应对西方现代性的强势逼迫,也要客观面对东、西方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关系,致力于传统主体性的寻回和东方现代性的确立。
关键词:中国现代性;德国文化;思想渊源;当代文化建设 作者简介:我想最重要的是,借助德国资源,作者明确提出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譬如提出“反西方现代性”的命题。作者虽然自谦“中德思想文化比较的研究”是自己不能胜任的③,但对德国的“反西方”特质是有明确认知的,所以在导论部分仍集中于对德国资源的特色清理。一方面凸显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悲剧性,一方面强调德意志历史线索为“反西方”。可德国的反西方和中国的反西方,是一回事吗?其根本区别就在于德国是西方之内的“另一种西学”④,而中国则是东方文明的核心国家之一。我想这一点是必须明确区分的,因为德国的特殊性是在一定范围、语境、传统之中的,不是绝对的。有趣之处则在于,作者特别突出“德意志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被规定为中国的指导思想”⑤,从政治层面来理解当然如此,但“德意志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中留下深刻印记”与前者究竟是何关系则值得推敲了。⑥这样一种复杂的纠葛关系势必导致德国文化在中国被接受的多元性和极端重要性,故此深值探究。
上篇七章,主要聚焦于若干知识精英的个案研究以及主题讨论,前者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后者则讨论了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西方的没落”与中国的选择、“卡夫丁峡谷”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韦伯命题”与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无疑作者的视域相当开阔,尤其是将中国社会主义的主题纳入中德文化关系视域中呈现,独辟蹊径,让我们感受到其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卡夫丁峡谷”之喻,很是形象,而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复数概念”⑦,更为我们展现出丰富多元的社会主义画卷。所谓“作为‘新西方’的社会主义”⑧,毋宁视作西方现代性的内部二元结构,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双重规定性,这不仅意味着一种重新理解的获得,也还指向了更为深层的理论发覆可能,譬如这段分析就颇为深刻:
社会主义理论源于德国,榜样取自苏联,在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过暴力革命和政治洗礼,经过无数大脑的传播、移植和改造,终于强有力地嵌入中国社会,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⑨
对这样一种由理念到实践,由思想到制度,由西方到东方的侨易过程的描述,无疑很具有概括性,但问题是其结果如何,得失成败究竟应该作何判断呢?所以,最后作者总结为“性急”的发展、“自由”的想象,而提出“改革尚未完成”的命题。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改革尚未成功,路径究竟何择?张君劢同样是留德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其意义尤其在政治文化建构方面。此处提出他对社会民主的求索问题,并饶有兴味地揭示了“中间道路”的左、中、右面相。那么,究竟是什么内容呢?作者将主题与国别联系起来考察,谓:“革命与宪政:在德国与俄国之间;自由与公道:在英美与德俄之间”。最后的导向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点与郎咸平等最近提出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⑩
中篇八章,则主要是聚焦于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题目分别为:作为革命反革命论说方式的普遍特殊,革命理论与历史理论,改造世界与改造世界观,文化政治与政治工具,从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以朱光潜为例,文化转型中的青年马克思,从章太炎到顾准的反黑格尔论,“后文革”的思想动向。这部分内容具有新意,也是非常关乎当下的实际内容。在我看来,上个世纪50至70年代,就德国对中国的影响而言,基本上是一种俄苏背景下的德风沉潜,其意义一点都不因此而不重要。不过具体论述不易,且涉猎庞杂,手头事冗,一直仍在循序渐进之中,看到世联兄拔得头筹,深值祝贺。
下篇七章则主要聚焦于高端的思想文化层面,讨论德国伟人镜像对于现代中国之影响,以及中国学者的德国接受问题。前者如康德、歌德、尼采等,都被纳入视野;而后者则选择了贺麟、牟宗三、唐君毅为个案。这其中,或讨论“转化康德的三种努力”,或“寻求知识与道德的平衡”,都不局限于陈词,而讨论牟宗三的“依儒家与超康德”,与唐君毅的“人文世界的建立与黑格尔模式”,都能见出作者不囿于常说的独立思考,但其中的逻辑关联其实可以更进一步追问。在这个领域中,张辉教授对审美现代性问题11的讨论,李明辉教授对康德和牟宗三关系的阐发12,似乎都可资鉴。
最后的结语是“德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选择”,但并没有作令人期待的宏观论述,而是选取了三位大家来作展开探讨,即通过歌德的智慧来追问“文化的普遍与特殊”,通过卢卡奇的警告讨论“民主的新与旧”,通过韦伯的忧思来关注“大国崛起”的经济与政治。
另外,作者强调德意志文化特征是“反启蒙”。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似乎远不全面。在我看来,德国文化的基本路径规定是二元三维,即“启蒙思脉—浪漫思脉”的二元对峙,歌德、席勒开辟出的古典思脉隐隐构成了第三条线索。如果简单地将德国文化概括为反启蒙,就会过于压抑了自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来的启蒙线索,而这正是现代德国文化的主流路径。故此,若能在一种更为全局性(必须纳入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不同层级背景和语境意识)的视域中来定位研究对象,讨论现代化对多种社会条件的依赖关系,再以比较眼光穿透之,以诠释学丰富其致思内涵,或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