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和韩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和廉想涉的家族小说《家》和《三代》中的新一代长子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两位作家基于对过渡期封建大家族和现实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通过对新一代长子的二重性格的真实再现，摆脱了小说的新旧两种思想两种力量的二元性对立结构，展示了对于客观现实的多层次、多角度认识。不仅如此，两部作品构筑以新一代长子的为中心的“兄弟爱”的叙事，将其与以新一代叛逆者的斗争为主线的“同志爱”的叙事相互交叉，予以展开，从中刻画个性丰富的新一代形象，并展现出不同模式的“共同体的想象”。由此，不仅实现了作品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对于现代国家或者现代社会所进行的多种探索。
关键词：巴金 廉想涉 《家》 《三代》 新一代长子
巴金和廉想涉分别是中国和韩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和廉想涉虽然相互之间不曾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但是在1931年，这一中国历史和韩国历史剧变期，他们各自在上海和首尔的报纸上分别连载发表了描述封建大家族衰落过程的长篇小说《家》和《三代》。两部作品共同展现了现代剧变期，由儒教的家族原理运转的典型封建大家族的没落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新旧思想所经历的不可避免的矛盾纠葛。
本文拟以平行研究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出发点，将针对作品的文学性研究置于优先地位，在此基础上综合考察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和作品的关系等要素，并行文化性的对话。同时，参照班纳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对巴金和廉想涉的代表作—《家》和《三代》中新一代长子形象进行比较研究。
安德森将民族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的造型物”，而不是原本的实际存在。根据安德森的说法，作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它是随着中世纪宗教共同体的式微和王朝的衰落，以及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即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地扩大了广泛的阅读群体，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取代了中世纪“与时间并进的同时性”，这就导致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而小说和报纸作为想象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报纸和小说，为“同质的空虚的时间”内同时代人的这一意识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即报纸使读者们产生了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和阅读这一事件的人们相互连接起来的想象；小说的叙述结构使读者意识到，同一时期同一社会的人们同时登场的事实，使他们产生了虽然在同一时间相互不能见面，却具有生活在同一社会的想象，从而提供了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安德森将世界上的民族主义潮流分成四波：第一波是美洲民族主义，即用美洲大陆上欧裔海外移民的朝圣之旅的受挫，来解释这种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宗主国来的殖民官员将朝圣旅途上的旅伴视为拥有共同宿命的共同体成员，将所属的行政单元想象为自己的祖国。这种想象通过印刷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阅读群体而定型化。第二波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是对美洲民族主义进行了“盗版”。这一波的民族主义主要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学革命完成，特点是由特定阶层向群众发出邀请，并且这些群众为语言学革命的消费者。第三波是官方民族主义。它是欧洲王朝国家试图掩盖民族与王朝矛盾，纷纷贴上民族的标签，通过由王朝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完成的。第四波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因为朝圣者群体不仅仅是宗主国的殖民官员，还包括殖民地通晓双语的知识精英。这些知识分子阶层，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他们在具有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中，经历类似于美洲“受束缚的朝圣之旅”，相互间产生“同志情谊”。
依照安德森的理论来看，韩国的情况可以被看作是第四波的亚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却难以分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且，在韩国也显示出许多与之不同的特征，在中国有更多关于共同体的构想。这一点，在巴金的《家》与廉想涉的《三代》中如实反映出来。不仅如此，安德森否定了民族构建中的血缘关系，忽略了政治关系对其产生的重要性。尤其对于重视血缘关系的中国和韩国的社会和历史，运用这一理论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他所揭示的“想象的共同体”模式，为作品的解释提供了方法论。
安德森认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 被称为“平等的同志爱”的共同体模式，为分析巴金《家》和廉想涉的《三代》提供了框架。因为这两部作品中新一代所渴望的新的共同体，是基于家族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或友情，即通过“平等关系”而结成的集体。另外，正如安德森所说，写作当时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的巴金，或以民族文学家身份活动的廉想涉，积极运用了小说这一“技术上的手段”，显示出他们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主谋”作用。
内容摘要：本文对中国和韩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巴金和廉想涉的家族小说《家》和《三代》中的新一代长子形象进行了比较研究。两位作家基于对过渡期封建大家族和现实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通过对新一代长子的二重性格的真实再现，摆脱了小说的新旧两种思想两种力量的二元性对立结构，展示了对于客观现实的多层次、多角度认识。不仅如此，两部作品构筑以新一代长子的为中心的“兄弟爱”的叙事，将其与以新一代叛逆者的斗争为主线的“同志爱”的叙事相互交叉，予以展开，从中刻画个性丰富的新一代形象，并展现出不同模式的“共同体的想象”。由此，不仅实现了作品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期对于现代国家或者现代社会所进行的多种探索。
关键词：巴金;廉想涉;《家》;《三代》;新一代长子 作者简介：一、作为社会缩影的封建家族和小说结构
《家》和《三代》均将典型的封建大家族设定为人物的主要活动舞台。这两个封建大家族均是四世同堂这一东方社会理想的家族形态存在。但是，二者在家族结构的具体形态以及据此形成的家族类型上却显示出差异。
首先，在廉想涉的《三代》里，它以三代同堂的韩国传统的封建大家族为主要背景。这个大家族具有以一代人只有一对夫妇的血缘关系的垂直结构特点。这与在形态上三代以上的成员在一个家庭生活，却以“一代一夫妇为原则” 的韩国传统的家族构造相同，《三代》中儿辈和孙辈都是独子，体现了作者基于对韩国直系家族结构的理解进行架构。换句话说，韩国的直系家族正如《三代》的家族，以血缘的垂直结构为特征，这种垂直结构的家族，以长子继承家业为原则，除长子以外，次子、三子等在成家之后分得一部分财产即让他们分家单过。因此，韩国的家族属于“兼有长子承袭的伸张和次子、三子等其他儿子承袭的扩散于一体的直系家族” 的类型。
在巴金的《家》里，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为理想和典型的扩大家族，四代人不分家，居住在一个家族里，形态上以父亲为中心形成血缘的三角结构。这与兼具伸张和扩散的韩国的扩散性直系家族不同，属于仅仅进行扩散运动的扩大家族类型。“扩大家族具有三角结构，是因为家族内不仅有单纯的继承，还具有扩大继承的目的”，其基本思想是“给所有的儿子以均等的机会和保障均等的条件。” 这种扩大家族虽然是理想的结构模式，但是四世同堂并非是每个家庭都能够实现的，唯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和统治能力的上层社会的富有阶层才有可能建立。《家》中的高公馆作为此类上流社会大家族的标本，作者塑造这样的封建大家族，不仅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为依据，更是出自于希望反映当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现实的坚定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靠血缘垂直结构还是三角结构形成的家族，为了维护家族的安定和平衡，都必须有以“孝”为基础的伦理道德。最初，“孝”以子女对父母、后代对先辈尊敬和奉养为基本内容，孝的观念中蕴含父母对子女纯粹的爱、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平等。但是随着进入封建社会，在孝的概念中渗和了父对子的压制。结果，以孝为基础的家族秩序直接反映出阶级关系，“孩子对父亲的孝，变成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中心，夫妇、兄弟、君臣的关系也由这个以父为子纲为基础的父子关系中派生而来。” 因此孝的思想是“父子的自然的人际关系，被垂直结构的家族制度原理所涂饰的特殊概念”。
巴金和廉想涉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们掌握了封建家族里这种血缘家族结构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意义，以及发现了在变化的时代里可能具有的新意义。换句话说，《家》中“家庭的权力结构就像金字塔” ，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坚固的政权结构完全相同，家庭成员以封建家长为顶点向下依次排列，即在三角结构型的扩大家族的顶端的高老太爷，有如高公馆这个封建“王国”的“君主”，下面的第二代是相当于追随“君主”的“臣子”，最底层的新一代无异于“老百姓”。所以高公馆堪称当时中国的缩影。在第13章的“喜吃年饭”的场面中，对排列饭桌坐席的描写，形象地刻画了这个大家族的等级秩序。在高公馆具有绝对权威、高居家长之位的高老太爷与家族外的朋友，地方地主阶级最高官僚的冯乐山相勾结的情景，将问题意识从家族向社会扩大，折射出中国半封建社会背景，暴露了沿袭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势力的强大。
在《三代》中以赵医官为家长的封建大家族，也是根据儒教家族原理建立起来的具有类似国家机构特点的家族共同体，将父与子设定成了“国家框架下的君与臣” 的关系。但是，赵医官的权威没有高老太爷那样咄咄逼人，这与相对弱小的直系家族的垂直结构有关。在《三代》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三代垂直结构中，最上一代赵医官代表前近代的封建一代，第二代赵相勋和第三代赵德基各自代表近代开化派一代和现代殖民地一代。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三代人共同生活的赵氏家族，足以称得上是韩国殖民地社会的缩影。在此缩影中，以血缘垂直结构形成的一个家族里生活着祖父、儿子、孙子三代，各自代表了韩国特殊历史时代的三类人物。从家族继承的角度来看，它不能不说是岌岌可危的。而且在这种状况下，第三代赵德基又与家族外的社会主义者金炳华为友密切往来，预示着家族中的家长制被以社会性的平等与友爱为基础的“兄弟爱”模式所代替的可能性。
由此，《家》和《三代》不约而同地将这样的封建大家族设定为空间背景，可以解释为两位作者立足于现实主义精神，为了从整体上全面反映当时的中国和韩国的社会现实而做出了有目的的选择和架构。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别是高公馆所在的四川属闭塞的内陆区域，封建家长的专制统治仍在持续，这无疑成为受到“五四运动”影响而觉醒并期待现代化的新一代的绊脚石。由此引发了新一代的强烈反抗，新旧两种思想两种力量的矛盾的尖锐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对照，《三代》社会背景的当时的韩国社会，作为殖民地社会，封建一代和近代开化派一代以及现代殖民地一代同时共存，相互不同的理念引发复杂的矛盾，如何克服矛盾和应对殖民地时代，成为直接关乎所有人生存的重要问题。
在《家》中，小说的叙事时间为阴历1920年末到1921年中秋节前夜的比较短的时间，《三代》同样叙述了20年代后半期的某一年祖父赵医官死亡前后的不满一年的时间。另外，《三代》和《家》都由40多章构成，具有章回小说特点。两部作品都展现了许多人物、事件、场面、情节，同时它们围绕着作品的主题意识维持着紧密的结构。
《家》和《三代》由数十个人物组成了庞大的形象体系。《三代》有30多个人物，《家》出现了50多个人物。巴金和廉想涉通过这些人物展现了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纠葛，反映了庞大规模的现实生活，成功地从多角度深刻揭示了主题思想。
但是，在小说的结构和情节的展开等方面，两部作品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特点。在《家》中，以高老太爷为家长的典型的封建大家族里，围绕新一代的高氏三兄弟的爱情，他们与封建的老一代之间展开的矛盾和冲突是重要情节。《家》里发生三个爱情悲剧，即大哥觉新与初恋情人梅及妻子瑞珏的爱情构成了两个悲剧事件，老三即主人公觉慧和婢女鸣凤的恋爱构成了另一个悲剧事件。他们的悲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高老太爷有关。小说的前半部分成为“悲剧、冲突的酝酿、预伏期”，后半部分成为“悲剧、冲突的爆发期” ，以后半部分鸣凤之死为契机，悲剧接连发生，家族内部矛盾激化，引起了主人公觉慧的积极反抗。由于觉慧的积极影响和帮助，他的二哥觉民取得了反抗封建婚姻的胜利。觉民和爱人琴的爱情是唯一达到幸福结果的爱情情节，严厉打击了封建势力，给新一代带来了希望。但是高老太爷死后发生的瑞珏的死亡，使觉慧再也无法忍受悲愤，最终与家族诀别而离开了家。
《三代》的叙事结构是由纵轴和横轴交叉的。纵轴是由家族内祖辈、父辈、子辈构成的三代人之间的纠葛，横轴是赵德基和社会主义者金炳华等人物之间发生的社会理念纠葛。这两个轴以赵德基为中心交叉，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造型” ，展现了韩国现代史的一个断面或缩影。
纵轴上主要围绕着“祠堂”和“保险柜”的问题展开矛盾。韩国典型的封建大家族的家长赵医官，是属于前近代的封建人物。他因为祭祀问题与信仰基督教的儿子赵相勋发生尖锐冲突。因此，他想排斥儿子，同时把“祠堂”和“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他所信任的孙子赵德基。作为近代开化期新一代典型的知识分子，赵相勋是基督教徒和教育工作者，先前想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业，后来韩国进入殖民地时代后，经历社会和家族的挫折，他由彷徨走向堕落。孙子赵德基作为现代殖民地一代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典型，虽然接受了象征家族经济管理权的“保险柜”的钥匙，但是保险柜里的钱不仅用在家里，还用来帮助社会主义者和独立运动家。横轴主要围绕民族主义者赵德基和社会主义者金炳华的矛盾展开。他们同为下一代，但是与金炳华的激进的改革主张不同，他的朋友且同情者赵德基主张渐进的改革，由此二人出现了矛盾。作者虽然分明拥护赵德基的主张，在作品里却没有明确选择和揭示赵德基和金炳华两人面对现实的对应方案，而只是出于展开新的人生的意图，通过他们的矛盾让读者感到新一代的进步性和重要性。
巴金和廉想涉在《家》和《三代》中，在展现封建大家族典型环境的同时，刻画了其中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两位作家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相互作用，不仅实现了揭示客观现实的普遍规律，即真实地展示东亚现代转折期封建大家族内新旧势力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纠葛，和封建大家族的必然没落，以及进步知识分子对于新“共同体”的意愿和实践的艰难，而且反映出中国和韩国社会的特殊性，以及知识分子所处的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