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手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表明了他们的文学观。他们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其目的是将当时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他们还谈了自己研究的基本构想，大致包括：“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P.3)这其中有两个突出的文学研究理念：一是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观念，也就是将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二是注重文学研究的“本体性”观念，即“内在地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1](P.10)文章同的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1](P.13)这篇文章的刊出，对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是“重写中国文学史”之序曲。
1988-1989年，陈思和、王晓明应《上海文论》之邀主持了系列“重写文学史”笔谈，其初衷是“开拓性地研究传统文学史所疏漏和遮蔽的大量文学现象，对传统文学史在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框架下形成的既定结论重新评价。”[2](P.4)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即“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3]之后，“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许多学人加入讨论，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像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个人性、民族化、民间传统等问题的探讨，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重构。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比较有影响的有：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中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些文学史在结构体例上与过去的文学史有很大的不同。像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以前文学史并未提及或只简单带过，现在都有“专节”来讲授。以前的通俗小说作为“封资修”的代表被扫出文学史大门，现在却以专章来叙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民间”这一概念作为书写的中心话语，重点分析作品的“民间特点”，挖掘作品的艺术价值，突破了过去一直存在的政治权力话语中心，建构了中国文学史新的理论阐释点。
但我们从这些重写的文学史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思考“重写”，并没有看到中国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今天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是“残缺”的中国文学史！
内容摘要：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手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表明了他们的文学观。他们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其目的是将当时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从整体上加以把握。他们还谈了自己研究的基本构想，大致包括：“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P.3)这其中有两个突出的文学研究理念：一是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性”观念，也就是将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二是注重文学研究的“本体性”观念，即“内在地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美感特征”
关键词： 作者简介：残缺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几乎不包括文言文作品，实际上仅仅是一部白话文学史。
“白话文学史”这一概念是胡适提出来的。他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要将以白话为载体的文学与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传统的死文学”（胡适语）相区别，并身体力行进行白话文学创作，还写了《白话文学史》来宣传自己的文学观。其《白话文学史》分三编：第一编是“唐以前”，主要写汉朝的民歌散文、魏晋南北朝的新民族的文学、佛教的翻译文学；第二编是“唐朝”，主要写唐朝的白话诗和乐府诗等；第三编是“两宋的白话文学”，主要写北宋南宋的白话诗词。这些内容都是“古文传统史”所不屑于书写的。胡适将其整理出版，并声称“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4](P.2)这对“五四”新文学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白话文学史”这一概念是“五四”特定语境下的产物。
历史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我们今天的现当代文学史仍然只包括白话文学作品。当然，这中间也有几个例外：一是毛泽东诗词，这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收入文学史的；二是鲁迅用文言文写的打油诗，这源于鲁迅的文化地位；三是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篇》。是不是除了这些我国现当代就没有其他好的文言文作品？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有许多文人仍写传统的古体诗词，像郁达夫、冰心及学衡派的代表吴宓和陈寅恪等，就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古诗词，其艺术水准决不输给当时的各新诗派。但我们今天在翻阅中国现代文学史时，能看到林林种种的诗派，惟独没有给古体诗词留一个角落。再如，四川的吴芳吉写了一部《婉容词》，其艺术水平很高，但从未收进文学史。
为什么不将文言文创作写进文学史？能不能将文言文写作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人在谈到古体诗词的时候就曾明确表示：“作为个人的研究活动，把它（旧诗词）作为研究对象本无不可，但我不同意写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同意给它们与现代白话文学同等的文学地位。这里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这种压迫是中国新文学为自己的发展所不能不采取的文化战略。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具体作品与另一个具体作品的评价问题，而是引导现代中国人在哪个领域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的问题；也不是它（旧诗词）还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个它在现当代中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问题。”[5](P.229)这个反对的理由颇令人费解：将旧体诗词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种文化压迫的意味”。我们想，在“五四”时期提出这个理由，人们都能理解，因为当时传统的文言文学势力实在太强大了！但在20世纪90年代，居然还有人以旧诗词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会对新白话文学产生压迫为由将之拒之门外，实在难有说服力！其实，他反对的真正理由是认为旧体诗词在现当代中国没有意义和价值。这种观点在当今中国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其思想源头出现在“五四”时期。
在“五四”时期，有相当一部分爱国志士将国家的衰败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不能救亡图存，他们把全盘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自我更新的前提。像鲁迅就曾引用他“一位朋友”的话说：“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并说：“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6]其用意显然要说明中国的传统不能保存我们，应该抛弃，我们应该寻找能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它是什么。为什么要全盘否定、抛弃？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陈独秀指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道德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取彼。”[7]陈还说，孔教“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景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8]他将中国传统视为整体，认为既然是个整体，要否定就得全盘否定，中间没有调和的路可走。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一些新文化人将文言文也视为应抛弃的传统，因此大力倡导白话，甚至在白话文表述无力的时候，也不愿求助于文言文，而提出白话向“欧化”开放，主张“欧化”国语。傅斯年认为：“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9]照此推断，既然“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语言才不能不向欧化的方向发展——若真实现白话的欧化，岂不是中国人的思想也自然走向欧化了么！民主和科学不就会来得更快了么！由此可见，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者们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中国过去落后和今日挨打的根本原因，视为中华民族走向科学强盛的根本阻力，因而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