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秘索思;西方文化;希腊;文学;基督教;逻格斯;神话;发展史;哲学;基质成分
作者简介：
通过对西方文学与宗教基本属性的研究，陈中梅打通了它们之间的表面隔阂，揭示出二者在本质上的相通与一致，指出它们实际上都是秘索思这一概念所指涉的同一种文化基质成分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秘索思的内核是“虚构”，它并非基于客观事物本身，而是来自于人类对于某种意义或价值“真理”的主观建构与追求。从西方文化发展史来看，秘索思这一元概念虽然很早就丢失了，但是这一基质成分却是常在的，它披着不同的面纱，或以文学、或以宗教的面目出现，甚至在现代社会，在“看似缜密”的哲学或科学理论体系的论述中，有时也会出现它的身影。总之，作为一种基质成分，秘索思或隐或显、时起时伏地贯穿于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到今天的西方文化发展史中，其在西方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广泛受到中西学术思想界重视的逻格斯，占据着西方文化基质的半壁江山。 围绕着秘索思“名与实”之间的矛盾，本节从（一）作为元概念，秘索思的丢失过程；（二）作为基质成分，秘索思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种种“变身”这两方面，来作进一步阐述。 （一） 作为元概念，秘索思的丢失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的早期，秘索思曾经作为一种权威性话语，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有宗教性的古老的神话和以神话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人们观念中的真理与真实。但是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以历史、哲学等为代表的逻格斯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方式开始迅速崛起，并将矛头指向了Mῦqος能指范围内的核心内容——神话，而以神话为主要内容的荷马史诗则成为遭受炮轰的重灾区。面对逻格斯的强势进攻，神话（或者说文学）显得难以招架，因此，秘索思的威望开始下滑。其实，神话、故事本来只是Mῦqος词义能指范围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神话在这场所谓“古老的诗与哲学之争”中所背上的“谎言”之名，对于庞大而尊贵的Mῦqος的词义王国来说，几乎像是爆发了一场广为流布、不可遏制的致命瘟疫，以至于“谎言”这一恶名几乎完全覆盖了Mῦqος的词义王国，成为了Mῦqος的代名词。这一颠覆性“变故”不仅大大窄化了秘索思的能指范围，并且还将本来具有充当元概念潜质的Mῦqος拉下了水。Mῦqος的威名经此重创而一落千丈，从此它逐渐在人们的观念中萎缩、贬值、淡化乃至几近于消失，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中，开始踏上了漫长的“有实无名”之旅。 此后兴起的基督教自然不会心甘情愿、自取其辱，将自己归入mythos（或mythus）一词的旗下。mythos所散发出来的满身晦气，让它唯恐避之不及，深恐自己会掉入mythos的泥淖而蒙尘。虽然基督教的内核是“虚构”，但是这一本质是被庄严肃穆的神秘主义和貌似论证严谨的经院哲学层层包裹起来的。虔诚的基督教教父及信徒们自然认为基督教是全然不同于古希腊神话和故事的“真理”，因此，他们采取了果决而又无意识的、同时在我们看来却又很巧妙的“借尸还魂”策略，一方面在暗中掏空逻格斯的精神，在实质上极大地扩充、壮大了秘索思基质的实力，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其发展的初期，又明智地借助了逻格斯自古希腊以来的余威[1]，同时还采用了一个本土词“religio”来包装自己。基督教所采取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进一步将mythos一词推向不名誉的深谷，而且从名义上几乎干净成功地斩断了与其的任何瓜葛。在基督教发展的初期，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神学论证的实际需要上，它都借助了古希腊哲学这根拐杖。在此基础上，它不仅腰杆挺直，而且还理直气壮地将自己打造得光鲜亮丽、风生水起。“秘索思在中世纪大行其道，但人们却未能认识到长期统治他们的思想并指导其日常言行的‘真理’，其实是一个在起点和终端上都无法验证的神话”，[2]但是基督教却拒绝承认和接受自己这“不名誉”的本来面目，决绝地与mythos一词撇清了关系。“虽然mythos（或mythus）还是进入了拉丁语的词汇体系，但它的指对功能却受到很大的限制，被彻底切断了与基督教故事之间的能指和所指关系。”[3] 雪上加霜的是，mythos一词在文化气候变迁中所携带上的晦气，也遭到了古罗马学术界的嫌弃。他们也同样完全被此前古希腊哲学家加之于该词的恶名所蒙蔽，在对该词曾经所能指范围的丰广与醇厚的文化韵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将mythos抛之于废弃的角落，轻率地以一个本土词fabula作为了指代神话的主流用词。陈中梅说：“古罗马文明深受古希腊文明的影响。然而，罗马人照搬了许多希腊学科词汇，却在指称作为一个范畴的神话时心照不宣地拒绝mythos。他们选择了fabulae(fabula的复数形式)，一个‘在其内核深处不包含重要歧义’且附带表明所述故事‘缺乏严肃性’的本土词汇。mythos是神圣的(有时相当于hieros logos即‘神圣话语’)，词义中隐约保留了被先民们奉为真理的故事存迹。了解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搞清楚布鲁斯·林肯上述语句的内在含义。‘内核深处不包含重要歧义’，原文作‘no major ambiguities at its core’；‘缺乏严肃性’的原文表述是‘lack of seriousness’。林肯的洞察极富启发性，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看到这一‘替代’的思想史意义。‘替代’造成了Mῦqος的丢失，致使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在观念的层面上发生了断裂。伴随着基督教影响力的不断扩展，mythos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逐渐沦为令人难以置信的（fabulous）故事，其词义中的‘积极’部分被消解殆尽，变得‘一如拉丁语里的fabula’。”[4]因此，“Mῦqος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与思想史信息，连同它与古时的‘真事’和权威话语相挂钩的词源背景”[5]，都在这一替代过程中遗失了。Mῦqος，这个古老的王者级词语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便不断大幅度地丢城失地，最后，其所统辖的能指范围几乎丧失殆尽，其神秘性和权威性也黯然失色。“拉丁语里有词形上对译希腊语词Mῦqος的mythos（或mythus），但该词却因为脱离了原有的文化场域而被人为弱化了原本强劲的指对功能，一定程度上变得名存实亡。”[6]因此，mythos一词虽苟延残喘地仍混迹于拉丁语的词汇世界，但早已如同寂寞残阳中散落的一两块不起眼的、然而却曾经撑托起庄严辉煌的阿波罗神庙的基石。在西方文化史上，它的名字已微弱到无足轻重，几乎完全丧失了被关注的价值。 “迟至文艺复兴时期，伴随‘希腊学’的勃兴，作为一个名称的myth才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7]然而，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从myth一词中，“人们已读不出曾经存在过的mythos与logos的对垒，体察不到该词所具备的元概念潜质。”[8]即使到了18世纪，myth的“真实性”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中有所回归，其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部分弥补，但“秘索思（这里并非仅指神话）依然湮没无闻，其背靠词源学且纵贯希腊神话与基督教的文化基质属性，依旧没有引起西方学界人士的重视。”[9]总之，自从古罗马人开始接受希腊文化并同时对其进行过滤起，秘索思这个元概念就开始崩碎了，它的碎片不间断地散落、遍布于此后的西方思想文化史中，以众多不同的次级概念的面目出现在学者们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思考与描述话语中，而作为元概念的“完整”的秘索思则隐身于这大量零星闪烁的概念碎片之后，不为人知。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逻格斯开始在颠覆秘索思话语权的过程中崛起。但是，值得玩味的是，伴随着它的对手秘索思一落再落的，并不是逻格斯的步步高升。相反，随后日益强势的基督教不仅压倒了古希腊神话与文学，而且也导致了逻格斯的能指和所指的全面萎缩。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作为一种常在的基质成分，逻格斯都受到了极大的压抑。随着秘索思与逻格斯两方面的然而实际上又是胶着在一起的变化，M-L二元模式开始崩解、暗淡与模糊。“务实的罗马人没有想到要在拉丁语中找出一对合适的‘重量级’词汇，把希腊人所熟悉的那种二元对立互补的观念表达出来。”[10]通俗一点说，罗马人的确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因为，自此以后西方文化思想史上便开始源源不断地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二元论对立概念。这些成对出现的概念，基本上都不出M-L的框架之外，但它们又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这一框架的“局部照亮”。只有在秘索思这一元概念被“复原”之后，一种关于西方文化基质结构的“简练”且具有“全时段覆盖效力”的整体性或综合性论断才有可能出现，我们才有可能清晰地看到西方文化基质架构的真面。 秘索思元概念的缺失，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人们在西方文化认识上的含混与模糊，并不能改变秘索思在事实上作为基质成分左右西方文化、并与逻格斯相互对立、竞争、互渗、互补，共同构筑起西方文化二元基质结构的事实。
内容摘要：
关键词：秘索思;西方文化;希腊;文学;基督教;逻格斯;神话;发展史;哲学;基质成分 作者简介： （二） 作为文化基质，秘索思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种种“变身”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秘索思不幸很早就丢掉了自己的威名，但其实力和影响是常在的。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和叙事方式，陈中梅认为秘索思和逻格斯相比，前者显然更为古老。在西方文化发展史的早期，秘索思曾长期作为权威话语独掌天下。“早在公元前六世纪自然哲学兴起之前，作为神话或权威话语的秘索思已经“独自”对希腊文明实施了至少长达一千五百年的精神统治。”[11]在这段漫长的早期历史时期内，秘索思内部可能也存在着一种缓慢的“量变”过程。起初，至少是在先于荷马史诗的年代，秘索思应该是具有比较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和较强的宗教意味。此后，成熟于公元前8世纪前后的荷马史诗虽然大量取材于远古的神话，但它的主体是文学，其神秘主义色彩和宗教功能已经大大减弱了。[12]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学虽然在基质属性上毫无疑问地从属于秘索思的阵营，但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修筑从秘索思世界中虚构和神秘色彩最为浓郁的腹地通向逻格斯的道路，成为连接神话与哲学、故事与历史的桥梁。从当今学科划分日益精细的角度回顾荷马史诗，我们发现它的确是多种学科相互撞击的交汇点，是一部在无意识状态下所成就的“跨学科”的杰作与典范。总而言之，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古希腊文学是一种文学秘索思，是秘索思王国的重要成员。另外，不可忽视的是，在荷马时代，除了在当时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文学秘索思之外，与其共存的，还有带着浓烈神秘主义色彩的以各种宗教信念与秘仪形式存在的宗教秘索思。 但是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晚出的逻格斯却开始大幅度削弱秘索思的威望，逐渐构成对秘索思叙事霸权的严峻挑战，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达到发展的高峰。毫无疑问，逻格斯的强势崛起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西方文明被迫放弃以往借助传统诗性力量而得以艰难维持的表面稳定，身不由己地转向文化基质层面上的结构调整，以便在对抗已是既成事实的人文板块上由表及里，从文化基本结构内部基质成分的配置模式中，寻找新的有助于建构稳固文明框架的体系支点。”[13]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与此同时，秘索思虽然处于“退守”和“低调”状态，但它并没有就此退出文化历史的舞台，而是继续在古希腊文化中默默地发挥着重要的支柱性作用。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秘索思一方面蛰伏于其文化的深层，固守着自己的文学和宗教领地，另一方面又在激烈的冲突中抵制着逻格斯的强势进攻，甚至还会在某些方面悄然侵入对手的领地。陈中梅指出，“即便在柏拉图生活的年代，逻格斯（或哲学）也并非一枝独秀。”[14] “至少在公元二世纪以前，奥林波斯诸神依然是希腊人虔诚祭祀的对象，神话不仅为悲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而且也继续在各种仪式中发挥关键作用，掌控并主导着希腊人的宗教生活。”[15]另外，希腊哲学和历史作为逻格斯的代表，其中仍明显保留着以往古老的诗性传统的影响。因此，陈中梅指出，“希腊文明的进步不仅得益于logos对mythos的‘反叛’，而且也得益于‘反叛’掩盖下的继承。mythos由此与表示‘分析’、‘阐释’和‘论述’的logos形成鲜明的对比，二者——既作为两种语言样式和思维方式，也作为两个文化基质成分和两股互为依存的人文精神——共同担负起界定、承载、展示和维护希腊文明及其价值观的重任。西方文化的基质结构在公元前五世纪已具备雏形。”[16]因此，希腊精神或希腊文明并非仅仅因其理性精神而傲世，相反，它是在秘索思与逻格斯这二者的激烈碰撞中，奠定了西方文化基质结构的基础，并且，也正是因为这二者之间紧张对峙所激发出的强韧的文化活力，才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古希腊文明的辉煌。 经过一段“低调”的历史时期之后，秘索思的走势再次上扬。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宣布其为国教，秘索思以新的面目在西方文化中又一次占据上风。基督教在本质上的虚构性决定了它与古希腊文学为“一母同胞”，虽然它有自己的个性，与文学秘索思存在着种种的不同。在它的崛起之路上，基督教采取了“一拉一打”的策略，并最终成功地为自己罩上了“真理”的光环。所谓“拉”，就是一方面从古希腊哲学中获取有利于壮大自己的思想资源[17]，另一方面又阉割了真正的逻格斯精神，使它不仅失去了挑战自己的能力，而且还在经院哲学的名目下成为自己的支持者；所谓“打”，就是对与自己“本是同根生”的文学秘索思相煎甚急，极力将它踏在自己脚下，撇清与它的关系。但是基督教的这一切伪装的努力被陈中梅所“戳穿”。他指出，“基督教实际上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比后者（指异教神话和故事——笔者注）更忠实地秉承了秘索思的宗旨，也取得了更好的效果。”[18] 随着西方走入近代社会，逻格斯在西方文化中再次焕发生机，尤其是在18世纪以后，由于科学的蓬勃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张扬已经构成对基督教的严峻挑战，宗教秘索思被迫再次“变身”，但同时又以更为隐秘的方式，“把自己的超验性和文学化的叙事方法悄然‘传授’给了许多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会受其影响的现代人，包括一些对宗教持严厉批评态度的无神论思想家。”[19]在揭示秘索思是如何仍然在近现代西方文化中绵延不绝、暗流涌动这一事实时，陈中梅引用了伯尔基的一段极富“穿透力”的文字，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伯尔基写道：“基督教作为启示宗教从舞台中心退场，同时伴随着它的是将自己深层结构上的东西——其超越性视野的遗产——移交给其现代继承人。尽管表面上确实产生了变化，但在深层底部，这一本质信息依然继续运转；新的世俗用语仍然还有一个唯心主义内核。超越性视角的效验观念——馈赠的宇宙、客观的善与恶、提升的人类物种和高尚的共同体——事实上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强劲有力的坚持和宣称。”[20]陈中梅对伯尔基仍嫌朦胧的表述，一语道破。他指出，伯尔基所提到的基督教“自己深层结构上的东西”、“其超越性视野的遗产”、“这一本质信息”、以及新的世俗用语中的那个“唯心主义内核”等等，无非都是指秘索思。在此基础上，陈中梅进一步“揭露”出秘索思在近现代西方文化中的“顽固”存在，以及它仍然在对现代人的生活发挥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他写道：“正如基督教曾一面高举‘反神话’的旗帜，一面却喋喋不休地宣讲有关耶和华与耶稣的神奇故事，近当代的一些西方思想家一面高喊着反基督教的口号，一面却随心所欲地传播着‘超验真理’、‘形而上体验’、‘存在的奥秘’和‘逻格斯的无上权威’等宗教气息浓厚的‘世俗’观念。”“秘索思既隐藏于《圣经》的诗性话语之中，也蛰伏在近当代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看似绵密严谨的论述之中”。[21]因此，秘索思并没有远离现代人的生活，相反，它仍然在以更加隐秘、更加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悄悄地发挥作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在学术思想领域，许多貌似合乎理性的规划与表述中都可能会潜伏着秘索思的因子。显然，就西方文化来说，秘索思概念的丢失，并不意味着其在西方文化中实力和影响力的减弱。陈中梅对于秘索思这一元概念的“复原”，不仅仅是指出了秘索思的常在并且与逻格斯一起构筑起西方文化二元基质结构的事实，而且也是对于现代人过于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神话思维方式的困扰，并且在思想和行动中都已经完全做到了秉承理性精神的一种提示和警醒。 在“复原”了秘索思这一元概念，并且揭示出这一基质成一直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基础上，陈中梅指出了西方文化基质结构二元存在的事实。他认为这种基质结构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其在基质成分配置上的合理性，不仅使自此以后的西方文化在基质结构上具有了一种难以撼动的稳定与自足，而且也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文化自身潜藏着强大的自我纠偏和自我调整能力。从这种基质结构的视角出发，陈中梅认为，自这种基本框架形成之后，便决定了此后西方文化品质构成的大致模样。基督教在后来的汇入只是扩充和加强了其固有的秘索思的力量；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冲击也无非是带来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复兴，其本质上仍不过是本有的逻格斯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即使是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基督教的“失势”也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其基质结构，西方学者和思想家们所提出的种种基督教替代论都无一例外地在现实面前一一破灭，证明了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忽略了西方文化的基质形成史，低估了在一种古老文明的基质层面上进行颠覆的难度。”[22]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的发展轨迹并未是一元结构的直线式发展，而是钟摆式的，是在二元限定的双轨之间、在不断的激烈震荡与自我纠偏中前行。 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以粗线条的方式，对秘索思作为基质成分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简单勾勒。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方文化两大基质成分之一，秘索思的重要作用远远不在于与逻格斯一起并驾齐驱地推动西方文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在与逻格斯的竞争与互补的过程中，为西方文化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张力与活力。这两种基质成分相互渗透、你追我赶地推动着西方文化的发展，并且还会在某些历史条件下，通过相互制约、携手并进、达成相对的均衡，在西方人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之所以然”的情况下将西方文化推向迅速崛起的巅峰。 此外，在上述对秘索思演变过程的梳理中，我们还发现，不仅逻格斯与秘索思这两种基质成分一直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相激相荡、此起彼伏，即使是在秘索思内部，在宗教秘索思与文学秘索思这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发展现象。如果以秘索思的虚构程度和神秘性来衡量，宗教秘索思可能更能体现出秘索思的本真韵味，而文学秘索思则是从这种更为纯粹的秘索思形态的一定程度的“堕落”。从秘索思在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远古神话可能带有较浓厚的宗教秘索思的气息，荷马史诗则标志着文学秘索思的崛起，中世纪基督教的扩张意味着宗教秘索思的反弹，而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文学又开始对宗教提出批评，文学秘索思又一次跃跃欲试，甚至试图替代宗教秘索思。[23]所以我们看到，秘索思内部也并非风平浪静，两类秘索思之间的斗争也一直在持续不断、相互争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