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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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景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马尔科•安东尼奥•德•拉•帕拉，智利剧作家、散文家，1952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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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景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使这个岛国摆脱了独裁统治和帝国主义势

这个甚少因文学而被外部世界了解，甚至被拉美其他国家武断地称为“一个贫苦的文学邻居”的国度，有着自己的光荣与悲切、失落与梦想。

本文尝试以现代现象学的理路，对《寻找丢失的时间》中的“欲望”、“记忆”、“回忆”、“真我”等若干主题展开存在论层面的讨论，提出欲望是存在之时间性必然引致的空间性症候。三维空间是一维时间的认识论形式；“历史”的本质是功利的空间，而“超时间性的”“真我”则描述着空间的第四维形式；三维空间与第四维空间构成着时间。本文将由此呈示出《寻找丢失的时间》叙事因果形式断裂的根由和其叙事本意。“寻找丢失的时间”不是寻找历史，而是通过寻找历史之外的“真我”，令时间、四维空间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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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景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50年代以来，哥伦比亚戏剧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一次出现了真

在法国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圣伯夫、丹纳和朗松是三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完成了文学批评从个人经验的审美向知识体系的转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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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景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开放戏剧”是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兴起的一场反对阿根廷军

罗兰·巴尔特从语言入手，发现了该作品的独特价值。他通过“愚蠢”、“语言的百科全书”、“风格的手工艺”、“抄写”、“虚无”等方面对该作品的深刻思考和独到分析，将福楼拜的这部遗作提升到了先锋性作品的高度。

为什么约翰·福尔斯反复看见幻象？他又怎样通过探究幻象创作出经典之作《法国中尉的女人》？萨拉到底是谁？本文结合福尔斯的手稿、日记、传记和心理分析研究后认为：萨拉幻象是福尔斯多种情结与理念的外化，《法国中尉的女人》像雄心勃勃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春梦。它融通了福尔斯的潜意识层面的天女情结、性幻想、局外人情结、恋母情结、创作心理自我分析、意识层面的立言留名的坚定意志、运用私人意象的创作策略、精微的审美诉求、遮遮掩掩的三角恋情、在类似主题上的反复深挖等。萨拉幻象是作者长期积累、长期练习、长期臆想、无意识发酵、内生性成

因缺乏历史与文化的积淀，加拿大文学一直被诟病为“缺少鬼魂”，但这种“无鬼焦虑”却成了加拿大文学的缪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为“加拿大文学的代言人”，致力于在创作中构建一个“阴魂不散”的文学世界。她的作品分别“向下”、“向北”与“向过去”挖掘、搜寻鬼魂，呈现了一个“群魔乱舞”的地下世界、一片幽灵游荡的加拿大“北方”以及一段“闹鬼”的加拿大历史。阿特伍德通过塑造各类鬼魂形象营造“另一世界”的镜像来观照现实世界，以拓展加拿大文学的厚度与深度，进而重塑加拿大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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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景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巴西戏剧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十六世纪就产生了充满宗教色彩的

龚古尔兄弟是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驱，他们对福楼拜的主观印象以及独特的文学观念使其长卷日记中对福楼拜作品存在轻视与误读，构成了极具个性化的批评文本。由于两兄弟与福楼拜有着长年的深挚友谊，这些轻视很难为外人所察，却在他们的日记中得到真实全面的表现。

爱伦·坡的《莫格街谋杀案》被称做历史上第一部侦探小说。在小说中，侦探杜邦是法国博物学家居维叶、理性与美国白人的代表，而凶手猩猩的外形、凶器及其身世则显示出它是黑人与非理性的化身。本文以“凶手猩猩杀死一对白入妇女”这一情节为中心，结合19世纪的博物学知识背景与1838年5月宾夕法尼亚“混交”暴乱事件，对《莫格街谋杀案》的种族主义问题作一文化诠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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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朱景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玛鲁莎•比拉尔塔（1932—）是当代墨西哥剧坛上引人注目的女剧作

曾觉之1933年发表了纪念普鲁斯特逝世十周年的长文《普鲁斯特评传》,由此起始的中国普鲁斯特小说研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政策引导、苏联学者对普鲁斯特小说的"反现实主义"和"颓废派"的定性,陷入30年沉寂。直至改革开放后,普鲁斯特研究重又兴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中国作家寻求写作新思路的实践相呼应,《追忆似水年华》主要作为西方现代派之意识流小说的先驱引入我国。1989—1991年,15位译者合作将小说译成中文,此后对普氏小说的研究渐渐由少数通法语的学

本文第一部分从克莱斯特的短篇小说《义子》中尼柯罗与柯利诺这两个人物在名字与外貌上的相似出发，分析尼柯罗的替代企图所包含的欲望辩证法及其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中空化；第二部分由艾尔芙蕾的恋人／死者图像膜拜入手，剖析艾尔芙蕾与庇亚基的婚姻状态以及艾尔芙蕾以沉默／避世为主导的交往生存模式，透视市民社会和宗教势力在情与欲上的双重有名无实；第三部分着眼于庇亚基处死义子的身体暴力及其地狱复仇欲望，由此梳理出庇亚基这一形象突变所凸显的康德人类学模式的瓦解。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出生于古巴的Santiago de Las
Vegas，父母分别是植物学家和农艺学家。在意大利，他与作家莫拉维亚，艾柯三足鼎立；在国外，他被誉为“最有魅力的后现代大师”
，“世界上最好的寓言作家之一”甚至与博尔赫斯一道享有着“作家们的作家”的美誉。卡尔维诺之所以声明显赫，很大程度与其独树一帜的叙述技巧及小说形式方面的革新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巴斯就曾将他与博尔赫斯相提并论，并赞叹道：在形式与语言的艺术性上，在才智与想象力的丰富性上，卡尔维

卡蒙斯是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其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葡萄牙文学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据传说，他还曾在澳门生活过，并在一个石洞里写下《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部分章节，但这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至今仍存争议。本文围绕卡蒙斯诗歌创作所表露的思想和有关他在澳门生活的传说，试图从新的角度提出一些管见。

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是二十世纪后期颇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作家，他的小说既具有中欧卡夫卡式的讽喻，又具有南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卡氏独树一帜的叙述技巧及小说形式方面的革新使其声名显赫，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寓言作家之一”“作家们的作家”“最有魅力的后现代大师”
“新现实主义作家”。说他的作品浅近，是因为他爱写寓言故事，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格林童话”，他拒绝用严肃，深沉，凝重的笔调去叙事，而是用轻松，浅近的笔触去讲述一个似乎不可能发生却又极具真实性与合理性的故事，说他的作

如果说巴赫金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是为了猜透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之谜，揭示复调小说的艺术创新同民间狂欢文化的内在联系，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来面貌；那么，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则是为了猜透拉伯雷的创作之谜，他认为要解开拉伯雷创作之谜，就必须深入研究拉伯雷创作的民间源头，在民间文化潮流中理解拉伯雷，也“只有从民间文化角度来看，才能够揭示真正的拉伯雷，即通过拉伯雷来表现拉伯雷。”[1]
在他看来，拉伯雷创作的主要特征是怪诞的现实主义，而这种特征“是由过去民间笑文化决

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坛同时兴起过两场论战：“新批评之争”与“何为玄怪文学”，我国学界对于前一场争执的关注显然大大盖过了后一场辩论。的确，相比于英美国家，法国的玄怪文学有欠发达，创作形式以短篇故事（conte）和中篇小说（nouvelle）为主；此外，玄怪文学
“偏僻怪异”
的选题似乎与现实相距遥远，对一贯注重“现实主义”的中国学人吸引力不大，所以，国内学院派将之视为“通俗文学”和次要文类，相关研究乏善可陈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然而，玄怪文学与现实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同时风行绝非偶然：实际上，正是因为

《奥尔拉》被公认为莫泊桑创作的最优秀的玄怪小说，本文一方面通过其两个版本的对比，着重探讨了第二版的叙述技巧，侧面揭示出作家进行改写的原因；另一方面结合玄怪故事的标准，分析第二版的《奥尔拉》相应的叙述策略和文体特点，试图说明第二版何以成为玄怪小说的经典。

“逻各斯”和“秘索思”之间的关系是柏拉图对话中时常涉及到的问题之一，其诸多篇目都将二者做了区分和对比，本文试图通过对其真假以及价值等问题的考察，指出二者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就整体而言，“秘索思”是假故事，这是苏格拉底赋予其重要的特征。但苏格拉底并不曾完全排斥“秘索思”，而是通过提升它的教化价值，将其转换到正人心美教化的现实社会功能上来。苏格拉底用赫尔的“秘索思”取代荷马之奥德修斯的“秘索思”，言外之意是否以关注整体的、反省的、自主的价值抉择代替荷马的局部的、外在的、神定的“命运”？赫尔复活后所讲的“秘索思

荷马“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理想国》 607A），荷马史诗中“秘索思”（μῦθος，muthos=myth）一词出现频率相当高，
某些时候可以临时翻译为“神话”（神灵的故事）或“故事”，荷马并不将其视为专业意义上的“术语”。恰恰相反，在指涉相当于后世学科意义上的“故事”或“神话”时，荷马却没有用到过“秘索思”。荷马那里，“秘索思”基本意思是“言辞”，而其各种相关的引申义往往是随语境临时赋予的。

结构主义思想自诞生之日起，便在语言学，文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落地生根。二十世纪的斯拉夫诗学流派，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结构主义，在文学研究方面均获得出色进展。布拉格学派早在一九三四年，就曾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建构作过一番颇有抱负的尝试。而作为布拉格学派的领军人物，扬•穆卡若夫斯基（Jan
Mukařovský，1891－1975）思想的萌发、拓展和成形，为诸门艺术、学术研究，以及当时各种倾向的一个如实反映。
穆氏的工作决定了结构主义理论之捷克支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理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