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学史研究在今天我们眼中是理所当然的一门学问，然而它真正的确立实际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建立的条件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和现代化以来新的知识体系和大学机制。在法国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圣伯夫、丹纳和朗松是三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完成了文学批评从个人经验的审美向知识体系的转化过程。
【关 键 词】文学史/圣伯夫/丹纳/朗松
【作者简介】钱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有历史。按照现代的文学概念所划分的文类，中国的文学史上溯至《诗经》，西方的文学史上溯至荷马史诗。然而，把文学作品的沿革当作历史加以研究却是非常晚近的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建立并得到学术的承认，成为大学文科教育的基本知识系统之一。可以说，这是文学批评和研究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今天已经把文学史当成一门理所当然的学问，但是在经历了“文学理论”对文学史的冲击之后，回望文学史的建立过程，也许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史，无论是其局限性还是价值。
经过18世纪“启蒙时期”的洗礼，欧洲观察世界的视点从神逐渐走向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思想，推动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他从普遍的怀疑出发寻找理性的基础，认定只有那个正在怀疑的我是无法否认的：“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①虽然笛卡尔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的理性思想却出乎他自己的意料，动摇了上帝的地位。从此，大写的理性逐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人开始成为世界的主体，开始站在自然和世界的对面发现和认识世界。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思想录》中的一段话表达了对人的理性思维的崇尚：“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②人，作为思维的主体逐渐与作为思维客体的世界相分离。与认识论转向相对应的是向人类学的转向。康德哲学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革命”，自此以后，世界之秩序并非自在之物，而是人的认识对象。人的理性和意志成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福柯在《词与物》中总结了康德的三个问题：“当康德在自己的传统三部曲上添加了最后一个问题：于是三个批判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就与第四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以某种方式归于‘它的说明’：人是什么？”③欧洲思想开始向人自身聚焦，由此产生了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等一系列人文学科，它们将与文学史产生紧密的联系。而文学史自身的焦点也是人的问题：作品的造就者——作家。
直到法国大革命，欧洲的历史观与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是比较接近的，类似“进步”或者“发展”的概念对于欧洲人的精神来说也是陌生的。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人类的根本境遇是完全相同而不变的，历史事件被看成孤立的不连续的特殊事件，人类的秩序主要是空间性的，而不是时间性的。19世纪以前，描写历史故事则一直被当作一门艺术，属于文学的一部分，历史小说(roman historique)和历史著作被看作相类似的文学作品。贡巴尼翁在谈到史学与文学分离的过程的时候，说：“直到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最后25年，历史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与文学分道扬镳，立身于科学之中……”④历史逐渐从叙述话语转向实证知识，丹纳与米什莱争论的时候说道：“确实，历史是一门艺术，然而它同时也是一门科学。”⑤新建立的历史学所具有的博学和实证的特性很快使它在人文学科中建立了强大的权威，而且成为解释人类社会变化的有力武器：一方面历史学为社会的变迁确立了时间上的轴线，并建立了从古到今的连续体；另一方面，它也能为现实世界提供“我们从何处而来”的说明，并且对未来提出种种构想。对“永恒秩序”的思考让位于对人类变化历程的解释，19世纪成为“历史”的世纪：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米什莱到丹纳，历史成为人类反观自身的关键词。
对文学的思考同样也与上述的制度和思想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圣伯夫⑥、丹纳⑦和朗松⑧三位大师的贡献，文学史作为研究文学的专业逐渐建立起来，直到当下还是大学文学系的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史被当做实证主义的文学理论，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对作家背景和身世的研究，包括作家的家庭、社会、教育、生活背景以及生活圈子，来解释作家的作品和创作，这是一种发生学的研究，文学史家们希望以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律方式来回答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因果规律。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出现了三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丹纳和朗松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之上，创立了法国的文学史批评。
内容摘要：在法国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圣伯夫、丹纳和朗松是三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完成了文学批评从个人经验的审美向知识体系的转化过程。
关键词：文学史;研究;圣伯夫;法国;批评;艺术家;文学作品;传记;哲学;解释 作者简介：一、传记批评理论
19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和批评发生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此之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要么是诗人和剧作家，如雪莱、华兹华斯、席勒和歌德等，他们在创作之余，在一些零星的文章或者作品的序言中，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或者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要么是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谢林等人，他们从各自的哲学体系出发，讨论美的问题，并就文学问题提出他们的观点，像布瓦洛这样的专门的文学批评家为数甚少。19世纪，伴随着文学史的奠基，出现了一批专门的研究专家，他们把文学批评、史学和社会学相互结合，创立了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以前的文学批评所关注和提出的问题是：戏剧和诗歌应当怎样写？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而文学史则提出了全新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诗？荷马或者高乃依这样的诗人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然而它们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时代的来临，并延续至今。
从社会条件上说，文学史的建立与现代大学制度息息相关，19世纪后期，因为普法战争的失利，法国开始全面学习普鲁士的大学体制，使大学成为新知识的工厂⑨。在新建的文学系中，教授们既不是传统的作家也不是哲学家，而是专门的文学研究者，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探究有关文学的种种知识。从思想史的角度上说，文学史的基础是19世纪得以充分发展的三大主题：人、科学和历史。
19世纪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新的知识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关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认识你自己”，实现这一任务不再完全依赖冥想和哲学的思辨，也不依赖上帝。实证主义成为主流思潮，人们相信只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最终认识世界的真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也开始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并卓有成效，在人类的精神领域，科学知识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人文学科也开始向科学看齐，普遍吸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长期以来，文学被当作个人的教养和美学修辞，但是在19世纪的大学中，它作为一个学科，必须提供知识，贡巴尼翁先生认为文学批评有两大主要的动力，一种是求知，一种是美学的判断⑩，19世纪后期，在“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的大潮中，文学走向了求知之路。
圣伯夫(1804-1869)，法国著名批评家，是法国现代批评的先驱之一，他的批评关注于作者的生活，通过分析作家来理解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保尔-罗亚尔修道院》《周一杂谈》《文学肖像》等。
作为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圣伯夫认为批评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批评并不创造什么，并不出产什么完全属于它自身的东西，它邀请甚至强迫他人参加一场盛宴。当所有人都彻底地享受了它最先发现的东西之后，它自己就悄然隐匿。它的职责是教育读者大众，就像丰特列尔等优秀的教育者所说的那样，他的工作就是要让自己显得毫无作用……”(11)对他而言，文学批评既非权威的审判官，也不是自娱自乐的独语者，面对伟大的文学作品，批评必须总是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
圣伯夫的文学评论主要是为同时代的作家所勾画的肖像，在他的主要作品文集《星期一》中，他观察和描写同时代作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他们的生活琐事，梳理他们的心路历程，从而对作家的性格特点、生活方式和思想加以评判，力图在作品和作家的人生之间建立起确切而真实的联系，从人到作品，从作品到人，“知人论世”的传记批评是圣伯夫批评的主要方法。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文学观：“对我而言，文学和文学创作与人的整体是密不可分的。我可以品味一部作品，但是缺少对这位作家的知识，我很难做出判断。我想说的是：什么树结什么果。因此文学研究很自然地会走向对精神的研究。”(12)在圣伯夫眼中，文学作品就是作家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状态的反映，并表现作者的意图，因此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对作家个人的研究。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一个人呢？圣伯夫提出的方法是从一个人出生的地方、种族开始，然后是他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甚至他的孩子，从这些人身上可以观察作家可能具有的遗传的性格特征，最后应当研究伟大的作家所处的团体，而他所说的团体，“并非偶然形成的一群为完成某项目标所构成的群体，而是一个时代的杰出青年才俊，他们也许并不类似也不属于同一家族，然而却像是在某一个春天同时起飞的鸟群，他们在同一片星空下孵育出壳。虽然他们的职业和志趣并不完全相同，却好像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诞生在这个世间。例如开启了一个伟大的世纪的团体：布瓦洛、拉辛、拉封丹和莫里哀。”(13)圣伯夫设想过，我们将可以像研究植物和动物一样研究人的精神和性格，探寻人的心理规律，解释作家的日常生活和创作心理活动。
圣伯夫认为，为了彻底了解一位作家，应当尽可能收集有关作家的一切资料，许多过去看上去与文学毫无关系的问题在他那事无巨细的观察之下都成为解释文学问题的钥匙，他说：“关于一位作家，必须涉及一些问题，它们好像跟研究他的作品毫不相干。例如对宗教的看法如何？对妇女的事情怎样处理？在金钱问题上又是怎样？他是富有还是贫穷……每一答案，都和评价一本书或它的作者分不开。”(14)圣伯夫的研究虽然历经种种批评，但是至今依然是文学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