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拉伯雷创作之谜
如果说巴赫金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是为了猜透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之谜，揭示复调小说的艺术创新同民间狂欢文化的内在联系，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来面貌；那么，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则是为了猜透拉伯雷的创作之谜，他认为要解开拉伯雷创作之谜，就必须深入研究拉伯雷创作的民间源头，在民间文化潮流中理解拉伯雷，也“只有从民间文化角度来看，才能够揭示真正的拉伯雷，即通过拉伯雷来表现拉伯雷。”[1] 在他看来，拉伯雷创作的主要特征是怪诞的现实主义，而这种特征“是由过去民间笑文化决定的，而这种文化的雄伟轮廓是由拉伯雷的全部艺术形象勾画出来的。”[2]
1．拉伯雷的历史评价。
弗朗索瓦·拉伯雷（约1494—1553）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重要人文主义作家。他具有渊博的学识，特别是在医学上很有建树，他是当时的名医，也写过医学专著。不过他的名字能流传至今主要靠他的著名小说《巨人传》。生活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拉伯雷称得上是恩格斯所说的“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时代的巨人”。
拉伯雷是欧洲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又是欧洲文学史上最不被理解、最不符合规范的作家。巴赫金指出：在欧洲文学的伟大创建者行列之中，拉伯雷“名列前茅”。“人们一般认为他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伟大作家，而且是一个智者和先知。”他认为，“拉伯雷在近代欧洲文学的这些创建者，即但丁、卜迦丘、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之列的历史地位，——至少是勿庸置疑的。”同时，巴赫金也指出，拉伯雷在其身后的几百年间一直不被理解，“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孤立状态”。他是世界文学所有经典作家中“最难研究的一个”。[3]
那么，拉伯雷受到了哪些误解和指责呢？一曰粗野鄙俗，如小说中抛掷粪便和浇尿的情节，赌咒、发誓和骂人话一类不拘形迹的粗话；二曰荒诞不经，如小说中极度夸张的筵席形象、怪诞人体形象和物质—下部形象；三曰猥亵不洁，如小说中新鲜的擦屁股方法的罗列，毫不掩饰的狎昵行为的描写等等。
下面看看一些具体的评论。
在17世纪，拉布吕耶尔在《本世纪的特征和风尚》（1690）中，把拉伯雷小说的一些因素称为“恶棍的欢乐”、“肮脏的堕落”。他认为拉伯雷是有天赋才能的，但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用污秽败坏了自己的作品”。“不管人们在那儿说什么，他的作品都是不解之谜。它类似于狮头羊身蛇尾的妖怪,生有漂亮面孔、长足、蛇尾的女妖或者更丑陋的动物：这是崇高、精巧的道义与下流堕落的荒谬绝伦的相互交错。在拉伯雷粗俗之处，他粗俗过头，这是贱民们享用的某种令人憎恶的食物；在拉伯雷高尚之处，他完美、卓越，他变成了可能有的菜肴中最精美的菜肴。”[4] 巴赫金认为拉布吕耶尔把拉伯雷的创作看成是双重的。肯定的方面，所谓“崇高、精巧的道义”，是拉伯雷创作中纯文学的人道主义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指的是拉伯雷创作中肉欲的和粗俗的污秽、责骂和诅咒、话语的双关性和低级的滑稽话语等。问题在于拉布吕耶尔找不到开启连接拉伯雷创作这两种异质方面的钥匙，无法提示拉伯雷创作中的“粗俗”因素同民间文化传统（诙谐与物质—肉体下部）的内在联系，因此他也就无法把拉伯雷的创作看成是一个统一的艺术思想整体。
在18世纪，由于启蒙主义固有的非历史性、纯理性主义、对物质机械性的理解，他们完全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拉伯雷，拉伯雷的创作在这个世纪是最不被人理解和最得不到应有评价的。对于启蒙主义者而言，拉伯雷是“粗野和野蛮的十六世纪”的鲜明的代表。伏尔泰的看法就体现了18世纪对待拉伯雷的观点。他在《哲学文集》（第2卷）中说：“拉伯雷在其乖张古怪、令人不解的书中，恣意发挥极端的愉悦和极度的粗野；他滥用博学、龌龊和无聊；以通篇蠢话的代价换取两页好故事。有几个具有刁钻趣味的人热衷于对他的创作的所有方面加以理解和评价，但其余的民族嘲笑拉伯雷的玩笑并蔑视他的书。人们把他当作头号小丑加以颂扬，并为这么聪明的人这么不成体统地滥用智慧而深表遗憾。这是一位醉醺醺的哲学家，他只有在大醉时才写作。”[5] 伏尔泰比拉布吕耶尔走得更远，他把拉伯雷的小说看成是博学、龌龊和无聊的混杂。同时，他认为大家不仅嘲笑小说，而且蔑视诙谐，把16世纪令人开心的诙谐看成低级的东西。这是18世纪对待诙谐态度的根本变化，其原因在于启蒙主义的纯理性主义、反历史主义以及对事物抽象的非辩证的理解，这种观念使得他们不能理解民间诙谐文化的双重性。
到了19世纪，对拉伯雷的评价有了变化。法国浪漫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来评价拉伯雷以及他的怪诞风格。不同于启蒙主义，浪漫派更关注历史性，他们试图在作品中寻找未来的和萌芽的东西。夏多布里昂认为天才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创造，他们是天才—母亲，他们的创作不仅有属于现代的东西，还有属于未来的东西，因此他们生养和哺育本民族其他天才的伟大作家，在整个世界只有荷马、莎士比亚、但丁和拉伯雷称得上这样的作家。雨果正确地理解了拉伯雷作品中的怪诞形象，并从历史主义角度掌握了拉伯雷诙谐式对待生与死的主要态度。雨果认为天才应当是从本质上深刻反映历史重大转折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属于未来的东西、具有未完成性。正因为这些作品饱含客观的尚未说出的未来，由此就产生它们特殊的多义性，含混性，以及虚幻的怪异性，而这一切是与传统的规范不相容的。浪漫派是从他们固有的天才观和历史观来理解拉伯雷，但还是没有能够深入理解拉伯雷创作与民间诙谐文化的深刻的内在联系。
对拉伯雷评价的这种状态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巴赫金专著出现以前，没人能从民间诙谐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拉伯雷。中国的情况，文革以前不谈，新时期以来的外国文学史基本上对拉伯雷持这样的看法：肯定他反封建的人文主义思想，但又批评他不少地方写得过于粗鄙，流于庸俗，认为这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固有的庸俗和腐朽。
内容摘要：如果说巴赫金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是为了猜透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之谜，揭示复调小说的艺术创新同民间狂欢文化的内在联系，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来面貌；那么，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则是为了猜透拉伯雷的创作之谜，他认为要解开拉伯雷创作之谜，就必须深入研究拉伯雷创作的民间源头，在民间文化潮流中理解拉伯雷，也“只有从民间文化角度来看，才能够揭示真正的拉伯雷，即通过拉伯雷来表现拉伯雷。”[1] 在他看来，拉伯雷创作的主要特征是怪诞的现实主义，而这种特征“是由过去民间笑文化决定的，而这种文化的雄伟轮廓是由拉伯雷的全部艺术形象勾画出来的。”
关键词： 作者简介：2．评价作品的不同标准和规范。
拉伯雷的创作为什么在其身后几百年间得不到正确的理解和应有的评价呢？
巴赫金认为主要是拉伯雷创作独具的特色不符合几百年来的文学性标准和规范。
首先是民间性。
拉伯雷的创作是源于民间的。“他与民间源头的联系比其他人更紧密、更本质……这些源头决定了他整个形象体系及其艺术世界观。”[6] 拉伯雷小说中的形象体系，他的巨人形象，怪诞形象，筵席形象以及物质—下部形象是来自民间的，由这些形象体系所体现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对反封建的人文精神的张扬，平等对话精神的张扬，事物双重性和更新交替精神的张扬，都是来自民间的，而这一切又是同官方性相对抗的。正如巴赫金所说的：“拉伯雷形象固有的某种特殊的原则性的和无法遏止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条主义、任何专横性、任何片面的严肃性都不可能与拉伯雷的形象共融，这些形象与一切完成性和稳定性、一切狭隘的严肃性，与思想和世界观领域里的一切现成性和确定性都是相敌对的。”[7]
其次是非文学性。
正是拉伯雷小说固有的激进的民间性，必然带来它的特殊的非文学性。也就是说，拉伯雷小说中的形象和形式是不符合自16世纪末至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标准和规范的，比如形象的怪诞，泼辣的讽刺，过份的夸张以及语言的粗俗，各种方言、土语进入作品等等。巴赫金认为欧洲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理论是在很狭窄、很有限的文学现象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比如它更关注的是史诗和悲剧而忽视小说，它更关注的是文人的文学而忽视民间的文学，在形成于诗歌占优势时代的文学理论看来，莎士比亚是野蛮人，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作品只是大众消遣的读物。显然，源于民间的拉伯雷创作是同官方化了的上层文学标准和规范完全不相容的。
3．开启拉伯雷创作宝库的钥匙。
巴赫金指出，几百年来对拉伯雷的不理解，关键在于评价作品有不同的标准和规范，因此他指出，要解开拉伯雷创作之谜，就必须改变艺术观念，摒弃许多根深蒂固的文学趣味，对许多文学概念加以全新审视，其中最重要的是深入研究拉伯雷的民间源头，揭示拉伯雷创作同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诙谐文化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如果把拉伯雷放在四个世纪的“正宗文学”中，他就显得形单影只，显得与正统的文学标准和规范格格不入；如果从民间文化的角度来看，拉伯雷的那些形象就像是如鱼得水。因此，巴赫金认为认真和深入地研究拉伯雷的民间源头，是开启拉伯雷创作宝库的钥匙。从另一个角度讲，拉伯雷的小说也是开启民间诙谐文化巨大宝库的一把钥匙，因为拉伯雷是“民间诙谐文化在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代表”[8]，只要他的作品能得到正确的揭示，人们就能从中窥见民间诙谐文化数千年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