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蒙斯是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其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葡萄牙文学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据传说，他还曾在澳门生活过，并在一个石洞里写下《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部分章节，但这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至今仍存争议。本文围绕卡蒙斯诗歌创作所表露的思想和有关他在澳门生活的传说，试图从新的角度提出一些管见。
关键词：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澳门
一
像但丁之于意大利，歌德之于德国，密茨凯维奇之于波兰，普希金之于俄罗斯，葡萄牙也有一位被视为民族象征的诗人，他就是路易斯·德·卡蒙斯[1]（Luís de Camões），他所创作的长篇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2]被视为“祖国的圣经”。这部作品创作于葡萄牙光辉的历史时期即将过去的时候，它为随后而来的漫长的民族没落提供了精神慰籍。
人们对卡蒙斯的生平所知甚少，其出生日期和出生地已难于查考，一般认为他是1524或1525年生于里斯本的一个小贵族家庭，父亲死于印度果阿，卡蒙斯由母亲抚养成人，曾进科英布拉大学学习。他勤奋好学，对历史、文学、特别是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兴趣浓厚。1543年左右，卡蒙斯来到里斯本，经常出入宫廷，并在几个贵族家庭担任教师。他写过许多非常出色的抒情诗、牧歌和几部喜剧。1549年因与王后的侍女惹出风流韵事而被逐出里斯本，前往驻北非的军队中服役，在一次与摩尔人的战斗中失去右眼。不久他返回里斯本，但因帮助一位朋友而刺伤一名宫廷官员，被投入监狱。1553年他获释出狱，被派往印度服役，期间开始创作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后来他写诗讽刺果阿的葡萄牙当权者而激怒了总督，被逐出果阿，据说来到了澳门。在东方辗转漂泊17年之后，他终于他回到里斯本，行李里装的是流放和冒险唯一的收获——《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手稿。手稿在1572年得以出版，但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当时年轻的国王塞巴斯蒂昂对诗歌没有兴趣，但还是授予了卡蒙斯一笔年金，不过这没有帮助他摆脱贫困。大约1580年他死去。两年之后，葡萄牙丧失独立，开始了依附于西班牙的历史，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640年。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也没有勇气来承受这样的打击。卡蒙斯曾说：“热爱你的祖国，祖国就会照顾你”，这句话至今还刻在澳门通往中国大陆的关闸的门楣上。他生前热烈地热爱祖国，但祖国并没有怎么照顾他，只有在死后，他才受到推崇，他的石冢和达·伽马的一起，安放在里斯本热罗尼莫修道院，供人景仰。
一个国家文化的繁荣往往是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期，卡蒙斯这位“一手执剑，一手握笔”的诗人生活的年代，正是葡萄牙辉煌时代的后期，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后期，这是历史的十字路口，“到底是应该去迎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航海发现本身就是新时期来临的信号），还是应该退缩到宗教和伦理的稳定的基础上，尽管文艺复兴在物质生活和观念上的动乱已动摇了这个基础”。[3]实际上，海外发现并没有给葡萄牙带来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改变，而黑暗即将来临，正是在这一时期，卡蒙斯用最雄辩的语言把这种谱写史诗的雄心公诸于世，及时地把葡萄牙的历史辉煌记录下来，但是他已经看到国家走向衰败的先兆。
卡蒙斯一生颠沛流离、命运多舛，从来没有摆脱厄运的追击。他是一个四海漂泊的行者，一个赋予“祖国”更多含义的行吟诗人，一个仗义执言的侠士，一个吃不饱饭的贵族，一个不知道熄灭火焰的情人，一个傲慢的民族主义者。他为祖国冲上历史的浪尖而狂喜，但也体验了生命中的不幸、矛盾和困惑，并试图以艺术创作来宣泄和摆脱。在他的抒情诗和史诗中，并存着多种矛盾的成分，如对古代生活模式的留恋和现代国家精神；神话与基督教；欢乐与痛苦；秩序与动乱；崇高与荒谬；人类的伟大与渺小；理想的爱情是灵魂的结果，但又如何解释对肉体的渴望？他在火焰与灰烬、确定与不确定、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游走，甚至在爱情这不见火焰的烈火中，以矛盾的方式体验了创伤与喜悦：
爱情是不见火焰的烈火，
爱情是不觉疼痛的创伤，
爱情是充满烦恼的喜悦，
爱情的痛苦，虽无疼痛却能使人昏厥
爱情是除了爱别无所爱，
即使在人群中也感不到他人的存在。[4]
与荷马史诗不同，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取材于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传说，而卡蒙斯的史诗却取材葡萄牙真实的历史，虽然他受到荷马史诗的影响，并且糅合了古希腊罗马神话。《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全诗长达 9000多行，共分10章，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神话和真实交织在一起，叙述在时空中巧妙地转换，充分显示出诗人谋篇布局的水平和广博的人文地理知识。卡蒙斯歌颂的是航海家达·伽马远航印度的事迹，但是他把葡萄牙民族的事迹上升到神话的高度，让上天的诸神以不同的态度参与了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大海、天空、陆地和宇宙构成了辽阔的空间，成为葡萄牙人显示英雄本色的舞台；在舞台上，达·伽马虽然是主人公，但只是一个被诗人利用的木偶，诗人借用他的印度之行来述说葡萄牙的辉煌历史，不惜笔墨为葡萄牙帝王歌功颂德，其最终目的是美化葡萄牙海外扩张的官方思想。卡蒙斯一方面表现出人文主义精神，借葡萄牙人的壮举赞扬人类非凡的探索精神，称颂他们对地球奥秘的揭示有了重大飞跃，以及他们面对神的破坏表现出来的毫不惧怕的勇敢精神，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十足的欧洲中心论者，或者更确切地说“葡萄牙中心论者”，他把葡萄牙人的航海发现看作是铲除异教、征服蛮族、传播基督的十字军远征；他强调骑士的黩武精神，鄙视商业思想，把葡萄牙人塑造成不怕流血牺牲、没有私心杂念、誓死为上帝效力的英雄：
任何危险也阻挡不了你们，
去征服污秽的蛮族和野人，
你们从来没有贪欲和野心，
更不违背体现天意的教廷。[5]
诗人通篇把最美好的词汇献给了他的国王和航海家，而对其他异教的民族则不是贬抑就是嘲笑，甚至欧洲其他民族也无法与葡萄牙人相提并论。他们缺乏理智，自私懦弱，甘于堕落：傲慢的日耳曼人凭空臆造新教派，不去对抗奥斯曼帝国，却妄图挣脱教皇的统治；狠毒的英国人自称圣城的国王，却任圣城被穆斯林霸占；卑鄙的法国人自称最完美的天主徒，却不把天主捍卫；沉湎享乐的意大利人，白白耗费生命与财富。只有葡萄牙人肩负着重大的使命，他们品质高尚，人数虽少却十分坚强，他们将成为全世界的主宰：
在这渺小的卢济塔尼亚家族，
却从不乏英勇的基督的信徒。
阿非利加有他们的航海据点，
在亚细亚他们成为最高君主，
在美利坚他们把新土地耕耘，
世界更加广阔他们也能到达。[6]
不过，卡蒙斯是矛盾的，他既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也目睹了他的同胞毫无节制的贪婪和对权力的野心。在第四章的结尾，他借一位老人之口把达·伽马的航海动机归结为“荒诞的贪欲”和“狂野的野心”。他提出这样的质询：
你究竟还想把要这个国家，
引向什么新的灾难的深渊？[7]
在最后一章，他忧虑重重，激情饱满的颂扬已经用尽，歌喉也已经变得嘶哑。他批评国家日益腐败，人们贪图享乐，追求金钱和财富，不思进取；国王周围尽是阿谀奉承之人，而贤人智者则备受冷落，其实他是在为自己怀才不遇而忿忿不平。他似乎已经看到，问题已经出现，而国家该向何处去？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并没有答案：
缪斯女神呵，我不愿再歌吟，
我的琴弦已失调，喉咙嘶哑，
可这并不是由于过度地歌唱，
只由于听众冷漠，不见知音。
祖国不肯稍稍赐我一点恩惠，
以鼓励我的灵魂和艺术才情，
她已沉沦于一味的贪欲之中，
一筹莫展野蛮愚昧死气沉沉。[8]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被奉为葡萄牙文学史上的顶峰之作，在以后的时间中，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它解读，总能找到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二十世纪葡萄牙的独裁者萨拉查[9]在这部书中找到了对国家的狂热赞颂，对殖民扩张和征服的辩护；另一种解读则认为它强调对世界的开启和融合，“不仅表现了天与地的和谐联系，而且表现了迄今被空间、种族、和成见割裂的人类的和谐联系”。[10] 而法国学者安田朴则对诗人自以为是的文字感到反感，认为这部史诗是低级下流的：“这部书中一些粗俗无理的做法引起了我的反感，因为其中竟敢吹嘘使包括‘东突厥人’在内的各民族都屈服于一种‘有辱人格的统治’。这里仅仅是指‘摩尔人的奸诈国王’、‘具有丑恶的灵魂’和‘背信弃义的人’、穆罕穆德教派的‘邪教徒’。总而言之，其书中充满了诽谤性的贬义词；‘狡猾的’、‘作恶多端的’、‘喜欢骗人的’、‘令人仇恨的’、‘蒙昧无知的’，等待。”[11]卡蒙斯被宗教虔诚和十字军的狂热捆住了手脚，他只能从欧洲中心论，或者说更确切地说从“葡萄牙中心论”立场看待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中的位置，他把葡萄牙人看作担负基督教神圣使命的高贵民族，所以他们处处得到女神们的庇护并最终赢得了她们的爱情，因此也成为欧洲其他基督教民族学习的榜样。非基督教的其他民族要么落后野蛮，要么缺少勇气和智慧，要么恭顺懦弱，是被征服的对象，其中伊斯兰被卡蒙斯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他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狡猾残忍的“摩尔人”如何阻挠葡萄牙人的伟大事业。萨义德解释过为什么基督教欧洲如此仇视伊斯兰：“伊斯兰之成为恐怖、毁灭、邪恶、乌合的野蛮人的象征不是无缘无故的。对欧洲而言，伊斯兰曾经是一个持久的创伤性体验。直到17世纪末，‘奥斯曼的威胁’一直潜伏在欧洲，对整个基督教文来说，代表着一个永久的危险；最终欧诸逐渐将这一危险及其传说、其重要的时间和人物、其善与恶包容并编制了自身之中，成为自身生命的一部分。”[12]卡蒙斯的“葡萄牙中心论”的基础是民族主义和基督教十字军精神的混合物，上帝代表了神意、真理和文明，只有上帝的“福音”才能拯救异教徒于罪恶之中。他居高临下地把非基督教的国家和地区都视为异端邪恶之地，必使之毁灭而后快，而葡萄牙人是天主最模范的使者。这种以基督教为核心的中心论后来充斥着欧洲的文化价值观，成为衡量他者世界的标尺。
内容摘要：卡蒙斯是葡萄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其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葡萄牙文学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据传说，他还曾在澳门生活过，并在一个石洞里写下《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部分章节，但这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至今仍存争议。本文围绕卡蒙斯诗歌创作所表露的思想和有关他在澳门生活的传说，试图从新的角度提出一些管见。
关键词：卡蒙斯；《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澳门 作者简介：二
卡蒙斯在《卢济塔尼人之歌》中有几次提到中国，但看不出他对中国有直接的经验，在他笔下，遥远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上的形象，是葡萄牙人即将抵达的一个目标：
你的英雄们所点燃的战火，
是如何让大海熊熊燃烧呵，
他们俘获崇拜偶像的蛮人，
战胜摩尔人和不同的民族。
他们将夺取富饶的金光岛，
还将航行到最遥远的中国，
将抵达东方最偏远的岛屿，
将让整个大海都俯首听命。[13]
在史诗的最后一章，卡蒙斯描写到达·伽马从印度返国的途中，一直爱护葡萄牙人的爱神维纳斯为葡萄牙在大海中开辟了一座“爱情岛”，众神在岛上为葡萄牙水手举行庆功宴会，用美酒佳肴和爱情补偿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席间，海神特蒂斯（Thetis）唱起颂扬葡萄牙人的歌曲，她不仅歌颂葡萄牙人过去的功劳，也预示了葡萄牙人的未来所为：将有一支船队从里斯本出发，沿着达·伽马开辟的航道，再次抵达东方。然后女神带领葡萄牙人来到一个山洞，向他们展示一个宇宙的模型，描述世界的面貌，告诉他们将来要做的事情，于是葡萄牙人看到了地球，上面“生活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各自的国王、宗教和风俗”[14]，但只有欧洲的文明强大昌盛，其他地区尽管有辽阔的土地，蕴藏着金矿和财富，但尚未开化；人民蒙昧野蛮，只相信异端邪说，更有“食人生番，烧红烙铁纹身”的怪诞风俗。而对中国，虽然寥寥数语，却尽是赞美之词，他的中国形象没有脱离当时欧洲的社会集体想象，如同许多文本所描述的那样：国土辽阔富饶，君主道德高尚。比起他所描写的其他地方，他对中国的描述是肤浅的，有些说法并不准确。洛瑞罗认为，“在《葡国魂》中提到中国的地方，并不像提及亚洲其它地区那样，比较详细具体，相反地对于如果在那里居住过的人来说，却显得过于空洞，而且很不准确，甚至出现了错误。”[15]
你看那么难以置信的长城
就修筑在帝国与帝国之间，
那骄傲而富有的主权力量，
这便是确凿而卓越的证明。
它的国王并非天生的亲王，
更不是父位子袭时代传递。
他们推举一位位仁义君子，
以勇敢智慧德高望重著名。[16]
他提到了中国的长城，这没错，但是他错误地提及中国的皇帝不是世袭继承，这或许借用了当时皮莱资[17]的历史著述《东方概说》中的说法。虽然诗人在诗中传递了有关中国的零星信息，但并不能说明他游历过这个国家。迄今还没有任何历史资料证明卡蒙斯曾经到过澳门或者中国的其它地方，然而却流传着他曾在澳门生活过的传说。根据传说，卡蒙斯辗转来到澳门，担任“死亡验尸官”的卑微职务；他经常在沙梨头的一个简陋的石洞里流连，写下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部分章节，如同作家万瑟斯劳·德·莫赖斯[18]所描述的那样：“在夏季令人窒息的宁静中，他总是怀着惰夫对失业的厌恶之情，偷偷逃离他那卑贱的工作，来到三块巨石搭成的石洞里寻找清凉世界。在这里，他重新整理，完成了一部以后轰动欧洲的巨作。”[19] 这部巨作险些与世人失之交臂，根据传说，卡蒙斯后来从澳门返回印度，途中船在湄公河遇难，他冒着生命险才救出诗稿。在文人墨客不断重复的描写和渲染下，这一传说变得生动起来，富于感染力，令人不愿意怀疑其真实性。
然而，诗人从来没有在任何文字中提及过澳门，其实连葡萄牙人自己对传说的真实性也并非深信不疑。庇山耶[20]写道：“多少年来，围绕贾梅士是否在澳门居住过，是否在这城里任过官职，是否当过或可能当过死亡验尸官论不休。这辩论总有一天还会重新热起来而最后的结论很有可能是否定的。”[21] 那几块岩石构成的石洞简陋之极，很难相信卡蒙斯曾在这里流连忘返、埋头写作。另一位葡萄牙作家阿基利诺·雷贝格[22]说：“如果我们谈论的贾梅士故居石洞确实像参观者证实的那样仅为1.35米X 3.2米，那它用来住大猩猩比住一个文明人更合适。除了外观上的不适，待在里面也极不舒服。把它美化成‘工作室’，认为它满足了贾梅士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创作的要求的说法是十分荒谬可笑的。”[23]
实际上，如果1558-1559年间卡蒙斯真的游历过中国的沿海地区并在澳门居住过，那么澳门那时候还是一荒僻的小渔村，只有几件临时搭建的木屋和茅草房，仅供渔民们落脚，或许卡蒙斯在澳门上过岸，但是否在此居住过并进行史诗的创过却缺乏史料的佐证。罗瑞罗在《史学家之谜：贾梅士在澳门》一文中得出以下结论：“贾梅士‘可能’进行了过一次中国海域之行，‘可能’在暹罗湾遭遇海难，以‘可能’真有过一位中国女伴，但是，他肯定没有担任过所谓‘死亡事物专员’，没有在马交（即澳门——作者注）长住过，更没有在一个所谓马交石洞写过他的著名史诗，就连一部分也没有。”[24]
不管这个传说多么扑朔迷离，多么缺少根据，事实是“有关卡蒙斯到过中国，以及他在中国的海域遭遇海难的故事早就迅速传播开了，尽管从未有过任何原始文献资料对此加以确认”。[25]传说不仅仅是为了传说，不仅仅是为了在旅游地图上增加一个风景点，它经过符号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已经上升为一个神话，成为殖民者确认在异国“存在”的一个标志性象征，这种“存在”剔出了殖民主义的炮声和血迹，洋溢着普世主义的温情和诗意。在这一象征化的过程中，诗人生前流连的地方被命名为“贾梅士公园”，在诗人曾经写作的石洞前竖立了一尊半身铜像，周围是中国人和葡萄牙人颂扬诗人的石刻碑文。澳门回归之前，每年6月10日是“葡国日、贾梅士日暨葡侨日”，这一天传说（又是传说）是卡蒙斯的冥日，后被定为葡萄牙的国庆日。这一天澳葡政府会在石洞前举行公祭活动，政府官员率领民众向诗人雕像敬献花环，华裔和葡裔学生共同吟咏诗人的作品。在官方的倡导和文人墨客的配合下，这一传说已成为殖民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真实，成为澳门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成为殖民者塑造自我形象的一个重要符号。庇山耶写道：“这就是卡蒙斯石洞，一个小得可怜但完全可以改进的地方。它极富魅力，是纪念卡蒙斯的地方，也是祭拜祖国的圣坛。只要还有葡萄牙，这种崇拜和声誉就不会消亡。它是胜过任何历史研究的明确的事实：葡萄牙最伟大的天才曾在澳门受难、恋爱、思考，也是在澳门写出了他部分不朽的诗篇。”[26] 因此，这个石洞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真实的意义，一个葡萄牙诗人缺乏历史根据的传说成为诠释葡萄牙在中国澳门存在四百多年的象征和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