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布瓦尔与佩居榭》是福楼拜的遗作，这部小说包含了作家的巧妙构思，却因为未能完成而长期被文学批评界忽视。罗兰·巴尔特从语言入手，发现了该作品的独特价值。他通过“愚蠢”、“语言的百科全书”、“风格的手工艺”、“抄写”、“虚无”等方面对该作品的深刻思考和独到分析，将福楼拜的这部遗作提升到了先锋性作品的高度。
【关 键 词】罗兰·巴尔特/福楼拜/《布瓦尔与佩居榭》
【作者简介】孙倩（1983- ），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对象为罗兰·巴尔特及其文学批评思想，近期发表论文有《罗兰·巴尔特与他的中国之旅——解读(中国旅行笔记)》(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作为一名前卫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在理智上对先锋派和现代派作品的革命性和新颖性十分推崇，然而在感情上他却更倾向于古典文学，他的枕边书永远是古典类书籍。巴尔特曾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他最欣赏的三位作家分别是福楼拜、普鲁斯特和萨德。其中，巴尔特又特别钟爱福楼拜，尤其是他的遗作——小说《布瓦尔与佩居榭》(Bouvard et Pécuchet)。在《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一书的“J'aime, je n'aime pas”(我喜欢，我不喜欢)一节中，它是唯一被列在“我喜欢”题下的文学作品。虽然巴尔特从未专门就这部作品著书立说，但这部小说一直萦绕着他，频繁而自然地出现在他的笔端，因而被他称作“直接而显见的互文文本”。
《布瓦尔与佩居榭》是福楼拜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他构思时间最长的小说。早在1853年，福楼拜已经有了写一部“痛骂整个人类”的长篇小说的打算。到了1863年，他将这部构思中的小说称为“复仇之书”①，并表示此书有可能使他被逐出法国。1872年，福楼拜在终于完成了《圣安东尼的诱惑》的修改后，向乔治·桑透露了他的写作计划，宣称这部“现代小说”将至少占用他两到三年的时间。他开始大量阅读书籍，积累材料，并于1873年秋和1874年六月两次亲赴诺曼底乡村考察故事发生的背景地。实际上，福楼拜总是低估自己对作品的要求，直到八年后去世，他都没能完成该小说的创作。福楼拜于1874年8月正式开始动笔，初步将小说分为两部分。其中，前十章为第一卷，讲述了两个朋友布瓦尔和佩居榭的故事：他们本都是生活不如意的抄写员，后来佩居榭获得了一大笔遗产，两人便辞去工作，退隐乡下，并开始用这笔钱自学各种知识，尝试不同事业。然而他们所有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最后重新干起了抄写的营生。小说第二卷全部由引文构成，内容是两个主人公在第一卷中所读书籍的摘录。其实，小说的结局是后人根据福楼拜写作提纲的手稿推断出来的，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写完第一卷的第十章就离世了。
福楼拜去世后，《布瓦尔与佩居榭》甫一面世即招致批评。有的批评家认为福楼拜“超过了界限”，这部小说“低俗粗野”、“不堪卒读”，令人“难以忍受”②；有的读者认为这部作品没有曲折的情节，根本不能称之为小说。虽然福楼拜的弟子莫泊桑和与巴尔特身处同一时代的诗人雷蒙·格诺都曾为这部小说辩护，但他们的观察都是站在传统的人物和结构的角度，不够深入。《布瓦尔与佩居榭》长期没有引起文学批评家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巴尔特发现了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开始频繁地提及和引用它，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发生了改变。巴尔特以全新的批评视角，挖掘出了该作品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并将其提升到了先锋性作品的高度。从他的第一部作品《写作的零度》到最后一部《明室》，几乎所有作品中都能发现《布瓦尔与佩居榭》的影子。这部作品以一种隐秘和持久的状态“编织”在巴尔特写作的字里行间，成为笼罩他整个写作版图的文本。尽管巴尔特涉及这部小说的文字和谈话只是散见于他五卷全集的各个角落，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这些片段的搜集和梳理，归纳出以下五个值得探究的命题：“愚蠢”(bêtise)、“语言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es langages)、“风格的手工艺”(artisanat du style)、“抄写”(copie)、“虚无”(rien)。从研究这些命题出发，我们可以窥见巴尔特对整个福楼拜写作的思考。
内容摘要：罗兰·巴尔特从语言入手，发现了该作品的独特价值。他通过“愚蠢”、“语言的百科全书”、“风格的手工艺”、“抄写”、“虚无”等方面对该作品的深刻思考和独到分析，将福楼拜的这部遗作提升到了先锋性作品的高度。
关键词：小说;布瓦尔;佩居榭;语言;尔与;写作;抄写;文学;词典;引文 作者简介：一、关于“愚蠢”
“愚蠢”是《布瓦尔与佩居榭》中最为醒目的标记，两个主人公是人类愚蠢和无知的典型。福楼拜1879年为小说拟定的副标题即为“人类愚蠢的百科全书”③。早在孩提时代，做着作家梦的福楼拜就把“愚蠢”看作是最有趣的主题，有学者甚至在福楼拜九岁时写的一封信中发现了这部小说的端倪。在这封写于1831年的信中，小福楼拜用尚存拼写错误的文字向他的童年伙伴宣告了他的雄心壮志：有一位女士总是给他们讲一些蠢人故事，他以后要把它们写下来。然而这只是简单的记录，还是别有深意的再创作，我们不得而知。直到51岁时，福楼拜才终于实现了围绕“愚蠢”创作一篇小说的愿望。小说中的两个朋友布瓦尔与佩居榭妄想读遍群书以掌握所有的知识，却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变得一无所有。对于两个主人公的这项看似愚蠢透顶的事业，福楼拜在讽刺和嘲笑的同时又表现出了同情甚至钦佩，因为他看到人类自身既是“愚蠢”的制造者，又是“愚蠢”的牺牲品。
在付诸行动之前，“愚蠢”首先表现为语言。巴尔特第一个发现了福楼拜所指的“愚蠢”不存在于社会中，而寄生在话语本身。福楼拜去世后，人们在他遗留的档案材料中发现了《布瓦尔与佩居榭》最后两章的大纲，其中包括一部《庸见词典》(Le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J4Y216.JPG)。作者以单词或词组为条目，以词典的体例进行排序。条目后提示的是人们在日常聊天中听到这个词或词组时应该说的话、应发表的见解和应有的反应，以讽刺小资产阶级的种种成见、偏见和定论。例如：“奶酪：要引用布里亚-萨瓦罕(Brillat-Savarin)的名言‘一道没有奶酪的丰盛晚餐犹如一个失去一只眼睛的美女’”；“秘鲁：那里到处都是黄金”；“文学：游手好闲者的消遣”；“自然：多美的大自然！每次去乡下都要这样说”；“维克多·雨果：他错就错在不该投身政治”；“甜瓜：饭桌上的好话题，它是蔬菜？还是水果？英国人把它当作饭后甜点，真令人惊讶”，等等。
《庸见词典》的内容包罗万象，有的直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人云亦云的平庸是最合法最保险的，对于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话题，这本书将为芸芸众生提供方便，只要按照字母顺序查找所要说的话，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入流的、体面的、受欢迎的人。当然，这是福楼拜的反讽，他真正的设想是搜罗并汇集所有充斥世界的蠢话、废话和荒唐话，以至于人们不再敢随便高谈阔论，生怕用到他收录在《庸见词典》中的句子。福楼拜曾雄心勃勃地幻想这本书将成为埋葬人类愚蠢的坟墓。然而，不但他生前由于“愚蠢”涉及的范围太广而未能完成这一工作，而且在他身后，“愚蠢”更如病毒般迅速繁殖和蔓延，至今人类也无法、大概也永远不可能找到防治这一病毒的灵丹妙药。人类的“愚蠢”无处不在，而福楼拜描写的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愚蠢”并不是个别人先天的智力缺失，而是全人类无法避免的劣根性。
“愚蠢”在福楼拜的笔下被化作“庸见”(idée J4Y216.JPG)，而在巴尔特的文本中它的代名词是“俗套”(stéréotype)或“俗见”(doxa)。小说《布瓦尔与佩居榭》第二卷的重要组成部分《庸见词典》早在1850年就已写就，而到了1852年，福楼拜在通信中兴奋地透露：他准备给《庸见词典》写一个前言，这个长篇前言可能是整整一本书——即随后诞生的《布瓦尔与佩居榭》。在《庸见词典》中，福楼拜总结了当时社会上人们对不同事物的普遍看法，这些看似有道理的定论实际暗藏了作家对小资产阶级的揶揄。巴尔特将《庸见词典》与他自己的《神话集》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对大众文化中的“神话”即“小资产阶级的愚蠢”的“去神秘化”(démystification)。他强调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模糊关系，认为福楼拜时代的资产阶级其实已沦为今天的小资产阶级，因为后者为了建立自己的文化，以玩笑的方式贬低了前者的文化，形成了所谓的大众文化，也就是由“庸见”或“俗见”所构成的文化。
在围绕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进行分析的作品《S/Z》中，巴尔特自然地联想到《布瓦尔与佩居榭》，将其作为“多容文本”的代表，置于“俗见”的对立面。他认为福楼拜通过运用不确定的叙述话语、回避结论以及反讽的手法成功地摆脱了“俗套”。在《今日神话》中，巴尔特以布瓦尔和佩居榭的名字为词根发明了一个新词“bouvard-et-pécuchéJ4Y209.JPGté”，意思是一时冲动，不知满足，手忙脚乱地不断尝试和改变。在《莫泊桑与不幸的物理学》一文中，巴尔特发现了身处同一时代的莫泊桑和福楼拜分别刻画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同侧面：前者着重讽刺他们的“无能”，后者则嘲笑他们的“愚蠢”。对巴尔特来说，《布瓦尔与佩居榭》是反映“俗见的写作”(l'écriture de la doxa)这一命题的典型范本。他于1970至1971年间所讲的研究班课程正是围绕这一命题，讨论了文学创作中个人习语(idiolecte)和社会习语(sociolecte)的关系。前者是作家个人风格的展示，后者则是一类人共同的历史、政治、文化印记。他以《布瓦尔与佩居榭》为例，指出这部小说正好集中体现了从抄写到庸俗语言的压迫等诸多问题。④
事实上，福楼拜面对“愚蠢”的态度是模糊而复杂的：表面看来他在批评，实际却是假意的批评，因为他自己也身处其中。开始时，两个主人公是“白痴”，是作者鄙视和嘲讽的对象，然而随着写作的推进，他们变得和福楼拜一样，具有了发现愚蠢的慧眼并感到难以容忍，同时，他们对别人愚蠢的洞察并不能避免自己的愚蠢。这也正是福楼拜痛苦的根源：“布瓦尔和佩居榭渐渐侵袭了我的精神，以至于我变成了他们！他们的愚蠢成了我的，这使我筋疲力尽”(Correspondance: tome VII, 237)。两个主人公既是作家的代言人，又是作家的化身，他们的行为仿佛镜子内外的影像和实体一般相互重合。布瓦尔和佩居榭把福楼拜写进他们的书中，正如福楼拜把这两人写进他的书中。据考证，布瓦尔和佩居榭搜集的《名人蠢话录》中甚至还会出现福楼拜本人的句子，这种巧妙的“纹心结构”⑤令意义无休止地原地打转。巴尔特很早就发现，福楼拜笔下的“愚蠢”和“聪明”并不是对立的，有时甚至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福楼拜总是有意模糊愚蠢和聪明之间的界限，正如萨特所言：“对福楼拜来说，最糟糕的愚蠢，就是聪明。”⑥无独有偶，巴尔特也承认他对“愚蠢”既迷恋又厌恶，并同样在自己身上看到了布瓦尔和佩居榭的影子。他在《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中写道：“我的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愚蠢的，他知道可是却不说出来，似乎我就是自己的布瓦尔和佩居榭。”(Oeuvres: tome IV, 876)⑦
福楼拜认为，“真正的愚蠢是试图作总结”(Correspondance: tome II, 239)，作品的意义应当始终保持悬而未决的状态。为了“让读者分不清被嘲笑的是不是他自己”(Correspondance: tome II, 238)，他甚至曾计划在小说末尾加上一个假的参考书目。福楼拜不但在作品的内容上尽量混淆判断，还从形式入手，大量采用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使读者难以分辨叙述者和人物的话语。同福楼拜一样，巴尔特也反对寻找单一和终极的意义，他对任何形式的意义的产出和堆积都持排斥态度。因此，他避免给小说中两个人物是否真正“愚蠢”下定论：“福楼拜嘲笑(他真的嘲笑吗？)布瓦尔和佩居榭提出关于天空、星星、时间、生命、无限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愚蠢’或简单(答案却是复杂的)的玄学：也许是真正的玄学。”(Oeuvres: tome V, 856)“愚蠢”有时并不是智力的不足，恰恰相反，是智慧的表现。正如《道德经》中所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人们自以为聪明时，“愚蠢”定在不远处潜伏，相反地，被认为“愚笨”的人却往往比“聪明人”有智慧。“愚蠢”和“智慧”相辅相成，正如我们可以在智者中见到疯子，也可在疯子中发现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