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

史诗研究者往往是古典学、语言学、比较文学、民俗学、民族志学或文化人类学等专门学科的专家。

摘要：柘枝舞是唐宋时期流行的乐舞,其起源有石国、拓跋和南诏三说。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唐乐府学典籍研究”(项目编号:14CZW042)阶段性成果作者：郭丽，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点击阅读全文】柘枝舞起源三说平议。

和晓梅的小说通过对空间的巧妙运用,淋漓地呈现出纳西人的生活世界和感性世界以及纳西人对纯洁真挚之情的追求,暗示出文化冲突中的文化阵痛。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华多民族文学‘民族性’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4CZW065)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傅钱余，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她的散文力图再现生活于草原之上、世代传统的哈萨克族草原人的世界，以及他们勇敢走向世界的渴望与希冀，可以说叶尔克西的散文世界是人们了解哈萨克民族文化发生过程的一个媒介或窗口。仔细探究叶尔克西的散文世界，一种独特而富有意蕴的空间感油然而生，童年的视角与女性的视角彼此交织下的草原人对自然生命的天然顿悟，以及把握一种自然生命的钝感力等等，无不呈现出多样、丰富的内涵。正是这些内涵的存在，让叶尔克西的散文世界尽现独特的艺术之美。一、叶尔克西的“北塔山”及其意义在多民族聚居的新疆，语言差异是新疆各民族人民之间相互沟通的

摘要：1945-1959年的中国民间文学,延续的是延安范式,贯彻"一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处于对苏联的知识依附和对政治意识形态依附的阶段,民间文学的研究缺乏话语的自主性及学术高度,其学理性被消解,从"文艺的"和"学术的"两套范式里脱轨,处于迷茫之中。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项目批准号:13CZW090)阶段性成果之一作者：刘波，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点击阅读全文】试论中国民

该小说采用两条线索并行的方式,使古代的格萨尔王与现代的说唱艺人晋美形成对话。阿来以个人的叙事力量重述史诗,完成了英雄与史诗的现代转化。同时,小说体现了当代文学中难得的"返乡"精神,是"有根系的写作"。

这样一个在历史舞台上活跃异常,充分施展了宏图大略的伟大政治家,在文化精神上,却远接中国隐逸之宗陶渊明。他将这位近千年前视仕途为畏途的诗人引为"知己",创作了大量与陶渊明田园诗文化精神相契合的诗文。这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背后潜藏的是文化认同,反映出儒释道三者在不同社会历史和政治环境中的融通与变异。

耶律铸精通音乐,以左丞相的身分主持制成元代宫廷乐舞《大成乐》,现存乐府诗77首,多数能入乐歌唱,堪称元初乐府诗的代表。在用韵方面,耶律铸以北音入韵创作乐府诗,成为《中原音韵》的实践先驱。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契丹文学史”(项目编号:14BZW161)阶段性成果作者：和谈，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点击阅读全文】论耶律铸的乐府诗创作。

摘要：现代民族发展中,民间叙事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民间表述载体,成为民族成员建构和表达认同的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宁锡伯族共同体进入重构阶段,地方文化精英借由民间叙事重构民族历史记忆,表达族群认同。

从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全国性歌谣征集活动至今,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编选已近百年。作为一种文本形态,它们历史地记录了几代学者的民间文学观念及其变迁。选编作者：沈梅丽，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点击阅读全文】近百年民间文学汇选本论略。

执雀问生死的故事在《伊索寓言》和佛教故事中均有出现。该故事随同佛教传入中国,最初出现在佛教艺术中,表现为执雀外道与鹿头梵志对称出现于佛陀两侧,以衬托佛陀拥有大智慧。北宋时期,在禅宗中增加了佛陀腿跨门槛并反问外道的情节。2012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摩醯首罗天形象在中国的演变”(12LZUJBWYB104)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吕德廷，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点击阅读全文】执雀问生死故事的流传.

摘要：以"妻的离去"为结局的中国民间幻想故事有着悠久的文本历史和稳定的结构传承,此类故事以异类婚配开始,以异类妻子离去告终,表现出女性从仙到兽的身分沉落及反抗心态。文化原型基金：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林兰编中国民间童话的结构形态与文化意义”(项目编号:14YJC751019)阶段性成果作者：黎亮，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次方言土语区的局限，就目前已经出版的《亚鲁王》文集而言，只是抽取“亚鲁”在成长与战争中的一些片段公开出版，大量删减了史诗中有关宇宙观形成及创世过程的重要文化生境部分。其后“亚鲁”后裔的家族坎坷历程也没有在这部公开出版的史诗中得到呈现，导致了同一个文本中不仅无法反映出整个史诗的全貌，即使在苗族的各个不同地方社会生活中，其他文本的丰富浩瀚内容还有待全面地搜集、记译、整理，并从不同学科视角开展研究。长期以来，学界对苗族史诗的研究主要涉及创世史诗、神话史诗和迁徙史诗，而对英雄史诗的

情感研究是学术界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 "跨民族连带"的提出正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内进行情感研究的尝试。通过比较文学视野的使用,少数民族文学被推进到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同时,通过跨学科知识视野的介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诸多核心议题,如跨体系社会、交混的本真性、协商的汉语以及历史重层的当代镜像等得到了讨论和考察。

东巴叙事的实质就是仪式叙事，它通过仪式程序组合，借助东巴经书、口头演述、东巴画、东巴舞、东巴音乐等多元仪式要素实现叙事功能。东巴叙事讲述的是种类繁多的神灵与鬼怪的故事，这些大小不等的神灵、鬼怪故事通过仪式叙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故事集群，具有“超级故事”特征.如在《祭署的六个故事》中，如果按照传统的每个故事都使用“三段式”模式，则意味着过高重复率带来的“审美疲劳”，东巴在此采取了六个故事共用一个开头、结尾，而六个故事情节分别叙述的分合叙事策略，且六个故事的主人公、情节、场景也有着“小同大异”的变化。“大词”是

摘要：锡伯族叙事诗《荞麦花开》,取材于《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的前半部分,是不拘泥于原著故事框架进行的再创作,是一篇独立完整的长篇叙事诗。长诗运用虚构、比兴等方法刻画的人物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以其独特的言行和性格特征获得了较高的审美价值。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点击阅读全文】锡伯族叙事诗《荞麦花开》的版本与艺术特点。

《梅葛》 、 《查姆》是彝族祭司毕摩的经典。歌手对史诗内容的演唱，主要是在一些喜庆的仪式上，往往采用对唱的形式，音乐性较强，歌手世俗性的演唱内容变异性也相对较大。

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学中混合语码的出现意味着对压迫性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与解构,这也基本符合台湾新乡土或后乡土文学中类似现象的美学阐释。但由于文化背景和文学语境的不同,台湾原住民文学中的混语现象主要试图通过语码移借和语码转换两种语言手段来传承族群文化,呈示救赎心理以及探索民族语言的内在审美功能。基金：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台湾后乡土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013SJB75000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吴鵾，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点击阅读全文】论台湾原住民文学中的文化骄傲意识与自我救赎心理。

排烧苗族口头传统中所展现的人类与动物多重矛盾关系，是苗族先民人与自然、生与死、斗与和的二元性对立结构文化模式的形象体现。

源于西海固地域文化与伊斯兰信仰的培育,马金莲不仅表达了她对西北回民民族精神的准确理解,也体现了她对处于文明转型中的这一群体伦理选择与身分归属的思考,并由此形成了她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马豪杰，兰州大学文学院【点击阅读全文】西北回民民族精神与伦理景观的个性化表达——马金莲小说论。

翻译和阐释史诗时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对史诗中物质文化与地方生态环境意象的例证阐释。特定目的地利用图像、数字图片和视频，尤其是数字格式将如何能够在史诗研究中发挥其最大作用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

在介绍傣族诗歌文类及其传承者之前，首先需要交代几点：其一，傣族有许多支系，有的使用文字(主要是以西双版纳、德宏为代表的众多傣族) ，有的不使用文字(主要是元江—红河流域的“花腰傣” ) .

布洛陀史诗是对流传在壮族民间、以布洛陀为主要神祇的史诗的统称。史诗中常以“去问布洛陀，去问麽渌甲”之句强调布洛陀及其配偶神麽渌甲的非凡智慧与力量，表达了壮族人民对他们的无限崇敬。掌握布洛陀史诗的人通常为壮族原生型民间宗教麽教的神职人员“布麽”，他们通过耳传口授和手抄经书两种方式传承布洛陀史诗。因史诗多诵于麽教仪式之中，故“布洛陀史诗”又被称为“布洛陀经诗”、“麽经布洛陀”等。布洛陀史诗的诗句以五言为主，主要流传在壮族聚居的广西红水河、右江流域以及云南的文山州，由布麽在麽仪式上吟唱。在云南文山地区则保留了在

[3]陈泳超：《对一个民间神明兴废史的田野知识考古——论民俗精英的动态联合》，《民俗研究》2014年第6期，第92-99页[4]陈泳超：《规范传说——民俗精英的文艺理论与实践》，《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第87-96页[5]陈泳超：《写传说——以“接姑姑迎娘娘”传说为例》。2014年 12月[42]赵逵夫：《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研究的重大突破——论八十六年前出石成彦<牵牛织女传说的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第96-177页[43]施爱东：《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以“

【摘要】神灵信仰具有资源供应性质，可转化为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如庙宇、巫觋、传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