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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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一辈藏族作家创造的魔幻文学巅峰，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书写和对西藏解读的泛滥，新一代的藏族本土作家期待着突破。在日夜的思索中，次仁罗布没有回避深刻，而是坚持探索走向终极意义、展示内心本质的文学道路。近年来，其短篇小说《阿米日嘎》《杀手》等相继获奖。不久前，短篇小说《放生羊》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他也是本届鲁迅文学奖惟一获奖的少数民族作家。
次仁罗布是一位作家，还是《西藏文学》的编辑，不同的身份带来的是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野，他的想法，值得探索——
记者：如果单从创作的数量来讲，您创作的作品并不算太多，但这几年来频频得奖，这次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能感觉到您在创作上是一步一个台阶在往上跨，您觉得什么东西带给了您这种成长？
次仁罗布：我的创作时间全部加起有十多年，但以前是作为业余爱好进行写作的，有时候两三年才会写出一个短篇来。2004年，西藏作家协会让我到鲁迅文学院去学习，在那里我不仅学到了文学理论知识，也学到了文学创作的技巧，开拓了视野。2005年底，我从报社调到了西藏文联，这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我较为成熟的作品都是在鲁院毕业后完成的。以前我的写作是很随性的，就是讲个故事。至于这个故事的深刻主题、叙事策略，很少进行考虑。但到鲁院后，有一次听<?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
我的成长离不开鲁院的栽培和西藏作协的全力扶持，我的文学素材源自于底蕴丰厚的藏文化。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学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的作品里融进了它们的很多元素。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跟这两个因素是紧密相连的。
记者：您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西藏特色和藏族作家与生俱来的气质，在深层地表现本民族的心灵史方面，作了很好的榜样。尤其这次获鲁迅文学奖的《放生羊》，有对灵魂叙事的执著追求，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担当，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非常可贵。您是怎么考虑把 “沉重”用现代人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次仁罗布：很多人都把我的作品归类到灵魂叙事，这是我最初创作时没有想到过的。我的作品中虽然有些“沉重”的东西，但不缺少温暖和希望，正是“沉重”之后显现的温暖和希望，给了读者一些亮光和暖意，他们才觉得愿意接受吧。我的作品要展现的是藏族人的情感和日常生活，努力做到不流于表层，而是表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受一千多年佛教耳濡目染的藏族人，面对现代文明冲击时的心态，是那种人类共有的喜怒哀乐的情感。
藏族文化经千年的历练，留存下来了对人类很有益处的文明。作为藏族作家，在作品中要呈现这种文明，应该要照亮这个时代。当人们在无限膨胀的“利”字面前，失去道德、勇气、耐劳、牺牲等精神时，文学作品的内容不应躲避这些东西，而是要有勇气宣扬这些普世价值，让人们看到除了物质的文明之外，还要有精神的文明。藏族文化的核心就是这些普世的价值，是修治人心向善的。
近几年来关于西藏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有些甚至成为了畅销书、长销书，但很多作品离真实的西藏很远，离真正的藏文化更相距甚远。《藏獒》和《水乳大地》是近年来其他民族写藏族写得最好的两部作品。我也通过阅读这些优秀作家的作品，反观自己的创作，找到自己的不足和新的小说叙事点。
今后，我要呈现真实的西藏时，作品的重点会放在人性的深刻挖掘上，表现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我坚信，任何一部写人性的作品，都会牵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心，都会让人产生共鸣。
记者：数千年间，汉语创作几度因为自我局限变得苍白，而外来的新的声音不断给它新鲜的养分。今天，少数民族作家不仅在语言上带来了新的节奏、语境、腔调，带来了题材的新鲜与宽广，更带来了与母语根部紧紧相连的灵魂和精神，您怎么看待这种相互影响？
次仁罗布：任何一个民族，要是不能汲取和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那么繁荣和丰富自身的民族文化其实只是一句空话。文学也是一样的，需要在不断地学习中求创新，不断地汲取他人的经验中求变化，只有这样，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才会绵长不衰。
中国的文学，是由56个民族共同撑起的，蔚为壮观。虽然边远文学创作还没有在我国文学界成为一个主流，但我确信，未来我国的经典作品会从这些地方涌现出来。民族作家由于地处经济相对滞后的地区，他们的双脚反而离大地更近，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依托传统文化的基石，作品里更多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精神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都很贴近文学的本质了。
我个人认为，当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被内地文学界认同时，其实已经进行着交流和影响，也在对外呈现着我国文学的丰富题材和多样性。
记者：您的作品我个人感觉有一种语言上的新奇，可能看惯了程式化的汉语写作，这种文字阅读带来一种奇特的感受，尤其在讲述故事的视角转换方面。这是纯粹的个人风格或创作手法还是非母语写作产生的一种隔离效果？
次仁罗布：我个人来讲非常喜欢海明威、福克纳、纳博科夫等作家的作品，技巧方面更多地学习和借鉴了外国的叙事手法。至于文字，可能是因为我在用母语之外的第二种语言叙写故事时，文字经过我的脑子呈现在电脑屏幕上，多多少少会烙上藏语的一些烙印，也就形成了这样的文字排列。但，作为我个人，我在写作时，努力在写规范化的汉语言。可能弄巧成拙，写出了有些带有个人特色的文字了。在这儿谢谢读者们的认同。
记者：您是作家，同时也是《西藏文学》的编辑，您自己在不断成长，也在帮助别人成长，您认为在目前的民族文学领域，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的优势或缺陷是什么？
次仁罗布：我参加了两届鲁迅文学院的少数民族高级研讨班，跟很多民族作家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和沟通，他们的创作很值得期待。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优势是，每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和对人生的思考，这些都是民族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们要是能够善于利用，民族作家的作品在我国文坛可以独树一帜。拿几个我比较熟悉的藏族作家为例，龙仁青用一种童真般的眼光，叙述着青海草原上的牧人。在那里，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因为信仰，人人都是富足而安详的。尼玛潘多虽然也在描绘现代文明涌入闭塞乡村所带来的冲击，但作品里充盈了脉脉的人文情怀，一种暖意自始至终流淌在作品里。万玛才旦的作品也充满了人间的温情和宽阔的胸襟。或许这种永远不缺失温暖的东西，跟藏族人的信仰和人生观是紧密相连的，也就形成了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写出自己的特色来，岂不是最大的优势吗？
不足的方面是，缺乏对写作技巧的探索和创新，不能站在人类共有的情感上叙写本民族。
很多母语作家，由于不会汉语或其他外语，供他们学习的优秀文学范本很少，许多先进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技巧因此不能融入到创作中，致使很多优秀题材创作出来的作品，迈不过优秀作品的门槛。用汉语进行创作的民族作家，在这方面比母语作家做得要好一些。因为很多经典作品、文学理论都被翻译成了汉语，可以供他们学习借鉴，这些对进行汉语创作的民族作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使得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作品的思想性和主题的深刻性上，比母语作家做得更好更巧。
我认为，民族的文化资源像一把利刃，你利用得好，会事半功倍；利用得不好，会把你拽入到泥淖里。在创作过程中，民族文化不能作为一个标签贴在作品里，而是要让民族文化像血液一样流动在作品里，体现在主人公的思想行为中。
记者：那么，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怎么把本民族深层的精神更好地表达出来？
次仁罗布：我国的少数民族作家拥有丰富的文学素材和生活经验，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亟待提高的是汉语言的文字关和寻找到小说创作的最佳切入点。包括我自己，曾经认为把民族的服饰、生活习俗、自然环境表现出来就是民族文学。其实，这是个误区。民族文学不是写这些的，是要写出民族独特的精神、独特的感受、独特的内心世界，这些东西构成了文学的差异性，也就具有了丰富性。
现在，我国的城镇化建设速度惊人，在这种飞速发展过程中乡土情感日渐淡薄，我们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于是更多地写欲望和人性的恶。这样的作品虽然迎合了市场，但缺少了文学作品应该拥有的精神维度，缺少了文学对于人的审视和照亮。民族地区的作家，从来不缺少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要从人为什么活着、活着怎样才能有意义来写，这就是民族作家创作的意义，也是给我国当下文学的一个贡献。惟有如此，民族作家的作品才能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目前，全球化是一种趋势，是一种避不开的潮流。当人类的物质生活丰盛到极致时，人的精神世界却变得越来越荒漠化。这种一体化的车轮碾过时，族群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冲击，使他们的生存空间愈加窄小，许多的文明逐渐在消亡。这种大一统的文化，最后导致人类文化的单一和贫瘠，这种后果是令人悲哀的。有责任的作家应该拒绝这种统一，要坚守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其间的过程虽然很艰难，很寂寞，但选择了就得坚持到底。
记者：就您个人的创作来讲，目前还有什么困扰？您能预测今后自己在写作方面的突破或有这方面的想法吗？
次仁罗布：我的最大困扰就是工作和写作之间的冲突。因为编辑《西藏文学》占用了很多时间，个人的创作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我的写作没有连贯性，只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
我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今后要往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发展。这并不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长篇的题材在我的脑海里已经酝酿了四五年，从个人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知识结构等来讲，我都觉得该是尝试的时候了。
记者：这两年给您印象最深的一部作品是什么？
次仁罗布：重读《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集》，每读一次都能获得新的知识新的认识。
（转自：《文艺报》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