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

随后更多的青年学者加盟少数民族史诗研究队伍，为本学科的发展增加了活力,中国史诗的类型学研究、传播学研究、传承人研究及文本研究和田野研究都取得了相应的进展。在年轻一代的史诗学者中，乌·纳钦的格斯尔史诗文本与多级程式分解、李连荣的格萨尔史诗学术史书写、高荷红的满族说部传承研究、黄群的西方古典诗学和史诗理论疏证、朱刚的传统歌会与交流诗学研究、杨杰宏的东巴史诗研究、姚慧的蒙藏史诗音乐研究、李斯颖的壮族。史诗布洛陀研究、屈永仙的傣族史诗和故事诗研究、巴合多来提·木那孜力的柯尔克孜族史诗传承研究、吐孙阿依吐拉克的维吾

在经贸合作、文化先行策略的影响下，曾经在中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五卷诗》《四卷诗集》，至今依然是相关国家和族群共享的古代经典，其中的诸多文化元素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世界，并在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得以传承和实践。为了消解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隔膜，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渴望在突厥—维吾尔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他决心用阿拉伯语编纂一部突厥语词典，为阿拉伯人学习突厥语，了解突厥文化，也为突厥人学习阿拉伯语，了解阿拉伯文化，提供一本实用工具书。作为古典遗产的《突厥语大词典

内容提要：清代诗歌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诗史上值得特别关注的创作阶段。这些新质素与趋势尽管不够完善，但为学界全面、深入认识和评估清代诗歌对于古代草原丝绸之路诗歌的作用与贡献，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角度，对于当下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二)商业贸易发展景象与城市变迁蒙古政权归附满清后，在和中原汉族的贸易往来中不断学习、吸收汉族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成果，使得本民族在经济生产和文学艺术等方面飞速发展，迅速缩小了自身与农耕民族的差距。如果说，明代蒙古社会的游牧文化变迁才只是初露端倪的话，至清代，蒙古游牧

因此，如何以“生态”作为一种民族美学研究的视域和方法，将其与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相结合，并提炼出一定的学理意义和现实价值，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所在。袁鼎生、申扶民明确提出了少数民族艺术生态学的概念——少数民族艺术生态学，立足生态视角，运用生态方法，把少数民族艺术系统，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研究，发现少数民族的艺术运行和生态运行一致的规律。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可以借鉴文化生态学和生态美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构建少数民族美学研究的新理念和方法论。尽管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知识体系、社会结构不尽相同，在新时代下的发展速度和模式

保护《阿诗玛》不只是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阿诗玛》，而是保护撒尼人生活传统中的《阿诗玛》，保护以《阿诗玛》为中心的撒尼人的活态的口头传统，保护与《阿诗玛》有关的整体性的文化生态，在此基础上探索并构建撒尼人生活传统综合实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所以，保护、传承《阿诗玛》不仅是保护、传承作为口头诗学的《阿诗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阿诗玛》，更应该保护、传承以《阿诗玛》为中心的撒尼人的歌唱传统和叙事传统，以及撒尼人当代生活中的《阿诗玛》的讲唱形态。《阿诗玛》传承过程中的社会框架，就是记忆、传

摘要：口耳相传的口头传统构成了羌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其特征表现在内容的丰富性、内部文化的差异性、传承形态的宗教性、文化影响的多元性等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羌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口耳相传的口头传统构成了羌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在羌族及中华民族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羌族口头传统是羌族民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集体创作、传承形成的，突出反映了羌族的古老历史文化、民俗生活、价值观念和审美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羌族有代表性的传说有：《羊皮鼓与猴头帽的来历》《羌族为何敬白石》《黑虎将军》《瓦沙毕》《太子

一、动物故事的特殊魅力国际民间故事分类编码体系都是把动物故事放在最前面，中国的几部故事类型索引也是如此。二、幻想故事的构成及其演进在国际故事分类体系中，最大的一块是普通民间故事，日本学界称为“本格昔话”，其中又大体区分为幻想故事与生活故事两大类。《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将生活故事按内容划分为19个门类，即长工地主故事，工匠斗争故事，爱情婚姻故事，巧女故事，傻婿故事，奇巧婚配故事，恶婆婆的故事，恶夫、恶妇故事，后母故事，孝敬老人故事，三子学艺故事，勤俭故事，公益义行故事，师徒故事，勤学故事。另立“机智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两部分组成:母语文学和汉语文学 从文学批评和文学话语的角度来看，这两部分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学格局上是非常不平衡的 评论家看到的少数民族文学，大多以少

最近有报道称，近年来，随着艺术市场上古籍善本的流行，“旧书”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藏家的关注 然而，很少有收藏者意识到在保护和恢复这些收藏方面还有许多未解决的困难 中国国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一起，开启了新时代的新航程 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大会以来的七年，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蓬勃繁荣发展的七年 一、少数民族文学创

应对这一挑战的艰巨性伴随古籍数字化进程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而有所缓解。然而与日新月异的IT技术和互联网发展相比,古籍数字化及相关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文献"数据"本身的价值及应用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云计算"理论及相关应用为网络信息技术深度应用于传统人文学科开启了黎明之门.【点击阅读全文】加快“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大数据”、“云计算”理论与古典文学研究。

《海昌查氏诗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所藏的珍贵稿本，辑录了浙江海宁查氏家族五世以下十五代人的诗歌作品，对研究明清海宁查氏家族诗人的生平、诗学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了解海宁查氏文化家族的形成乃至清代的家族文化、诗歌流变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6]、“查祝许董周，陈杨在后头”[7]、“海宁诗人盛于龙山，龙山诗人萃于查氏”[8]，诸多赞语用于海宁查氏家族诚非虚誉。总之，海宁查氏家族诗歌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加上以白描为主，兼及想象、比喻等的创作技法，古体、歌行体

内容提要：国家图书馆藏翁同书批校并跋《河南尹先生文集》，为清李保泰抄本。此本翁同书批语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涉及到该书版本源流、文字校勘，尹洙散文创作的渊源及流变，尹洙散文的艺术成就，尹洙论兵之文的评价，尹洙墓志铭、墓表、行状等一类文体创作的特色等诸多方面。本文是对此本的首发性介绍，旨在揭示翁同书批校本对尹洙文集校勘及研究的独有价值。在指出尹洙“识体”的同时，翁同书还注意到尹洙墓志铭作品写法上的变化特色，由此使我们了解到尹洙墓志铭创作守体而求变的追求。”翁同书对尹洙的韵文成就评价不高，尹洙集中卷一为诗，而数

从杂钞尤侗《反恨赋》末评注、钞纸的版式书法及杂钞中所涉人物及理学思想等考证，抄撰者当为清代李元度。此钞本对于李元度著作整理及清代理学与汉赋学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与李元度皆应道光二十三年顺天乡试，中癸卯科举人，与李元度、曾国藩都相熟识，也是癸卯科举人中唯一官至尚书者，同年中另有李元度、姚觐元、厉云官、王大经官至布政使。除杂钞尤赋评注中撰者自露身份信息，另从赋钞引述人物和征引文献材料看，撰者对赋学的精深理解，对心性修养等性理之学的重视，皆可进一步证明李元度手抄的极大可能性，可以说与李元度行历、志趣、思

内容提要：阎尔梅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抗清志士和遗民诗人，在明末已负诗名，尝刻单行本诗集6种，可惜均已亡佚，入清后又刻有单行本诗集《蹈东集》。阎尔梅/《蹈东集》/清抄本/文献价值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明遗民著述书目与生平文献整理和研究”和2012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徐州二遗民文学与文献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一、阎尔梅单行本诗集刊刻考述阎尔梅在明末已负诗名，尝刻诗集六种，其于崇祯八年。一)《蹈东集》提供了阎尔梅新的交游信息阎尔梅交游遍天下，笔者所撰《阎尔梅交游考》中

摘要：《警世通言》的原刻本早已失传。"兼善堂本"是在对原刻后印本的本文进行重刻的基础上,对绘图也进行了覆刻的一种版本。而其第40卷由原刻本的"旌阳宫铁树镇妖"换为"叶法师符石镇妖",而原刻本的"旌阳官铁树镇妖"在明末崇祯年间以后被挪用到了《三教偶拈》中,改题为"许真君旗(旌)阳宫斩蛟传"。

提要：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是数量多品质高的民族文学创作成就的映现，是民族文化资源的一次次文学话语的体现，是秉承与传播清代之前多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互文性表现。由此可见，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形成一方面具有各个民族文学演变的土壤，另一方面更有以汉民族文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学大家庭的熏陶，从而实现了清代“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之间的融合状态，并进一步促进了各个民族的文学发展。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是:“汉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都将被放置于多民族文学这一文学史结构框架下，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二

其次，尤袤本后附《李善与五臣同异》一直因模糊特甚，且有描改痕迹为学者诟病，然理宗本后附《同异》字迹清晰、无描改痕迹，是现存《同异》中最好的版本，具有重要版本价值。据笔者统计，尤袤本《文选》，包括递修本在内，现共存七种，其中三种存有附录《李善与五臣同异》，分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尤袤池阳郡斋刻本《文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池阳郡斋刻递修本以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熙八年尤延之贵池刊理宗间递修本。一、理宗本《文选》的版本特征及递藏源流理宗本《文选》，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单鱼尾(间有双鱼尾者)

摘要：神话的概念宽泛，研究神话首先要进行概念界定。杨利慧的“神话主义”研究基于现实的证主义，揭示了神话在当下关怀。未来要努力探索的是，如何用民间文学的神话资源和概念来介入当代文化批评，彰显独特的学科价值。神话的概念有几十种，从我阅读的感受来说，杨利慧的概念是从汤普森和巴斯科姆的分类学上来的，巴斯科姆特别将神话、传说和故事三个概念并置然后说明其间的各项差异，具有非常直观可感的操作性。杨利慧的研究，是发现这一现象如今已经变成公共文化世界中非常醒目的东西，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吧，所以她要研究它，并且要为这个“

1616)刻本《朱枫林集》十卷，收录各体文102篇、诗78首。1496)刻本《枫林先生文集》不分卷，有文无诗，收录文章112篇，其中74篇与万历刻本相同， 38篇为万历刻本所无。一、弘治刻本《枫林先生文集》的版本价值朱升《枫林集》最早编刻于何时，目前还难以确考。台湾大学图书馆所藏弘治刻本《枫林先生文集》，为晚清福州藏书家龚易图(1835-1893)乌石山房旧藏。但弘治刻本没有附录程富的《枫林文集序》，而且与景泰刻本“首圣旨及公卿诗文”的编纂体例不同。二、《枫林先生文集》的史料价值弘治刻本《枫林先生文集》不

摘要：在传受同一的网络传播空间，网络壮文写作让壮语文化携带其原生性实现重构与传播。在传播与接受合体、脱域与嵌入同一的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文化进入“脱域→←嵌入”的现代传播模式，践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克服其语言文字的地域性局限，通过网络空间再造境，呈现其语言文化特性。网络壮文写作对壮语文化的传播“网络壮文写作”主要出现于网络壮语文音乐、网络壮语文广播和壮语文微信公众号。正是壮语文网络音乐、壮语广播电台、壮语文微信公众号等让壮文、壮文写作、壮语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广为人知，为壮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与

内容提要：敦煌文学写本大多为抄写杂乱的民间下层写本，很多看似不同类属的内容会杂抄在一起，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纸张的重复利用。他们很少将废弃的文书丢掉，而是会充分利用文书的背面，甚至经头卷尾、天头地脚的空白处抄写文书或习字、起草，有时修补装潢卷册也会用到一些废弃的文书。一利用卷背抄写敦煌文书所用的纸张，以麻纸为主，其背面较为粗糙，敦煌本地造的纸张尤甚。一)利用其他文书的背面抄写敦煌写卷利用卷背抄写的情况，最常见的是重复利用其他文书的背面抄写，这些文书多数情况下都是当时废弃不用的文献。但敦煌遗书的抄写

摘要：从细化语境研究的立场出发，将史诗演述的前提事件分解出来，厘清常态/非常态前提事件的边界，对正确理解史诗演述的目的、功能和意义，有着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若干田野观察证实，蒙古族史诗《格斯尔》在巴林地区的流布发生了明显的演变，尤其是其口头演述往往以非常态事件为导引，借由民间信仰框定叙事语境，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娱乐功能，却催生了强固的演述禁忌。可见，在语境研究中，将史诗演述的：前事件”即前提性事件从史诗演述事件中分解出来，才能清晰地辨识其中的常态/非常态前事件及二者之间的叙事边界，这对正确理解同一部史诗在不

一、问题的提出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和敦煌、吐鲁番《论语》写本是关于《论语》的重要出土文献。二、何晏《论语集解》“哀公问社”章本字基于对汉代“三论”以及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的分析，本文认为汉代《论语》版本中“哀公问社”章原本用字是“问主”，尽管当时关于“主”的具体含义人们的理解存在分歧。综合有关《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以及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何晏《论语集解》“哀公问社”章本字，在汉代当作“问主”。从《论语集解》文本的四次重构、两个传世系统来看，《论语集解》在流传的过程

内容提要：《词旨》的版本颇为复杂，现存最早的版本是作为丛书之一种的形式存世的，并且有的版本在丛书中与其他词话混为一谈，在目录中不能觅得其名。丛书所录《词旨》跋文中已经说明《乐府指迷》的作者为沈伯时，而在辑录《乐府指迷》时为何还题为张炎所著呢?从署名、题名张冠李戴以及书内小标题错误的情况来看，编者对《词源》及《乐府指迷》的内容与作者混淆不清，纂辑者好像也不想弄明白。从此丛书所辑录《乐府指迷》上、下卷内容来看，显然编者只是把《重订欣赏编》中所收《乐府指迷》与《词旨》纂入此丛书而已，但它比《重订欣赏编》本更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