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册《永乐大典》国庆节前在北京入藏国家图书馆。这套曾超过1万册的鸿篇巨制现今在全球仅余400余册。
《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仪式暨《永乐大典》特展开幕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出席。
国家图书馆收藏《永乐大典》历经百年，通过海外送还、政府拨交、藏家捐赠、员工访求等途径，入藏了222册《永乐大典》。此次新入藏的为“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据介绍，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后，2007年11月，古籍普查专家在上海核查时，一位加拿大华人携一册《永乐大典》前来鉴定，并表示愿意将该册转让国家图书馆庋藏。后经4次鉴定，使该海外藏卷2272至2274卷“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永乐大典》回归，并与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前后各一册相缀，使“湖”字部分合璧。
配合本册 《永乐大典》 的交接，《永乐大典》 特展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一层稽古厅举行，展出了馆藏的42册及刚刚入藏的一册《永乐大典》原件，以及文津阁《四库全书》中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旧五代史》原件、相关档案、赵万里先生辑佚稿、不同时期的影印本等。
《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载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中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约8000种古代典籍，以《洪武正韵》分类编排，形成多达11095册22877卷3.7亿字的鸿篇巨制。明嘉靖年间，为防不虞，曾摹录一套副本。《永乐大典》堪称辑佚之渊薮，明代以前亡佚的许多古籍借《永乐大典》可以恢复原貌。在距之仅三百余年《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四库馆臣从中就辑出当时已经亡佚的300多种书，直至今天，辑佚工作仍在进行。遗憾的是永乐年间写录的《永乐大典》正本早已渺无踪迹，而副本也在兵燹火厄中陆续散失，从最初的11095册，减至全球范围内仅存的400余册，不足全书的4%，保存在世界8个国家30个单位中。
本册 《永乐大典》 发现和回归，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以来一项重要的珍贵古籍新发现，是流散海外的中华珍贵典籍以实体回归祖国的成功案例，也是国家各部门通力协作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成果。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指出，这册《永乐大典》具有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任何一册《大典》原本的发现都是重要文物新发现。这部大书是中华文化遗产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一部都是海内外孤本。这位耄耋老人动情表示，《永乐大典》是中华典籍文化聚散流变、悲欢离合的缩影。其本身就具有民族自信、自尊、自强的教育意义，从《大典》正本消失追寻，到《大典》副本散佚再聚，历史上无数传奇故事在上演。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盛世修典，和世存典，乱世毁典，末世忘典。”《大典》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始终不离。其背后凝聚着中国人的情感、中华民族的屈辱和中华今天的崛起。在这个时代，我们理应修典、存典。
确实，在明末代战乱时，《永乐大典》副本已经有所散失了。到了乾隆盛世开四库全书馆时，《永乐大典》 的缺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当时因要从《大典》中辑佚失传的典籍，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大典》缺失了2422卷。乾隆皇帝深为叹息，下令在全国寻找丢失的《大典》，特别要在书贾坊林间“留心体访”。这时，有个四库全书馆的纂修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盗去。事发之后，乾隆皇帝闻讯十分恼火，严令缉捕、找回《大典》。最后盗人丧胆，趁夜悄悄将《大典》放到御河桥边，终被追回。而黄寿龄也被处罚俸3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 《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 《永乐大典》。1983年，国家图书馆又从山东入藏1册。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