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赖特小说中的伦理政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热点 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文化是实现文学伦理政治价值的主要途径 文学作为文艺形式之一，除了具有文艺审美价值外，还具有更加直观生动的政治舆论宣传功能，构成了政治美学的价值，因此也被视为“思想助手”，在用伦理道德教育和传播某种意识形态方面被赋予了很大的作用 无论“文学是人学”的论点是否准确，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文学关注人，因为作家在创作中更关注人与他人、家庭、性别、种族、民族、阶级、社会、国家、国家与国家、人与自然等人际关系。 人在从自然存在到社会存在的过程中，必然会在社会存在的人际关系中形成一定的关系 受生产关系的制约，人际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社会结构中形成人类群体的各种社会政治关系 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意识形态感染力在社会进步中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因为文学“自古以来就承担着道德教育乃至统治意识形态的诸多社会功能” [1]文学的政治价值体现在它在社会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功能上，因为“意识从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只要人存在，它仍然是这样的产物。” [2]扛起“抗议文学”大旗的理查德·赖特在其作品中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政治通常有两个分支:一是表达社会伦理的“元政治”；第二种是代表社会群体，即利益集团的“权力政治” 前者考虑的是政治正义，后者指的是权力关系中硬权力对国家机器的控制 显然，除了政治文学、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之外，大多数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政治价值都在于前者，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对伦理政治的人文反思 因此，心理层面的政治文化是文学与政治的主要结合 [3] 美国内战前，黑人主要集中在南方种植园工作 这主要与南方的经济结构有关 南方的经济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种植园主经营大规模种植园，从收获的作物中获利 由于大规模种植，南方种植者发展了奴隶制以满足大规模的人力需求 随着南方种植园的扩张，对黑人的需求也在迅速增长。出售非洲黑人的白人增加了非洲黑人的跨地区转移 根据一些记录，从非洲到美洲途中黑人的死亡率非常高，这是由于船上环境极其恶劣，狭小的空房间使得细菌的肆意滋生蔓延，导致大量黑人在中途死亡。 健康的黑人能活下来是幸运的，但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生活痛苦。 种植园时期的黑人生活极其艰苦 从黑人离开非洲大陆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陷入了生存的困境 物质贫困只是他们的痛苦之一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大陆的生活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期。黑人过着幸福简单的生活，在文化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在这种情况下，黑人被从非洲贩卖到美国，并被用作劳动工具，在种植园为白人获取经济利益 美国南部在地理上位于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夏天，热浪袭人。黑人每天在棉田耕作，在甘蔗林中忙碌 白人奴隶主给他们提供简单的住宿和基本的食物，只能维持黑人的生存，根本谈不上生活的幸福 种植园的悲惨生活是对黑人精神的一种破坏 黑人在种植园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场噩梦 黑人工作时，会被一个拿着鞭子的主管监视。主管会惩罚认为自己表现不好的黑人，黑人没有权利为自己辩护 因为黑人被严格限制人身自由，黑人之间交流不多，黑人斗争都是小规模的，效果不明显 黑人信仰基督教 他们把对幸福的渴望倾注在上帝身上 美国内战后，黑人名义上获得了解放，表面上获得了自由地位 但是南方的整体经济并不乐观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南方无法适应旧种植园经济已经解体的现实 南方成了北方的原料供应地，经济明显低于工业化的北方。可以说，南方已经从曾经的繁荣时期变成了发展的落后阶段 与革命的北方不同，美国南方仍然徘徊在传统的边缘，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仍然非常普遍。他们无法面对过去是奴隶的黑人现在有了自由的权利这一事实 在他们眼里，白人的优越感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黑人是劣等种族，无法改变一样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整个美国经济都很冷，数百万人流落街头寻找工作，使得南方萧条的经济雪上加霜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8年宣布，“南方问题现在是美国的头号经济问题。” [4]整个南方的经济环境如此恶劣，南方黑人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 面对如此畸形的社会结构，比格这个土生土长的人内心是孤独的 别格的父亲被一个白人杀了，他家还有一个母亲，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他不开心是因为他的家庭。 我妈每天都为家里的吃住发愁。这种生活让别格很讨厌 家里挤在一个又小又发霉的房间里，对家里每个人都很不方便 但即使在这么简单的房间里，一些黑人还是活不下去，这让比格的母亲安于现状，不敢再有其他奢望 面对家里失业的儿子，别格的妈妈劝他接受道尔顿的工作，否则救济会停止对他们家的援助，这样全家就没地方住，没饭吃了。 其实，别格的妈妈希望别格在白色道尔顿家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一家人能生活在更好的地方，而不是像猪一样生活 别格对没有选择感到愤怒。他不知道如何释放他的愤怒。他和母亲顶嘴，对妹妹冷言冷语，减轻了他的痛苦。 别格的妈妈和姐姐不讨厌白人的做法。他们想的是听白人的话，做他们能做的任何工作，并且认真努力地去做 别格的姐姐被别格抱着的死老鼠惊呆了。当她醒来时，她仍然记得要学缝纫。她不会考虑自己是否喜欢比格这样的白人给她提供的工作，因为她知道自己可以尽快帮家里挣钱，家里的贫困状况也会得到改善。 别格的妈妈姐姐和别格思想的不同，让别格无处交流。虽然他有家人在身边，但他很孤独 别格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但他让自己远离家人，独自感到孤独 即使是别格的朋友也不能真正让别格开心 别格和他的朋友们意识到白人对自己种族的歧视 但当别格抱怨道:“他们为什么让我们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为什么不让我们开飞机，管理船只？”别格的朋友格斯对他说:“嘿，黑鬼，别这么想，你会发疯的。 [5]虽然比格的朋友对白人受到的歧视感到愤怒，但他们都选择不去思考，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上 比格的朋友聚在一起，偶尔抢劫他们，但他们只攻击他们黑人同胞的商店 当别格提到他曾经提到的抢白店时，大家都以各种理由排斥别格，最后别格的计划没能实现 在别格的朋友心里，对白人的恐惧和别格的妈妈姐姐一样根深蒂固。 他们缺乏比格的反抗精神，不敢挑战白人的权利 虽然比格每天都和他的朋友在一起，但他们不能给比格任何精神上的安慰 埃默里·埃利奥特教授在讨论文学与政治的相关性时指出:“话语不能果断地表达内容，所以政治演讲中做出的任何结论不一定属于政治话语。然而，文学作品以激进政治言论的形式出现，使得这种文学作品的性质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好的新社会。 [6]文学具有意识形态宣传的内在功能，同时又以虚构为基本创作方式。所创作的文本在形式上属于寓言或神话王国的层面，因此其象征意义并不单一 作家通过自身的经验、丰富的想象力和科学的推理能力，对现实社会中的结构或历史上人类群体的集体意识进行反思，通过寓言叙事创作出具有集体思考和憧憬意义的作品，使文学形成舆论的媒介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赖特抗议文学背后的政治含义不仅在于反抗暴政和压迫，还在于推翻暴政后的建设，以及如何将实际上已经成为非裔美国人真正故乡的美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美丽的国家 20世纪初，黑人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黑人艺术开始被白人重新认识 这些来自中产阶级的黑人作家致力于描述生活在美国底层的黑人的生活，他们不再回避描述黑人贫民窟的饥饿生活和肮脏的生活环境 这一时期，黑人作家使作品中的黑人“表达自己，振兴美国黑人文化，寻求有尊严地进入美国主流社会”[7]。这场文艺复兴不仅给美国黑人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和音乐，也激发了他们对埋藏在心中的自己种族的认同感，坚定了他们反抗白人、获得更多自由的信念。 虽然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以文艺为主题的复兴运动，但相当一部分参与哈莱姆文艺复兴的作家受到了黑人抵抗运动的影响，这使得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显示了黑人作家对抵抗运动的高度理解 艾伦·洛克认为，黑人文学革命的使命是黑人应该用文学来建构美国黑人的社会身份，黑人文学艺术的使命是重新解读和塑造黑人自我形象 [8]虽然黑人作家没有指责白人，但他们作品中所宣扬的黑人的自豪感已逐渐得到认可 在“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下，以赖特为首的“抗议”小说作家普遍以底层美国黑人的悲惨生活为主题，但“抗议”小说不再仅仅是向美国白人和世界展示真实的黑人生活，也不是为了增强黑人的自豪感而写作，而是指责白人社会的不公正和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 除了黑人作家的努力，黑人中也有政治运动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及其左翼理论在美国的影响逐渐扩大，黑人工会层出不穷，黑人逐渐开始意识到政治权利对自己种族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随着黑人文化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黑人文学开始有了自己明显的特点，有了艺术意识，这使得黑人文学不再仅仅是作为一种另类的民族文学——换句话说，其自身的“新鲜感”正在逐渐减弱，但其本质的文学性却在不断提高，甚至开始影响美国以白人为主导的主流大众文化 应该说，这些都是黑人文学发展的必然内在逻辑 随着黑人文学艺术的不断进步，美国黑人作为一个种族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这是艺术的主要社会功能之一，从而促进了民权运动的发展 美国黑人文学最突出的审美特征是隐喻 隐喻是基于事物在一定时间空内的接近性，特别是基于一种抽象形式的相似性，通过广泛类比而产生的隐喻表意程序。 [9]“非裔美国人传统的开端是隐喻性的。” 在白人主导的社会里，没有它他们就无法生存 黑人是隐喻大师。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这是他们在白人文化压迫下生存的基本方式...”[10]对于生活在白人统治下的“二等公民”黑人来说，言论自由很容易给自己和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在这样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的社会里，黑人找到了一个绝佳的表达方式，那就是采用他们擅长的隐喻性话语模式，也就是两种可能与他们表面上的隐喻或意义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黑人文学传统中，隐喻的使用具有特殊的黑人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在《原生之子》中，“墙”的比喻出现过几次:别格遇到了玛丽，一个在道尔顿家读大学的白人女士，后者的关心和帮助让别格因为害怕因为玛丽小姐而丢掉工作而感到尴尬；玛丽小姐和她的男朋友邀请别格去餐馆，这让别格感到尴尬和不自然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公共间隔界限非常清楚，别格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和白人坐在一张桌子上 玛丽自以为对别格很好，但这“好事”却给别格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别格坐在那里，但他周围有两面墙，让他感到窒息 显然，无论玛丽多么努力地试图弥合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 玛丽强迫别格一起吃饭的行为本身就是对黑人“二等公民”地位的认可 黑人和白人之间不仅有种族隔离的分界线，还有阻碍黑人融入美国社会的无形障碍 在这里，“墙”的隐喻不仅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烦恼，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对黑人的普遍歧视和敌视 在黑白二元对立的世界里，“白”的隐喻无处不在，就像一张巨大的网 在《原生之子》中，主人公比格和他的黑人朋友玩了一个叫“白人”的游戏:比格和他的朋友们以白人官兵的身份交谈，比格和他的朋友们害怕白人，但内心却向往白人的自由生活 白人可以当官，可以发号施令。这种生活只能是底层黑人的游戏。 种族歧视作为一个路障，阻碍了贫穷的黑人儿童成长为首席执行官的可能性。种族隔离制度严重损害了黑人儿童接受更好教育的权利，甚至教育本身也带有更多白人构建的意识形态色彩，目的是给白人无耻之徒披上理性的外衣。 更多的白色隐喻，如玛丽的两只小白手，道尔顿太太的“漂浮的白衣服”，白色的脸，白色的头发和她的白猫，用白色的压抑和恐怖覆盖了小说 在这里，无处不在的白色象征着社会上盛行的白人优越感理论，甚至用这种冷色调象征着社会氛围的陌陌和固执 相反，黑皮肤的比格代表了千千一万名受压迫的黑人:如果说他的被杀和被肢解象征着黑人被长期压制的爆发，那么他的死亡本身就带有为种族牺牲的悲剧色彩，激励着黑人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抗 美国黑人文学的现实值得关注 这里的“现实”不仅指叙事本身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还强调作品本身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其政治贡献 真正的文学是能打动人的文学，只有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才能流传下来，赢得人们永恒的赞美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非常重视并强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艺术要从生活出发，用艺术表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用文字再现生活中的人物，用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表现现实问题 艺术作品应该真实可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艺的真实性是指文艺对原始社会生活的再现，是对生活和人物的真实写照 作家在表现文艺的真实性时，首先要弄清客观现实，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现实场景 作家应该客观真实地阐明现实的社会关系，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 作家需要在作品的真实性中注意艺术描写技巧的生动性，使静态的生活场景变得动态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他们作品的政治倾向不能脱离实际 这里的“倾向性”是指作家在作品中的个人阶级立场、道德意识、爱恨情仇、理想追求等 赖特和其他“抗议小说”作家倾向于抗议美国社会对黑人的不公平待遇，唤醒沉默的黑人站起来，为黑人自身的权利而斗争 赖特小说的美学特征服务于赖特“抗议小说”的本质 在赖特小说的审美特征下，宣扬在白人的歧视和压迫下，黑人不会停止为黑人与白人应有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和斗争。 政治权力是每个人把他在自然状态下的全部权力交给社会，社会把它交给它的统治者，有明示或默示的委托，即规定这种权力应用于他们的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财产 这种权力属于自然状态下的每个人...”[11]比格的反抗不仅仅是他的反抗，而且将是千千黑人的抗议。 从这个意义上说，赖特小说的美学风格和政治内涵是高度统一的，前者是后者在文学实践中的体现，后者是前者的背景和内在动力 文学的基本价值是文艺的审美价值 然而，除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之外，文学还具有多层次的价值，即文学价值的增值 政治学是研究国家理论的学科，它的价值体现在利用某些形式将社会无法解决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社会形成良性运行 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恰恰有助于解决或缓解人类社会各方面的矛盾，进而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 这种趋同点在于文学的学科包容性，因为无论从反映论还是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都涵盖了包括政治在内的广泛领域 [12]虽然文学能否与政治完全脱钩，成为一种纯粹的“审美形式”仍有争议，但政治是黑人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是对时局的不满催生了黑人文学的反叛精神和冷静的现实主义笔法，与现实政治的呼应也提升了黑人文学的社会价值 在西方思想史上，有着悠久的政治伦理传统 政治伦理学作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关注幸福与美德的覆盖(统一)论和理性(分工)论之争，将政治建设的合理性与关注个人和整体利益的伦理思辨相结合，旨在探讨广义的个人、家庭或狭义的政府和立法意义上的“至善”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在于他对善与恶的认识，是否符合正义等类似概念(都是通过言语传达给对方)，家庭与城邦的结合就是这种正义的结合 [14]事实上，在这次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已经暗示了文学作为伦理叙事的可能性:因为文字是人性的特征，所以文学在表达思想和原则方面具有内在优势。 现代学者对文学的伦理属性也有着清晰的认识 文学本质上，正如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包含伦理的叙事，因为“严肃的艺术蕴含着一种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以用哲学术语甚至各种哲学体系来表达。” [15]由于文学具有意识形态宣传的内在功能，同时又以虚构为基本创作方式，所创作的文本在形式上属于寓言或神话的层面，因此其象征意义并不单一 作家通过自身的经验、丰富的想象力和科学的推理能力，从描述个体心理意识出发，进而反思现实社会中的结构或历史上人类群体的集体意识，通过寓言叙事创作出具有集体思考和憧憬意义的作品，使文学形成舆论的媒介力量，达到内在的伦理需要，或者对现有的伦理秩序提出质疑 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伦理政治可以是其终极目标和主题，而且因为文学主要是以塑造人物为基础的，所以通过心理因素来表达政治伦理要求是可能的。 事实上，尽管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的心理抑郁主要表现为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或童年遭受的心理创伤；荣格将人类的一些心理活动整合到更为神秘的“集体无意识”中，这使得文学中的心理描写似乎与现实政治无关 但是，正如马克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揭示的，任何心理因素都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环境的塑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是各种社会现象发生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内在原因，是相互作用的二元关系 从映射关系来看，人物的心理压抑，自我与超我的斗争等。，隐喻性地与个人或某个族群所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压迫同构，这也是作家通过个人经历反映社会现实的基础 胡铁生教授指出，《土生子》“从本我获得自我”，开创了现代小说现实主义的先河 特别是在人的心理机制方面，从社会存在的角度，主角比格做了深入细致的探索，尤其是在比格对变态心理的描写上。一方面，赖特跳出了弗洛伊德性本能压抑理论的圈子，突出了来自社会的内在压抑因素；另一方面，它也打破了萨特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理论的局限性。" [16]这进一步表明，赖特的心理描写不仅仅是关于塑造人格，还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含义 赖特的小说创作实践可以看作是赖特政治理念和伦理判断的重要表达，值得深入探讨 对赖特来说，由于他的黑人种族和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他无疑站在了弱者的一边，为弱者代言，充分真实地描绘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呼吁弱者的团结和反抗；另一方面，赖特并没有否认弱势群体的一些固有缺陷和顽疾，并给予了善意的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赖特的伦理和政治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说《大男孩》《土生子》等早期作品倾向于为黑人代言，指责白人压迫黑人，那么在《野人假日》《长梦》等后期作品中，应该说赖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种族意识的限制，不仅理解和同情原本出于反对的白人，而且 赖特的政治伦理是站在弱者一边的伦理，但绝不认同弱者的一切价值观。相反，它从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出发，讨论了弱势群体(如退休工人和妓女等。)与强势群体沟通、斗争，最终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权利，克服自身固有的缺陷，为社会整体进步而奋斗。 西方的种族歧视概念由来已久，这与古希腊以来根深蒂固的主/客体双重概念密不可分。正是因为需要区分他/我、主体/客体、高/低、贵/贱，所以在所谓的文明发展史上，相对落后的黑人自然被视为劣等，他们与白人在外貌和身体标志上的差异被种族主义者进一步利用，种族隔离和block 空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试图延续这种看似稳定的主体与客体的双重关系 事实上，不仅仅是黑人，基督教文明以外的任何文化都有可能被归入这种僵化的二分法体系，并且会遭到无情的攻击甚至屠杀:从中世纪十字军入侵阿拉伯地区，到二战前后欧洲许多国家对犹太人的驱逐、压迫和屠杀，都体现了这种主体和客体的双重概念所带来的巨大危害。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二分法其实并不局限于西方。随着西方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许多被压迫民族也陷入了这种思维陷阱 虽然这些原本被归类为“对象”的弱势民族或族群试图“反顾客导向”，但他们只是颠倒了原有的关系，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关系 其实赖特相对早期的作品《大男孩》和《土生子》基本延续了这个框架。无论是单纯的大男孩还是残忍的别哥，都扮演着被压迫者的角色，他们的反抗，无论是来自被迫还是有意识的反击，实际上都无法摆脱生与死的对立局面 相比之下，白人在这些作品中仍然占据着主人的位置，不仅可以杀死黑人，还可以帮助死刑犯 从这个意义上说，赖特中前期的思想在小说创作上仍然受到西方二元思想的限制 然而，随着赖特对美国现状和种族问题思考的不断深入，在他的《野蛮假日》、《长梦》等中后期作品中，白人和黑人不再是简单化的强/弱二分法，而是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镜像”关系 比如《龙之梦》中，来自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黑人不再像大男孩和别格那样生活在社会底层，而是扮演被压迫者的形象——相反，他们像白人一样通过压迫其他黑人获得经济利益，他们的残忍和不平等打破了传统抗议文学中“黑人等于弱者”的心态，这也显示了赖特对人性更深刻的洞察。 在《长梦》的世界里，金钱成为了控制人的行为、决定人的命运的终极力量，这说明赖特更倾向于从普遍经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人性，而不仅仅是不同民族之间固有的隔阂和偏见 超越二元对立更能体现赖特政治伦理的小说自然是《野蛮假日》，在这部小说中，赖特抛弃了黑人英雄，转而塑造了一个出身底层、与周围白人环境格格不入的白人形象福勒 其实福勒的MoMo和对别人的谩骂某种程度上是《土生子》中比格的镜像，很耐人寻味。说明赖特不再单纯地把白人视为对立面，而是试图寻找社会悲剧的根源，即权力关系冷淡、资源分配不均。正是这些因素加深了福勒的生存危机，并导致最终的暴力和血腥的结局 福勒的焦虑和暴力倾向恰恰是由一系列的二元结构造成的，从在职/工作退休，到财富/贫穷，再到男女关系中的控制/被控制。他是一些关系的对象，并试图在这些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权力关系既来源于他的个人性格，也来源于整个社会的话语结构 总体而言，赖特小说中体现的伦理政治开始表现出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并逐渐转向超越种族、阶级和文化的对抗，进而走向社会权力关系视角的深层结构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赖特逐渐超越了黑人作家倾向于表达白人压迫和黑人反抗的传统模式，以更加客观和非面部的方式描述了真实的美国底层社会状况，这使得赖特不仅作为一名黑人作家为黑人族群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对现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有益的意见。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指出:“从18世纪末的最后几十年到19世纪上半叶，一些现在非常重要的词汇第一次进入了普通英语词汇的行列，或者已经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是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 ”[17]这一讨论清楚地表明，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实际上是随着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发展而产生的，即“包括物质、智力和精神方面在内的整体生活方式。" ”[18]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变化的一系列反应。 美国文化以其多样性和流行性在世界上广受欢迎，并在国内拥有强大和巩固的主导地位 但本质上还是以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为基础，带有冰冷的资本逻辑，对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等问题，采取“存而不顾”的心照不宣的态度 对于赖特和其他黑人作家来说，如何用笔作为武器来推翻这种看似牢不可破的文化霸权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紧迫问题 赖特以《土生子》、《长梦》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塑造了一个具有行动和反抗精神的新黑人形象，冲击了以美国白人为主的西方文化观。而以白人为主角的《野人假日》等小说，则具有很大的突破意义。说明赖特不再局限于种族主义的表象，而是试图用白人男性主人公的精神焦虑来映射资本主义社会扭曲的人际关系，其锋芒直指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 这说明赖特作为黑人作家的代表，主张黑人权利，探索黑人文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赖特的视野并不局限于黑人种族。随着他的理论和视野的丰富，赖特的小说主题和手法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他开始以更加抽象和全面的高度思考人与社会、人与存在的关系 参考文献: [1]董、陈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解析》，《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3]胡铁生、张小敏:《文学政治价值的形成机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4]王小舒:《哥特式灵魂——美国小说中哥特式传统的演变》，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 [5]理查德·赖特:《土生子》，第150页 [6]埃利奥特，埃默里。由…编辑美国哥伦比亚文学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76页。 [7]黄卫锋:哈莱姆文艺复兴研究，第2页 [8]温斯顿·纳皮尔。非裔美国文学理论。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0，P241。 [9]罗红:论当代美国黑人新现实主义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76页 [10]罗红:论当代美国黑人新现实主义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26页 [11]骆:《论政府》，叶其芳、瞿君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5页 [12]胡铁生、张小敏:《文学政治价值的形成机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3]程新宇:《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学的内在张力》，《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1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8页 [15] Rene Wellek和Austin Warren。《文学理论》，刘翔宇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16]胡铁生:《社会存在与心理动因——论“土生子”的人格裂变》，《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17]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第1页 [18]同上，第4页  。 (选自张小敏《赖特小说中伦理政治的反思》第二章第三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