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林元富，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爱丽丝·兰黛尔的《飘逝》对玛格丽特·米歇尔的经典作品《飘》进行了大胆的戏仿性改写，破除了米歇尔文本构筑的南方迷思，也引发了一场知识产权领域的争论。然而，《飘逝》并非寻常的戏仿之作，它对蓄奴史再现的质疑、对黑人女性身份构建的关切和对自由含义的重新阐释，足以说明它是一个典型的当代新奴隶叙述文本。尽管兰黛尔的批评意识浓烈，但其文本是否能实现其文化批评的潜能、是否能给读者带来有些学者所期许的“解放”效果，则是一个较有争议性的问题。
关键词：《飘逝》/新奴隶叙述/主题/文化政治性
爱丽丝·兰黛尔(Alice Randall，1960- )是一位不断引起关注的非裔女作家。她出生于底特律，早期从事乡村音乐创作，在哈佛大学接受的文学方面的训练令其歌词独具风格，颇受欢迎。她与人合作的歌曲“美国女孩”成为年度排行榜冠军，后成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名噪一时。继2001年的处女作《飘逝》(The Wind Done Gone)之后，兰黛尔还著有《普希金与黑桃皇后》(Pushkin and the Queen of Spades，2004)、《叛逆嚎叫》( Rebel Yell，2009)等小说，然而，最受热议的还是《飘逝》。
一、《飘逝》与《飘》
《飘逝》之所以被媒体热炒，主要还是它对经典小说玛格丽特·米歇尔《飘》(1936)的改写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司。众所周知，《飘》在出版的当年，就售出了一百万册，次年击败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获得了普利策奖，其后一直保持畅销经典地位，再版版本达185个。迄今为止，《飘》已累计售出了三千多万册，在美国书籍销量榜上，恐怕唯有《圣经》可以与之媲美。
《飘》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浪漫的南方神话，但却深深地打动了全世界的读者。其成功的原因，有作品蕴含的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生存”主题，有美国那段内乱战火的历史再现，更有小说女主人公思嘉(又译斯嘉丽)形象的成功塑造。由于《飘》的结尾留下了思嘉爱情纠葛的悬念，其结局“既太开放又令人伤感”(Gomez-Galisteo 8)，随着电影《飘》(1939)的公映、获奖和“《飘》热”的持续，希望作者出版续集的呼声有增无减。但米歇尔本人拒绝写续集。因此在她1949年谢世后几乎半个世纪，《飘》迷们才读到那种男女主人公大团圆的续集：一部是《斯佳丽》(Scarlett，1991年由女作家亚历山德拉·里普莉执笔)；另一部是《白瑞德周围的人》(Rhett Butler's People，2007年由唐纳德·麦凯格执笔)。此两部续集都经米歇尔后人授权出版，且经历近乎“海选”作家的复杂过程，作品虽收获商业成功，但争议不断，颇有狗尾续貂之嫌(Gomez-Galisteo 39，109)。
然而，作为一个深入人心的文化符码，《飘》的影响力不可估量。正因为如此，非裔知识界对该作中的蓄奴制描述和种族成见颇为不满。《飘逝》便是这种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兰黛尔自称12岁时阅读《飘》，对这部小说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虽然她欣赏思嘉这一形象，但小说中的种族成见和对三K党的粉饰却一直是她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Gomez-Galisteo 56)。在她看来，“《飘》展现的是一种极为褊狭的美国史观，但却一直在影响着公众对历史的认知……伤害了一代又一代非裔美国人”(qtd.in Williams 312)。更为可怕的是，“《飘》，包括小说，音像制品，服饰等，已经制造了我们文化中的神话；它已经渗透到我们文化的肌理之中。它比历史更为强势，因为它更为人熟知。然而，它提供的，是一个没有黑白混种的南方，一个没有鞭刑的南方，一个没有家庭活生生被拆散的南方……一个被扭曲了的南方的历史”(qtd.in Gomez-Galisteo 60)。因此，兰黛尔认为自己必须“站在艰难而正确的那一边”，让自己的作品成为一种“解毒药”(qtd.in Williams 312)。
兰黛尔所谓的“艰难”，就是指米歇尔后人对《飘》的著作权保护和对《飘》续集立下的“规矩”，如不得写黑白通婚、同性恋、乱伦，不得让思嘉死等(Gomez-Galisteo 50-51)。兰黛尔的《飘逝》可谓打破了所有的“禁忌”，除借用《飘》的叙述框架外，还对《飘》的主要人物都进行了戏仿和改写。《飘逝》采用第一人称日记形式，讲述日记作者黑白混血儿辛娜拉( Cynara)在美国内战前后的经历。辛娜拉是“种植园主”(Planter，即《飘》中的杰拉尔德·奥哈拉)和黑嬷嬷(Mammy)的私生女，她的同父异母姐姐叫“他者”(Other)，就是《飘》的女主人公思嘉。①辛娜拉的日记始于她28岁的生日，大致在《飘》的故事结束后的一个月。辛娜拉童年为普通家奴，并未遭受虐待，但在她13岁时，突然被带到奴隶拍卖场，到一个叫“美人儿”(Beauty)的妓院当女仆，并遇到了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情人R(即《飘》的男主人公瑞特)。辛娜拉的日记记录了她和R的13年的情爱关系；她回到自己度过童年的塔塔(Tata)庄园(即《飘》中的塔拉庄园)参加其母亲葬礼的经历；以及她拒绝R，投身于华盛顿一个年轻的黑人议员的感情纠葛。由于辛娜拉染上恶病，濒临死亡，她希望死后黑人议员能将自己的故事和历史解释给他们的儿子。
毫无疑问，《飘逝》从书名到小说开头、情节、人物等，都是对《飘》这一经典的戏仿。米歇尔的标题几经周折，最后选定英国诗人道森(Ernest Dowson，1867—1900)长诗《辛娜拉》中的一句，令小说充满伤感与怀旧，而兰黛尔则直接将道森的长诗放在小说开头，并以该诗中的人物名命名她的主人公。《飘逝》的前半部几乎模仿《飘》的情节结构，不少场景和事件几乎直接移植自《飘》。小说开头描述“他者”时，几乎是米歇尔开篇的翻版：“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男人们被她的魅力所迷住时，就不会这样想了：她走动时带来的那团香气和躁动，让他们神魂颠倒”(1)。②《飘》中思嘉示爱受挫而怒摔花瓶的情节，“他者”同样经历：“每个人都知道‘他者’……把一个花瓶什么的砸向‘梦先生’，知道这一切又如何被躲在沙发上的R听得一清二楚”(41)；“他者”经历3次婚姻，最后与R生下的孩子不幸夭折，这与思嘉的经历如出一辙；就连思嘉在《飘》的结尾那句充满希望的话——“不管怎么说，明天就是另外一天了”，也被改写为《飘逝》的结束语：“对于那些我们爱的人，那些明天对他们来说不会是另外一天的人，我们献上最亲切的祈祷：祝你们安息”(208)。
这种“肆无忌惮”的戏仿性改写，令米歇尔产业(Mitchell Estate)极为不满，遂将兰黛尔和《飘逝》的出版商告上法庭，引发了在知识产权法领域轰动一时的版权诉讼案，即太阳信托银行诉霍夫顿米林公司案(SunTrust Bank v.Houghton Mifflin Co.)。③《飘逝》曾一度被判侵权禁止出版，但一些主流出版学会和杂志以兰黛尔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合理使用”和“表达自由”范畴而发文支持《飘逝》的出版。包括托尼·莫里森、亨利·路易斯·盖茨和伊斯梅尔·里德等20多位艺术家、学者等联名签署请愿书，为兰黛尔辩护。最终，美国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Eleven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判定《飘逝》为戏仿而非剽窃，认定“作品在挪用前文本的素材时，只要旨在对前文本进行批判或评论，就是戏仿之作”(Gomez-Galisteo73)。
二、《飘逝》的新奴隶叙述主题
实际上，《飘逝》并非寻常的戏仿之作。它的出现，离不开当代非裔文学中“新奴隶叙述”的崛起这一文化语境。新奴隶叙述指那种“套用南北战争之前奴隶叙述的形式、文本惯例和第一人称叙述的当代小说”(Rushdy 3)。更宽泛地说，就是指那些“以蓄奴制为主题、以黑奴为主人公的当代小说”(Beaulieu xiii)。新奴隶叙述小说的大量出现，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历史和文学诸多因素交错作用的“社会逻辑”(Rushdy 3)，更是后现代思潮涌现的产物，因此很多此类小说也被称为“后现代奴隶叙述”(Spaulding 4)。这类小说叙述融入科幻、哥特式、魔幻现实主义等要素，旨在“重塑历史”；他们以形式革新质疑、解构了传统现实主义再现形式及其文本意识(即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也对后现代状态下自由的含义和黑人的主体问题进行了审视(Spaulding 7)。
如果按照宽泛的定义，《飘逝》显然属于“新奴隶叙述”。作品套用了传统奴隶叙述那种几乎程式化的文本形式(Olney 50-51)，如其扉页的“文本说明”(Notes on the Test)详细说明了辛娜拉晚年的情况和这本“日记”发现的过程，颇像传统奴隶叙述对叙述者真实性的强调；辛娜拉也在日记中对此进行了呼应：她说她不想写《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的小说，她要“像道格拉斯那样记录一切”(7)。此外，《飘逝》的开篇也戏仿“我出生于……”的奴隶叙述模式，也涉及一位白人父亲等。虽然《飘逝》的戏仿、互文和时代错误(Haddox 136)，具有当代新奴隶叙述文本的特征，但是这种形式革新并不明显。《飘逝》最具当代新奴隶叙述的特点，就在于其主题展现，在于其对蓄奴史再现、黑人女性身份和对自由含义的重新阐释方面。
《飘逝》关切的主题之一，就是蓄奴史的历史再现。囿于其创作时代，《飘》所再现的历史，颇符合史学家乌尔里克·庞·菲利普斯(Ulrich.B.Phillips)在《美国黑人奴隶制》( American Negro Slavery，1918)中表达的史观。作为南方黑奴史学的代表人物，菲利普斯竭力为蓄奴制辩护，认为它“在非洲的野蛮人及其后代身上留下了文明的辉煌印记”；黑奴制是一种仁爱的家长式的统治，根本不存在残暴和剥削；黑人从中得到了最大的福祉，故能人顺天安(qtd.in Beaulieu 4)。这种思想在《飘》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例如，黑人的被奴役命运，不是因白人的贪婪和残暴本性，而是“上帝托付”使然。之所以艾伦告诫思嘉要为黑奴“树立一个好榜样”、要为黑人在“物质生活和道德两方面都负责”，是因为“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管不住自己，你得防备他们误入歧途”(Mitchell，Margaret 393)。《飘》对重建初期南方形势的描绘，更是充满种族固见。米歇尔笔下的奴隶分为两种，少数的家奴(house servants)和占绝大多数的田奴(field hands)。此两者泾渭分明，前者聪明绝顶，对主人忠心耿耿；后者则“智力最低下，最不老实，最不可靠，最坏和最粗野”(Mitchell，Margaret 544)。正如有学者指出，《飘》展示的，“是一个基于能人统治(meritocracy)的公平公正的社会体系，唯有那些最有才能、最有责任心、最勤奋的黑人方能得到自由的奖赏”。蓄奴制的本质、种族问题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被抹去：大部分的黑人之所以沦为干苦力活的田奴，不是蓄奴制，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把握机会，没有能力找到蓄奴制这一“公平”的体制赋予个体的最佳角色(Ryan 23)。如此，《飘》对得到自由的黑人命运充满怀疑、恐惧和偏见：不难想象这些“智力低下”的被解放者对“自由”含义的理解和他们相应的行为“就像一群猴子或小孩，原先被严加管束，如今突然被放进一堆他们根本不能理解的价值连城的珠宝之中，他们只顾在那里放肆撒野——不是恣意破坏取乐，便是因无知而跟着起哄取闹”(Mitchell，Margaret 544)。
《飘逝》首先瓦解了这种文本意识。辛娜拉对“塔塔”庄园的描述，解构了《飘》中“塔拉”庄园的迷思，暴露了南方种植园制度的血腥本色：“在粉刷的雪白的塔塔庄园周围，是一片片弯曲起伏的犁田。那泥，那土，红得吓人，当你看到棉花在那儿盛开时，你会想起产后的睡衣——柔软洁白的棉花和鲜血”(16)。这种揭示还体现在兰黛尔对《飘》中艾希礼的“十二橡树”庄园的改写上。“十二橡树”庄园在《飘逝》中被称为“像大树一样魁梧的十二个黑人”。在辛娜拉的回忆中，这个庄园命名的含义，只有黑人知道：“在这座奴隶建造起来的大房子前面，有十二根廊柱，象征最早来此平整耕地的十二个黑人。廊柱表面雕刻的线条和凹槽，代表他们背部留下的每一道鞭痕”(55)。
《飘逝》还揭开了米歇尔笔下那种家长式统治下主仆关系温馨和谐的面纱。《飘》中的家奴，从彼特大叔、黑嬷嬷到管家波克，无不将自己的精明和勤奋融入对主子的忠诚之中。思嘉欣赏黑奴身上那种“忠诚、耐劳和仁爱的品德”，她要“把他们当作孩子，教导他们，夸奖他们，疼爱他们，责骂他们”。在她看来，尽管黑人“又蠢又懒，不过他有一颗用金钱也买不到的忠心，一种与白人主子一条心的感情”(Mitchell，Margaret 561-62)。“北方佬”将他们解放，要么是无理取闹，要么就是犯了道义上的大错：“像彼特大叔这样有教养的人，才不会去参加选举投票、才不要所谓的‘自由’呢”(Mitchell，Margaret 467)。《飘逝》通过对《飘》中人物的重新命名和家奴反抗行为的描述，彻底颠覆了这种刻板的传统黑人形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黑嬷嬷和管家伽力克(Garlic，波克的原型)。《飘》中的黑嬷嬷，“是个大块头老婆子，但眼睛细小而精明，活像一头大象”(Mitchell，Margaret 21)。这个女管家无名无姓/性，以服侍主人为荣，对白人子女关怀备至，呵护有加，而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则刻薄冷漠。这一形象几乎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个符号，至今仍见之于影视作品中。《飘逝》中辛娜拉对其母亲的原初印象就是这样的：她母亲被人比作大象，“身材硕大得像两座房子，但是并没有大到能拥有一个名字”(6)。然而，在后来辛娜拉被告知：她妈妈有个与希腊智慧女神一样的名字，叫帕拉斯(Pallas)。虽然她起早摸黑为种植园操持一切，但她并不是傻瓜。正是她怂恿因恋人之死而心碎的“夫人”(即戏仿《飘》的情节)嫁给粗俗的种植园主，为的是自己“能把持这个地方，这样就可以得到自由，能够随心所欲”——享受与种植园主的性爱，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60-61)。正如辛娜拉所发现的，“夫人”的作用只是传宗接代：“我是激情结下的果子，‘他者’则是文明强奸遗留的产物”(48)。如果说《宠儿》中的赛丝为避免自己孩子终生为奴的命运而用自残的方式杀死她，帕拉斯则采取让主子“绝后”的方式进行反抗：“夫人”生下的三个男丁，不是自然夭折(《飘》中艾伦生的三个孩子都是如此)，而是逐一被帕拉斯弄死的，因为她不希望这个地方有一个“头脑清楚的白人男子”(63)。帕拉斯所做的一切，离不开与管家伽力克的共谋。伽力克是一个精明的黑人管家，表面上唯唯诺诺，暗地里却算计主人。他深知黑人“要出人头地，就得贴近一个有权势的(白)人，讨好他，让他思我所思，为我所用”(60)。而“种植园主”这个“无能的人”，正是他物色到的对象。他对原先的主人下了毒药，让“种植园主”在赌牌时把自己赢走。于是，只要“伽力克拉动绳子，种植园主就像一个爱尔兰木偶一样，展开罗圈腿跳起舞来”(62)。伽力克彻底颠覆了黑人那种温顺忠实的“萨姆博”(Sambo)刻板形象。
《飘逝》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便是黑人女性身份，特别是黑白混血女的身份再现问题。兰黛尔认为，《飘》及其流行文化制品，刻意遮蔽蓄奴制的“副产品”——黑白混血女的存在这一令白人尴尬的历史。即便描述她们，也是将其浪漫化，充满种族固见，形成了所谓“不幸的黑白混血女”(Tragic Mulatto)的刻板形象。她们往往肤色白皙，姿色出众，气质高贵，受过白人贵族才拥有的教育，但却利用色相勾引白人，与性欲超强的黑荡妇(Jezebel)形象有共同之处。然而，她们经历更多的是因“冒充白人”(passing for White)而遭受的不幸：冒充时内心受到“黑色隐秘”的煎熬和“黑色隐秘”被揭开时又要遭受到来自黑白两个世界的唾弃。《飘逝》对这一形象进行了“反写”。辛娜拉并没有接受过模仿白人标准价值观的教育，也没有因身份暴露而被白人追求者抛弃的经历。相反，她的日记记录的是她寻找自我、进行身份构建的过程，一个寻常混血女为摆脱“黑皮肤”的困惑寻找被爱、被接受和被承认的过程。小说开始时，辛娜拉已经是R的情妇(R知道她的混血儿身份)，但令她耿耿于怀的是，母亲居然爱主人的孩子胜过自己。蓄奴制对黑奴家庭关系的扭曲，加上她对黑嬷嬷种族固见的内化，使她对自己的母亲产生误解，直接影响了她自我身份的构建：既然自己的母亲都不爱自己，那自己肯定是一无是处、不值得人爱的了。她甚至坚信自己被卖，得到了母亲的默许：“就凭赤身裸体站在查尔斯顿奴隶拍卖场的那几个小时，我永远不会原谅妈妈。我不知道如何去原谅她，如何去爱自己”(32)。母爱的缺失与疏离直接影响到辛娜拉的身份认同以及她和周围人的关系。她内心渴望得到“他者”所拥有的一个正常孩子待遇：被宠爱和关注，由此便对“他者”产生了妒忌。由于辛娜拉生活在白与黑、人与非人的种族构建中，已经被高度“物化”，因此，她便有了与“他者”从对物质的拥有到对人的拥有的竞争：她主动把R介绍给“他者”，理由很简单：她想“爱‘他者’的那个人爱我胜过爱她”(47)。这种通过赢得 R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的做法，虽然给她带来了“一段烛光下浪漫的姘居生活”(2)，让她享受到了情爱、性爱和认同，但辛娜拉最终发现，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象：“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他嘴里的一块生鲜龙虾，生来就是满足他舌尖的味觉，让他吞下去而不是慢慢咀嚼”(30)。换言之，R并没有让她摆脱人与非人的怪圈：R接受她，使她获得自己是人而非奴隶的感觉；但另一方面，R对她的日记和她过去的漠然以及对她奴隶名字的迷恋(总称她为“Cindy”或“Cinnamon”)，又让她觉得R只是在“消费”她的身体，与其他南方白人并无区别。和其他黑人女性作品不同的是，《飘逝》特别强调蓄奴制下黑人女性身份构建的艰难和悖谬：辛娜拉并没有因为“觉醒”，也没有因为内战结束获得自由身份而离开R。相反，她必须战胜内心那种内化了的种族固见，理解包括她母亲在内的所有与她密切相关的人，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身份构建。而这一切，只是在她妈妈的葬礼之后。帕拉斯居然会杀死“夫人”的孩子，这使辛娜拉大吃一惊，但她很快为这种行为找到理由：“如果她真的做了这事，那肯定是因为爱我，爱得够深才去杀人。对于一个不是杀手的人，杀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65)。辛娜拉的另外一个发现是：“夫人”居然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有着非裔血统的混血儿。虽然无奈地过着“冒充白人”的生活，但从其与情人的通信中，“夫人”并不介意与有非裔血统的情人结合。这一情节是兰黛尔对《飘》中的艾伦形象的颠覆性改写。但就《飘逝》而言，它是辛娜拉自我发现的一部分：如果“夫人”不以“黑皮肤”为耻，那么她完全有可能爱自己，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51，147)。按照多数非裔女性文本的常规逻辑，经历重大的“自我发现”后，女主人公应该朝着“黑人性”完成完整的身份构建，但辛娜拉的结局却又有悲剧的韵味：她最终还是没能够融入黑人社区，而是孤独地度过余生。唯一让她能够感受自我身份存在的，就是学会写作：R教她识字，“就好像R创造了我。我开始写东西，这好比他从我的胸口扯下一根肋骨，为我找一个伙伴似的。亚当有夏娃，我有这些日记”(146-47)。
小说的结局涉及《飘逝》最重要的主题：自由的含义。兰黛尔在谈到《飘逝》的主题时曾说过：“我的小说是关于自由的，关于辛娜拉那种爱和思考的自由”(qtd.in Argall 231)。有论者认为，当代黑人女作家的新奴隶叙述文本以黑人女性为主体，凸显家庭在身份构建中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自由叙述”。对于这些作品的女性主人公来说，自由意味着挣脱蓄奴制带来的那种窒息灵魂的后果、意味着避免身体被商品化，意味着还原被抹去的性属身份、摆脱被“隐身”的困境。因此，这类作品并没有刻意渲染蓄奴制的残暴和逃离蓄奴制、奔向自由的艰辛，而是还原黑奴作为完整女性个体——包括她们的性属(gender)——的复杂性(Beaulieu 14)。《飘逝》虽然因淡化家庭的作用(辛娜拉很小就因被卖而割裂了与家的联系、她与黑人议员生的孩子也只是一种“代孕”的产物)，与众多类似的非裔女性作家文本有显著的区别，但兰黛尔强调的正是辛娜拉作为黑人女性个体寻找自由的能动性和复杂性。例如，辛娜拉从与R的关系中得到安全感和物质上的自由，享受到性爱的快乐，但她也深知这不是一种基于“平等者间相互尊重”的爱，她只不过是一个“华丽的黑色玩偶”(163-64)。因此她断然拒绝R的提议——到伦敦去过“冒充白人”的生活。她的独白记录了她人生各个阶段不同的对自由选择的自主意识：“我很清楚自己要什么。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渴望被人疼爱；但他们把我卖掉的时候，我要的是安全；在‘美人儿’当管家的时候，我要的是得体和分寸；……眼下我要的，就是不要给人当成异物来凝视”(161)。
因此，对辛娜拉来说，自由意味着“有自己的选择”(King 136)。在她看来，她的“黑人性”不在于“我的肤色，而在于我思想之黑。我的思想是黑色的，漆黑的，黑的像美丽的夜晚”(162)。她以“黑”为荣，以在华盛顿见到的“周围这些新黑人，这些“有才能的十分之一”感到自豪，认为“他们就像行走于凡间的众神一般的神圣”(201)。她与R结婚却离开他，成为一名真正尊重和了解她的黑人国会议员的情妇，仿佛凤凰涅槃重获新生，沉浸于性爱和情爱的兴奋之中，感受到了“任何东西都换不回的自由”(144)。但她很快发现：这种凌驾于种族构建、社区诉求和政治话语之上的“自由”追求，实际上艰难而不现实的：一个黑人名医提醒她，像她这种与白人结婚的人，永远不会被黑人社区接受，只能是议员的姘妇，毁了议员的政治前程(190-91)。辛娜拉最终只能黯然离开议员。她说服议员娶一个黑人女子为妻。由于此女没有生育能力，她为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希望议员能亲自告诉儿子她的过去和她为“种族”利益而做的牺牲。《飘逝》对黑人的未来充满希望，但和《飘》一样，《飘逝》的结尾充满着不确定性：辛娜拉的结局并不完美。她不断进行自我界定和身份构建的过程，只是存在于她的日记中：“有朝一日我死后，没有人会记得我，除非有人发现这个日记”(7)。
三、《飘逝》的文化政治学
有人认为，《飘逝》熟谙“主体形成、种族构成和语言边界”等当代学术话语，对当下评论界的热点半推半就，“让大部分的学术界读者每翻几页就会有一股构思学术会议论文题目的冲动”(Haddox 129)。的确，《飘逝》对辛娜拉女性主体和个人自由的强调，使她成为一个“非正统主人公”(anti-hero)，很难将其归为黑白女性主义文本的主人公范畴。辛娜拉的思想和行为，与所谓的“非裔妇女主义”(Africana Womenism，有别于爱丽丝·沃克的“妇女主义”)的信念看似较为吻合，如突出种族、阶级和性属平等，提倡女性个体适应能力、自我命名、自我定义以及姐妹情谊的真诚和以家庭为核心等(Argall 232)。然而，“非裔妇女主义”的构成特征多达18条，辛娜拉符合的，只是寥寥数点。比如，就阶级而言，辛娜拉接触大部分是奴隶中的“精英”——家奴，欣赏的是W.E.B.杜波伊斯所谓的“有才能的十分之一”；就家庭而言，辛娜拉虽然极为在意母亲和家庭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但她从小就被割裂了与家庭的联系，她自己也没有体验过母亲这一构筑家庭关系的核心角色。辛娜拉符合的，充其量就是“适应能力、自我命名、自我定义”等特征。
此外，《飘逝》对女性主体的凸显和女同性恋的赞许，也不乏“身份政治”的痕迹。然而，有评论认为，这种“身份政治”的诉求，使《飘逝》沦为一种典型的“嬉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lucic postmodernism/feminism)文本，体现了一种基于后结构主义关于“语言游戏、差异性和话语优先”的思想，试图用“再现的政治学来取代激进的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在再现非裔美国黑人正面形象的同时，削弱了其历史指涉意义和改革社会的文化政治潜能(Haddox123)。
应该说，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谁能客观地再现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当代新奴隶叙述关注的，与其说真实再现历史，还不如说质疑历史书写的权威：他们提供的，不是一个更“真实”的历史，而是对“官方”历史的修正或者是被“官方”历史遮蔽的小“历史”。正如托尼·莫里森在地区法院为《飘逝》的出版作辩护时的质问：“历史如何被想象，该由谁说了算?蓄奴制对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谁才有发言权?”(Gomez-Galisteo 63)在《飘逝》之前，对《飘》所展现的那段历史迷思的质疑，早有与《飘》几乎同时出版的福克纳《押沙龙，押沙龙!》(1936)，以及1955年出版的罗伯特·潘·沃伦《天使的队伍》(Band of Angels)。如果说非裔美国文学传统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对黑白两个文学传统的“表意”(Signifying)的双重批判和修订的话(Gates xxiii)，那么《飘逝》毫无疑问属于这个传统。《飘逝》一方面戏仿《飘》，解构米歇尔构筑的南方迷思；另一方面又继承和修正了黑人文学传统中对《飘》的批评。这一传统，撇开早期的作品，就有爱丽丝·切尔德雷丝(Alice Childress)的短篇小说集《就像一家子》(Like One of the Family，1956)，玛格丽特·沃克的《欢乐的节日》(Jubilee，1966)，芭芭拉·吉亚斯-里布的《莎莉·海明丝》(Sally Hemings，1979)，雪莉·安·威廉斯的《苔莎·罗斯》(Dessa Rose，1986)，托尼·莫里森《宠儿》(Beloved，1987)和格洛里亚·内勒的《戴家嬷嬷》(Mama Day，1988)等(Condé 208-217)。④
如果说《飘》迎合了特定时期公众对南方迷思的向往和怀旧的心理——尽管米歇尔本人一再坚持她非常忠于现实，《飘逝》和其他作品非裔作品一样，无疑也是一种构筑迷思(myth-making)的产物。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本报复(reparation)，“从字面和隐喻层面拆除米歇尔的大房子”(King 138)。与《欢乐的节日》这一被誉为女性新奴隶叙述核心文本不同的是，包括《飘逝》在内的一些当代奴隶叙述作品不再关注黑奴遭受压迫的社会和经济层面，而是力图还原黑人女性在蓄奴制下的个体经验和她们的内心世界。按照安捷琳·米切尔的著述，这些作品关注“自由”的本质，聚焦于女主人公“对一个自由、独立、自我书写的自我的认识和言说”，所以称它们为“解放叙述”更为贴切(Mitchell，Angelyn 4)。这些作品“通过颠覆和改写历史的宏大叙述，书写了一个关于美国历史和文化崭新的民族话语，开辟了一个通过话语行为形成的治疗蓄奴制带来的创伤‘治疗空间’”(Mitchell，Angelyn 17)。它们对读者的“解放”意义在于：其一，让读者透过对蓄奴制下各种情节、人物想象性再现，体验处在奴役中的人物的情感和思想，更加全面了解蓄奴制的本质和对黑人的刻板形象再现，并从主人公挣脱奴役的经历中获得争取各种“自由”的灵感；其二，将蓄奴制作为一种“记忆场所”和当代美国种族关系的隐喻，让读者“审视种族这一因素在美国历史、文化和社会中过去和当下所起的作用……为读者提供一种治疗因蓄奴制历史所带来的创伤、羞辱和痛苦”(Mitchell，Angelyn 150)。
无论如何，《飘逝》从另一个视角展现了《飘》所再现的世界，对《飘》的各种刻板形象和褊狭做了纠正。如果说《飘》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勾勒了负面的黑人主体形象，影响了黑人身份的叙述和黑人的社会形象，那么《飘逝》则试图从各个层面解除这些种族刻板形象对黑人身份的塑型。《飘逝》也让读者看到了黑白混血女在蓄奴制这一“古怪的体制”下寻找自我、构建身份的艰难。然而，《飘逝》是否能够取得安捷琳所期许的那种“解放”效果，关键在于读者。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喜欢《飘》和它所再现的南方历史的读者不见得会接受《飘逝》，就像那些讨厌《飘》的非裔美国读者不会接受《飘》的思想一样”(Haddox 135)。
注释：
①在《飘逝》改写的15个人物中，《飘》的黑人角色都被赋予名字或重新命名，而白人角色则被“去名字化”：除思嘉和她父亲外，她母亲艾伦就叫“夫人”(Lady)，瑞特(Rhett Butler)则只用字母R或RB代替，玫兰妮成了“甜嘴巴”(Mealy Mouth)，艾希礼成了“梦先生”(Dreamy Gentleman)，还是个同性恋。有评论认为，《飘》中思嘉的几任丈夫都有同性恋倾向，兰黛尔可能据此进行戏仿。
②See Alice Randall，The Wind Done Gone(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1).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只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③以前同样被告侵权或剽窃的，还有法国作家Regine Deforges的《蓝色自行车》(The Blue Bicycle，1982)以及Jocelyn Mims和Melanie Pearson自费出版的《我的塔拉》(My Beloved Tara，1996)。
④比如，在以托马斯·杰弗逊与黑人女佣有染为素材的《莎莉·海明丝》里，同名主人公最终把日记烧毁，让后人重写或重新阐释她的故事，而《飘逝》的主人公则希望她的日记能保存下来，作为她必须“通过写作走向正常，走向自我”的证据。限于篇幅，《飘逝》与黑人文本复杂的互文关系无法在此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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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