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对话》中，德勒兹对比了法国文学和英美文学，认为法国人受限于等级制度、起源、宣言和个人纠纷，而英国和美国文学则发现了一条逃离等级制度，摒弃起源问题、学派和个人联合的逃逸线，发现了一个进行持续创造的集体过程，该过程既无起点，也无确定的终点。德勒兹特别欣赏美国作家，尤其是赫尔曼·梅尔维尔。最终将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区分开来的是前者对同情和大路上同志情谊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信奉。对德勒兹而言，美国文学的逃逸线是向西的，但该方向反映了他对有欧洲血统的作家的独有关注。如果人们把注意力转到华裔美国文学上，关于文学地理学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通过研究汤婷婷和林涛的作品，可以对其中一些复杂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关键词：德勒兹/《对话》/英美文学/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赫尔曼·梅尔维尔/华裔美国文学
作者简介：（美）罗纳德·博格(1949- )，男，美国人，美国佐治亚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尹晶(1981- )，女，山东德州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我相信没有人会误会我这次演讲的题目反映的是我自己对英国和美国文学重要性的看法。当然，这个题目引用的是德勒兹和帕尔尼《对话》第二部分的题目。在那部分中，德勒兹将英国和美国文学作为一种现象来谈，但我将主要讨论美国文学，德勒兹是怎样理解美国文学的，他的理解对我们今天在中国的相聚可能有怎样的意义。除了将德勒兹想象的美国文学看做一个整体，我还想思考他的理解中的地理成分，尤其是他对西部——既作为地点也作为方向——的评价。最后，联系那一国家和地理背景，我将对华裔美国文学作简要评论，这一点是德勒兹自己没有探讨的。
一、英国和美国文学德勒兹和帕尔尼1977年的《对话》是一部别出心裁的即兴创作，探讨的主题包括从德勒兹早期的作品到即将出现在《千高原》中的众多主题。第二部分表面上谈的是英美文学优于法国文学，但是在德勒兹离题探讨其他问题的过程中，他所感兴趣的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被松散地和他所考虑的主题联系了起来。对文学本身的评论是对《反俄狄浦斯》中一段关于英美文学的文字的阐发，并将与小民族文学有关的诸概念——这些概念在《卡夫卡：走向小民族文学》中得到了详细阐述——和《千高原》中关于线、生成、游牧论和背叛的诸概念汇集到了一起。
按照德勒兹所说，法国作家的问题在于他们不知道如何逃逸。他们把逃离世界——不管是神秘主义的还是艺术的——同描绘逃逸线相混淆。他们陷于想象之中，陷于幻觉领域之中，而逃逸线是在现实中出现的。法国作家，德勒兹说，“太人性化，太历史化，太关心过去和未来”①，因此，不能进行生成。他说，他们“太喜欢根、树、测绘树状结构、树状结构的点、属性”②，因此，从本质上说是非块茎的。当他们重新开始任何事业时，他们都要寻找一个基本原理、源点、白板，而不是从中间开始。他们的文学是一种诡计文学而非背叛文学，③是僭越文学而非连接文学。因为，法国作家在逃逸中看到的是逃入想象之中，或是逃入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之中，他们认为文学是某种个人的东西(一种内在现实)或是形式上完备的、本身具有目的的东西(为艺术而艺术，作为完成了的实体的作品)。由于这些原因，德勒兹说：“法国文学富于宣言、空想和写作理论，同时富于个人冲突、精益求精、神经质的谄媚和孤芳自赏的裁断……法国文学常常是对神经症厚颜无耻的赞美。”④德勒兹引用D. H.劳伦斯对法国文学的评价，即法国文学“不可救药地理智，不可救药地空想，不可救药地理想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批判性的，批判生命而非创造生命”，德勒兹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说“对评价和被评价可怕的狂热”⑤充斥着所有的法国文学。
相比之下，英美作家知道如何逃逸。他们并不想逃入想象之中，而是与现实密切结合。他们的逃逸让世界开始逃逸，将那些构成现实的固定要素连根拔起。德勒兹说在“托马斯·哈代、梅尔维尔、斯蒂文森、弗吉尼亚·伍尔夫、托马斯·沃尔夫、劳伦斯、菲茨杰拉德、米勒和凯鲁亚克……那里，一切都是离开、生成、旅程、跳跃、恶魔，与外部的关系……他们创造了一个新地球；但是也许地球的运动就是解域本身”。⑥他们关心的不是过去或未来，而是生成之时间，不是革命的未来，而是在诸时间之间不合时宜的时间中、在此性和不定式之时间中“生成革命的”。⑦这些作家总是在重新开始、中止然后又开始，但总是在中间，从不在开始或基本原理那里。他们的生成是块茎的，像草而非像树一样。“树与草正好相反。草不仅在事物中间生长，而且通过中间生长……草有其逃逸线，并不扎根”。⑧英美文学中逃逸不是神经症的，而是可以说是“某种谵妄”，一个与魔鬼而非与耶和华的契约。背信弃义和欺诈——那些估量某人的优势、权衡过去行为和未来可能性、从社会结构内部获得权力的法国方式——由背叛和叛逆取代，人们因此而“不再有任何过去或未来”，并试图“背叛那些阻碍我们的固定权力、世界上的既定权力……主导意义的世界……既定的秩序”。⑨英美作家并非制定宣言或进行私人争吵，而是像克莱斯特和卡夫卡一样制定“生活规划”，德勒兹称之为“有限的实验过程，经验之科学实验计划”。⑩德勒兹说，这些规划、过程和科学实验计划不是宣言或幻想，而是“为超出我们预见能力的实验提供参照点的方法”，(11)对英美作家而言，写作不会达到什么终点，而是包含一个不间断的、无限制的、没有最终目的的过程。对他们而言，写作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本身具有目的的活动。“实际上”，德勒兹说，“写作的目的不在于其本身，这恰恰是因为生命不是某种个人的东西……更确切地说，写作的目的是让生命达到非个人力量的状态……写作没有其他的功能：是要成为一股与其他流——世界的所有的生成小民族的运动——联合起来的流”。(12)德勒兹问道，这些生成小民族的运动的终点、“写作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远在生成女人、生成黑人、生成动物等等之外，远在生成小民族的之外，还有生成不可感知物这一最终事业”。(13)
德勒兹看到英美文学与英国经验主义的相似之处。英国经验主义是一种哲学观点，在德勒兹看来，休谟对此进行了最为深刻的系统阐述。休谟的主要见解是关系外在于构成他们的诸项。因为，同样的关系项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会有不同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项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被理解，因此，它们的功能和意义是多变的。正因如此，“经验主义者不是理论家”，德勒兹说，“他们是实验者：他们从不进行解释，他们没有基本原理”。(14)经验主义的思维是对关系项和关系在具体语境中的安排进行实验，将各种不同要素组合起来，将它们连接起来，让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对组装进行实验将英国哲学家和英美作家联系到一起，因为“经验主义就像英国小说一样……”德勒兹说。“经验主义是作为小说家进行哲学思考，是做一个哲学中的小说家”。(15)
经验主义者和英美作家还有同样的“和”逻辑。实验就是要组装，因此，就是将诸要素以无限度联合的方式连接起来。“和”将每个组装连接起来，并创造出真正的多样性。经验主义的思维是要用“和”进行思考，要让思想口吃，在这一方面，经验主义与小民族文学对语言的解域是一致的。小民族文学试图“让语言在自身中口吃”，是“对语言的小民族使用”。(16)
二、德勒兹与美国文学在德勒兹的职业生涯中，他提到了38位美国作家，大多时候是一笔带过的。在两卷《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他几次引用了H. P.洛夫克拉夫和亨利·米勒的作品，而在《千高原》的第八部分中，他仔细地——如果说是简洁地——解读了亨利·詹姆斯的《在笼中》和菲茨杰拉德的《崩溃》。在《批评与诊疗文集》中，德勒兹收录了一篇关于惠特曼的文章，该文虽然短，但鞭辟入里。但是对德勒兹而言，梅尔维尔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可以说是最典型的——美国作家。在《对话》中，梅尔维尔的卓越地位并未即刻显现，但值得一提的是，德勒兹谈及D. H.劳伦斯对梅尔维尔所具有的天才的赞扬，并从而开始对英美文学进行思考。第二部分的开篇是：“离开，逃逸，是要描绘一条线。按照劳伦斯的说法，文学的最高目的是‘逃离。要逃离、逃出……跨越地平线进入另一种生活……因此发现自己身处太平洋中间。真正是跨越地平线’。”(17)梅尔维尔在《对话》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关于生成动物的例子，具体来说就是生成鲸的亚哈船长这个人物(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千高原》的生成这一高原中，他七次提到了亚哈船长的生成鲸，在《什么是哲学？》中对感知和感受的说明中，他提到了四次，在《谈判》中谈到福柯的思想是一个“跨过线”到“外部”的过程时提到了一次(18))。正是亚哈船长的生成鲸让他进入一条这样的线，该线引领他越过地平线走向一个敞开的外部。德勒兹也是通过亚哈船长生成鲸将《对话》中关于背叛、选择和魔鬼的主题汇集起来，因为亚哈船长的罪行在于“选择了莫比·迪克，选择了大白鲸，而不是遵从渔民们的法则，根据该法则，所有的鲸鱼都适合捕猎。亚哈船长的魔鬼性、他的背叛、他与海中怪兽的关系正在于此——这一对对象的选择让他自己生成鲸”。(19)
然而，梅尔维尔对德勒兹的全部意义只有在《巴托比；或惯用语》(“Bartleby；or，The Formula”，以下简称《巴托比》)中才显现出来。《巴托比；或惯用语》是德勒兹写得最好的文学批评文章之一。在这里，德勒兹重申了《对话》中关于下述方面的观点：亚哈船长生成鲸；梅尔维尔为描绘一条越过地平线走向外部的线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但他还将梅尔维尔与关于小民族文学的主题联系了起来——语言的解域化，与社会和政治直接密切相关，起用表述的集体组装——同时在梅尔维尔那里描述了一种基于实用主义、民主政治和同情的美国政治理想。在《对话》中，德勒兹是从让语言口吃的角度谈论小民族文学对语言进行的解域的，但他并未提供具体的文学例子说明这种做法。相反，他专注于这一观点，即英语本身既是一种进行全球同质化的压迫性力量，也是一种可以进行多种内部改变的语言。他认为美国英语尤其具有这些特点。“美国英语”，他说，“只是将其官方自命的专制、其作为大民族声称具有的霸权……建立在其具有的非凡的被扭曲、被破坏的能力和让自己秘密地服务于从内部改变它的小民族的能力之上，在它拓展自身时无意识地、非官方地慢慢地削弱该霸权”。(20)不像在《对话》中，在《巴托比；或惯用语》这篇文章中，德勒兹给出了一个关于文学中口吃的具体例子——巴托比的“我宁愿不”一并对此进行了透彻分析。巴托比的“惯用语”是典型的口吃，它是个简单的短语，对这个短语的重复引发了一连串的解域。巴托比自己不属于任何少数民族，但是，他对自己惯用语的运用是说明小民族文学对语言的解域化使用的典型例子。
还有，在《巴托比》中，梅尔维尔表明自己是个典型的对语言进行解域的小民族文学家，但德勒兹表明，梅尔维尔对巴托比的处理与梅尔维尔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更一般的主题有关。在《骗子的化妆表演》第44章中，梅尔维尔对小说人物进行了思考，将“新的、奇怪的、异乎寻常的、古怪的、怪癖的以及各种各样有趣的、有教育意义的人物”与他所说的“原创性人物”(originals)区分开。梅尔维尔说，原创性人物“就像旋转的灰光灯一样，从自身照向周围的一切——一切都被它照亮(注意哈姆雷特是怎样的)，因此，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对这样一个人物的充分构想会产生一种效果，如果从某一立场来看，该效果类似于《创世纪》中伴随万物化生的效果”。(21)根据梅尔维尔的观点，没有一部小说中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原创性人物(虽然德勒兹在《比利·巴德》中发现了两个原创性人物)。德勒兹在梅尔维尔那里看到两种原创性人物：偏狂者(《白鲸》中的亚哈船长，《比利·巴德》中的科拉格尔特，《贝尼托·塞莱诺》中的巴博)和疑病症患者(塞莱诺和比利·巴德，但“尤其是巴托比”(22))。这两种人物，“偏狂者和疑病症患者，魔鬼和天使，虐待者和受害者，迅捷者和迟缓者，大发雷霆者和惶恐不安者”，(23)属于一种“可怕的、超感觉的原生自然，原始的，海洋般的，不懂任何法则，通过他们追求自己非理性的目标”。(24)相对而言，非原创性人物，也就是普通人，属于由法构成的合乎情理的、理性的第二自然。“梅尔维尔的作品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德勒兹说，“无疑……在于调和这两种原创性人物，但也因此在于调和了原初人性和第二人性、非人性和人性”。(25)
梅尔维尔在消除所有父亲形象、创造一个由亲兄弟姐妹构成的社会中想象该调和。“美国人是摆脱了英国父性功能的人”，德勒兹说，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社会时，美国人的使命不是恢复“古老的国家秘密”，不是重建一个国家、一个家族、一个传统或一个父亲，而是“建立一个兄弟世界、兄弟社会，一个由人和商品组成的联邦，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形成的共同体”。(26)德勒兹将建立这样的社会与美国的实用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美国的实用主义不是一种“由美国人创立的简单化的哲学理论”，而是“一种尝试，尝试改变世界，尝试想象一个新的世界或自己创造自己的新人类”。(27)(在这一方面，德勒兹把梅尔维尔看成是一个尚无实用主义者这一称谓之前的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肯定这个世界“处于过程之中，是个群岛”(28)，它所倡导的社会秩序是“岛屿和海峡、固定不动的点和纵横交错的线”的秩序。(29)德勒兹将这一秩序比作一面由砖头堆起来、没抹砂浆的墙，“一面由未抹水泥的石头堆成的墙，在这里每一组成部分的价值存在于自身之中，而且还存在于与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之中”。(30)这一秩序是“个巨大的拼凑物，有多种多样的连接”，是“意大利、英国等喜剧或哑剧中的诙谐角色所穿的杂色衣服”。让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信任、希望和信念——不是相信一个未来的世界，而是相信这个世界及其诸种可能性。
在致力于一种群岛政治和相信这个世界时，美国实用主义面临着一个双重问题：克服个体之间所有的特定差异，这些差异会滋生怀疑，但又不会任凭将人们融合为一个宏大的慈善和仁爱整体。解决办法是用特异点(singularities)与特性(particularities)相抗衡，用同情代替仁爱。特异点是生成，是非个人强度，它们保留独特性，但并不具有某种传统身份。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的生成中发现了梅尔维尔所谓的“民主尊严”，一种人类之间不顺其特性的彻底平等，但这种平等认可每个人的特异性。作为社会现象，这样的生成产生的是集体强度，德勒兹认为这是“同情”，而非仁爱。在这里，德勒兹赞同劳伦斯对惠特曼和梅尔维尔的解读，他认为他们提倡劳伦斯所说的“不可捉摸的心灵所有奥妙难测的同情，从入骨的恨到炽烈的爱”(31)。只有当人“和人的身体走上大路(或进入无边的大海)……当它过着一种不寻求救赎的生活，当它开始它的人体旅程，没有任何特定目的，然后遭遇其他旅行者，它通过他们的声音辨别出他们时”，(32)才会产生特异点和同情。大路是美国的同情道德观，该道德观除了旅行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向着所有的遭遇开放，从不试图拯救其他灵魂……自由是其唯一成就，时刻准备着解放自我以完善自我”。(33)
三、美国文学的特异性通过将梅尔维尔看做典型的美国作家，德勒兹能够在他关于巴托比的文章中把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区分开来，虽然他进行的这一区分有点成问题。梅尔维尔的原创性人物是令人费解的，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因此，是超出理性范围的。“美国小说的创基行为”，德勒兹说，“就像俄国小说的创基行为，是要让小说远离理性秩序”。(34)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德勒兹在这方面将美国与俄国小说和英国小说进行对照，“更甚而与法国小说对照”。(35)德勒兹还将美国民主政治这一拼凑理想——这对美国的文学事业至关重要——归之于美国人。德勒兹说美国人发明了“拼凑物，就像据说瑞典人发明了布谷鸟钟一样”，(36)虽然在《对话》中，他将英国经验主义描述为“意大利、英国等喜剧或哑剧中的诙谐角色所穿的外罩或拼缝的衣服”。(37)但是，暂且不论这些矛盾之处——我认为这些都是修辞策略而非对英国文学的重新评价——还有德勒兹分析中的其他内容，它们可能会帮助我们确定德勒兹所理解的美国文学的独特性。德勒兹强调行动、过程、信念和共同体在梅尔维尔和美国实用主义那里占据中心地位，这是对的。美国实用主义建立在英国经验主义之上，但是，如热拉尔·德勒达尔在德勒兹引用的一本书中指出的，与英国经验主义不同，实用主义进行的实验着重于如皮尔斯所说的“实验室精神”，着重于作为方法的科学，着重于进行科学研究的集体事业。强调方法需要着重于行动和可证实的结果，着重于信念——作为习惯的构成部分，作为构想假设时不可避免的东西，作为通过实验确证的或修改的东西。(38)作为一项永无止境的活动，科学探索将知识想象为过程，并且实用主义者将该过程置于处于发展中的世界自身之中。科学的集体性让实用主义者得出行动和探索是社会活动的一般理论，并最终导致罗伊斯理想的“解释共同体”和杜威的民主理想。(39)德勒兹注重梅尔维尔和惠特曼的同情，虽然这不是实用主义的主题，但它有助于将英国感情和美国感情区分开来。如德勒兹在他关于休谟的第一部著作中所表明的，同情在休谟的社会理论中非常重要，它是让人们超越自我以形成更大共同体的东西。但是，休谟将他的社会理论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而梅尔维尔的同情是“民主尊严”的一部分，它并不受财产差别影响。同情把人看做人本身，纯人(homo tantum)，德勒兹认为，就这一点而言，梅尔维尔的民主理想与俄国的共产主义理想极其相似：梅尔维尔的理想被设想为一个由移民构成的世界共同体，俄国的理想被想象为由工人构成的世界共同体。那么，总而言之，英国和美国文学致力于逃逸线，对语言进行解域，形成拼凑组装，但是，美国文学更完全地强调行动和过程，而且单单美国文学就足以表明民主同情、相信这个世界、由移民构成的世界共同体和大路的同志情谊这些理想。
从理论上说，美国同情之大路没有优先方向，但在其文学历史表现中，它很多时候是向西之路，如德勒兹在《对话》和《千高原》中所指出的。在《对话》中，德勒兹说：“美国文学是按照地理线活动的：向西部逃逸，发现真正的东部在西部，认为边界是需要跨越、往后推、超越的。”(40)在《千高原》中，他和瓜塔里表明：“美国的方向是不同的：寻找树状结构和回归旧世界发生在东部。但是有块茎式的西部，那里的印第安人没有祖先，它的界限总是在后退，它的疆界总是在变化、变动。”(41)在这两部著作中，德勒兹都引用了莱斯利·费德勒《正在消失的美国人之归来》(Return of the Vanishing American)作为其注释的出处。在《对话》中，他让读者查阅“莱斯利·费德勒的完整分析”，(42)在《千高原》中，他在一个加长注释中对费德勒的作品进行了简洁而详细的概括。(43)费德勒的论点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欧洲，西方已经具有一种神话意义，该意义会继续存在于新世界的想象中。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前的欧洲地图包括北方(欧洲)、南方(非洲)、东方(亚洲，亚洲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顺带包括中国)。
西方不存在于这样的地图上，只是一个地图边缘之外的未知领域，或是人间天堂(亚特兰蒂斯，极乐岛)或是死亡禁地(但丁所讲述的尤利西斯向西的越界之旅是对此最好的表述，他向西航行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海难和罪恶之境)的神秘之地。费德勒认为美国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一种想象地理的影响，即把西方看做极乐之地和禁地，这是一片没有女人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有欧洲血统的美国男人抛弃了他们的过去，与印第安人、非洲人和其他欧洲人形成了同性恋关系。德勒兹忽视了费德勒分析中的精神分析成分，但是他赞同下面这一观点，即在美国文学中，向西之行是解域的方向。从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中经梅尔维尔，到杰克·凯鲁亚克，向西之行是跨越地平线走向外部的轨迹。在金斯堡、桑德斯和其他人那里，向西行的结果是发现了东部的智慧。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将树状的西方欧洲与块茎状的东方中国进行对照，他们引用了亨利·米勒的断言：“中国是人类卷心菜地中的杂草。”(44)(如同对德勒兹和瓜塔里一样，对米勒而言，将中国与杂草联系起来是很高的赞誉，因为杂草是典型的块茎，是某种“在其他事物中间、之间生长”的东西(45))。德勒兹和瓜塔里把美国置于树状的欧洲和块茎状的中国中间。他们反对奥德里古(Haudricourt)所说的印度“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中介”，相反，他们说“美国是支点和反转机制”。(46)在美国，往东走向欧洲是再辖域线，而往西走向中国则是解域线。
当然，东方和西方既是地点也是方向。地点——西部、东部、西海岸、东海岸等等——主要是由和它们相关的陆块决定的，不管是大陆、岛屿，还是行政区(国家的、州的、大都市的，不管是什么行政区)。相比之下，方向是关系，如我们所知，关系与构成关系的诸项是分离的。在地球仪上，每一点既是任何另一点的东方，也是它的西方，这取决于人们行进的方向。从地理上说，如果不是从文化上说，印度和美国一样，位于欧洲和中国中间。大多数美国文学的西行轨迹是欧洲殖民新世界的一个功能，从东海岸开始，在逐步开垦西部领土中继续，直到那些致力于美国天定命运的文学。(去西部吧，年轻人！)德勒兹对美国文学中西进路线的关注反映了他主要考虑的是有欧洲血统的作家。在德勒兹提到的38位美国作家中，只有3位不符合这一描述：非裔美国人切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和勒鲁瓦·琼斯(Leroi Jones(47))，这两位作家都是他顺便提到的，还有拉美裔美国人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秘鲁人)，如果说他是作家的话。当然，德勒兹在文学研究中对种族性和少数族问题非常敏感——注意他对卡夫卡、扎赫尔—马佐赫和一般意义上的小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分析。在《对话》中，德勒兹确实说“美国英语受黑人英语、还有黄种人英语、北美印第安人英语、蹩脚英语影响，每种英语都像被颜色喷枪打过的语言一样”，(48)但他从不谈论使用黑人英语、黄种人英语、北美印第安人英语和蹩脚英语的作家。人们想知道，如果德勒兹读过美国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所创作的多民族文学的话，那么，他所描述的美国文学将会是什么样的。如果德勒兹讨论了这些作家，他们向美国的运动其实是向东的——就像华裔美国作家那样——那么，他关于美国文学的地理学会是怎样的呢。我不想对德勒兹、作为整体的美国文学和华裔美国作家进行笼统的概括，而是想从德勒兹的角度思考两位这样的作家：汤婷婷，她也许是目前最著名的华裔美国作家，和一位更年轻的、不太知名的作家林涛。
四、汤婷婷：生成华裔美国人，生成女人汤婷婷生于1940年，她明确地说自己是位华裔美国女作家。她出版的前两部书《女战士：在群鬼中度过的童年回忆录》(1976，以下简称《女战士》)和《中国佬》(1980)，将可以被称之为“回忆录小说”或“集体自传”的体裁混杂在一起。《女战士》表面上的主题是汤婷婷在加利福尼亚斯托克顿度过的童年，以及她和各种各样的中国女性亲戚——母亲、外祖母、阿姨、婶婶和远亲——的关系。但是，故事一多半都是在讲她从亲戚们所讲的故事那里听到的她在中国的祖先的生活和中国的神话故事。当她摒弃中国传统的性别歧视、从女性主义视角改写民间神话、通过讲述她母亲禁止她讲的故事泄露关于她那些丢脸的女祖先的秘密时，她的小说在进行生成女人。她通过既是口语的、又是诗意的语言对英语进行解域，使用各种各样的本土美国英语和中国移民的节律和短语。汤婷婷将中国方言翻译成英语，这让英语“他者化”，因此，当精通英语的粤语学者阅读其小说的普通话译本时，他们对汤婷婷说，他们能听到她小说中讲中国话的人的粤语节奏，因此，他们将该书重译为粤语。(49)
如果《女战士》是关于她的女性亲戚的故事，那么，《中国佬》就是关于她的男性祖先的故事。《中国佬》的风格比《女战士》更传统，包括四个主要叙述部分：第一部分是讲汤婷婷的曾祖父在夏威夷的菠萝种植园当雇佣奴隶的时期；第二部分讲的是她祖父在美国西部修建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时的艰辛劳动；第三部分讲的是她父亲移居加利福尼亚；第四部分讲的是她弟弟在越南的军旅生涯。在前三部分叙述中，她强调的是向东之旅，甚至比在《女战士》中更甚，该旅行的目的是“金山”，这是他们对美国的称呼，一个极乐之地，与神话中的欧洲移民的西方类似。汤婷婷将一些不太重要的、讲述在美中国人的故事和中国的神话故事(包括她儿时听到的一个关于鲁滨逊的故事——实际上，这是她父母向她讲述的关于鲁滨逊·克鲁索的故事)穿插在这些自传章节中。在整部小说中，汤婷婷强调了她的祖先们所经历的不公正对待，并且在一个重要的章节中，她仅列举了从1868年到1978年美国对中国人所施行的种族主义联邦法案。就这点而言，《中国佬》的集体自传绝对是对小民族人民直接的社会政治体验的集体表述。
另外，在前两部小说中，汤婷婷的生成女人是远离中国性别歧视文化、走向关于性别平等的西方概念的向西之行。相对来说，对她的祖先而言，向东到美国是一条解域线，是一种逃离阶级和经济分层的方法。并且在她对语言的解域中，她通过汉语将英语“他者化”，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某个地方创造了一个区域。
在汤婷婷的第三部散文作品《猴行者：他的伪书》(以下简称《猴行者》)中，她摒弃了大量的自传主题和以中国为背景的故事，相反，主要集中于威特曼·阿辛的闲逛。阿辛是个诗人兼剧作家，是居住在旧金山的第五代华裔美国人。汤婷婷说在她的前两部作品中，她感到“翻译整个世界、整个中国及其神话和历史”的重任，但在《猴行者》中，当她探索“美国英语，我所听到的和我所说的语言”时，她感到“如释重负”(50)。她将标准美国文学语言——这是她颇为熟悉的——财富与20世纪60年代初充满生气的俚语——这是其小说的背景——融合在一起。在给予她灵感的欧美作品中，主要的是威廉姆·卡洛斯·威廉姆斯的《美国性情》，但她还提到了很多其他人，其中包括惠特曼、梅尔维尔(尤其是巴托比)、迪金森、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和凯鲁亚克。但她也运用中国文本，尤其是16世纪关于玄奘和尚到印度朝圣的小说《西游记》。一路上，除了别人之外，玄奘是在猴子孙悟空的陪伴下一路西行的。在她的题目中，汤婷婷即提到了孙悟空和玄奘——在中国故事中，他也被称为“唐三藏法师”。汤婷婷的主人公是猴行者，而且还是个引路人(tripmaster)，在20世纪60年代的说法中，就是指在那些吃摇头丸的人的致幻“旅程”中引领他们的人。阿辛在海湾地区闲逛，从他作为玩具销售被解雇，到迷幻派对，到遇到一个白人女孩儿，这让他在一天内跟她随随便便地结了婚，然后，到他那已经退休的曾是歌舞、杂耍演员的母亲那里和他那四处游历的父亲那里做客。闲逛的结果是他写的一出戏剧上演，在其中所有他认识的人——他们的种族和民族背景各不相同——展现了一个不排斥任何群体的美国集体(颇像梅尔维尔在《雷得本》的一段文字中所描述的环球美国，德勒兹在他关于“巴托比”的文章中引用了这段文字)。但是，阿辛在剧中一段独白的争辩性弱化了汤婷婷的乌托邦理想，该段独白有20页，列举了每个华裔美国人所受的种族歧视之辱。阿辛四处游历，但是最终他的旅行既非向东，也非向西；相反，这是如德勒兹所说的原地之旅，是一种强度旅行，一种“刺激性体验”，虽然这是由诗性想象而非毒品引起的。阿辛在强度上的生成他者反映在汤婷婷的语言中。她的语言中到处都是高雅和低俗的典故，会突然转换用词和韵律，其爵士乐式的重复段是即兴式的，就像下面这段描绘阿辛跳舞的文字：
In sync. In sync at last. A ballet dancer and an m. s. spastic-no different-O democratic light. Innards at on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why not when we're dong the twist, and Chubby Checker does the twist, 'Let's twist again, like we did last summer, 'and the light is a strobe, and a strobili is a twisty pine cone. All right. All right. And—. And—. And—. And then—.Bang bang. Bang bang. But—. But—.But—. Banga. Banga. Lost. Found. Lost. Found. Gotcha. Gotcher teeth. Gotcher face. Boom. Boom. Bomb. The Bomb. Bomb flash. Bomb flash. In what pose will the last big flash catch me? What if. This were. Bomb practice? We're training to dig flashes. And my fellow man and woman aglow. Like fast frequent pulsations of radioactivity.(51)
如此说来，汤婷婷显然符合德勒兹对美国作家的描述，虽然她的生成之旅既是向西的，也是向东的，最终既非向西，也非向东，而是一种原地之旅。她的生成女性和生成华裔美国人需要对英语进行解域，首先是通过汉语的节奏，然后是通过多元的美国方言和美国文字的节奏。她的政治沿着梅尔维尔的路线前进，即探索一个未来的民族，一个在阿辛的艺术创作中得到表现和展现的集体，虽然要通过对现在及其恶魔力量进行尖刻的批评和抵制才能探索这样的集体。
五、林涛：生成不可感知物林涛和汤婷婷一样，是位华裔美国人。但是作为作家，他们二人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不相同。林涛生于1983年，父母都是中国台湾人。他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封闭式社区长大，毕业于纽约大学，现住在纽约市。他已经创作出一部故事集、两部诗集和三部小说：Eeeee Eee Eeee(2007)，《美国服装店窃案》(Shoplifting from American Apparel，2009)和《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2010)。汤婷婷认为自己是华裔美国女作家，而林涛则说作为中国后裔对他的生活或工作并没有特别的影响。他告诉一位采访者在Eeeee Eee Eeee的第一稿中，主人公的父母来自中国台湾，但后来他把主人公的父母改成了德国人，提到台湾地区的地方都改成了德国，提到上海的地方都改成了柏林。他补充说，“我理想的是在我的小说中修改民族和名字就像我可能会改动或删去一个逗号那样”，因为从他所说的“生存问题”的角度而言，“海地人或加拿大人或任何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作为一位作家感兴趣的是这样的“生存问题”。(52)林涛笔下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十八九岁或二十八九岁的样子，住在纽约市、新泽西或佛罗里达州的郊区，(当他们工作时)他们的工作都没有什么前途，闲逛、聊天、打电话、发信息、发邮件、在Gmail上聊天，到彼此的公寓去，去饭店、酒吧、商店、商场和公园。在《美国服装店窃案》中，林涛将一些自传素材融入文本之中——主要是与他因在商店偷窃而被整夜监禁有关的素材——但除此之外，他的小说人物和背景都是普普通通的，对它们的介绍很少。就情节而言，有事情发生，但顺序虽平平常常，却混乱、任意。小说开始，然后结束，但没有明显的开端和结束标记，故事总是处于中间阶段。在Eeeee Eee Eeee中，林涛沉醉于想象之中，他笔下的人类角色遇到熊、海豚、仓鼠、驼鹿和外星人，并同他们交谈，但这些不太可能的交流并未导致任何非同寻常的结果。在他接下来的小说中，并没有这样天马行空的想象，每个故事变得越来越简单、平淡。
林涛说，他的兴趣在于“生存问题”，比如，饥饿、睡觉、性、无聊、死亡等等，但他探讨这些问题的方法都非常奇特，每部小说都创造出各种涉及生存问题的气氛、基调、“此”性，但却从这些问题中抽取出一种难以捉摸的氛围，很难确定——我自己觉得这种氛围令人不舒服，通常隐隐约约地令人不快，令人不安。我认为，该奇特性来自于风格。如果汤婷婷在她那辞藻丰富的文字游戏方面类似于乔伊斯，那么，林涛在他将语言简化为最少要素方面类似于贝克特。句子简短，句法简单，用词有限，并明显地是非文学的，基本的形容词(好、坏、高兴、难过、愚蠢)，描写简单。到处都是文字上的重复，就像前后不连贯的陈述，它们通常构成一组组单调的谈话，在故事中作为主题重现。有时，林涛的极简主义被用来产生喜剧效果，就像在下面这段来自Eeeee Eee Eeee的文字中那样。在这段文字中，肖恩、Lelu和安德鲁在一家寿司店遇到“总统”(可能是美国总统)，并决定“和总统拉拉关系可能有用”。
They invited the president to cat sushi. At the sushi bar the president said that it was stupid to be the president."Power is stupid," the president said.The president said he was an alien. He was from a different planet. He came here and was bored. "I felt I needed a goal," he said. "Now I'm the president. I have no human preconceptions. because I'm from a different galaxy. Listen to me, since I'm the ruler. You chose me. People need to process what I say.…Politics is a pretend game whe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lock out the information that it is a pretend game. I'm the president, I think. There is no good or bad. You arrive. Here you are. No one tells you what to do. So you make assumptions.(53)
但是，一般来说，林涛在文体上的节制更加平淡，就像《理查德·耶茨》中的主要人物——住在纽约市的、22岁的作家海利·乔·奥斯蒙特，和他16岁的女朋友达科塔·范宁，她和母亲一起住在新泽西——之间在Gmail上的这次聊天：
Haley Joel Osment said he wanted to funnel boiling water into his brain."That would be good," said Dakota Fanning. "I just thought of Bono and felt suicidal."Haley Joel Osment said be was afraid of missing the train."If you miss the train again I'm going to shit myself," said Dakota Fanning."I'm going to miss it. I feel like I can't not miss it," said Haley Joel Osment."I got electrocuted today," said Dakota Fanning."Sizzling hot," said Haley Joel Osment."I'm going to be very sleepy tomorrow.""No," said Haley Joel Osment."I'm always very sleepy the day after electrocution. I won't be able to do anything but lay.""Now what," said Haley Joel Osment. "Drink coffee."(54)
我要说，林涛的极简主义是为了生成不可感知物，我们可能会想起德勒兹在《对话》中认为这是“写作的目标、目的”(55)。林涛的语言看起来枯燥无味、平淡无奇，他笔下的人物似乎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因为缺乏显著特征而近乎毫无特色，但一种无处不在的奇特性表明林涛小说世界中令人不安的生成他者。与林涛的极简主义相称，他的政治倾向显然是分子的。(56)他的人物在世界上游荡，每个人都有几分像“宁愿不”的巴托比。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职业抱负或对工作的投入，接受工资最低的工作，突然辞职或最终因旷工被解雇。他们常常毫无愧疚地在商店偷窃(林涛说他很长时间通过从商店偷东西并在易贝上出售这些东西养活自己)。就算他们对资本和消费主义的抵制是微小的，没有集体组织，但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林涛的人物并非不受微观权力影响，在《理查德·耶茨》中，他对此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在《理查德·耶茨》中，一点一点地，海利·乔·奥斯蒙特变成了一个控制欲强、恶声恶气的人，最后要求达科塔·范宁向他汇报她所有的活动和她说过的每个谎言，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谎言。而达科塔·范宁则慢慢地变成一个食欲过盛的人，一个强迫性的自残者，这两个人构成了一种促成性的、不太起眼的感应性精神病。
小结那么，汤婷婷和林涛都是德勒兹式的美国作家，虽然他们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他们是否都是华裔美国作家，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汤婷婷符合对美国华裔少数民族作家的标准描述，而林涛似乎只是一个有中国血统的作家，其种族特点没有在其小说中留下痕迹。可以简单地认为我隐晦描绘出的连续体——从汤婷婷的生成女人和生成华裔美国人到林涛的生成不可感知物——表明了美国文化内部对华裔美国人的同化和作为整体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如果是那样的话，汤婷婷和林涛之间的不同就只不过是时间和背景造成的：汤婷婷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小镇长大，其父母在其美国家中保留着他们童年时期工业化以前的、广东农村的民间传统，而林涛则在八九十年代的郊区长大，其父母本身就是在台湾地区战后的西化世界中成长起来的。
在提出这个关于华裔美国人身份的问题时，我显然冒险涉足了身份政治领域，该领域让德勒兹和瓜塔里的“生成”概念从一开始起就引起了争议。有争议的是小民族和少数族之间的关系，这两个范畴并非总是一致的，如德勒兹和瓜塔里再三强调的。汤婷婷坚持称自己是华裔美国女作家，这表明了她的小说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生成，但如果人们将她的作品看做最终重新形成了关于“华裔美国人”或“女人”的固定界定，那么，这也可能表示再辖域化。相对而言，林涛对他的民族特点没有兴趣，不需要表明被动的文化同化。就像一个白人男性，比如梅尔维尔，能够生成他者、能够对英语进行小民族使用一样，像林涛这样的中国男性也可以，并且不用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这样做。但是，在林涛的生成不可感知物中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他对普通人的“他者化”是生产出了新的东西，还是仅仅退化为对普通人的模仿，从功能上而言，对普通人的“他者化”和对普通人的模仿并无不同。(显然，在这里我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争辩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庆贺的后现代主义”的争论。)
德勒兹对美国文学的理解——或者至少是他觉得优于法国文学的那种美国文学——为各种各样的少数族探索逃逸线、解域英语、创造抵抗途径、想象未来的民族等提供了机会，但它也允许多数族成员做同样的事情，并且它并未表明少数族必须是代表其少数族身份的小民族。最为重要的是，多数族和少数族只有通过自己生成小民族的才能达到这些目的，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性别、民族、性取向等等。由于这个原因，在对美国文学的描述中，德勒兹没有注意少数族裔作家，这对其计划而言并不致命，实际上，它还让我们从德勒兹的角度对美国多种族文学进行敏锐的、仔细的研究。美国文学中的逃逸线，不管是从欧洲向东，还是从中国向西，最终必须位于强度地图之上，其游牧坐标是一个新民族和新世界的坐标。汤婷婷、林涛和很多其他华裔美国作家，作为强度地图绘图员，让德勒兹关于美国文学的想象变得复杂了，而非与之相悖。更确切地说，他们拓展了我们对美国文学所具有的力量的理解——对未来美国文学的所能和可能的所能——的理解。
注释：
①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37.
②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37.
③在英语和法语中，“阴谋诡计(treachery)”和“背叛(treason)”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楚。德勒兹自己创造了这一对立。对他而言，“treachery”是“阴谋诡计”，是为了让自己或自己的党派得益而在幕后进行的操控；阴谋诡计是狡诈的、遮遮掩掩的、算计的。相比之下，“treason”像战争行为一样，除了毁灭它所反对的之外，它没有别的目的。用德勒兹的话来说，“背叛”是一种背叛行为，在这样的行为中，人们背叛了一切权力结构和制度。因此，它是一种绝对解域化的行为，而“阴谋诡计”则并不触动权力结构或机制，而只是试图操控它们。背叛与战争机器相关，叛徒与战士相关。
④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49.
⑤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49-50.
⑥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36-37.
⑦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37.
⑧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39.
⑨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40.
⑩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48.
(11)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48.
(12)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50.
(13)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45.
(14)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 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55.
(15)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54.
(16)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 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58.
(17)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36.
(18)Deleuze, Gilles. Negotiations: 1972-1990.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1.
(19)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42.
(20)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58.
(21)Melville, Herman. The Confidence-Man. His Masquerad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 1964, 261.
(22)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0.
(23)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78-79.
(24)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79.
(25)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4.
(26)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5.
(27)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6.
(28)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6.
(29)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6.
(30)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6.
(31)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7.
(32)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7.
(33)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7.
(34)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1.
(35)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1.
(36)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and Michael A. Grec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87.
(37)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55.
(38)在这里，英国经验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区分也是不确定的。早在《经验主义与主体性》中，德勒兹就强调了信仰对休谟的重要性。在他1989年为该书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德勒兹将下面这一点列为休谟的伟大成就之一：他确立了信仰这一概念，并把它放在知识的地位上。他将信仰世俗化，把知识变成了一种合法的信仰。他探究让信仰合法化的条件，而该研究的基础概括出一种可能性理论。其结果非常重要：“如果思考行为是信仰的话，那么思想抵制错误的理由比抵制幻想的理由要少得多。”(Deleuze，Gilles. Empiricism and Subjiectivity. Trans. Constantin V. Bounda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ix)如果要在这方面区分休谟和美国实用主义者，也许实用主义者中的信仰包括从皮尔斯基于科学方法的信仰(这个概念与休谟的信仰接近)到詹姆斯的信仰上帝和罗伊斯的信仰无限精神(这些都是休谟会抵制的观点)(参见Deledalle, Gérard. La philosophie américaine. Paris: L'Age d'homme, 1983, 69-73, 160)。
(39)也许将德勒兹和瓜塔里具有地缘哲学倾向的分类法进行一下延伸，就能有助于区分英国经验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和瓜塔里对比了英国思想与法国和德国哲学，他们说：“英国人确确实实是那些游牧者，他们把内在性平面看做一个活动的、移动的地方，一个固有体验的领域，一个群岛世界，在这里他们愿意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跨越海洋支帐篷。”(Deleuzc，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105.)我们可以将这一描述与德勒达勒对支撑实用主义的美国价值的分析中固有的地缘哲学倾向进行对比：相信美国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乐土；相信拓荒者和边界神话；相信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相信成功；相信“天定命运”(Deledalle, Gérard. La philosophie américaine. Paris: L'Age d'homme, 1983, 15)。当然，这只是猜测，因为德勒兹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表明他在这一点上与德勒达勒关于实用主义的观点相同。
(40)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37.
(41)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19.
(42)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154.
(43)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520.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注释如下：“本书中有对地理及其在美国神话和文学中的作用、对方向颠倒进行的精彩分析。在东部，人们追求的是独特的美国规范，追求的是随着欧洲再度编码(亨利·詹姆斯、艾略特、庞德等等)；在南部，奴隶制度过度编码，在内战时期奴隶制度和种植园没落(福克纳、考德威尔)；从北部来的是资本主义的解码(多斯·帕索斯、德莱赛)；但是，西部发挥的是逃逸线的作用，它将旅行、幻觉、疯狂、印第安人、感觉和精神实验、边界的变动和块茎(肯·克西和他的‘雾机器’，垮掉的一代等等)结合起来。每位伟大的美国作家创造的都是一种地图学，即使是在他或她的风格中；与欧洲的做法相反，每位作家绘制的地图都与整个美国真实的社会运动直接相关。”
(44)引自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18.米勒的中国，如他自己所说，是个“想象的中国”，与真实的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在他与迈克尔·弗伦克尔的通信——以《哈姆雷特》为名出版中，他反对弗兰克尔下面的观点：哈姆雷特是英勇无畏的、自信的。他认为哈姆雷特胆小怯懦，患有西方现代疾病——过于敏感症。西方不健全的思想方法把人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半，动物的一半是有意识的，植物的一半是梦一般的。因此，“生命那梦的一面——这是植物所美化的——通过我们对物的奇怪想象被归为不正常现象。生命的人的一面是醒着的一面”。米勒推测说：“如果可能想象一种中间状态——在其中人们既不是也不做什么——那么可以把中国看做一个最好的例子。中国只变成中国。由于这一逻辑，中国每天都变得更加中国。中国是人类卷心菜地中的杂草。每次除杂草后，中国仍作为中国再度出现。它没有渴望进一步实现的目的……最终，杂草总会占上风。最终，事情会退回到一种中国状态……如果人要不断地变成自己，变成人而非别的什么不同的东西，那么他将不得不站在理念领域之外，并对自己越来越满意，像植物那样生长……那么，我的计划——如果可以说否定一切努力和目的是种计划的话——是停止进化，保持我现在所是的样子，变得只是越来越是我所是的样子。……我只想变成我已经所是的中国。”(Miller, Henry and Michael Fraenkel. Hamlet, vol. I and II. London: Carrefour, 1962, v. 1, 54-5)
(45)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55.
(46)Deleuze, Gilles and Fé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ans.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19.
(47)阿米里·巴拉卡(Amira Baraka)
(48)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 58.
(49)Skenazy, Paul and Tera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ackson, MS: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45.
(50)Skenazy, Paul and Tera Martin. Eds. 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 Jackson, MS: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8, 144-45.
(51)Kingston, Maxine Hong.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New York: Vintage, 1989, 110.因为作者想说明汤婷婷是如何对英语进行解域的，因此，这段文字保留了英文原文。
(52)Vizzini, Ned. "An Interview with Tao Lin." Bookslut, May 2007. www.bookslut.com/features/2007_05_011092.php.
(53)Lin, Tao. Eeee Eee Eeee. Hoboken, NJ: Melville House, 2007，193—95.因为作者想说明林涛使用的极简主义英语是如何产生喜剧效果的，因此，这段文字保留了英文原文。
(54)Lin, Tao. Richard Yates. Brooklyn, NY: Melville House, 2010，41—42.因为作者想说明林涛在英语文体上的节制，因此，这段文字保留了英文原文。
(55)Deleuze, Gilles and Claire Parnet. Dialogues Ⅱ.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London: Continuum, 2002,45.
(56)德勒兹(和瓜塔里)“克分子的”(molar)和“分子的”(molecular)的化学本义扩大，用前者指物质和生物世界中宏观的或整体化的组织过程，这是人的意识可以把握的，用后者指内在性平面上的各种欲望生产和生成，因为这属于人的前意识领域，因此，是人意识不到的。还可参见Parr, Adrian. Ed. The Deleuze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171-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