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李尔王》与《亨利四世》看似毫不相关，实则都涉及利用地图进行国土分配的戏剧动作，凸显了英国早期现代历史地理学和国家主义的交融，同时也激发了不同空间、地域和文化之间的概念争斗。剧作中这种特殊的空间分割行为既是欧洲三分天下的地图传统和区域化的空间观念的文学想象，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三国鼎立的文化隔阂和政治焦虑情绪的隐喻，两者共同见证了大不列颠国家身份形成的曲折历程。
关 键 词：文学地图/空间分割/国家身份/《李尔王》/《亨利四世》
作者简介：郭方云（1970- ），男，英美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莎士比亚戏剧等)英美文学地图学和20世纪英美诗歌的空间研究。近期论文有《论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柏拉图宇宙图景》(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年第4期)、《文学地图中的女王身体诗学：以〈错误的喜剧〉为例》(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一
高度科学化的地图符号如何成为文学批评的利器？当代地图学家J. B. 哈利从社会地图学角度对此进行了诠释。在他看来，既然所有地图关注的是群体而非个人，所以地图具有社会属性；而既然政府组织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以某种方式承认其存在，那么地图也具有政治属性：“地图不仅揭示了社会和政治矛盾，而且表达了阶级立场，因此每一幅地图都与意识形态相关，在主要由非智力因素引发的冲突中被当做思想武器来使用。”①
哈利的地图政治学理论看似有些绝对，但至少证明地图科学知识表象下暗藏着浓重的艺术虚构和意识形态成分，而莎士比亚早已将其戏剧化为实实在在的言语行为。李尔王在王宫大厅当众宣布：“把那地图给我。告诉你们吧，我已经把我的国土划成三部［分］。”②《亨利四世》中蓄意谋反的葛兰道厄说道：“来，这儿是地图；我们要不要按照我们各人的权利，把它一分为三？”(《亨》：3. 1. 162)对此，加内特·小苏利文认为，莎士比亚利用地图的抽象属性建立了国土和想象团体视阈的不同景观，由此产生多重甚至矛盾的地图意义，以期建立一种“政治疆域”的批评方法。③亚瑟·金尼则发现戏剧地图既有空间信息的外显特征，也有资产、权利和欲望的概念内涵，而李尔王的悲剧在于将希望寄托于地图想象并尽量使其客观化。④这些研究体现了当今主流文学地图批评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同时也证明地图是一套开源的表意系统，既与技术、政治和社会因素相连，也与文本和意象表征策略有关，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⑤
从另一方面看，相同地域形成的文化趋同有利于统一身份⑥标识的建立，而国家身份也需要“一个明确的社会空间和界限相对分明的领地，藉此共同体成员才能进行［身份］识别和认同”并通过厚重的历史、记忆和传说将国土神化，以拒绝外邦的文化和军事入侵。与此同时，在地域一致性的基础上国家身份集体性的文化趋同还会对复杂的个体自我重新定义和修正，以便在文化重构中发现集体无意识的“真我”(authentic self)。⑦在此过程中地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庞大社会群体空间行为的纽带和集成性文化记忆的表征，地图的空间定义、边界划分和国家身份的塑造如出一辙，并由此“成为耕耘文化身份、历史记忆和［地缘］政治等重大智性议题的沃土”⑧。不仅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主体既可以假借群体皈依来获得身份标识，也能够借助表现主义或象征主义的空间意象来演绎，从而建立起身份发生学与空间政治学之间的概念映射。而自古希腊以来戏剧就为身份的扮演和追问提供了与众不同的媒介优势，从而得以形成一种经典的文学传统。⑨简言之，空间是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戏剧地图为国家身份的空间演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舞台。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空间的观念和范围经常因为模棱两可或变幻无常而引发地缘中心的多极化，再加上不同阶层、种族和宗教等因素的掺和，最终导致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连续性的缺失，同时，英国长期以来受到王国纷争的困扰(在国家身份初步形成的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如此)，这在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学界难题，而当代学者又无意间忽略了三分天下这一重要的莎士比亚戏剧地图场景，所以仍需对此详细考究。
本文从文学地图学这一新兴的空间批评视角出发，⑩主要以16世纪英国地图历史和政治语境为参照，探寻《李尔王》和《亨利四世》三分天下的地理空间渊源和文艺复兴英国国家空间传统的文学演绎方式，同时追问文学地图的政治属性，从中管窥英国国家身份的历史发展轨迹和重要的思想启示。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现代英国的称谓和其身份一样复杂：尽管莎士比亚时期伊丽莎白女王非常认同流行的“英格兰”命名，也不排斥“不列颠”的说法，但学界通常认为，1707年以前“不列颠”既是一个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理术语，也是盎格鲁与苏格兰合并而成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简称，(11)而在本文中英国、大不列颠和不列颠大致相等，“英格兰”则特指“英格兰王国”，相应地苏格兰和威尔士则是各自王国的简称。
二李尔王经典的地图台词来自《李尔王》第一幕第一场，他说道：
“现在我要向你们说明我的心事。把那地图给我。告诉你们吧，我已经把我的国土划成三部；我因为自己年纪老了，决心摆脱一切世务的牵萦，把责任交卸给年轻力壮之人，让自己松一松肩，好安安心心地等死。康华尔贤婿，还有同样是我心爱的奥本尼贤婿，为了预防他日的争执，我想还是趁现在把我的几个女儿的嫁奁当众分配清楚。法兰西和勃艮第两位君主正在竞争我的小女儿的爱情，他们为了求婚而住在我们宫廷里，也已经有好多时候了，现在他们就可以得到答复。孩子们，在我还没有把我的政权、领土和国事的重任全部放弃以前，告诉我，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最爱我？我要看看谁最有孝心，最有贤德，我就给她最大的恩惠。”(《李》：1. 1. 428)
虽然这段与地图相关的台词三分天下的意味不言而喻，但隐藏的意义并非如此简单。史料显示，李尔(Leir)是古不列颠莱斯特王朝的传奇缔造者。从词源上看，Leir取名于古不列颠的河流Ligera或Ligora，同时与威尔士的酒神Liyr和爱尔兰的海神Ler关系密切，而Liyr和Ler又源于古凯尔特语Leros，意为“大海”。(12)从中可以看出，“李尔”的称谓不仅存在各种各样的语言变体，也折射出大不列颠各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各种政治和宗教力量的明争暗斗中这种由来已久的区域差异会极度放大，极有可能引发国家身份的认同障碍，分裂的意识逐渐滋生。
事实上，欧洲地图界的三分法由来已久，是亚里士多德的“地圆说”、秩序井然的基督教宇宙论和地图空间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13)最终生成了经典的中世纪T-O宗教地图模型：地球被描摹成带有水纹花边的O形圆盘，耶路撒冷所在的亚洲朝上，欧洲和非洲在下，中间被黑海和尼罗河一分为二，形成巨大T形的一横；地中海则立于欧洲和非洲之间，成为T形地图的一竖，从而造就了宗教乐园完美的等级秩序，(14)欧、亚、非三分法的空间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而在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哈特曼·舍德尔绘制的《圣经》地图中，诺亚将欧、亚、非分别赐给了三个儿子雅弗(Japheth)、闪(Shem)和含(Ham或Cham)，(15)神启的乐园逐渐向世俗空间分化。
具体到英国，据1136年杰弗里《不列颠诸王史》记载，不列颠人的先祖布鲁特(Brutus)曾经制作了一张不列颠地图，(16)涵盖了露吉利娅(Loegria)、阿尔巴尼娅(Albania)和康布里娅(Cambria)三大地区，大致与后来的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对应，在《李尔王》中则分别代表给予考狄利娅、高纳里尔和里根的土地。从这种意义上说，剧中的三分天下既是不列颠地理空间传统的延续，也是欧洲中世纪宗教空间观念的发展。不同之处在于，李尔取代了诺亚成为已知世界的主人，诺亚的三个儿子变成了李尔的三个女儿。
从专业的角度看，宗教地图的三分法只是(世界)区域地图的一种空间变体。公元二世纪托勒密就首次提出了区域地图概念，将世界分割成大比例的区域图示，并绘制了12版的亚洲地图和10版的欧洲地图，涉及地名多达八千个，蔚为壮观。(17)对于英国地图空间描绘而言，托勒密的出现具有非凡的意义——他创造了古不列颠的空间雏形，为文艺复兴时期不列颠的身份建构奠定了基石。(18)在此基础之上，英国最为著名的区域地图学家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受伊丽莎白女王之托于1583年发布了一套20张的英格兰－威尔士地图，1605－1610年，约翰·斯彼德又成功绘制出全新的英国区域地图。毫无疑问，此时的地图空间生产既是萨克斯顿和斯彼德个人意识形态的表征，更是王权主导的现实社会关系的隐喻，于是建立在王朝忠诚基础之上的个人身份认同被国家和地区的身份意识所取代也就成为必然。(19)
而与世界地图相比，区域地图的优势在于更为细致的空间描绘，同时页面由于繁杂的线条切割而变得支离破碎。但无论如何，这种托勒密式区域空间的影响显而易见，它为各种政见人士提供了适宜的空间行为准则——从理论上说这种网格式的区域空间可以无限拆分，从而得以摆脱大一统的地图观念的束缚，为李尔王古不列颠政治版图的重塑提供了概念化的可能性：此时的地图好比图式化的玉玺，看似轻巧，实则重有千钧；李尔举重若轻的言辞则象征着一种无可辩驳的词语授权，极度彰显了王权的巨大威力。(20)
从空间的细节描述可以看出，《李尔王》中的地图模板源自不列颠区域地图，而且极有可能与萨克斯顿相关。但无论如何，剧中地图不仅仅是一幅简单的图形符号，也代表着沉甸甸的不列颠土地和巨大权利。(21)对于想独霸一方的政治人物而言，这种诱惑是难以抗拒的，所以李尔意欲三分天下，至少从地图学的专业角度看是可行的，因而深得高纳里尔和里根等地方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的青睐。为了将自身利益最大化，两人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讨李尔王的欢心。高纳里尔对他说道：
“父亲，我对您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我爱您胜过自己的眼睛、整个的空间和广大的自由；超越一切可以估价的贵重稀有的事物；不亚于赋有淑德、健康、美貌和荣誉的生命；不曾有一个儿女这样爱过他的父亲，也不曾有一个父亲这样被他的儿女所爱；这一种爱可以使唇舌无能为力，辩才失去效用。”(《李》：1. 1. 428)
高纳里尔的美妙言辞看似将父女之爱等同于美德、健康和生命，从而提升到一个超越宇宙空间和语言描绘的高度，其实她看重的是李尔仍然拥有的广袤国土和巨大权力。而里根认为，她对父亲的爱不但与姊姊一样多，而且超越了一切有形的快乐：“我跟姊姊具有同样的品质，您凭着她就可以判断我。在我的真心之中，我觉得她刚才所说的话，正是我爱您的实际的情形，可是她还不能充分说明我的心理：我厌弃一切凡是敏锐的知觉所能感受到的快乐，只有爱您才是我的无上的幸福。”(《李》：1. 1. 429)面对二女儿的赞誉，李尔王也“投桃报李”，用同样的言语行为完成了土地的赏赐：“这一块从我们这美好的王国中划分出来的三分之一的沃壤，是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世袭的产业，和高纳里尔所得到的一份同样广大、同样富庶，也同样佳美。”(《李》：1. 1. 430)但考狄利娅却不如两位姐姐一样巧嘴簧舌，认为对父亲的爱没有必要用言语来表达，她说：“我是个笨拙的人，不会把我的心涌上我的嘴里；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李》：1. 1. 430)从而将对父亲的爱当成一种实实在在的责任和义务，而非超越一切的愉悦和幸福。目空一切的李尔王勃然大怒，一气之下将打算赐予考狄利娅的英格兰分给了另外两个女儿，并将她和出面劝阻的忠臣肯特驱逐出了不列颠王宫，分裂的局势业已不可挽回。
显而易见的是，莎士比亚在三王国的身份塑造上内外有别。代表英格兰的考狄利娅桀骜不驯却忠厚朴实，核心国的傲气和品行一览无余；而拟人化的苏格兰(高纳里尔)和威尔士(里根)却不得不花言巧语，尽显从属国的媚俗和势利；其间的意象张力凸显了不同身份的贵贱和王国之间的裂痕。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分天下的母题却衍生出二分国土的空间变体：苏格兰和威尔士得以保全，英格兰则成为地图分割的牺牲品。究其原因，中世纪三分天下的宗教观念被萨克斯顿的区域空间(二分法)意识替代已成潮流，(22)同时合久必分的心理暗示、上层人士对英格兰长期以来主导的不列颠空间秩序的厌倦情绪也难辞其咎。但问题在于，这样的戏剧空间演绎客观上违背了该剧创作时詹姆斯一世力推的统一国家意志，“一介戏子”的莎士比亚真的胆敢违抗圣意吗？事实上，莎士比亚采取了先抑后扬的叙事策略，即假借李尔王的戏剧动作将国家身份撕碎的极端方式来反证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分裂主义面目和悲剧特征，所以仍然没有违反主流的国家身份常规，隐喻的不列颠政治共同体也在复杂的角色修正和文化重构中艰难前行。
无论如何，失去地图所隐喻的权利支撑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李尔王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他受到两位成功分得财产的亲生女儿的虐待和驱逐后才有所觉悟，却为时已晚，流浪便成为唯一的选择。但从隐喻的地图视角看，李尔王对自我身份的追问与不列颠的国家诉求并行不悖。萨克斯顿受伊丽莎白之命对英格兰和威尔士进行测量并于1579年绘制了提供森林和河流等细节的郡县地图。而李尔王的自我发现之旅与萨克斯顿的测量实践相似，他被迫离开了舒适的皇宫，到野外去探索不列颠土地的奥秘，尽管付出了惨重代价，但这种自我放逐式的空间行为恰好成就了象征性的地图测量。同时李尔的流浪路线也颇具深意，始于已经赐予高纳里尔的苏格兰(即不列颠古图中的阿尔巴尼)，再到里根的领地威尔士，最后止于英格兰的多佛，从而绘制出了“北方—西南方—东部”的三角地域轮廓，与不列颠的三角形状非常相似。(23)这样的行进路线不仅契合李尔王失去统治权后无助的心境，也反映出莎士比亚对国家可能出现的分崩离析境况的极度焦虑。但如果没有地图的映照，是很难深刻领会李尔王寓意深刻的行进路线的。
值得注意的是，多佛成了此次李尔地图之旅的终点，但多佛绝不是国家身份的终点，恰恰相反，它是古不列颠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不列颠的古名Albion(白色)就取自于此。同时多佛也是最靠近欧洲大陆的英国港口，所以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古罗马时期被称做杜波利斯，是连接欧洲的要道；公元前4世纪为抵御撒克逊人的进攻，当地人修建了军事堡垒；公元前55年凯撒大帝登陆英伦时首先到达的地方就是多佛；公元5世纪伊始日耳曼部落大规模移居不列颠时多佛则成为一个主要的定居点。而在《李尔王》中，多佛既是李尔王流浪的终点，也是英法两军对垒的战地和各种悲剧真相大白的场所，它标志着李尔王朝的寿终正寝和破碎的三分天下梦想，也预示着另一个统一朝代的来临——所以萝莉·玛格伊尔认为，多佛是不列颠国家身份的重要开端。(24)
整体而言，作为一种地理空间信息和艺术表征，《李尔王》中的不列颠地图兼具现象学工具性和装饰性的悖论特征。这种特殊的戏剧地图既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国民性形成过程中空间主体“高尚而痛苦的凝视”，同时反过来又将国土化的空间语法打破并将其重新呈现在舞台上，从而应和了亚里士多德经典的诗学理论——“悲剧是对某种严肃、完美和宏大行为的模仿”。(25)所以《李尔王》中的地图绝非简单的“地图”两个字所能概括，蕴含其中的空间行为也非李尔的个人戏剧动作，而是剧作家对英国历史和时政的文学想象。但从现实的角度看，这种明目张胆的土地分割注定要被强调绝对权威的詹姆斯一世禁止。从这种意义上说，是詹姆斯一世制造了不识时务的李尔王的悲剧并在经验世界中杀死了李尔三姐妹，最终消灭了女性竞争者的土地和权利诉求，其间的利害关系既生死攸关，又意味深长。
三相较于远古的《李尔王》，《亨利四世》更为贴近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但地图舞台上的分割企图依然存在，葛兰道厄和摩提默等人曾聚在一起展望谋反成功后土地的分赃问题，以下是两人之间的对白：
葛兰道厄：来，这儿是地图；我们要不要按照我们各人的权利，把它一分为三？
摩提默：副主教已经把它很平均地分为三份。从特兰特河起直到这儿塞汶河为止，这东南一带的英格兰疆土都归属于我；由此向西，塞汶河岸以外的全部威尔士疆土，以及在那界限以内的所有沃壤，都是奥温·葛兰道厄所有；好兄弟，你所得到的是特兰特河以北的其余的土地。我们三方面的盟约已经写好，今晚就可以各人交换签印。 (《亨》：3. 1. 162)
此时有的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为何《亨利四世》又是一个三分天下的地图场景？而且为何都与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相关？看来三分天下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答案就隐藏在英国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从历史上看，三万年前英国就有古人类定居，在罗马占领前的英国史前时期，英国主流的“凯尔特岛民文化”主要由不列颠和盖尔文两种文化支系组成。但随着罗马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相继入侵，不列颠人被赶至威尔士地区。公元843年爱尔兰西北部的盖尔文人与苏格兰的皮尔特人组成苏格兰王国，以盎格鲁－撒克逊人聚居地为基础的英格兰王国则在公元927年成立。1066年法国入侵不列颠后占领了威尔士和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并在苏格兰定居下来，逐渐融入当地文化。1267年格温内斯郡王子被亨利三世册封为威尔士王子，象征性地归附于英格兰。爱德华一世1283年左右出兵占领了威尔士，但政权并不稳固。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将威尔士纳入英格兰王冠的庇护之下并将爱尔兰纳入直辖区中，但目前还不清楚这是一种怎样的政体。(26)
相比较而言，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矛盾更加尖锐。13世纪末英格兰国王埃德加一世曾自封为“不列颠大帝”(27)，不经意间彰显了对其他王国的野心。1296－1328年和1332－1357年间英格兰曾两次入侵苏格兰，但均以失败告终，苏格兰依然作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存在。15世纪时苏格兰皇室开始拥有帝国头衔，因为成为英格兰引领下的帝国一员让他们感觉有降格之嫌。1603年，作为“共主邦联”(Personal Union)的一员苏格兰在詹姆斯一世的不列颠国家集团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仍是一个独立的政体。直到1707年《联合法案》签署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成立后，苏格兰才以法律的形式与英格兰正式结盟，共同接受一个君主的领导，但依然拥有独立的立法体系，从而为日后的摩擦埋下了祸根。
正如《亨利四世》描绘的那样，英格兰主导了当时的政治生活，而威尔士和苏格兰却对此颇有微词，相互间的指责谩骂时常有之，这显然对统一国家身份的塑造非常不利。在亨利四世的大臣威斯摩兰伯爵眼里，威尔士的代表葛兰道厄不仅“残暴”而且“乱法狂悖”，同时威尔士妇女被描绘成对英军将士尸身“用惨无人道的手段横加凌辱”的恶魔，“那种兽行简直叫人无法说出口来”。(《亨》：1. 1. 108)亨利王子则在战场上对苏格兰的道格拉斯伯爵大声呵斥：“抬起你的头来，万恶的苏格兰人，否则你要从此抬不起头了！”(《亨》：5. 4. 208)这些看似一时激愤的言辞无意间成为文化隔阂的佐证，而这种妖魔化的贬斥策略无疑会激发对手的强烈抗拒，叛将霍茨波就曾公开控诉亨利四世谋杀了理查王，是一位“卑鄙的篡位者”、“一个弑君的刽子手”和一名欲置王权的法定继任者摩提默于死地的“暴君”(《亨》：1. 1. 121－122)。王国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叛乱由此发生。(28)即便在莎士比亚晚年，詹姆斯一世看似统一了几大王国，但这种“共主联邦”的国体形式主要依托的是王位的传承而非法律效力，所以很难形成一种牢固、稳定、持久和统一的国民心理归属感，这一焦虑在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地图中具化为空间分裂的呼声和行为，它夹杂在国家统一和殖民扩张的光环之中，久久不能平息。(29)
莎士比亚所描绘的叛军地图拥有非常细节的空间轮廓，应该是一幅区域地图。如前文所及，16世纪时期地方志开始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基本工具之一。1593年，亨利八世开始利用新的测量手段查看英国的海防情况，所绘制的区域地图既是加莱和博罗根控制区的必备工具，也是政策制定和权利实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伯利勋爵就曾使用1579年版的萨克斯顿区域地图进行领地监管。毋庸置疑的是，通过不断的生产和复制，萨克斯顿的区域地图在重塑英格兰既定的“精神地理”(mental geographies)方面意义重大。在此如果我们把地图集看成是一种文化传播的图式，那么相应的地图制作意识则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悖论。一方面，新兴地图学看起来用更加理性的空间建构取代了约翰·诺博·威尔福德所谓的“神话和教条的地方志”；但另一方面，站在萨克斯顿英格兰地图之上的女王再一次说明地图只是传统政治的象征场域。(30)《亨利四世》中叛军所参照的萨克斯顿区域地图则进一步把空间的分割推向极致——尽管区域化的地图空间拥有更多的空间细节，但相对独立的地图空间也会滋生一种相当危险的空间分离意识，并且试图以一种现代的民主国家思想取而代之，这显然有违王国是隐喻中的国王完整身体的绝对观念。(31)《亨利四世》显然就是这种对立空间意识的戏剧表达，而王国的分裂者之间有时也很难达成一致，虽然摩提默说三人均分了天下，但霍茨波却不敢苟同：
霍茨波：我想你们分给我的勃敦以北这一份土地，讲起大小来是比不上你们那两份的；瞧这条河水打这儿弯了进来，硬生生从我的最好的土地上割去了半月形的一大块。我要把这道河流在这地方填塞起来，让澄澈明净的特兰特河更换一条平平正正的新水道；我可不能容许它弯进得这么深，使我失去这么一块大好膏腴之地。(《亨》：3. 1. 163)
和萨克斯顿一样，霍茨波俨然是一位不列颠土地的绘制者，但后者意欲通过修正勃敦河的弯曲度来改变客观的空间关系，地图科学的权威由此荡然无存——作为阴谋的策划者，他深知隐喻地图的奥秘：地图是一种空间知识的(主观)描绘，尽管它并不等同于现实客体(比如疆域)，但从形而上的政治层面上看，轮廓之内的地域都是地图的势力范围，轮廓之外的空间都是等待被征服的他者；制图者的任意一种标示都是欲望的隐意表达，在文本中则是对权威的空间映射，按福柯的话说，是一种“权力的监管行为”(act of surveillance)。(32)
而比例尺越大，精度要求就会更高，体现的空间条目会越细，印象中的幅面会比实际面积大，(33)由此引发了利欲熏心的叛军内讧。但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肯定不会得到同样贪婪的同伙的支持。葛兰道厄嚷道：“不让它弯进去！这可不能由你做主。”摩提默也表示反对：“是的，可是你瞧它的水流的方向，在这一头它也使我遭到同样的损失；它割去了我同样大的一块土地，正像它在那一头割去你的土地一样。”(《亨》：3. 1. 163)显然他们眼中的地图权力并非笛卡尔所说的地理概念中的中央集权，而是福柯眼中的空间知识权力化的动态表征。因此叛军地图显示的勃敦以北等特定地域的知识看似一种静态的权力场，但随着局势的改变会形成不同的空间诉求——该区域地图所呈现的社会权力不是来自某一个中心，而是来自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每一个栅格，(34)由此引发不同亚文化身份者的激烈对峙。
相信此时仍有读者对最终的分配结果感到迷惑，但如果把复杂的疆域划分投射到地图上，就会一目了然。从空间运行的路线图看，代表皇权的伦敦王宫成为戏剧动作的原点，然后分别向摩提默盘踞的威尔士班谷城堡和靠近苏格兰的霍茨波据点——诺森伯兰进发，并再次形成英国疆域特殊的三角形状，也一定程度上重申了不列颠主流的身份主张。各种势力最终在索鲁斯伯雷汇合，戏剧冲突由此达到顶点。但从宏观的空间结构看，叛军的三分天下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英格兰(摩提默)、苏格兰(霍茨波？)和威尔士(葛兰道厄)分割外，主要是对英格兰的国土进行了重构：原本属于英格兰“特兰特河以北的其余的土地”归霍茨波所有，塞汶河岸以西归入葛兰道厄的威尔士，余下的纳入摩提默名下(《亨》：3. 1. 162)，与《李尔王》一样，英格兰已然成为瓜分的焦点。
这种戏剧文本和地图意象的奇异组合无意间使得地图表征在中心化的统一空间和多场域的意义空间摇摆，并将矛盾暴露在文本竭力掩藏的结构性碎片之下。其意义在于，在叛乱的权利狂欢中，威尔士和苏格兰长期以来对英格兰一统天下的不满情绪得到极大宣泄，传统的国家身份秩序随之被颠覆。同时这种象征性的地图分割多多少少也是对其他两个王国政治失语的一种文化补偿，未来英国政治地貌也得以重塑。
由此可见，作为“反［主流］文化角色”的一员，《亨利四世》中这种过渡性的叛军身份常常以他者的方式来构建权威，同时形成一定规模的地位反转和颠覆局势，最终导致对崇拜技术主义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地图既定秩序和传统(国家)理性空间的贬斥。(35)但遗憾的是，这种臆想的权利梦想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在《亨利四世》中叛军败在了王权的淫威之下。而在该剧创作的1597年前后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不但极力统一不列颠，还主张进行殖民扩张，看一看女王将世界地图踩在脚下的气概就知道她的决心有多大。所以葛兰道厄等人的瓜分企图只是一种“图”上谈兵的言语行为，本质上是英国流行的地方志区域空间的文学想象形式，并通过培根眼中的“一场关于世界图示想象的梦”建构而成的——用图像学家潘诺夫斯基的话说，“这意味着精神世界的联想得到了不同视角和美学意义的表征”。(36)莎士比亚也趁机将地缘政治的自然主义修辞和空间关系决定的社会秩序并置在一起，从而把异己的空间因素边缘化，主流的不列颠国家身份最终得以维系。
四英国早期现代地图展示的意识形态、象征结构和空间认知极大影响了诸多相应文化产品的制造，在此过程中文学地图不仅展示了文学的空间本质特征，也通过特殊的地理想象和构图行为凸显了历史地理学与国家主义的交融，重建了早期现代欧洲的社会关系，同时“揭示了意象与语言之间的创造性张力，并激发了空间、地域和文化意义之间的概念争斗”(37)，由此引发了国家身份的认同障碍，这是构成《李尔王》和《亨利四世》中三分天下戏剧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在此过程中大不列颠三王国之间的矛盾被极端放大，由英格兰主导的国家空间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组成的亚文化群发生了激烈的现实博弈和概念碰撞，其中《李尔王》采取了由内(英格兰)向外和自上(王权)而下的空间策略，上演了一部国家分裂的古老悲剧；《亨利四世》中的叛军则反其道而行之，用极端暴力的方式解构既定的空间秩序，两者从不同角度对同一空间对象进行了寓意深刻的推演，为大不列颠的统一和发展提供了反面的教材和宝贵的空间经验。
从另一角度看，16世纪的英国是国家意象的形成期，在此过程中文学和地图学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当时甚至“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英语研究和写作的阶层，用编年史、专题论著、诗歌、小说和戏剧来刻画英国……并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38)。但也正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和清晰的国家形象，16世纪是各种观念激烈碰撞的时期，空间的分割和表征仍然处于动荡之中。华尔特·科恩强调，当时英国的戏剧演出受到表征或“定义”逐渐形成的国家空间的驱使，“公共演出是戏剧和社会之间一种基本的中介场”——在一个缺少大规模标准化意象表征的文化中，具备特殊魅力的戏剧公演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戏剧化的国家“想象团体”(imagined community)意象。(39)从这种意义上说，《李尔王》和《亨利四世》本质上是英格兰向大不列颠进行身份转换的一种特殊戏剧修辞的表征，而这种逐渐流行的统一观念与1603年继位的詹姆斯一世不谋而合：作为其政治蓝图的一部分，他将苏格兰和英格兰合二为一并自封为“不列颠之王”。(40)这也印证了莎士比亚时期地图所蕴藏的空间悖论：尽管区域意识无意间滋生了分裂行为，但可拆分的地图同时隐含着一个与之相反的理论预设——无所不能的空间意识也可以将其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为政治版图的划分和重塑提供了地图现实的可能性。而在戏剧化的地图舞台上，亨利四世和亨利王子用至高无上的王权击退了叛军的分割企图，也象征性地以制图者的方式重新组构了一个古不列颠布鲁特王期待已久的统一国家意象，英国历史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注释：
①J. B. Harley, "Text and Contex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aps", in Paul Laxton ed., The New Nature of Maps,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6.
②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六卷本，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428页。后文出自《李尔王》和《亨利四世》(上篇)的引文皆出自该译本，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幕、场次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See Garrett Sullivan, Jr., Drama of Landscape: Land, Property, and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Early Modern St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2-97.
④See Arthur F. Kinney, Shakespeare's Webs: Networks of Meaning in Renaissance Drama,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143.
⑤在当代学者马修·艾德里看来，地图批评有两个基本向度：一个向内指向本体自身，另一个向外聚焦于历史语境。但需要警醒两种倾向：第一，过多的社会语境关注会弱化地图的本体研究并不恰当地暗示意义存在于意象之外；第二，过分强调社会历史事件同样会降低制图者的作用，从而把他们演变为被动的表征工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原则同样适合文学地图研究(See Matthew Edney, "Brian Harley's Career and Intellectual Legacy", in Cartographica, 40. 1/2[2005], pp. 1-17)。
⑥“身份”(identity)一词来自古拉丁语idem，大致相当于古希腊语的“类同”，后拉丁语时期演变为essentitas(存在)。而在早期现代英语中，“身份”具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它是“材质、成分、本质、特征、特质等方面的相同属性或条件”以及“与众不同的特征或描述”。所以仅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身份”已经具有向内的同一性和向外的排他性，与空间密不可分(See J. Simpson & E. Weiner, eds.,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368)。
⑦See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Harmondsworth, England: Penguin, 1991, pp. 4-17.
⑧Francine L. Dolins & Robert W. Mitchell, eds., Spatial Cognition, Spatial Perception: Mapping the Self Sp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479.
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英雄俄狄浦斯当众宣称：“我决不会被证明是另外一个人，因此我一定要追问我的身世。”从隐喻的角度看，俄狄浦斯的困惑凸显了四分五裂的城邦之争造成的古希腊身份迷失，而《哈姆雷特》开篇一句“那边是谁？”则将这种追问由本我扩展至他者(1. 1. 283)，意欲通过身份内外的相对关系来定义王国的空间本质。关于前者，参见罗念生译《俄狄浦斯王》(《罗念生全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5页。
⑩英美文学地图研究自1994年诞生以来，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整体而言还处于零碎的经验主义文本意义的摸索期，而国内的相关批评才刚起步，地图成为真正独立的文学批评利器还任重道远(See John Gillies, Shakespea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32；郭方云《文学地图中的女王身体诗学：以〈错误的喜剧〉为例》，载《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11)公元前8世纪英国铁器时代的岛民“不列顿”(Brython)也许是“不列颠”的原始出处，后者在古拉丁语中被称作“不列颠尼亚”(Britannia，意为“不列顿人居住的岛屿”)，在古罗马时期则成为帝国的一个省。1136年杰弗里将不列颠群岛更名为“大不列颠”(Britannia major)，从而将“小不列颠”(Britannia minor——现法国北部的Brittany)区分开来。1474年“大不列颠”首次成为官方用语，1604年詹姆斯一世自封为“大不列颠之王”，该称谓开始更广泛的流传(See Stephen Oppenheimer, The Origins of the British,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ress, 2006, pp. 1-52)。
(12)See Kenneth Jackson, Language and History in Early Britai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459.
(13)毕达哥拉斯等古希腊哲学家创立了地图的真理假说，碟片——圆鼓——圆体见证了早期地球形状的演进史。亚里士多德秉承了其中的“地圆说”传统，把地球分成5个气候带，并首次提出了南北纬23度和66度的设想。而在理想的基督教空间组构中，天堂、俗世和地狱将宇宙一分为三，对地图的影响至少延续至文艺复兴时期。1560年加尔文曾精心绘制了一幅名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圣经》地图，他声称：“尽管罪孽已经将乐园关闭，但它的原址依然可以被定位。”(See Leo Bagrow,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31-32;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386)
(14)See Catherine Delano-Smith & Roger J. P. Kain, English Maps: AHist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p. 38.
(15)See Alessandro Scafi, Mapping Paradise: A History of Heaven on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ss, 2006, p. 258.
(16)在杰弗里的传奇描述中，作为特洛伊王伊利亚斯的嫡孙，布鲁特不远万里来到不列颠，带领特洛伊人先后与嗜血的海盗、喷火的蛟龙、可怕的巨人、残酷的自然力量甚至时间搏斗，最终统一了岛国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成为古不列颠的首任国君(See D. J. Hopkins, City/Stage/Globe: Performance and Space in Shakespeare's London,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84)。
(17)See Norman Thrower, Maps and Civilization: Cartography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 23.
(18)See Leo Bagrow, History of Cartography, p. 162.
(19)See Garrett Sullivan, Jr., The Drama of Landscape Land Property and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Early Modern Stage, p. 38.
(20)这种彰显权力的言语地图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流行，马洛笔下的帖木耳大帝就曾说道：“把那地图给我；让我看看世上还有多少土地等着我去征服……”(David Fuller & Edward J. Esche, e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ristopher Marlowe, vol. 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 66)
(21)从更大的范围看，《李尔王》中的地图权力观念与当时主流的地图意识相连。小加利文的研究发现，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土地意识的萌芽，伊丽莎白时期越来越多的土地拥有者开始关注领地的有效监管问题，而地图则以独特的方式将它们呈现在所有者面前——他们开始从另一侧面审视神奇的画面：地域关系既可以用界石、也能够用线条来划定(See Garrett Sullivan, Jr., The Drama of Landscape Land Property and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Early Modern Stage, pp. 42-44)。
(22)与《李尔王》不同的是，萨克斯顿地图将英格兰(而非苏格兰)和威尔士描绘成国家空间的两极，所以并没有脱离空间二元论的规约。
(23)See Laurie Maguire, Studying Shakespeare: A Guide to the Plays,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3, p. 42.
(24)See Laurie Maguire, Studying Shakespeare: A Guide to Plays, p. 44.
(25)See John Gillies, "The Scene of Cartography in King Lear", in A. Gordon & C. Bernhard eds., Literature, Mapping,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2-130；参见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49－650页。
(26)See R. Dutton & J. E. Howard, eds., A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 Works, vol 1: The Trage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26.
(27)大卫·阿米蒂奇证实，早在十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奥特斯丹就开始具有帝国意识，1572年威尔士的亨弗里·利维得在描述亚瑟王的泛不列颠王朝时用了“不列颠帝国”一词，1573年托马斯·泰安将其翻译成“BRITISH Empyre”，这是英帝国用语的首次出现，其中BRITISH由大写字母组成，用以强调帝国的不列颠属性，但王国之间的隔阂依然不可逾越(See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Ideas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9-30)。
(28)《亨利四世》中的叛乱是历史事件的艺术加工，其事实理据源于1402年底至1403年道格拉斯的第四任子爵阿奇伯德·道格拉斯领导的反叛，只不过叛军首领的名字换成了葛兰道厄、摩提默和霍茨波等人而已(See R. Dutton & J. E. Howard, eds., A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 Works, vol 1: The Tragedies, pp. 224-230)。
(29)其实英国的分裂主题还应包括爱尔兰这一重要维度。史料记载，12世纪以前爱尔兰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地区。1171年亨利二世占领了爱尔兰，1185年约翰王被册封为“爱尔兰领主”，1536年亨利八世出兵占领了爱尔兰，伊丽莎白时期蒙斯德暴动则导致三万爱尔兰人丧生。1594－1603年英、爱“九年战争”爆发，1603年爱尔兰成为詹姆斯一世“共主同邦”的一员，1649年克伦威尔重新占领爱尔兰，直到1800年英爱组成“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两国矛盾才暂时得以缓和。但《亨利四世》依然将爱尔兰排除在不列颠的国家属性探讨之外，来自英格兰北部的霍茨波更是把他的妻子贬为“用爱尔兰调子吠叫”的“母狗”(《亨》：3. 1. 167)，由此可见爱尔兰的政治身份和当时的女性一样低劣(See Cyril Falls, Elizabeth's Irish War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9-65)。
(30)See John Gillies & Virginia Mason Vaughan, eds., Playing the Globe: Genre and Geography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1998, p. 22.
(31)事实上，在多数王朝后期的意识形态中空间观念上的绝对主义和国家主义常常并存，伊丽莎白时期也不例外(See R. Dutton & J. E. Howard, eds., A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 Works, vol 1: The Tragedies, p. 224)。
(32)See Denis Cosgrove & Stephen Daniels, eds., The Iconngraphy of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79.
(33)就像萨克斯顿绘制的澎布洛克郡县地图一样，由于使用的比例尺比其他威尔士地图的比例尺更大，所以被枢密官征收的赋税就更多(See Garrett Sullivan, Jr., The Drama of Landscape: Land, Property and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Early Modern Stage, p. 261)。
(34)See J. N. Peters, Mapping Discord: Allegorical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French Writing,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p. 38.
(35)See Kevin Hetherington, Expressions of Identity: Space, Performance, Poli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 103.
(36)Quoted in Garrett Sullivan, Jr., The Drama of Landscape: Land, Property and Social Relations on the Early Modern Stage, pp. 42-123.
(37)早期现代欧洲的知识编码模型既强调经验的具象属性，又聚焦存在的空间维度，而隐藏其中的思想和社会身份常常被哲学家和文学家转化成概念化的空间语言(See Russell West,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Jacobean Stage: from Shakespeare to Webst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 12; A. Gordon & CHBernhard, eds., Literature, Mapping,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
(38)迈克尔·德雷顿的长诗《多福之国》就使用了一种神话般的地图诗学意识来象征英国的国家本质，让读者联想到典型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神话传说，从而在诗意表达和国家属性之间建起了一座叙事桥梁(See Bernhard Klein, Maps and the Writing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Irel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 57)。
(39)See R. Dutton & J. E. Howard, eds., A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 Works, vol 1: The Tragedies, p. 220.
(40)1603年詹姆斯一世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宣言》中告知臣民：“既然意欲消除边界名实和两个王国之间以及其他地区的隔阂，就有必要调和相互间的争斗和祛除成员国之间的冷漠。”(John Gillies & Virginia Mason Vaughan, eds., Playing the Globe: Genre and Geography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p. 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