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本雅明的“世俗启迪”理论，从越界混沌的颓废美学、卑贱身体的形象政治、夜与昼的辩证隐喻三个方面，分析美国女作家朱娜·巴恩斯的现代主义代表作《夜林》如何用辩证的眼光审视城市颓废、怪异和超现实的“夜林”景象，挖掘被现代理性鄙夷的边缘群体的历史和命运，从而揭示作家透过平凡世俗的城市生活进行的深刻的现代性批判。
关 键 词：本雅明/世俗启迪/巴恩斯/现代性
1921年9月，时任美国《麦克考尔》(Mc Call's)杂志社驻巴黎通讯记者的朱娜·巴恩斯与西尔玛·伍德(Thelma Wood)邂逅，后者是一位青春靓丽、洒脱奔放、学习建筑、后来以银尖笔画法著称的艺术家。巴恩斯此时已是巴黎左岸的文艺新秀，两人“一见钟情”，建立了维持十年之久的友情。巴恩斯曾把1928年出版的《骑士》题献给伍德，但终因伍德的多次背叛而与之分手。巴恩斯后来曾对一位朋友说：“我不是同性恋，但就是爱西尔玛。”①就是这份爱，给巴恩斯带来了撕心裂肺的痛苦，造成了她难以平抚的心理创伤，最后终于把伍德化为《夜林》中的女主人公罗宾，使她在现代主义文学的殿堂里获得了永生。
然而，作为一部描绘城市世俗生活、昭示卑贱人性的现代主义力作，《夜林》的意义远不止于个人痛苦的抒发，或对某段伤心往事的感怀。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城市世俗文化的背景下，《夜林》揭示的是同理性和正统观念相对立的现代禁忌，是用“黑色”幽默和诗的语言书写的现代人的末世愤恨。②正如埃里希·奥尔巴赫所说，“所有开创新文风的诗人都有一个神秘的爱人，都有近乎奇异的爱的经历。爱神阿摩尔赋予他们的礼物不只是肉体的快感，更多的是一种启迪。一种秘密的联系决定了他们的内心甚至外在的生活”③。
然而，这种启迪与其说来源于震撼心灵的神秘之爱，不如说来自日常生活的现实，它看似平常，但如果变换视角，或采用不同的透视方法，却能给人超乎现实的梦境般的形象，从中获得非比寻常的体验。本雅明在《超现实主义》一文中把这种启迪说成是“世俗启迪”，并将其根源溯至韩波、洛特雷阿蒙、阿波利奈尔和布勒东等艺术家和作家。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反天主教的激情”，都试图超越和克服宗教的迷狂，诉诸一种更危险和更强大的“世俗启迪”来获得“唯物主义和人类学的灵感”(Surrealism: 227)，而获得这种“世俗启迪”的手段则是大麻和鸦片等致幻剂。人们在这些药物导致的幻觉和迷狂中放松自我，体验自我，从而逃离宗教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世俗启迪”就是一个自我启蒙的去魅过程，一种迷幻的神秘体验。然而，如果一味地借助毒品追求叛逆和陶醉，结果只能是毒品导致的欣喜若狂，塑造的是“瘾君子”。因此毒品和幻景引发的神秘体验在本雅明这里只是一个隐喻，表征的是与高雅生活相对立的世俗生活，是布勒东在小说《娜嘉》中展现的日常生活图景，如在火车上的所见所闻，城市贫民窟的凄凉景象，朦胧细雨中瞥见的新公寓窗内的活动和摆设，“第一批钢铁建筑、最早的厂房、最早的照片、已经濒临绝迹的物品”，在这部超现实主义经典中，所有这些都“变成了革命的体验，即使还不就是革命的行动”(Surrealism: 229)。
本雅明注重布勒东笔下那些流浪者的最平淡无奇的经验现实，它们和历史废墟一样，一旦从政治的而不是历史的观点来看待，一旦用超现实主义的陌生化手法再现出来，就会获得一种新的历史性，产生惊颤的效果，使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挣脱现实的物质世界，以对物的感性体验打破功利主义的束缚，通过梦境般的蒙太奇手法将其融入新的符号系统，重拾其在商品世界里早已被遗忘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本雅明所说的世俗生活给人们的启迪，也是“世俗启迪”的“革命力量”之所在。迪安娜·希肖姆说：“超现实主义的世俗方法不仅仅是美学和色欲问题。它的谋略在于记录‘神秘之爱’的实例，捕捉城市荒原里的那些怪诞的游荡，再造‘过时的’19世纪巴黎拱廊街里颓废经验的光晕，从而震惊读者的意识，使其对资本主义摧毁性的进步产生一种‘虚无主义的’认识。”④《超现实主义》一文是本雅明为“欧洲知识分子”拍摄的“最后一张快照”，文中承载着黑格尔的历史感性，以“密涅瓦的猫头鹰”的黄昏视角俯瞰资本主义尚未建立就已经开始崩塌的丰碑，把纯粹的审美艺术思潮变成了具有政治历史意义的社会运动，进而从迷狂的世俗体验中激发出弥赛亚的救赎力量。
如果说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异化和陌生化来审视现实、再现现实，通过对废墟、迷醉和叛逆的体验拼贴出一幅世俗的图画，进而达到本雅明所说的一种“世俗启迪”，那么，这种超现实主义手法在朱娜·巴恩斯的代表作《夜林》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巴恩斯同样用“迷狂的实证主义”和“活的、振聋发聩的无意识”⑤来获得世俗的启迪，但作为旅居欧洲的女作家，巴恩斯获得的启迪并不是超现实主义对宗教的反叛，也不是本雅明对弥赛亚的终极诉求，而是磨灭一切界限、摒弃进步观念、从卑贱中见高尚的一种现代性批判。《夜林》呈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荒原，描写了放荡、怪诞、异化的都市夜生活，因此被誉为散发着污浊臭气的一朵“恶之花”，一本“恶的圣经”。巴恩斯以隐喻、幻象和几近沉默的断片式语言描写了巴黎、柏林、维也纳和纽约等现代都市的废墟景象，编织出由怪胎、外来者、同性恋者等心理错位的边缘人物构成的欲望、记忆、无意识的都市符号，把现代性最为颓废的世俗表象展现为不为理性、科学和伦理所容的一片黑暗、怪异、超现实的“夜林”。
内容摘要：本文以本雅明的“世俗启迪”理论，从越界混沌的颓废美学、卑贱身体的形象政治、夜与昼的辩证隐喻三个方面，分析美国女作家朱娜·巴恩斯的现代主义代表作《夜林》如何用辩证的眼光审视城市颓废、怪异和超现实的“夜林”景象，挖掘被现代理性鄙夷的边缘群体的历史和命运，从而揭示作家透过平凡世俗的城市生活进行的深刻的现代性批判。
关键词：本雅明/世俗启迪/巴恩斯/现代性 作者简介：越界与混沌的颓废美学
在巴恩斯看来，热爱一切的人也将受到他所热爱的一切的蔑视，“热爱城市的人，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也是他所爱城市的耻辱，神经病患者，乞丐”⑥。热爱城市而又成为城市的耻辱，成为城市生活的基础却又为城市的废墟所掩埋，无以言表，无法理喻，更无法予以理论的建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在黑夜里出没于城市街道的人，乞丐、小偷、妓女、小商贩和文人，他们构成了街道人群的主流，却又为主流所吞噬；他们是“城市的基础，了解他们的城市，而城市却为了自身命运的缘故想要忘记他们”(Nightwood: 47)。按德塞都所说，现代城市的理性就在于它能够“压抑一切身体的、心理的和政治的污染源”⑦，在于它能把这种污染源投入无意识。这既是一种城市的无意识，也是一种个体的无意识，渗透于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瓦砾；它没有明确的基础，身份无法辨识，而缺乏理性的透视则让它更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巴恩斯的“夜林”里就窝藏着没有社会根基、不受理性束缚、穷困潦倒、猥亵龌龊的“野人”。他们构成了城市的瞬间，书写着城市的语法，把混乱无序、举止不端、乱伦堕落、精神失常、冷漠厌世、欲望激情全都搬上了都市景观的舞台。然而，他们却是穿越都市丛林的探险者，储存着城市最深沉、最苦痛的记忆，寻觅着城市最隐晦、最含混的秘密，绘制着城市最细密、最曲折的线路图。
《夜林》描绘了罗宾与犹太丈夫菲利克斯在欧洲结婚并生下一子后，无法忍受家庭生活的束缚，搬到纽约，与奇怪的沙龙女主人诺拉建立了恋爱关系；后又与诺拉移居巴黎。但她同样无法忍受与诺拉的平静生活，经常夜不归宿，最终离开了诺拉。诺拉向巴黎“夜的世界的首领”奥康纳医生诉苦，寻求解脱，后来只身回到美国，并在一次野营中，发现了在废弃大教室里的罗宾。《夜林》的故事背景交替设在巴黎的卢森堡公园、蒙帕纳斯和皇家广场，这些地区都是繁华的商业贸易区和政治中心，自18世纪起就由于其放荡不羁的街头生活而闻名遐迩。故事的女主人公罗宾出没于这些地区的饭店、旅馆和咖啡厅，迷醉于颓废、纵欲的夜生活；先锋艺术家、作家和诗人也常来这里嗅闻“记忆的腐臭”，体验“污浊的”历史和命运，用“无畏的混乱记忆”“接受堕落”，“把握过去的意义”(Nightwood: 106)。喜剧院、嘉年华和马戏团等低级文化娱乐场所也坐落于此，给人们带来了有别于严肃悲剧的另一种戏剧体验。男女易装、面具表演、社会讽刺剧等通俗艺术形式打破了现实与表演、智慧与愚蠢、美与丑、文化与野性之间的界限；狂欢、戏仿和蓄意歪曲颠覆了主流社会严格的等级划分和贫富的两极分化，尽管它们终归只能是对主流社会的复制和强化。⑧这里“矫揉造作、虚假华贵的氛围”(Nightwood: 10)强烈地吸引了整日徘徊于街头的没落贵族菲利克斯，但予之以超现实体现的却是代表混乱、越界、腐败和赤贫的马戏团小丑、斗熊者尼卡。
尼卡的身体汇集了文字和图像、圣洁和世俗、高雅和平庸、深奥和浅薄等二元对立，是“极其矛盾的狂文”和“线条对比鲜明的画风”的结合。⑨他“半裸半露的两瓣屁股上”一边文着“魔咒”，另一边是“冉森教义”⑩；他一只膝盖上写着“我”，另一只上写着“能”；“两块胸肌上各有一颗箭穿的心”；双腿上全都画着藤本植物，一派自然的原生态景观；“而就在你不愿提到的那个玩意儿的上方，有一只飞起的鸟，衔着一条彩带，上面写着‘当心！’”(Nightwood: 15)。混沌的形象并置给人一种突兀的惊愕感，“当心”的提示更是将读者带入了震惊和陌生的超现实语境。当问及为何如此野蛮的时候，回答是“爱美，要使美遍布全身”(Nightwood: 15)。尼卡的文身是一个缩影，抑或是“夜林”自身，抑或是地地道道的“美”。尼卡的“美”与“爱美”显然强调身体的快感，注重外表的怪诞性、多样性、不确定性、无中心性和任意性，但同时又把“错误的讽刺”、悖论和“谜一般的象征”不可思议地并置起来，意在打乱传统艺术的明晰性，用诗意的朦胧呈现文身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崇高。文本、藤本植物、花朵、哥特体文字等等展示了早期荒诞艺术的典型风格，在制作上显然是一件艺术品，一件血腥的“针织品”，一种集危险的针刺技术与蚀刻的工艺技巧于一体的“高雅艺术”。而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其“原始性”标志着人类刚刚进入镜像阶段，也就是主体意识刚刚觉醒、身份意识刚刚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不但人类最早的关注是自己的身体，就连用来书写身体的材料也是人类身体自身，所以，人的皮肤是用于符号制作的最早原材料，是人类祖先书写的第一本书，第一件艺术品，第一次自我再生产，因此也是集马戏表演、嘉年华、节日庆典、音乐、舞蹈等通俗表现形式于一体的象征性艺术。
作为马戏团的一个表演者，尼卡用身体展示了颓废主义对一个想象的贵族制度的追寻，对过去的黄金时代的怀念以及对当下无政府状态的嘲讽。在他的文身中，天使与魔咒，冉森教义与扬帆起航的小船，针饰花边与箭穿的心，都铎王朝与罗特希尔德的汉堡庄园，早期修道院的经文与没有下水道的巴黎街道，不体面的文风与哥特式风格，所有这些相互间没有丝毫联系的因素构成了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共享的一种拼贴艺术，抑或是一种超现实的艺术：表象代替了本质，破碎性代替了整体性，杂乱无章代替了逻辑，肤浅的表层堆积代替了传统艺术推崇的深度思维，这正是由广告性、形象性和视觉符号构成的现代商品社会的特征，而这些特征通过一个演员的身体展示出来，正是颓废主义的一个元文本。
在另一种意义上，尼卡的文身也是对传统犹太教基本教义的否定，(11)是以形象打破宗教的偶像崇拜，用文身标记了一个新的身份的诞生。巴恩斯用“黑人尼卡”这个怪诞形象影缩了聚集在巴黎地下世界的各种卑贱者：同性恋者、易装癖者、怪胎、妓女、破落贵族等；以神秘仪式的怪诞性展示了马戏团表演的夸张组合：污秽文字、花卉、藤本植物、怪诞经文等；其中动物、植物和人的离奇混杂上演了一出狂欢式的宇宙变奏曲。如果我们把身体记号看作人类建构自我的最古老的手段，是最早的书写人性的文本，因而也是最早的人类艺术，那么，这种艺术的演变发展过程就不仅仅具有宗教意义，而且也是罪恶和耻辱的标记。这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超现实主义通过瓦解艺术和宗教传统、通过重组平凡卑微的生活而实现世俗启迪的目的。正如有论者所说：“超现实主义并不是取消了艺术，而是把艺术普遍化，把诗的体验扩大到生活，使之变成为一种世俗的宗教，也就是体验真理的领域。”(12)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菲利克斯痴迷的马戏团里的面具人生，还是尼卡文身呈现的混杂形象，或是《夜林》刻画的许许多多的现代理性试图掩埋的“城市的耻辱”，都构成了对艺术和宗教的辩证否定，都是通过把世俗生活推向极致而获得原初的历史启迪。作为颓废主义的一种审美形式，《夜林》中的文身形象公开拒绝审美独立性，从而令包括身体在内的世俗文本具有了哲理化的、批判现实的隐喻意义。正如阿多诺所说，“荒诞的被表现为理所当然的，目的是使理所当然的失去权威性”(13)，进而在卑微的世俗生活中体验到崇高的艺术美感，获得近似于宗教启示般的“唯物主义和人类学”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