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6月，一代文豪查尔斯•狄更斯去世。这位小说家兼社会批评家的离世，不仅意味着维多利亚时代失去了代言人，也标志着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告别巅峰阶段。当天，《纽约时报》的讣告说：“查尔斯•狄更斯先生的逝世，给英国文学留下一道巨大的沟壑，任何其他人去世造成的损失，都无法与之比拟。”次日，登载于《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政客、科学家、慈善家去世，不会留下狄更斯之死造成的空白；他们可以赢得人类的尊敬，可能在权势、荣耀和财富中度过一生，他们可能生活在成千上万朋友的拥簇之中，然而，不管他们的地位、才能或做出的公共事业如何显赫，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伟大而亲切的小说家一样，成为我们每家每户的贴心人。”两则讣告仿佛预言。狄更斯以后，英语世界的确再也没有产生过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家。
然而，狄更斯虽已去，他在小说里严厉抨击的各种制度却开始发生变化，他所期盼的各项改革正悄然降临。1870年，英国开始施行《初等教育法》。在此以前，英国初等教育主要由社会捐资支持，受到以教派为基础的各种教会组织控制，国家基本不插手不过问。以社会办学为主的教育制度的弊端显而易见：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没有保障；宗教纷争卷入教育，儿童常因家庭信仰与学校教派不合而失学。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即使在1833年第一个《教育法》实施以后，英国小学每年获得政府2万英镑的拨款资助，因各种原因不能上学的适龄儿童仍然高达总数的一半。 1870年的《初等教育法》，不仅规定国家继续拨款补助教育，并在缺少学校的地区设置公立学校；最重要的是，它第一次规定5-12岁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而且，教育管理以学区为单位，由选举产生的教务委员会负责监督本学区的教育工作。虽然法令承认以前各派教会兴办的学校为国家教育机构，但是，学校的普通教育与宗教分离，凡接受公款资助的学校不得强迫学生上特定的宗教课。初等教育国家化、统一化，使英国国民教育走上正轨。
可以想象，《初等教育法》是狄更斯乐见其成的。其社会意义，至少有三层。第一层，有了法律保障，他笔下的儿童不必再去工厂当童工，孩子们都能进学校读书，这无疑最能告慰这位童年时代身心饱受创伤的小说家。第二层，大众识字会算有技能，乃英国这个工商业国家之福，因为可靠的人力资源是国家竞争力的最终保证。第三层，1867年通过的第二次议会改革方案，将选举权扩大到工人阶级主体，教育是提高选民素质的关键途径，可以帮助他们有效地承担选举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投票为自己阶层选取代理人，进而通过议会立法程序为自身争取各种利益，这不单有利于劳工阶层；从长远看，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平稳转型，没有发生剧烈动荡，各阶层之间没有发生激烈冲突付出巨大代价，都有赖于政治改革以及普及国民教育带来的理性精神。
如果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意味着英国开始倾国家之力有意识地打造国民素质，形塑基层面貌，那么同一年正式确立的以公开竞考作为录用标准的文官制，则是上层行政机构的一次重大改革。文官制，将完成事务性工作的公务员与竞选获胜组成内阁的政务官员分开；前者为永久性职务，不随执政政党更迭而更换。新的文官制度，一方面为在公开考核中胜出的人选提供终身工作及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它包含的严格的考试制度、晋升制度、职业道德要求、纪律要求，杜绝了以往的政治分赃、官职买卖现象，不但保证了公务员系统的廉洁高效，也使政策执行有了长期性和连续性。
1870年，行政改革、教育改革如火如荼，此外，还有一项影响深远的法案，《已婚妇女财产法》在这一年得到通过。根据英国的法律，已婚妇女的法定角色为“有夫之妇”(feme covert)，即从属于丈夫。一旦结婚，夫妇二人在法律意义上合为一人，妻子的财产交给丈夫，她的法律身份不再独立存在。妻子在婚后获得的任何个人财产，不管是工作的薪金、投资的收入、获得的赠与还是取得的遗产，只要没有明确指明为她单独所有，全部会自动转移到丈夫名下。而且，不经丈夫同意，已婚妇女无权拟定遗嘱或处分财产。如果婚姻破裂，不管起因在男方还是女方，女方通常会失去婚姻内的财产，一无所有地出户。女性在继承遗产上也常常受限制。一般情况是，家庭里的男性成员继承土地之类的不动产，女性继承衣服、珠宝、家具一类的动产。正因为如此，当父亲的意识到女儿未来可能面临的悲惨境遇，往往给女儿准备一笔陪嫁，或者在婚前合约里给女儿预留一定数量的零花钱，或者指定一块产业给她单独使用，以保证女儿不依靠丈夫也有自己的收入。
内容摘要：这一年6月，一代文豪查尔斯•狄更斯去世。这位小说家兼社会批评家的离世，不仅意味着维多利亚时代失去了代言人，也标志着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告别巅峰阶段。当天，《纽约时报》的讣告说：“查尔斯•狄更斯先生的逝世，给英国文学留下一道巨大的沟壑，任何其他人去世造成的损失，都无法与之比拟。”次日，登载于《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政客、科学家、慈善家去世，不会留下狄更斯之死造成的空白；他们可以赢得人类的尊敬，可能在权势、荣耀和财富中度过一生，他们可能生活在成千上万朋友的拥簇之中，然而，不管他们的地位、才能或做出的公共事业如何显赫，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伟大而亲切的小说家一样，成为我们每家每户的贴心人。”两则讣告仿佛预言。狄更斯以后，英语世界的确再也没有产生过具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家。
关键词： 作者简介：与已婚妇女相反，一生未婚的女子或守寡的妇女却拥有财产支配权和继承权，可以拥有土地、随意处分财产。这也就是说，妇女一旦结婚，她要重新取得财产支配权，只能等到丈夫去世。
男女财产权不公正的状态存续数百年，在1870年发生了改变。当年通过的《已婚妇女财产法》规定，已婚妇女通过自己劳动挣得的收入归她自己支配。该法案在后来得到修订，直到已婚女性获得完整的全部的财产支配权。
1870年通过的几个法案，预示着新的时代潮流和精神特质正扎根于英国社会。其一是应工业革命而生的下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成为握有投票权的政治力量，政治民主时代降临；其二是英国原有的农业社会让位于城市化框架，竞争伦理正自上而下涤荡各阶层，原本相对稳固的社会结构具有了流动性，教育取代出身成为取得社会地位的主要手段；其三，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利的斗争取得初步成效，女性的社会角色有了独立财产权作为立足的基础。
任何社会进步都不可能凭空而来。1870年成为英国收获社会改革成果的一个标本性年份，是各种社会力量和思想观念长时间斗争、博弈、妥协的结果。英国社会向现代化、城市化、平权化、福利化转型的斗争-革新潮流，往前追溯，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纪初的反谷物法运动 。而它最终通过立法——一是《国民保险法》，二是《国民医疗服务法》，为全体国民提供保障，解决所有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则是二战前后的功绩。
然而，“进步”只是故事的一个方面。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逐渐失去它在工业方面的世界垄断地位，其经济力量与竞争对手德国、美国相比走向衰退。与此同时，英帝国在不断扩张近一百年之后，在19世纪末陷入布尔战争，继而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目睹其殖民地纷纷组建成独立的民族国家，英帝国化解为英联邦。关于英国的没落，英国历史学家科雷利•巴内特在1975年撰文说，“英国病”，是一个可追溯到一个世纪前就开始的现象， 这一病症，根植于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伦敦经济学院的校长拉尔夫•达尔伦多夫也指出，英国的经济表现与它的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
综上，我们不免要问几个重要问题：英国社会这场漫长的转型是怎么发生的？英国知识界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所谓的社会进步从来不是一个单向的潮流。在此过程中，总会有个人、群体和利益为它让路，并付出巨大代价。特别是，社会物质形态发生改变，社会心灵必然是变化的先行者。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人类精神世界会面临怎样的两难、苦痛、创伤？英帝国的扩张和衰退，又伴随着英国文学知识分子怎样的精神历程和思考？上述种种，无疑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对于后来人，尤其是正在经历现代化变革的中国人而言，前人的经历总是有启发和益处的。我们选取1870-1918年这个阶段作为研究对象，应该说，正好聚焦于英国社会转型的急剧变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