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盖斯凯尔在《路得》里对浪漫主义表现出难以取舍的矛盾态度，小说不同部分对女主角路得的浪漫化与反浪漫化塑造折射出19世纪上半期发生在英国文化领域的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路得》在浪漫主义问题上的裂隙证明了英国资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代对本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进行改造与扬弃的努力，也反映出他们如何在步步犹疑中重建文化秩序。反浪漫化潮流与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浪漫主义因素余脉在《路得》女主角身上呈现出消解与复返共存的状态，它折射出了英国思想界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的文化战役——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卡莱尔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化后期遗产进行了直白的正面攻击，同时还对其进行了釜底抽薪，即以舶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与文学思潮替代英国本土浪漫主义文化遗产。
关键词：维多利亚;小说;卡莱尔;英国浪漫主义;华兹华斯;道德;德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浪漫主义文学;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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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盖斯凯尔在《路得》里对浪漫主义表现出难以取舍的矛盾态度，小说不同部分对女主角路得的浪漫化与反浪漫化塑造折射出19世纪上半期发生在英国文化领域的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路得》在浪漫主义问题上的裂隙证明了英国资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代对本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进行改造与扬弃的努力，也反映出他们如何在步步犹疑中重建文化秩序。 关 键 词：盖斯凯尔/《路得》/浪漫主义/文化/反浪漫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盖斯凯尔小说对维多利亚精神的传承与变革”(12FWW011)；杭州师范大学望道青年文科学者激励项目“小说叙事中的文化动因研究”(RWWD1321)。 作者简介：陈礼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近年来，伊丽莎白·盖斯凯尔①(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化的继承与批判情况成为西方学界的热点话题，讨论通常集中在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路得》(Ruth，1853)之上，关注的焦点是小说从头至尾文化价值取向的循环：浪漫化——反浪漫化——疑似浪漫化。在小说开头部分，年轻的路得被刻画成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注重审美、追求自由的女孩，尤其对自然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表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气质，因而与周围平庸的女工、唯利是图的小作坊主以及破败的居住环境、氛围格格不入。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却发现这些浪漫情怀竟然将她引向堕落之路。更值得深思的是，随后路得隐姓埋名生活在小镇埃克莱斯顿，她在那里进行自我道德救赎的过程中却完全弃绝了之前的浪漫性格，可是小说结尾部分她冒着生命危险前往照顾感染瘟疫的病人，最终染病去世，她的行动却似乎又具有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路得亲近自然的行动真的符合浪漫主义理念范式吗？盖斯凯尔为什么会对浪漫主义抱有难以取舍的复杂心态？这种心态又透露出维多利亚社会的何种政治与文化焦虑？本文将从维多利亚时代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出发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浪漫主义余脉的消解与复返 在英国浪漫派那里，“路得”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华兹华斯在1800年再版《抒情歌谣集》时就新添了一首以“路得”为题的诗歌，长达258行；济慈的“夜莺颂”也用过“路得”的典故。英国浪漫派对路得这个著名的《圣经》道德和信仰楷模进行了浪漫化的时代改造，使得“女性—自然”和“男性—文化”成为两组对立的范畴。(Stoddard：45—66)盖斯凯尔在《路得》的开头部分将女主角塑造成具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人物，似乎又在延续这个文学传统。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年轻缝纫女工路得被富家公子贝林汉“勾引”的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关于她被勾引之后如何获得道德救赎的生活故事。小说开篇直接切入描写晦暗的街道、狭窄的房子、寒冷的夜晚以及疲惫不堪的缝纫女工，烘托出阴郁的背景，盖斯凯尔似乎还在继续《玛丽·巴顿》描写城市劳工阶层苦楚生活场景的写实风格，直到路得的突然出现。在盖斯凯尔笔下，路得表现出超脱周围环境与人物的性格气象，与那些早已被劳累磨去棱角的女工相比，刚入行不久的她对生活显然还保留了很多幻想：工作时特意挑了房间里一个最冷最暗的角落，就是为了看对面镶板上年代久远的艺术绘画；听到小憩的号令别人都乘机打盹、烤火、活动筋骨或者表情麻木地吃着点心，只有她“蹦”到窗前，贴在窗玻璃上看外面的雪景，对着松树、草坪、街道与天空发出一番物是人非的慨叹，甚至还有包起头巾冲到外面“一览美景”的冲动。(4—5)对于那些熬夜受冻的缝纫女工们来说，她们显然无心欣赏如此美景，那样的夜晚只是“寒冷而凄凉”的时光，使她们“咳嗽加重，身体变得越发酸痛”。(6)路得生性厌恶室内的逼仄空间，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喜欢外出呼吸新鲜空气，(5—6)对云、山、雨等自然现象和景观有种永不厌倦的好奇与热爱。(65) 年轻的路得虽然身世贫寒，但个性很强，自视甚高。她在舞会执勤工作中认识了富家公子贝林汉，后来一次合力拯救落水儿童的义举使他俩的关系发生了突破进展。盖斯凯尔在情节上设置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场景：路得将别人救出危境，结果自己却不觉坠入富家公子的猎艳陷阱。在维多利亚时代，缝纫女工的社会地位比工厂的“女蓝领”稍高，工作更为自由，通常吃住都在雇主家中，需要出现在舞会等公共场合，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外界社会。也正因为如此，常年离家在外的年轻缝纫女工们脱离了父母的管教与保护，往往容易和男工产生暧昧情感，甚至成为别人猎艳的对象，失身成为“堕落女子”(fallen women)。盖斯凯尔在1853年1月25日写给友人格林(Mary Green)的书信中专门谈到《路得》，说自己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因为“真的是觉得有话想说，不得不说，而讲故事(写小说)是我表达自己意思的最佳途径”。(2000：79)《路得》选取了这个非常严肃的道德主题，然而叙述者在讲述路得受富家公子贝林汉引诱而堕落失身的故事时总是刻意穿插一些浪漫化的风景描写，尤其是二人河边相遇以及在威尔士乡村私订终身的那些段落。虽然小说对勾引以及失身的过程的描写极其克制与简略，措辞行文之间不见任何有碍体面观瞻之处，但它在前半部分叙述路得违背维多利亚时代淑女礼仪自甘堕落的过程中却使用了大量浪漫轻松的场景描写，这或许是《路得》出版后遭到非议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路得和贝林汉之间的情人关系非常短暂，仅维持了几天便因贝林汉得了急病远走伦敦而告终。小说叙事风格到此发生突变，不仅景物描写的浪漫氛围遽然消失，就连路得的性格也立即变得克制与拘谨起来，全书剩下的六分之五的篇幅讲述的都是路得被引诱之后如何承受精神惩罚、寻求信仰庇护、试图改过自新以及最终如何为自己和儿子获取道德救赎。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盖斯凯尔在《路得》里对浪漫主义表现出难以取舍的矛盾态度，小说不同部分对女主角路得的浪漫化与反浪漫化塑造折射出19世纪上半期发生在英国文化领域的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路得》在浪漫主义问题上的裂隙证明了英国资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代对本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进行改造与扬弃的努力，也反映出他们如何在步步犹疑中重建文化秩序。反浪漫化潮流与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浪漫主义因素余脉在《路得》女主角身上呈现出消解与复返共存的状态，它折射出了英国思想界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的文化战役——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卡莱尔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化后期遗产进行了直白的正面攻击，同时还对其进行了釜底抽薪，即以舶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与文学思潮替代英国本土浪漫主义文化遗产。
关键词：维多利亚;小说;卡莱尔;英国浪漫主义;华兹华斯;道德;德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浪漫主义文学;诗歌 作者简介： 《路得》在这一事件前后叙事风格以及在浪漫化问题态度上的突变引起了批评界的极大兴趣。在所有从浪漫主义角度分析《路得》的研究中，绍尔(Hilary M.Schor)的论述最全面也最有洞察力。绍尔认为路得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女主角”，是“华兹华斯式的大自然的女儿”，而“这一点恰恰导致她的堕落”，这是盖斯凯尔对浪漫主义关于未谙世事的女性情感以及自然美等诗学理念的“坦率批评”。(60；67)绍尔洞悉了《路得》的浪漫主义因素在小说整体叙事体系中的矛盾状况，但是和众多批评家一样，她基本上将批评视角局限在盖斯凯尔与华兹华斯式浪漫主义的互文之中，因此使得《路得》与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更广阔的整体文化风貌隔绝开来，在其间留下一片巨大的空白，导致她在那篇长文的结尾再次提起学界一直悬而未解的疑问：盖斯凯尔毕生都是华兹华斯与罗斯金浪漫主义文化理念的热情拥趸，她的《路得》却带着复杂情感对它进行批判，其意义何在？绍尔的结论是“《路得》标志着盖斯凯尔从此打破浪漫主义男性作家权威的束缚”，(79)这种解释显然无法让人满意。笔者认为，如果突破绍尔等西方批评家分析这个问题时候所采取的纯文学视角，将盖斯凯尔《路得》的写作视为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生产过程，并将这个过程放置在英国19世纪上半期政治与思想领域反浪漫化潮流(Anti-Romantics，又译“去浪漫化”)的历史整体之中进行考察，或许可以为解决学界这个由来已久的悬疑提供新视角。 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英国政治格局和文化风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必然导致文学的移风易俗。在意识形态维度上，浪漫主义文学理念成了大英帝国内部工业化进程与外部殖民扩张政策的障碍。随着济慈、雪莱、拜伦和柯勒律治等文学主将在二三十年代相继去世以及华兹华斯的日益衰老，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大潮在19世纪上半叶逐渐退去，自摄政时期就已萌生的反浪漫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并藉此建立起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特性。在浪漫主义时期，诗歌在英国文坛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它在势力上已经逊于散文。此时“文学已经走下浪漫主义诗歌个体精英主义孤独激昂的山巅，转向小说中由社会语言与共有对话构成的公地”。(Davis：227)浪漫主义高峰在维多利亚社会的流行文学领域虽然已经过去，但它并没有消亡，而是沉淀到文化流通与传承体制之中，成为家庭藏书与流通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大部分女孩一样，青年时代的盖斯凯尔在教育与娱乐消遣活动中接触到的大都是本国文学作品，比如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大量盛行当时的罗曼司小说。盖斯凯尔在柴郡小镇纳茨福德以及几个女子寄宿学校长大，接受的是较为封闭的中产阶级淑女教育。据盖斯凯尔回忆，1836年5月她在外婆家时，每天和表妹们做的事情“除了吃饭，就是坐着读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在梦想中打发完一天”。(1997：6)盖斯凯尔在阅读大量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激发出写作欲望与才能，因此难免在自己早期作品中留下深刻的浪漫主义印记，成长中的盖斯凯尔在沿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道路稳步前进。在此氛围下，盖斯凯尔与丈夫威廉·盖斯凯尔合作在1837年1月发表了第一首诗歌《清贫绘》("Sketches Among the Poor")，此诗无论在主题还是措辞上都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威廉在1839年发表的诗歌集《克己歌》(Temperance Rhymes)得到过华兹华斯的书面嘉奖，(Uglow：114)这对刚开始文学生涯的盖斯凯尔夫妇来说无疑是很大的鼓励。盖斯凯尔对华兹华斯的崇拜与日俱增，几经周折后终于在1849年7月24日与华兹华斯会面。三卷本的《路得》出版于1853年1月，但档案资料表明盖斯凯尔其实早在1851年11月就已经完成第一卷。(Weyant：xvi)这也就意味着盖斯凯尔《路得》开始部分的写作时间距离华兹华斯的逝世及其《序曲》在1850年7月的出版仅一年左右。 盖斯凯尔崇拜湖畔派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她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华兹华斯式浪漫主义理念的影子，因而批评界通常都将盖斯凯尔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因子便宜地划拨到华兹华斯头上。批评界历来强调盖斯凯尔与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派的渊源，因此才会出现上文所言众多批评家在分析《路得》等作品的浪漫主义因素时基本都将其局限在英国本土文化传统的现象。(Wiltshire：13—28)然而单纯拼接文学文本线索并不一定可以还原盖斯凯尔在浪漫主义问题上的完整图景，情况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