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基督教文化奠定了《瓦尔登湖》的精神结构与话语系统。梭罗采取了不同于教会所宣讲的修行方式，那就是以看似世俗的方式不断体验、感受和接近神圣，这使他的神圣性体验超越了教会，超越了同时代的宗教工作者。对死亡的关注和罪恶的反思，是梭罗的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充分体现，其深广而执着的救赎意识更是将这种文化精神推向了极致。在梭罗看来，一个把握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人，在世俗社会中同样可以“复活”并获得“新生”，世俗社会亦将变成天堂。梭罗的生命之旅也就是朝圣之旅，其散文巨著《瓦尔登湖》只是“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
关 键 词 梭罗/《瓦尔登湖》/《圣经》/基督教精神
一、梭罗的宗教意识
将宗教意识作为解读梭罗的一个基点并非突发奇想。这是因为，梭罗所处的时代是美国基督教文化空前兴盛和变革的时期，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语境，梭罗不可能不受宗教文化的濡染，此其一；梭罗作为美国超验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更是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超验主义的许多命题就脱胎于基督教文化，甚至有些超验主义者本人就是专业的宗教工作者，此其二。梭罗无疑是有宗教信仰的，但他绝非一个盲目的信仰者，作为一个思想着和行动着的哲人，他对宗教采取了某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将基督教精神内化为一种感受、一种体验和一种人格。在给布莱克的信中，梭罗曾这样表达其与“上帝”的关系，“如果必要，不要去打扰上帝。我觉得自己越是爱上帝，就越要对他——确切地说是越要使自己对他敬而远之。不是当我打算去见他时，而是当我刚刚转身远离他时，我发现了上帝的存在”①。
布莱克也许是梭罗在生前最了解梭罗的人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最早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来解读梭罗，为我们以另一种方式观察梭罗提供了参照。早在1848年的第一封通信中，他就对梭罗表达了不同于流俗的认识：“如果我的理解正确，你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你将从社会中抽身而出，从机构、风俗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于是你会与上帝为伴，过上一种清新、简单的生活。你不是要向旧的形式注入新的生活，而是要过上一种里里外外全新的生活。在我看来，这种态度里包含着某些崇高的东西。”②不局限于繁琐的宗教仪式，不是将宗教教义停留在理论层次，并且不被社会的机构、风俗和陈规所束缚，而是用心来感受“上帝的存在”，用行动来证实“上帝的存在”，这使梭罗始终能够“与上帝为伴”。按照布莱克的说法，“上帝”对梭罗来说，既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也是一个启示性的隐喻。
并不是只有布莱克一个人对梭罗的人生与宗教文化的渊源关系有所觉察，其实在梭罗的研究者中间有不少人都意识到了梭罗的创作与宗教文化的密切联系，布拉德利·P. 迪安就曾指出，“梭罗在余生里不遗余力，要与‘宇宙直接接触’。梭罗牢记自己的使命，于一八三六年鼓起勇气，开始了二十六年的朝圣之旅”，“在读者那里，他的作品大多被视为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他唯一的向导就是存在于他内心的真理感，这感觉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过去的书上说：‘睁开眼睛，上帝的王国在你心中。’梭罗对此深信不疑。”③梭罗的文学作品不过是其在“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这是何其准确而精到的概括。布拉德利·P. 迪安为梭罗的书信集《寻找精神家园》所作的“前言”，可以说是一篇引领我们进入梭罗精神世界的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布拉德利·P. 迪安显然怀着极大的兴趣来讨论梭罗的宗教信仰问题，他至少在三个层面指出了梭罗宗教观的复杂性。其一，承认爱默生的《自然》对梭罗的宗教观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尤其是爱默生主张通过个体自身体验的启示来“拥有宗教”的观点对梭罗影响甚深，上帝、真理和自然都是“现在的”而“不是过去的”，具有自由思想的个体可以靠自己来寻找真理之源。其二，梭罗有着强大的精神反思能力，对宗教文化也是如此，梭罗认为，耶稣并没有教育人类如何生活，耶稣的思想完全指向了另一个世界(天堂)，但在耶稣之外，还有别一种成功，这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同样可以达到修行的目的。其三，梭罗的宗教意识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在基督教文化之外，梭罗还悉心钻研东方宗教文化，包括对中国的、印度的、波斯的、希伯来的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宗教文化都有广泛的研究，梭罗推崇全人类的信仰，认为这要高于一家之言。尽管如布拉德利·P. 迪安所言，梭罗的文本大多是其“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笔者却有必要以梭罗广受争议且极富代表性的文本《瓦尔登湖》为例，来探寻其宗教意识。在笔者看来，《瓦尔登湖》既是梭罗朝圣之旅的最初收获，也是最能体现梭罗宗教意识的典范文本。“神圣与世俗”、“死亡与救赎”和“复活与新生”等基督教文化观念在《瓦尔登湖》中体现得尤为显著，它们犹如一条条主动脉，成为文本血气贯通的主要渠道。
内容摘要：基督教文化奠定了《瓦尔登湖》的精神结构与话语系统。梭罗采取了不同于教会所宣讲的修行方式，那就是以看似世俗的方式不断体验、感受和接近神圣，这使他的神圣性体验超越了教会，超越了同时代的宗教工作者。对死亡的关注和罪恶的反思，是梭罗的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充分体现，其深广而执着的救赎意识更是将这种文化精神推向了极致。在梭罗看来，一个把握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人，在世俗社会中同样可以“复活”并获得“新生”，世俗社会亦将变成天堂。梭罗的生命之旅也就是朝圣之旅，其散文巨著《瓦尔登湖》只是“朝圣路上发回的报告”。
关键词：梭罗/《瓦尔登湖》/《圣经》/基督教精神 作者简介：二、神圣与世俗
基督教文化所倡导的是，在凡俗世界要能活出信仰，在俗事中要能追求神圣。有研究者认为，“基督教是言说神圣的宗教，但基督教对神圣的言说应是在世俗中的言说”，“追求神圣，追求灵性生命的成长，并不意味着要弃绝世界，逃离社会，而是要在信仰中接受世界，在对神圣的追求中关注世界，参与社会。”④关于“神圣”与“世俗”的辩证认识及其践行，是基督教文化的精要所在，也是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宗教文化体系中能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并能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
厘清了基督教文化有关神圣与世俗的认识及践行的轨迹，我们也就有可能洞察梭罗因何去瓦尔登湖离群索居并重返世俗社会，并有可能理解一个“隐士”般的人何以能写出《论公民的不服从》这样富于政治理想与政治智慧的论著了。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过自己去瓦尔登湖的初衷，“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⑤。长期浸淫于世俗生活并忙碌于经营世俗生活而难体验到神圣感，这使孜孜于追寻真理的梭罗(应该说梭罗所谓的“真理”与基督教文化的“神圣”同义)感到绝望，因此他决心“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在那种纯粹个体性的生活中体验神圣。事实上，在瓦尔登湖畔生活的岁月中梭罗不断体验到神圣，而这种神圣性体验的最终结果，就是散文巨著《瓦尔登湖》的成稿。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既然上文说“脱离了世俗性也就无神圣性可言”，梭罗离群索居显然是对世俗生活的脱离，怎么又能不断体验到神圣呢？必须清楚，表面的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与世俗生活的真正绝缘，在与世俗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并重新观察和反思世俗生活时，梭罗才真切地发现了世俗生活的荒诞与缺失，而对世俗生活的荒诞的“祛魅”和对它的缺失的修正，便是对神圣的体验与把捉。倘若我们查看《瓦尔登湖》，处处都能看到世俗生活的“在场”，只不过这里的世俗生活更多地呈现了它的荒诞性与缺失性。“谁使他们变成了土地的奴隶？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受六十英亩田地的供养，而更多人却命定了，只能啄食尘土呢？为什么他们刚生下地，就得自掘坟墓？”⑥这段见于《瓦尔登湖》之《经济篇》中的文字的确展现了一幅我们不以为然而实则充满了悲剧意味的画面。那些从父辈处继承了大量田产的农夫，虽然不愁吃穿，但他们对自身的悲剧命运却浑然不觉，他们实际上是土地的奴隶，在自掘坟墓；而那些没有田产可继承的农夫则啄食尘土，拼了性命在工作。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梭罗以连续性的发问质疑这一切，从而使这种看似正常的生活变得不正常了。梭罗认为，是农夫自己将自己变成了奴隶，是农夫对世俗生活的过于执着和沉溺使他们变成了永远的奴隶。若按常理而论，一个拥有田产的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没有什么值得质疑的，但在梭罗看来却显得如此荒诞，如此悲哀，这都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辛勤劳作的农夫的眼里只有现实的利益，他们的人生中好像没有了“神圣”这个概念，他们不关注灵魂的事情，他们只为利益而活着，只为过上好日子而活着。由于“神圣”的缺场，农夫的世俗生活便变成了没有尽头的苦役，而农夫自己则不得不承受田产永远的折磨与惩罚。梭罗以超乎常人的慧眼“发现”了世俗生活被遮蔽的另一面，这就是它的荒诞与缺失。在梭罗的视野中，农夫之“变成土地的奴隶”显然与基督教文化所追求的“神圣”有关，农夫要变成土地的主人，要变成自己的主人，只有将眼光暂时远离土地，进而关注自己的灵魂、灵性生命方能获救。这段充满了智慧的论说，如果没有宗教文化作为烛照是不可想象的。
在《瓦尔登湖》中，从“神圣”与“世俗”的辩证关联出发来反思世俗生活的论述比比皆是，并不限于上述例子。在《经济篇》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如：“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内心里，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呢？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⑦而对各种各样的“穷困的人”的论述则更是让人如闻惊雷，如：“就在别人的铜钱中，你们生了，死了，最后葬掉了；你们答应了明天偿清，又一个明天偿清，直到死在今天，而债务还未了结；你们求恩，乞怜，请求照顾，用了多少方法总算没有坐牢；你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⑧在《种豆》篇中，梭罗敏锐地指出了神圣的“农事”被彻底世俗化之后，农事就失去了神圣意味，农夫也就过上了“最屈辱的生活”。当然，梭罗不止是对世俗生活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无情的解构，他同时还在建构，在引导人们从世俗生活中发现神圣并靠近神圣。例如，在《更高的规律》篇中，梭罗指出，凡俗的人走向神圣并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一个人的精神能够控制身体，就有可能将最粗俗的淫荡也转化为内心的纯洁与虔诚，而“贞洁是人的花朵；创造力、英雄主义、神圣等等只不过是它的各种果实。当纯洁的海峡畅通了，人便立刻奔流到上帝那里”⑨。同样在这个章节中，梭罗还以一个名叫约翰·发尔的农夫为例，说明神圣感是如何在一个普通人的身上发生的，“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在可能过光荣的生活的时候，为什么你留在这里，过这种卑贱的苦役的生活呢？同样的星星照耀着那边的大地，而不是这边的，——可是如何从这种境况中跳出来，真正迁移到那里去呢？他所能够想到的只是实践一种新的刻苦生活，让他的心智降入他的肉体中去解救它，然后以日益增长的敬意来对待他自己”⑩。这里的“一个声音”明显是一个隐喻，我们何尝不能理解为“福音”呢？也何尝不能理解为神圣感的莅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