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是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土耳其作家。获奖结果公布后，土耳其国内的舆论一片哗然。帕慕克在2004年写过一部颇有争议的政治小说《雪》，很多土耳其读者认为帕慕克通过出自己国家的丑来获取西方的承认，所以不少人认为评委会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慕克带有政治目的。帕慕克甚至受到了很多个人攻击。在土耳其发生了焚烧帕慕克的小说、撕毁其照片的事。然而我行我素的帕慕克仍然在接受西方媒体瑞士《时报》采访时提到了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一事。帕慕克终于在2005年12月被送上了法庭。此时他在西方已经是很有影响的作家。在西方舆论的干涉下，帕慕克最终安然无恙，并于次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耐人寻味的是，帕慕克遭起诉的罪名是“公开诋毁土耳其身份”，而西方评论界欣赏帕慕克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土耳其性”。不管帕慕克能否代表土耳其性，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身份问题一直是他小说中津津乐道的话题。
帕慕克在生活里无时不在考虑身份的问题。在他的散文集《异样的色彩》里我们能够看到，任何细小的事物或现象都能激发他的身份联想。比如，看到一块“禁止通行”的牌示他也会联想翩翩，最后的结论是：那块牌示已经把世界一分为二，世界上满是毫无意义的分类。 他几乎在自己所有的小说里都在探讨身份的问题。他一般会采取游戏的态度，轻车熟路地将凶杀情节、爱情故事、挑逗的文笔和机智的对话揉进对身份的探讨中，让读者首先沉浸在小说阅读的快感里。愿意更深一层思考的读者才可能意识到隐藏在小说情节之后的身份问题。以《白色城堡》为例。我们表面上看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一个意大利人被海盗捕获，卖到土耳其做了奴隶。他后来的主人和他的外貌一模一样，很宠爱他。他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给了主人，而自己也适应了土耳其的生活方式。两人后来交换了身份。他取代主人留在土耳其担任星相师，而主人则去意大利生活。两人的国籍、地位、家庭关系做了完全的交换，此后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小说似乎在暗示我们，东西差异、地位尊卑或者所谓的身份问题都有人为虚构的成分，都是牵强的分类，东西方人的身份完全可以互换。不过帕慕克虽然认为东西差异引起的身份问题是想象的产物，但还是承认两种文化有不同的传统。他在《新人生》的中文版序言里说过这样的话：“东方和西方蕴含深邃而独特的传统，决定了人们的智慧思想、感知能力及生活方式…...并非如人们以为的是通过战争，相反，一直以来，它都发生在日常生活的中细节中，通过物品、故事、艺术、人的热情与梦想进行。我喜欢描述人们生活中此种互动的痕迹。在当中，我看见东方与西方寻求互相了解、互相争战，或者彼此融合妥协” 。通过满纸貌似荒唐的奇闻轶事，帕慕克原来是想让我们看到东西方相互了解、彼此交融的可能。
如此宏伟的理想偶尔也促使作者本人换上了稍稍严肃的面孔，这样的结果是，帕慕克写下了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政治小说《雪》。小说以诗意而忧郁的笔调开场，沉寂的雪反复出现，故事的发生地点卡尔斯是一个令人忧伤的城市，故事的主人公卡是一位忧伤的诗人，整部作品弥漫着孤独和忧伤。对于帕慕克来说，忧伤或“呼愁”（土耳其语中忧伤的音译）是整个土耳其民族性的一大特点，如他在自传性的作品《伊斯坦布尔》里所说的，“‘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 土耳其人的确有忧伤的理由。昔日盛极一时的奥斯曼帝国早已分崩离析，现阶段的土耳其仍然内乱不息。
要表达土耳其人这种忧伤的情绪，帕慕克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安排在卡尔斯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多民族聚居的卡尔斯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边境重镇，它和沙皇俄国接壤，商贸非常发达。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卡尔斯沦落成穷土僻壤。命运多桀的卡尔斯可以说是整个土耳其的缩影：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土耳其仍然在颓败和不幸中挣扎，民族矛盾尖锐，各种宗教团体和世俗政权之间冲突激烈。这就是土耳其社会的现状。难怪诗人卡在国外流浪十二年后创作几乎陷入停顿，但是他来到卡尔斯后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灵感。因为他的灵感源泉就应该是忧伤，而忧伤恰恰正是土耳其的现实。
土耳其最令人忧心忡忡的难题是国家身份的选择，世俗政府努力推动西化的进程，而各种宗教势力，特别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仍然在顽强抗争。卡在不知不觉中深陷入湍急的政治暗流，他以西方媒体的记者身份来到卡尔斯调查妇女自杀的问题，他见证了种种阴谋，目睹了军事政变，经历了情感巨变，他因此写出了不少美妙的诗篇，但终于无法全身而退。他离开卡尔斯后还是被尾随而至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暗杀了。国家命运的洪流无声无息地淹没了个人的命运，剩下的只有令人怅惘的忧伤。
然而奇怪的是，帕慕克似乎有意要打破这种苦心经营出来的忧伤。他在描述各种政治力量的时候，刻意地使用了漫画式的夸张手法。所有的政治活动在他笔下都像是一场闹剧。比如，世俗政府为了推动西化，禁止戴头巾的女大学生进入课堂。这事情掀起了轩然大波。有的女生竟然采取了自杀的方式来表示反抗。一时间，女人们竞相自杀。伊斯兰激进分子展开了报复行动，教育学院院长成了替罪羊，他因为开除了戴头巾的女学生而惨遭杀害。以此为契机，不久后民族剧院苏纳伊•扎伊姆剧组勾结了一些军方人士趁着大雪封城发动了军事政变。政变是在剧场发生的。到场的人员有政府官员，各宗派的人士，宗教学校的学生，还有普通民众。舞台上，一位勇敢的女性脱去了传统的黑袍，她从洗衣液瓶里倒出汽油浇在黑袍上，准备把它烧掉。可是她的姿势像是在搓洗衣服，弄得观众以为她改变了主意，是想把衣服洗干净，然后重新穿上。搓弄了半天之后，火到底点上了。于是，两个络腮胡“宗教狂”拿着绳子、刀子过来惩罚她。这位脱去长袍的女子在舞台上挣扎翻滚，肉感的身体撩得人想入非非。扮演解放者的苏纳伊终于登场了。他先慷慨激昂一番，大意是说，反动派们、因循守旧之徒阻挡不了共和国历史的车轮。接着，他又宣布教育学院院长中弹身亡一事，并表示“这次卑鄙无耻的谋杀将会是对共和国、对世俗主义、对土耳其未来的最后一次进攻！”。这时舞台上的士兵对准观众开枪了，枪里竟然装的是真子弹。政变就这样拉开序幕。接下来的几天里，苏纳伊操纵的政权在卡尔斯城里四处展开搜捕，清除异己分子，整个城市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假戏开始真做，剧院里的胡乱闹腾转眼间骤变成恐怖活动。这是一幅人生如戏的画面。通过这样的处理，土耳其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从东西方的冲突，传统和现实的矛盾被简化成了女人是否能戴头巾的问题。帕慕克也许要的就是这种荒诞效果，哪怕在讲述一个忧伤的故事，他那游戏人生的态度也会忍不住展露拳脚。
可以想见，帕慕克在小说中对各种宗派力量的刻画肯定也是荒唐滑稽的。政变之后，在伊斯兰激进分子领袖“神蓝”的策划下，各种社会力量秘密聚集在亚细亚旅馆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伊斯兰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库尔德社团、民主主义者甚至无党派人士。会议草拟的题目是“关于卡尔斯发生的事情致欧洲公众的声明”，意在通过欧洲媒体向土耳其政府施压。结果会议上各个代表力陈己见，彼此互相拆台，讨论了半天才勉强凑出一份声明。各种势力很难有真正的共同纲领。恰好此时，有个库尔的青年讲了自己的梦：他老是梦见西方电影里的金发女郎。代表们总算有了共同话题。“一下子，大家开始谈论起欧洲女人来，言谈间有点气愤，有点粗俗，又充满了向往。这时，一个瘦瘦高高、长的还挺帅的年轻人（先前大家都没怎么注意他）开始说起段子来。” 看来在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上，这一群乌合之众只有一个共识：欧洲的女人让人向往。可是这一群人现在要为土耳其设计整个国家的命运，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小说中充斥着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卡的忧伤所带给读者的震撼在无形中被消解了，他在这座荒诞的城市里不停地改变身份，读者甚至都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他那些离奇的遭遇，很难专心致志为他掬一把同情的泪水。象征地看来，卡来到卡尔斯是寻求自我身份之旅。各场闹烘烘的荒诞剧他都是参与者。他的身份一直飘移不定，甚至自相矛盾。他是一个西化的知识分子，他想力求公允地报道女人不停自杀的事实；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开始相信真主的存在；他答应为苏纳伊完成一项交易；他冒着生命危险搭救“神蓝”的性命；他自认为深爱着伊珮珂，却又垂涎着她的妹妹卡迪菲。从他的个人经历，从他的多变，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的方方面面，他以区区一己之身就代表了整个国家的身份。然而他自己的个性却消失了。来到卡尔斯后，他几乎做不了任何的选择，只是在环境的推动下，不时地改变自己的身份。政变当晚他在民族剧院朗诵诗作一事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边境城市报》的编辑塞尔达尔就在报上预先登出了一则新闻：著名诗人卡亲自在民族剧院朗诵了他自己的新作《雪》。事情还未发生，报纸上的新闻就已经拟定。更荒谬的是，卡根本就没打算去剧院，也压根儿没有写过什么《雪》的诗。于是卡向塞尔达尔质疑这则新闻的准确性。塞尔达尔没有丝毫的窘迫，他胸有成竹地回答：
“您别说得那么肯定。有些人瞧不起我们，认为事情还没发生新闻就写好了，这不是在做新闻而是在占卜，但后来他们却看到事情完完全全是按照我们写的那样在发展，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很多事情正是因为我们事先写了才发生了。现代的报业应该这样才对。你可别剥夺我们在卡尔斯现代化的权利啊，您不会让我们伤心吧，我肯定您一定会先写一首名为‘雪’的诗，并且一定会来剧院朗诵的。”
现代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权控制下的媒体塑造着人的身份。卡来到卡尔斯这座城市，不知不觉成了其中一分子，随波逐流是无法避免的，他的生活轨迹被塞尔达尔不幸言中了。后来塞尔达尔在苏纳伊示意下，在报上刊登的另一则新闻最终要了卡的命。报上把卡写成一个间谍，说他在卡尔斯从事挑拨离间的活动。这样，卡要想活着离开卡尔斯就只能听命于苏纳伊。苏纳伊想要“神蓝”的情妇扮演一位脱去头巾露出长发的女子，借以在精神上彻底摧垮自己的对手。卡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周旋于政变政府和伊斯兰激进分子之间，变成了“双重间谍”。“神蓝”被杀后，卡被当成了告密者，而终至罹难。在几次关键时刻他都有机会逃离政治的漩涡，可惜他似乎没有自己的意志和判断力，凭着一点轻浅的同情心以及对自己的西方背景的盲目自信，他踏进了政治的混水里。这是类似于疯狂的举动，他完全有可能免于一死，他的忧伤只能让人怅惘，难以赢得同情。
卡的多变身份是卡尔斯城里各种“主义”冲突的结果，也是他的爱情的产物。如他自己所说，他来到卡尔斯是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伊珮珂，他以前的大学同学，一个美丽绝伦、离了婚的女人。卡对她毫不了解，发疯似的爱上了她的美丽，渴望和她做爱，想带她离开卡尔斯去法兰克福过幸福的日子。奇怪的是，卡对伊珮珂如此痴迷，却同时还觊觎着伊珮珂的妹妹。他不知道，自己等于是在复制着“神蓝”的爱情趣味，因为伊珮珂和卡迪菲都是“神蓝”的情妇。而小说的叙述者奥尔罕在卡死后，为了就卡的诗写一本书，也来到了卡尔斯。他同样被伊珮珂的美貌所吸引，他特意请伊珮珂和他一起去卡做过爱的房间，并向她提出了非分之想。于是，卡的爱情趣味又在奥尔罕这里得到了复制。奥尔罕和伊珮珂素味平生，当他们在卡尔斯见面时，伊珮珂的美丽立刻让奥尔罕变得魂不守舍，他心里燃起了“她和卡之间曾经有过而我也一清二楚的爱情”。而当奥尔罕见到卡迪菲时，他再度春心荡漾，几难自持。奥尔罕的爱情未免也来得太离谱，太轻贱了。而卡的爱情恐怕也要遭到同样的质疑。小说里根本没有两人热烈相爱的场景，读者看到的多半是卡的单相思。在爱情缺席的情况下，卡和伊珮珂做爱的场景足足占了一页纸的篇幅。真正可怕的是，当“神蓝”被捕后，卡竟然充当起苏纳伊和“神蓝”的调解人，伊珮珂知道其中的危险，她丝毫没有阻止的意思。她的眼神里流露着忧郁，但是这忧郁不是为了卡。卡像大英雄一样动身去救“神蓝”时，伊珮珂和卡迪菲姐妹俩紧紧抱在一起。卡心里美美的有一种负罪感：这两姐妹他都想要。他万万没有想到，“神蓝”是她俩共同的男人，她们抱在一起是在彼此安慰，一起为“神蓝”担心。卡最后一次帮“神蓝”给卡迪菲送信叫她别出演摘掉头巾的女人也正是由于伊珮珂的怂恿。此时卡已经知道伊珮珂和“神蓝”以前的关系，但还是愿意带着伊珮珂一起离开卡尔斯。卡送完信后直接去火车站（卡的说法）等伊珮珂和他会合，而“神蓝”在此期间被行刑队找到，并当场击毙。伊珮珂认定卡是告密者，她没有去火车站，卡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离开了。就这样，卡复制着别人的爱情，别人又复制着卡的爱情。在这种爱情的推动下，卡卷入了危险重重的政治漩涡，他的身份不停地发生变化，而最终在孤独中遭人枪击而亡。
按理说来，卡的多重身份让我们看到土耳其的方方面面，他的不幸似乎可以抬到全民族悲剧的高度。但是整个小说并没有给人这种感觉。书中混乱滑稽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几段近乎猥亵的爱情故事硬生生撕开了小说一开始就营造好的诗意的忧伤。评论家玛吉•吉对这部小说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本雄心勃勃、有点让人沮丧的书在我，一个局外人看来，九成是闹剧，一成是诗意的哀叹。也许因为它把谁都不当回事，惹恼了所有的人。它里面有一个压倒一切的思想—人们总是在欺骗自己，欺骗他人。” 玛吉•吉说得有道理，帕慕克不管写什么，都喜欢使用油滑的笔调，他用游戏的态度对待一切，哪怕最严肃的主题。用这样的态度来写政治小说，他激怒了无数的读者。帕慕克是否算歪曲了社会现实呢？
帕慕克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到了他在卡尔斯的一些经历：“我知道仅以小说家的身份我无法去那里，于是向一位我一直有接触的报纸编辑索取能前往该地的记者通行证。他很有影响力，亲自给市长和警察长打电话告知我要去那里的事。” 这一幕被几乎被原模原样地挪进了《雪》中。而小说里说到的日销量为252份的小报也是真有其事。至于秘密警察和电话窃听的事在当时确实也很普遍。帕慕克把很多真实的材料溶进了小说。这些事情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听起来已经够荒唐了。帕慕克就是要在荒唐上做文章，他运用想象力在小说里添加了更多荒唐的因素。于是有了帕慕克所期待的效果，读者再也分不出真实和虚构。他甚至还通过书中人物来调侃读者。卡迪菲的丈夫和叙述人奥尔罕有过这样的对话：
“要是你把我写进小说的话，我想告诉读者，让他们不要相信书中的我们。没亲眼见到我们是不可能了解我们的。”
“其实没有人会相信这么一部小说。”
“不，有人会信的，”他激动地说，“他们会相信我们就是这么滑稽、这么可笑。为了体现出自己的聪明、优越和仁慈，他们还会同情我们、怜爱我们。不过要是你把我的这句话写进小说的话，他们看了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疑惑。”
我答应他把他的话写进小说。
书中的人物对读者说不要相信这本小说，因为小说里说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帕慕克难道不是在暗示我们，他的小说里所说的东西也不一定是事实，读者万万不必过于追究？他甚至把读者的反应都已经预测出来：有人会同情，有人会疑惑。让读者读书读到疑惑的地步，这也许是帕慕克真正的目的：他并不想在书中告诉读者事情的真相，他要把读者引向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土耳其国内的动荡，土耳其的身份选择。帕慕克写的小说是元小说，一种自我指涉的小说（比如小说中的人物会告诉读者书中的内容不可信；叙述人在书中给读者分析该小说的结构等）。这种小说常常混淆真实和虚构，使读者不能按常规思维，从而激发他们的思考，将其引向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和复杂性。帕慕克甚至自信地认为，小说要能写到这种程度那就可以能算得上伟大了：
我之所以让大家来注意这每一种可能性，仅仅是因为我不时怀着憧憬要把这两个极端世界都包含在内。有时我试着想象大量的读者一个接一个藏在角落里，拿着书本舒适地坐在安乐椅里，我还试着想象这些平常的人生发生在怎样的地方。然后，在我的眼前会出现成千上万，甚至好几万读者的形象，城市的街道上到处是他们的身影。这些读者在看书时，作者的梦变成了他们的梦；他们在想象中为作者的主人公塑造身份；他们看到了作者的世界。现在这些读者像作家自己一样，试着去想象他者，他们也在把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到这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在我们心里翻腾的谦卑、同情、宽容、怜悯和爱等情感，因为伟大的文学与我们的判断力没有关系，它与我们把自己置身于他人处境的能力有关。
帕慕克在这里很明确地提到了他自己创作的基本原则：置身于他人的处境。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读者的同情心等情感。不过，帕慕克在实际写作中贯彻这一原则的时候，使用了人们不大习惯的方式。他不求表面的客观，而且他也做不到。他自己不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他对宗教狂热说不上有深刻的认识。对于女人坚持戴头巾这一行为到底有什么精神内涵他也无从知道。不知道的事他不强写，他只用滑稽的笔调对表面现象加以嘲讽。所以，他的作品很少有生活的气息。书中的人物都是观念化的人物，没有个性可言。他的对话虽然妙语连珠，但根本不像日常对话，而像是各种观念在直接冲突。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观念先行的作品。不过，帕慕克对各种观念毕竟做到了公平：每一个团体、个人都是他嘲讽的对象，他谁也不偏袒，连和他自己很相似的西化知识分子卡也不例外。这样的小说至少让读者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每个人在觉得别人荒唐、自己正确的时候，是否也能想到自己可能也是同样的荒唐？从这样的角度可以说，他做到了置身于他人的处境。他对自己的写作方式显然有相当的信心。他说过这样的话：
当一个小说家开始玩弄支配社会的各种规则，当他在事物表层下进行挖掘以发现其隐藏结构，当他像好奇的小孩一样在他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情感驱使下探求秘密，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会给其家人、朋友、同侪以及亲爱的公民们带来不安。但是，这是一种令人幸福的不安。因为正是通过读小说、故事和神话，我们才能理解我们生活世界的支配性思想；是小说让我们能接近被我们的家人、学校和社会所掩藏的真理；是小说艺术让我们能够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真正是谁？
帕慕克的小说毫无疑问在“玩弄支配社会的规则”，他一直用游戏的态度引导读者去关注“我们真正是谁”的问题。然而，读者们感到的不安却未必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幸福的不安。不说这本触犯众怒的《雪》，就连他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也能伤害人，他的母亲和哥哥就因为该书几乎与他彻底绝交。可见，帕慕克为了坚持自己的写作方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过，在对待读者方面，有时帕慕克还真做到了置身于别人的处境。他的小说做到了兼顾大众口味。《雪》中教育学院院长被杀前和凶手的一段对话足以说明帕慕克在这方面的用心。在历数院长的罪恶之后，凶手把手枪塞进院长的嘴里，然后以酷酷的姿态让院长自己扣动扳机。这简直就是好莱坞大片里的场景和台词，要是在银屏上看到这一幕，不知要迷倒多少“粉丝”。帕慕克的用心使他的小说适合各种读者群。不同的读者可以在他的书里各取所需：深邃的思想、花哨的写作技巧、扑朔迷离的凶杀故事、挑逗的言辞、性爱的场景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尽管他的小说触怒了不少人，恐怕喜爱他的读者还是占多数吧。
这就是帕慕克。他不停地用那些令人疑惑的身份问题给读者带来“幸福的不安”——我一直在冒犯你，可你还非喜欢我不行。帕慕克的2008年北京之行也让我们领略到了这一点。帕慕克在社科院大会堂的发言还是他百说不厌的身份问题。次日的安排本来是要他参加中方举办的“帕慕克作品研讨会”，因为很多中国的作家和学者期待着与他探讨国家身份的问题以及中国和土耳其的文化。帕慕克出席了会议，这是大家的幸福。但没待几分钟，他就离场了。他要和漂亮的印度女友去游故宫。会议到场的著名作家、学者还有严阵以待的记者们只能面面相觑。这是怎样的不安！几天以后，帕慕克前往东单书店签名售书。排队者络绎不绝。签了好几百本后，优雅的签字仪式变成了繁重的体力活动。虽然几度罢签，但总算皱着眉头完成了苦差。对帕慕克来说，这又是怎样的幸福和不安？
书中的闹剧延伸到了帕慕克自己的生活里。帕慕克名副其实做到了“置身于他人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