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1775－1816）说，她写作有如在一小片象牙上工笔绘画，所涉不过乡村中三四户人家的一小段生活。[1] 然而她的小说自1811年问世以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影响持续而深远。为什么呢？
早期西方评论大都把奥斯丁的名气归结于她的艺术造诣和她对人性的洞察。不过，自二十世纪中期“新批评”渐渐式微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涵密不可分，意识到奥斯丁小说对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建设的深刻介入，从而把对她的重视和理解都提到了新的高度。如威廉斯所说：并非只有惊天动地的拿破仑战争才算大事, 历史有许多暗流，当时英格兰地产主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也即奥斯丁的题材)就是最重要的事态之一。[2]
本文标题中“思想之战”的说法来自英国著名学者玛丽琳·巴特勒的《简·奥斯丁和思想之战》（1975）一书。巴特勒和达克沃斯[3]等是最早关注奥斯丁小说主题思想的评家，他们都强调奥斯丁的保守倾向。巴特勒认为：在奥斯丁开始写作的1790年代里，由于法国革命造成巨大冲击，英国思想文化界存在激烈的论战。论争的一方为张扬情感主义、信赖个人追求、推崇“自然”的激进派（雅各宾派），另一方是重视理性、责任和自我节制、强调群体关系、讲求“人工”或“艺术”的保守派（反雅各宾派）；而奥斯丁深受后者影响。《理智与情感》一书是“反雅各宾寓言”的一个鲜明代表。[4]
确实，“理智”和“感情”等等两百多年来一直是英国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关键词。[5]《理智与情感》一书从本质上说不是在演绎浪漫的爱情史，而是在展示并展开思想论争。[6] 不过，巴特勒一派的学者过分注意它与简·韦斯特（Jane West, 1758－1852）的《饶舌者的故事》（1797）等“两姊妹小说”的相似之处，孤立地剖析埃丽诺·达什伍德和她妹妹玛丽安所分别代表的“理智”和“情感”的对立，从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两位女主人公所共同分享的大生存环境，忽略了小说中最重要的论争营垒首先在两位女主人公和约翰·达什伍德之间划分。与此相关，过多地着眼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激进”和“保守”之争，也使一些学者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另一个涉及面更广、延续时间更长的重大文化讨论，即在一个正在生成的敛财逐利社会（即R.H. Tawney所说的acquisitive society）里,艾狄生、斯蒂尔、笛福及理查逊等一脉相承就人的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究。[7]
如果我们把埃丽诺和玛丽安的对照和对话更多地放到这个背景里考察，就不会简单地用“激进”“保守”之类词汇来界定奥斯丁传达的信息。本文试图把达什伍德家两姐妹在多重社会语境中的人生波折和对应选择看作是构思某种局部抵制“敛财逐利社会”的私人乌托邦的尝试。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对巴特勒的观点有所拒斥，对与她唱反调的一些论者也不尽认同。因为后一类评论大抵像巴特勒们一样聚焦于个人与群体的冲突，只不过他们侧重揭示奥斯丁作品中个人意志对社会制约的反抗，以“颠覆性”取代“保守”说。[8] 两方的观点其实都更多地反映了“我们时代无视个人与群体生活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思想偏向”，[9] 而在奥斯丁笔下，对两者关系的展示和探查是多方位的，紧张和对立只是其中一个侧面。
内容摘要：1816）说，她写作有如在一小片象牙上工笔绘画，所涉不过乡村中三四户人家的一小段生活。
关键词：情感;约翰;太太;小说;妹妹 作者简介：约翰·达什伍德的世界
《理智与情感》和《饶舌者的故事》写于同一时期，且都对比描述两姐妹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婚恋历程。不过，奥斯丁的小说与后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其中的背景人物相对广泛丰富，并被放到了更为突出的位置上。
《理智与情感》以极富象征意味的“父之死”开场，首先讲述了两桩丧事和由此而来两次遗产继承。先是老乡绅达什伍德去世，他的侄儿亨利·达什伍德继承了诺兰庄园。不到一年，亨利本人也撒手归西。按照老达什伍德的遗嘱，庄园及其附属地产必须传给男性子嗣即亨利前妻所生的儿子约翰及约翰的儿子哈里，因此亨利的续弦达什伍德太太和她的三个女儿（埃丽诺、玛丽安和玛格丽特）能得的财产“微乎其微”。
亨利临终前要求约翰照料继母和妹妹，后者迫于常情不得不应允。约翰为人精明，办事得体，是受世人尊敬的有产者。他经过权衡，打算送三个妹妹们每人一千英镑，并且很为自己的慷慨自得。但是他的妻子范妮强烈反对，她认为同父异母兄妹根本算不上什么亲属，不应该把钱无端送给异母妹妹，毁了自己，也毁了他们可怜的小哈里？”把自家独生子哈利“刮成穷光蛋”。（2章）[10] 约翰立刻被范妮的逻辑征服了。他说，把钱数减半，也管够她们发财了。再一合计，几个女孩本来也不差钱，简直不需要什么补贴。于是约翰又说，不若一年总共给继母一家一百镑年金。范妮答道，这固然比一下子出手一千五要好，“不过，要是达什伍德太太活上十五年，我们岂不是上了大当！”她随即举例子说当年她父亲立遗嘱规定给三名老仆支付养老年金，结果一年年下来，想甩都甩不掉，眼看钱被刮走了，自己却做不得主。约翰醒悟过来：其实偶尔给几个小钱，送上三五十镑，比年金强多了——“因为钱多了，她们只会大手大脚”。范妮说：
“我认为你父亲根本没有让你资助她们的意思。我敢说，他所谓的帮助，不过是让你合情合理地帮点忙，比如替她们找一所舒适的小房子啦，帮她们搬搬东西啦，等季节到了给她们送点新鲜野味啦，等等。我敢以性命担保，他没有别的意思……想一想，你继母和她的女儿靠着七千镑得来的利息，会过上多么舒适的日子啊。况且每个女儿还有一千镑，……总计起来，她们一年有五百镑的收入，就那么四个女人家……她们一无车，二无马，也不用雇仆人。她们不跟外人来往，什么开支也没有！你看她们有多舒服！一年五百镑哪！我简直无法想象她们怎么能花掉一半。……论财力，她们给你点倒还差不多。”
她还更进一步对继母分得了家用器皿和台布之类物品愤恨不已：“你父亲光想着她们。我实对你说吧，你并不欠你父亲的情，也不必理睬他的遗愿”。夫妻俩最后断定，约翰对父亲的承诺，落实到待继母搬家时“邻居式”地帮帮忙就尽够了，再多不但“绝无必要”，而且“非常不合体统”。（2章）
在这段戏剧性对话中，范妮一方面贬损、排斥约翰和父亲及异母妹妹之间的关系、感情和责任；另一方面用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词语把资助妹妹之举说成毁掉儿子一生的灾难，最终成功地把拟议中的资助额度从一千镑降至为零。伊安·瓦特说，这是奥斯丁最有力量、最精彩夺目的讽刺文字。[11] 要充分体味其中的挖苦，我们得对当年英国绅士们居家度日的“政治经济学”有所了解。当时各档次“绅士”家庭年收入大约从一百镑到四千镑。前者是下限，刚刚够在温饱之余雇个把佣人干粗活儿并加盟流通图书馆借书看。两者之间，几乎每百镑一个档次，收入可以相当精确地通过住房、仆人、家具、马匹和车辆等消费标志体现出来。年收入高于四千镑的人家就超出普通绅士范围了。他们将名副其实地位列“上等社会”，可以毫无顾虑地花钱，还可以在伦敦另置办一处城里住宅供社交季节使用，等等。[12]
具体到亨利的继室达太太，丈夫死后她收入骤减，还有三个待嫁女儿，已落到士绅群体的底层。而约翰呢，他得了母亲的财产，结婚时从女方捞了一大笔钱， 叔祖父老达什伍德传下来的诺兰庄园还可给他每年另添四千镑收入。可见此时他已是巨富，其“价值”直追《傲慢与偏见》中令人垂涎的单身男性达西（年收入一万镑）。与其财产相比，他打算资助妹妹们的三千英镑可以说丝毫不伤筋动骨。为这小小馈赠，约翰迫于老父临死恳求才动念，而后又沾沾自喜，说明他何等小器（mean）。正因如此，范妮的言辞在他听来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约翰还另有一场出色的表演。兄妹再次相逢是在伦敦。那时达氏母女早已搬家租住远亲约翰·米德尔顿爵士的一处乡舍。埃丽诺和玛丽安随约翰爵士的丈母娘詹宁斯太太到伦敦小住。
约翰到伦敦两天后出门为妻子订制图章，在一家珠宝店与妹妹们不期而遇。他首先表示早想去看望她们却实在抽不出时间；又说听人议论米德尔顿夫人和詹太太都很有钱，而且处处照应继母一家——“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她们都是有钱人，和你们又沾亲带故，按理是该对你们客客气气，提供各种方便，让你们能过得舒舒服服”。一番话直说得埃丽诺在一旁为他羞愧不已。小说中“羞愧”一句是炉火纯青的奥斯丁式妙笔。约翰自私得那么堂而皇之、刀枪不入，那么完完全全沉浸在自己的逻辑之中，似乎全然忘记了他比米德尔顿或詹宁斯们更“沾亲带故”，（几乎可以断定）也更有钱，忘记了他们夫妇把继母和妹妹从老宅扫地出门连一个指头的忙都没有帮。这种种事实都不再点明，只是暗藏在听者兼受害者埃丽诺的“羞愧”中，让读者自去体味徐徐地渗出的层层挖苦。
翌日约翰到詹太太家拜访，和埃丽诺说起自己的丈母娘费拉斯太太正在力促长子爱德华娶个阔媳妇。扯出妻舅爱德华不是信口闲聊，而是因为他和范妮及费太太都看出埃丽诺与爱德华的关系不一般，这样放话为的是让埃丽诺彻底断念。不过，提起费太太，约翰便情不自禁地赞美起她老人家“高尚的精神”来，原因是他们一进城老太太就塞给了范妮两百镑钞票——“真是求之不得呀”。埃丽诺说他们自己的收入就很高，不至于缺钱。于是约翰发表了一段关键性谈话：
“让我说呀，可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高。我倒不是叹穷叫苦，我们的收入无疑是相当不错的，我希望有朝一日会更上一层楼。不过，正在进行的诺兰公地的圈地耗资巨大。另外，我这半年里还置了点地产——东金汉农场，你一定记得那地方，老吉布森以前住在那里。那地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我都十分理想，紧挨着我家的地产，因此我觉得有义务把它买下来。假如让它落到别人手里，我将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人要为自己的便利付出代价，我已经花费了一笔巨款。”
“你是不是认为那地其实值不了这么多钱？”
“哦，我想那倒不至于。我买后第二天本来可以再卖掉的，还能赚钱。不过，说到付款，我当初倒真有可能会遭逢不幸呢，因为那时股票的价格很低，我若不是碰巧有足够的现钱存在银行，就得大蚀其本地卖股票了。”（33章）
听听！他正在圈占村庄公地，在购买吞并邻家的地产，而且染指金融投资和投机（买卖股票）。可见约翰绝非一般的抠门乡村绅士，他是雄心勃勃的农业资本家。在奥斯丁写作的年代里，英国传统农村社会正处在解体前的最后挣扎阶段，[13] 大规模圈地是农村资本主义化的关键“动作”之一。[14] 威廉斯说：当时英国社会处于活跃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划一而固定”，其时“敛财逐利的正宗资本社团与农业资本主义的瓜葛最为明显”。[15] 出身于地主世家的约翰·达什伍德作为农村资本的精明代表，正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
范妮和她的母亲费太太与约翰构成了巩固的利益和思想同盟。若说有区别，只是那母女俩自私得更冷酷、更粗俗，有时也更糊涂任性一些。她们希望自家长男爱德华“出人头地”（3章），处心积虑撮合他和贵族阔小姐莫顿的婚事。后来，爱德华因和穷姑娘私下订婚被母亲剥夺继承权，有位布兰登上校出于同情给他提供了一份年俸两百镑的牧师职务。约翰闻说此事，大发感慨：
“哦，握有那样收入的职位，若是在已故牧师病重、位置马上要出现空缺时处理，他本可以到手一千四百镑的。……现在嘛，委实有点太晚了，再推销也不好办了，可是布兰登上校是个聪明人呀！……他竟然这么没有远见！”（41章）
他的反应恐怕出乎多数人的意料。他不推敲布兰登的动机，不探究其道德取向，也不为爱德华（毕竟也是近亲）感到庆幸，甚至忘了站到费太太立场上谴责爱德华，而是直奔牧师职位背后的金钱交易。当时，一地最重要的地主士绅常有权举荐并决定出任本堂区牧师的人选。约翰的头脑立刻换算出这一权力值多少现金。想到布兰登没有未雨绸缪、及早挂单沽售即将出空的神职，将一个赚钱机会白白放空，他不禁扼腕痛惜！此事不直接涉及他本人和小家庭的利益，而是事关思想的“正道”。这类本能反应不但充分揭示了约翰们的思维方式，也说明十九世纪初英国社会生活已经市场化到何种地步。
约翰是奥斯丁笔下少有的鲜明生动的农业资本家形象，一言一语活灵活现，给读者带来无穷乐趣，几乎让人想猜测他的原型究竟是奥斯丁近旁的哪一位。正因为约翰不像他妻子和丈母娘那么狭隘恶毒，就更反映和代表了金钱逻辑的“理性”，在更大程度上可被视为资本的人格化。他把财产的增长当作自己的“义务”和“良心”，“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16]，是巴赫金所说的那种表达特定话语体系的“说话人”(speaking person)。[17] 他理直气壮地图谋私利，毫不掩饰地向一切有钱人致敬，但很少生出不利己的损人之心。如叙述者说：“这位年轻人心眼并不坏，除非你把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视为坏心眼”（1章）。反讽的芒刺穿透过平静的语句，指向个人行为之外的世道。
另一个对于小说情节发展及思想表达至关重要的背景人物是露西·斯蒂尔小姐。
露西是故事讲到一半才中途（21章）登场的。她和姐姐南茜是詹宁斯太太的亲戚，喜欢热闹的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和詹太太便请她们来做客。露西听到约翰爵士拿玛丽安和埃丽诺的心上人开玩笑的闲话。不久后她便开始向埃丽诺倾诉心曲。她问埃丽诺是否了解费拉斯太太的性格，然后吞吞吐吐地解释道，自己唐突发问是因为她和爱德华·费拉斯订婚已有四年。她说，爱德华曾在她舅舅家读书，他们因此相识相爱以至私订终身，只因她太穷不可能得到费太太认可，两人不敢公开婚约。她搬出爱德华的亲笔信件（按当时习俗，只有订婚的男女才通信）等给埃丽诺看，称埃丽诺是自己最信赖的朋友并恳请她保密。
露西订婚一事被南茜不小心捅出去以后引起轩然大波。爱德华通告露西自己将陷入贫困，把选择权交给了她。露西信誓旦旦要和他共渡艰危。她写信给埃丽诺，说困境深化了她和爱德华心心相印的幸福，求埃丽诺帮爱德华在教会谋个职。她谦卑的求助信确实生了效。不过此后事态发展却令众人目瞪口呆。不显山不露水她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没过多久露西致信爱德华，宣布说“鉴于我肯定早已失去了你的爱情，我认为自己有权利去爱另外一个人”，还说自己爱上了爱德华的弟弟，“我们两人彼此离开了就活不下去……”（49章）。爱德华鄙薄她的文笔。不过，就其想达到目的看，露西的信是无懈可击的——把毁约的责任全推给了爱德华，还很周到地提醒他应保持惯有的“宽怀大度”。
露西·斯蒂尔是小说中出身最微贱的人物之一。叙述没有细致交待她家境况，只说她比埃丽诺社会地位更低，很可能也更穷。斯蒂尔姐妹总是寄住在各种亲戚朋友家，转战于社交界边缘，伺机步入婚姻市场。她们受的教育极为有限，平素连零用钱都缺少，我们甚至不清楚在衣料十分昂贵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她们靠什么维持体面甚至时髦的衣装（凭露西的十分了得的女红功夫？！）。而要挣到在各家白吃白住白玩的出入证，又谈何容易！达氏姐妹的遭遇已经表明，在那个世道里亲戚关系是可讲可不讲的。斯家姐俩所能依靠的唯有露西一张战无不胜的甜嘴巴。还有她的谦恭和勤劳。米夫人只需提提女儿对某件礼物的期待，露西就会立刻放弃打牌坐到烛台下去编织，还一脸的喜幸，仿佛这是天底下最让她高兴的事儿。不是每个人，甚至不是每个地位卑微的穷人都能当这么好、这么有用的陪客的。她能让约翰·达什伍德夫妇撇下自己的妹妹而邀请她们来家小住，是她能力的证明。
露西和埃丽诺打交道也进退有序。她从邻居闲谈得知埃丽诺是危险的情敌。这与她对爱德华的观察相吻合。于是她自曝订婚秘闻，让埃丽诺及早出局。她对埃丽诺之类的淑女吃得很准。她诉诸埃丽诺的荣誉感和良心，反复恳谈，不让后者对爱德华的情意有任何反弹的机会，也从不放过不露声色地伤害后者的机会。露西对付费拉斯兄弟的手段更是高明无比。她先是以忠贞爱情的名义断然拒绝在爱德华失宠时解除婚约。很显然，即使失去继承权的爱德华也聊胜于无。后来，因哥哥倒霉而得了大笔家产的纨绔哥儿罗伯特自报奋勇来劝她退婚。她把握时机小心迎合，让罗伯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成功。结果一次次恳谈下来，罗伯特十分满意地发现自己的魅力远远超过哥哥。于是露西摇身变为罗伯特·费拉斯太太，充分展示了她出神入化的看人下菜碟的功夫，也典型地体现了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中“婚姻的缔结……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18]的情状。最终这位高明的婚事谋略家成功地推销了自己，让我们深信若有机会她定能经营更大规模的商务。
露西是奥斯丁笔下最高明而稳妥的成功“野心家”（若不计少年习作中的苏珊夫人）。如果说约翰·达什伍德和费拉斯母女体现了立在明处的有产者的唯利是图，那么露西则代表了尚藏在暗处的“谋产者”的精明和狡黠。[19] 而且，与约翰开口资产闭口价格的情况相反，露西满嘴情意，几乎不提钱字，谋求财富的目的深藏在符合通行道德观念的语言和行动之下。
小说中还有其他一些背景人物具有比较纷杂的过渡色彩。他们在思想上与约翰·达什伍德有根本的相似之处，但不那么心无旁骛地逐利。关键男性人物威洛比是其中之一。他先是以浪漫恋人自居，热情洋溢地追求玛丽安，在关键时刻却为了五万镑财产背弃了爱情。如埃丽诺最后概括，“自己的享乐，自己的安适，是他高于一切的指导原则。”（47章）若说他和约翰·达什伍德有所不同，就在于他尚能为这一选择感到痛苦。
约翰爵士和他的丈母娘、伦敦生意人的遗孀詹宁斯太太等人也写得各有特点，相当出彩。不过，尽管程度和情况不相同，可以说约翰·达什伍德的思想已在暗中主导这些过渡人物的行为。约翰·达什伍德代表了小说中的“世道”。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女性达什伍德们被迫搬家；埃丽诺对爱德华的感情遭到来自费拉斯母女和露西的双重阻挠；玛丽安神采飞扬的初恋最终触礁。可以说，埃丽诺姐妹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约翰·达什伍德和他们所代表的原则所决定的；姐妹俩的共同的人生探索和彼此间的思想分歧也是以那个敛财逐利世界为背景的。巴巴拉·哈代指出，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被其他一些人物所围绕，而那些人的情感生活是“败坏的，冷酷的，虚假的”，针对这样一种环境背景，“我们探究真感情的艰难存在”[20]。她对背景的强调可说是切中肯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