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恋爱中的女人》在叙述句法层面上的“移动”和“毁灭”欲望的设置对文本的深层组织和意义整体的功能，讨论这种话语形式对特定人物构成的语义蕴含，特别是对作品有关阶级划分、反社会和现代主义文明和城市的逃离主题的语言学意义。提出小说中“移动”和“毁灭”欲望的蕴含意指传达出特定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困境。
关键词 移动 毁灭 欲望 存在 死亡
D.H.劳伦斯作为现代英国文学中广受关注的作家，他的诸多思想和形象表述引发了学界从机械文明、性爱关系等多种角度对其作品展开了不断深入的研讨，然而细读劳伦斯最重要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揣摩一个对语言有着特殊敏感的作家在作品中引人注目的具有语义学分析和研讨价值的多重语义设置，描述这种带有语义冗余的叙述形式对小说主题和人物的揭示，特别是对作者的现代意识和思想意识的阐释，似乎能更为细微和精准地把握劳伦斯的创作和思想，而以往从这一研究角度出发的劳伦斯研究好像还未见到。
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1920）和《虹》（1915）代表了劳伦斯创作的最高成就，作者在探讨人与人关系的系列故事中，用诗意的笔触描述了他全部的哲学观念、社会梦想和对生命个体与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劳伦斯的小说大量取材于他个人和家人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伴随作者生活的和生命的感悟进入了他对人类存在和人类之爱的永恒述说。这里，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劳伦斯作品中强烈的欲望表达，他的人物的创造欲、情欲和毁灭欲对劳伦斯的创作都是一个有标示意义的现象，而当这种欲望与“移动”这个语义学的术语在我们的视界中连成一线，我们发现，劳伦斯所有对人类存在和人类之爱的质询，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都可以从“移动的欲望与毁灭”这一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呈现的语义描述中获得圆满的解释。
我们知道，依照A.J.格雷马斯的分析，移动“在叙述框架内被解释为欲望的形象表现，”说它“是主体所具有的欲之模态的叙述形式。” [①]而这种移动的描述之所以被语义学的分析所关切，是因为“通过在叙述句法层面上建立欲模态亦即构成社会这个集体主体动元的欲模态，……描写借助分析性介绍阐明了社会存在的构成，也就是它所包含的内容”。[②]有意味的是，根据我们的研究，《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呈现的移动和毁灭的欲望，具有的就是这种意义。
《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几位主人公尽管都是个性飞扬，固持己见，为表达各自对国家、战争、婚姻、家庭、男女关系、男人与男人关系的看法争论不休，在五百多页的作品中从头吵到尾，但是对“移动”和“毁灭”这两个代表了劳伦斯作品存在理念的观念，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伯金这个被公认的劳伦斯式的人物在许多章节都明明白白地表示，“人应该浪迹天涯，而不是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我憎恶人类，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③]他的恋人厄休拉也总在说，“人的一生就是永恒的旅程”；“人会在死亡中修得正果。”[④]而另一对儿情侣杰拉尔德和古德伦更是移动欲与毁灭欲的身体力行者。作品说古德伦是一个生活中的流浪者，吸引她的是激情而漂泊的生活；同时，“一切可能性都让她着迷……包括死亡，因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死亡，（在她眼里就）没有什么具有可能性。”。[⑤]杰拉尔德同样为移动的欲望和毁灭的欲望所主宰，他早年就向望着野性的自由，一生都被狂乱的、毁灭性的魔鬼所折磨，有时让他鬼迷心窍得像个疯子。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只有“不停地走，直到一切完结。”[⑥]
我们发现，“移动”和“毁灭”的描摹在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的叙述语境中作为欲望的形象表述，也作为作者不安定的和愤世嫉俗的人生的形象说明，承担着诸多的叙事意义，它是小说藉此划分阶级和阶层、标示主人公理想生活状态和表达死亡激情的重要叙事选择，也是完成对现代主义文明和城市的逃离主题而使用的语义组织。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恋爱中的女人》在叙述句法层面上的“移动”和“毁灭”欲望的设置对文本的深层组织和意义整体的功能，讨论这种话语形式对特定人物构成的语义蕴含，特别是对作品有关阶级划分、反社会和现代主义文明和城市的逃离主题的语言学意义。提出小说中“移动”和“毁灭”欲望的蕴含意指传达出特定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困境。
关键词： 作者简介：一
小说开篇，厄休拉、古德伦姐妹穿过贝尔多弗的街道，去参观当地最大矿主克里奇家的婚礼时，这种通过移动的空间转换而区分人群的描写就已经开始了。古德伦在路上看到要从小心提防着的老百姓当中穿过去，就要打退堂鼓，觉得“这儿都是那种人。”小说特意描写道：“他们大多是妇女，尽是些游手好闲的矿工们的妻子，一副心存戒备的下层人模样。”潜在的等级意识支使古德伦区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而对上等人家的出现则满怀着期许：她实实在在地打量着那些人，“她喜欢辨识各式各样的性格，认清他们的真实模样，给出他们各自的背景，在他们沿着通向教堂的小路从她眼前经过的这一会儿，给他们永远地定了位。……而克里奇家人一到，她便来了兴致，他们身上可是有些什么东西预先不那么好推断的。”[⑦]古德伦扮演的社会角色因她的艺术家的地位而与社会底层的人群形成了差异，而她对上流社会的期待也正是源于其社会位置上的等级意识。
与此相一致，本书中塑造的那个文化界的大名人赫麦妮女士在婚礼上刚一亮相，立刻就用阶级的阶层的标尺把自己归入了精英阶层，知道不管在当地遇见谁，“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使不是高不可攀，至少也能打个平手。……没有人能够轻视她，也没有人能够嘲弄她，因为她位居一流，而那些反对她的人，则处处低于她，不管在地位、财富上，还是在思想发展和理解力这种高水平的交往上，都不能与她相比。”[⑧]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地位特殊的赫麦妮确实始终让自己牢牢地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她上前结识人，常常只是出于猎奇，似乎别人都是“参展的动物”。
作为一个自视奇高的知性女子，赫麦妮不仅以财富地位，而且还特别以文明或是文化交流的地位区分出自己的上层阶级形象。我们关注这种重复性的区分人群和阶层的叙述，是因为在结构语义学的分析原则里，是可以“把重复过两遍的句子挑出来作为形式标记”的，因为“一切语义冗余皆有意义……特别是当这些冗余在自然语言中显现为相同或相近的词语时，其意义更为昭然。”[⑨]
小说更为吸引我们注意的是这种阶级的意识在小说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所体现的相同叙述，特别是依靠个体意愿的集合、人群的空间移动来组织的豪华聚会的叙述更是反复向读者传递着阶级和阶层的观念。《恋爱中的女人》中一个重要故事“水上聚会”的背景就是建立在阶级观念之上的。小说第14章浓抹重彩地渲染的厄休拉一家荣幸地前往本地富商克里奇家的水上聚会的移动描写中，下意识地泄露了许多阶层划分的意识。本章开篇，作品便交代杰拉尔德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并不喜欢这种聚会，但水上聚会已成了惯例，而且让他们父亲中意，这是克里奇先生能把本地区人士召集在一起喜庆喜庆的唯一机会。两代人不同的取舍关乎的却是相同的阶级划分的问题：“他（克里奇）喜欢把快乐带给下属和没他富有的人。可他的孩子们却更喜欢与经济地位相当的人交往，讨厌底下人的谦卑样，那种感恩戴德，那种笨相。”[⑩]厄休拉、古德伦的父母亲面对富贵人家的恩赐式的邀请果然是一副笨相，打扮得怪里怪气，别别扭扭地在一双女儿的哄笑下挪向和他们的地位反差极大的高规格的盛会。这对儿老实巴交的父母特别在意在“公共场合”的“大马路”上的仪表，而马路上没有被邀请的老百姓都站在树篱旁，羡慕地望着那边的欢庆活动，像是一帮不被天堂接受的人。
与这种没有区别的混沌人群的聚会相对应的是书中高调描写的数次固定阶层的聚会，像肖特兰兹聚会、布雷达比聚会，这些精英聚会简直构成了有序描写的复合项，主人和客人带着主体意愿的集合都汇向共同的空间，营造了叙述层面上的总体感觉。描写在这里都极尽表现了主客的社会名望、社会位置和排场奢华，并且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有闲阶级的社会参与感，他们不断地高谈阔论，洋洋洒洒地讨论民族性问题、国家问题、知识的问题，与作者骨子里的乌托邦空想主义的承诺似乎如出一辙，牢牢地对中产积极的小圈子做了文明和文化地位的圈定。
小说中这种标举等级观念的描写还来自作者设定的几处拥有私家车的乘车人与步行人（或是骑车人）之间的差异描写，而这些描写也是借助移动的欲望完成的。在描写伯金和厄休拉远足的那一章，有一个骑车过路的人，在经过这两个驾车出游的人旁边时，还专门瞟了瞟他们的汽车。小说中的另一处描写，那个志在必得的年轻矿主杰拉尔德随着卧车的移动居高临下地打量着他的下属时，更是刻意彰显了阶级的对立：
傍晚，他看到几千个黑糊糊的矿工从矿井出来，个个嘴唇微红，歪七扭八的，川流不息地沿着公路涌动，他们所有的活动都服从于他的意志。在这贝尔多弗的星 期五的晚上，他的车缓缓地穿过小集市，穿过购物的密密实实的人群，那些人都是领了一周的工资来花钱的。他们都是他的下属。他们丑陋、粗鲁，可他们是他的工具。他是机器的上帝。他们缓缓地自动给他的汽车让着路。[⑪]
当年，小汽车被视为美满生活的象征，是炫耀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在作者叙述的背景下，那些向着集市涌动的黑压压的矿工要不是来“大把大把”花钱的，要不就是来和“要好的聚聚”，他们移动的目的和上述的所有聚会一样都是寻求社会的和经济的交流。对杰拉尔德这个既让人羡慕又让人嫉恨的年轻矿主来说，他顺理成章地继承来的经济财富是划分他的中产阶级地位和主要社会价值的基础，这种阶级的定位具有一种权力和历史的流动感。而在本书成书的20 世纪一二十年代，已经成名的劳伦斯有意无意地在他的小说描写中渲染上流社会的高雅生活方式，让他的移动描写带有鲜明的阶级划分的意识，并以此去阐明某种个体的和社会的存在本质是耐人寻味的。同时，我们知道，劳伦斯骨子里是坚持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信仰的作家，他在晚年写就的《诺丁汉矿乡杂记》（1929）一文中用饱含激情的文字赞美那些在黑暗的矿井中积蓄的男性力量，矿工们的直觉和本能意识。他说：“每当想起童年，我都觉得似乎总有一种内在黑暗的闪光，如同煤的乌亮光泽，我们就在那儿当中穿行并获得了自己真正的生命。”（[⑫]也就是说，在劳伦斯的这种阶级的差异性描写中既有对阶级社会的构型，也有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地位的构型，小说中对上层阶级的多处讽刺描写，故事最终不给新型的产业家杰拉尔德更好的出路，代表的确实也是作者潜在的反抗，“小说反抗的或许是包括严格的阶级结构和民主政体主张的普遍的思想观念。”[⑬]它渗透着作者知性和想像的品质以及作者意识形态上的复杂倾向。
也正因为作者思想深处的复杂性，使叙述者对小说中这种充满阶级认同欲望的空间移动描写作了语义学上的聚合处理。第9章中，本想与老家的乡土生活保持一点儿距离的古德伦和一个叫帕尔默的朋友的行为就最有代表性。帕尔默是个科学家，有的是上等机器的精良。他对贝尔多弗的男人态度是两极分化的，从个人角度，他憎恶、鄙视他们，但作为一个群体，他又迷恋他们，就像机器让他着迷一样。他们两人就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两人都是位居一流的，在另一种意义上，两人又都绝对地附着这儿的人们，汇入了这些变形的矿工。而古德伦对下层矿工的着迷更有着生命的意义。
然而对古德伦来说，这种迷惑力是太强烈了，让她有些反感。她说不出为什么贝尔多弗与伦敦和南方这样绝然不同，为什么这里会带给人完全不同的感觉，让人觉得似乎是生活在另一个星球。现在她明白了，这是一个有力度的世界，下层社会男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的黑暗之中。她听得出他们的声音里回响着黑暗的色情，昭示着强壮、危险的下层社会，那里是无知的，非人性的。他们的声音像上了油的机器一样沉重，那种色情也像是机械的，冰冷而严酷。
每天晚上她回家时都一样，她似乎都要穿过混乱的人潮，成千下层社会健壮的半机械的矿工汇成了这潮涌，它浸入人的大脑和心灵，唤起一种致命的欲望和致命的无情。[⑭]
当然，古德伦也会脱出身来旁观这一切，看看自己是怎样深陷其中的。然后她就会满腔怒火，又蔑视，又气。她觉得自己和其余人正在陷入人群之中，陷在那个黑暗的有迷惑力的乡下，所有人都贴得那么紧，这太可怕了。跟着，在接下来的第10章叙述者就让阶级的差异性意识统治了古德伦，杰拉尔德的贵族生活和气派鬼魂似地吸引着她，让她强烈地觉得，只有杰拉尔德“能让她从那个下层的、苍白而机械的矿工形成的深重的泥沼中逃脱出来。”[⑮]这或许是沉淀在作者血液里的对融合在工人阶级的“混沌”人群的本能逃逸（就像他的母亲逃避他的矿工父亲），它包含了宽泛和复杂的有关阶级划分、思想意识、生命本能和人的存在的探讨，也或许“劳伦斯对阶级平等不平等并无兴趣，他只是对设置讨论的修辞手法感兴趣。”[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