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经过详细分析《乔治·奥威尔与真相的政治》一文，发现特里林旨在提出“真相的政治”这一方针，号召20世纪50年代初期陷入思想困境的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此作为行动方向。“真相的政治”与“观念的政治”相对，是文化政治而非激进政治，主张以文学为主要武器，通过“现代自我”揭露“谎言”的方式与社会“囚笼”的压迫者进行对抗，从而唤醒公共意识，促进社会文化的均衡发展。特里林通过分析自由主义的外在动力、内在悖论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了文学与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完全吻合，自由主义者可以投身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来达到改造社会和文化的目的，这一“文化政治”策略既不偏激，又不保守，理智与情感均衡协调。
关键词：特里林;政治;奥威尔;知识分子;文学;美国;文化;观念;真相;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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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他是一位有德性的人。”这是特里林对乔治·奥威尔的经典评价，为奥威尔在美国的经典化起了关键作用。本文经过详细分析《乔治·奥威尔与真相的政治》一文，发现特里林旨在提出“真相的政治”这一方针，号召20世纪50年代初期陷入思想困境的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此作为行动方向。“真相的政治”与“观念的政治”相对，是文化政治而非激进政治，主张以文学为主要武器，通过“现代自我”揭露“谎言”的方式与社会“囚笼”的压迫者进行对抗，从而唤醒公共意识，促进社会文化的均衡发展。“真相的政治”是特里林对自由主义的想象和重新界定，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关 键 词：莱昂内尔·特里林/乔治·奥威尔/新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陈勇(1973- )，男，温州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近期发表论文有《奥威尔与萧乾、叶公超交游考》(载《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4期)等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美国的经典化与美国批评家、纽约知识分子①重要成员菜昂内尔·特里林的大力推介和经典评论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其影响深远的一篇评论《乔治·奥威尔与真相的政治》。②该文首先于1952年在《评论》杂志发表，后成为1952年美国出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③的序言，并收入特里林1955年出版的关于19、20世纪重要作家的文学批评文集《反抗的自我》。本文将从批评文本入手，对特里林的奥威尔批评及其批评动机进行层层分析，并揭示这个批评文本的重要思想史意义。 一、《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序言 特里林在这篇序言中提出了奥威尔的文学声望在美国最终确立的重要论点：“他[奥威尔]是一位有德性的人”(he is a virtuous man)；“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他不是一位天才”，“他所做的一切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做到”。④这里，特里林对奥威尔作出了与英国文学批评家普里切特的“一代人冷峻的良心”、“一位圣人”⑤一样最为经典的评论：他是一位有德性的人，因此他是“我们”生活中值得尊重的人物，这个人物并不是高不可攀，难以企及，而是“我们”每个人通过反思和效仿就完全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时代人物。 特里林首先对“他是一位有德性的人”进行了解释。“有德性”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词，指的是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以此界定他是一位时代人物似乎有些奇怪。但是，特里林认为其不寻常之处正在于这种“老套”的描述：“这是一个古语，特指过去对情感的勇敢执著以及过去所具有的简单朴实。”(Opposing：154)“古语”意味着现在不再使用了，特里林这里所说的“德性”具有深刻含义：一是以前寻常的品质现在变得不寻常了，这说明现在“我们”丢失了这种品质，因此“我们”应该效仿仍然拥有这种品质的“时代人物”；二是奥威尔的“德性”是来源于过去的道德传统，具有简单和朴实的特征，这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欠缺的。特里林详细说道：“通过语言的某种双关内涵，这个句子的形式带来‘有德性’一词的最初意义——这并不只是道德意义上的善良，而且是在善良中还具有坚毅和力量的意义。”(Opposing：155)特里林对“善良”和“德性”作了区分，甚至“他是一位有德性的人”这句话与“有德性”这一修饰语也是不一样的。这句话表明奥威尔的“德性”是“善良中的坚毅和力量”，继承的是过去朴素的道德传统。 正是基于这样的评价，特里林认为：“奥威尔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人物。他不是一位天才，而这正是他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使我称之为人物所具备的一种品德要素。”(Oppsing：155)特里林列举了美国的马克·吐温、梭罗、惠特曼和英国的劳伦斯、艾略特和福斯特等时代人物，他们是“天才”，“我们钦佩天才，爱戴他们，但是他们让我们感到沮丧”，因为“天才”遥不可及，并非常人可以达到，而奥威尔不是“天才”，“这是多么大的宽慰，多么大的鼓励啊”，“他解放了我们”：“他的影响在于他能够使我们相信自己也能成为有思想的社会成员。这就是他成为我们时代人物的原因。”(Opposing：158)也就是说，奥威尔的“德性”是“我们”已经忽视或丧失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效仿“这位时代人物”而重获“德性”，成为有思想的人。 那么为什么特里林把奥威尔当作是“有德性”的人呢？显然，他认为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揭示了历史的真相。由此可见，“德性”和“真相”密切相关。特里林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样评论道：“[这是]我们时代的重要文献之一”(Opposing：151)，“现在，我相信他书中的记录已被每位判断力值得关注的人接受为本质的真相”(Opposing：170)。特里林对奥威尔的西班牙内战经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指出：“他没有刻意表明他是支持右派还是左派……他只对讲述真相有兴趣。”(Opposing：172)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官方的报道深信不疑，一致认为是马党(POUM)挑起了内战，背叛了革命。因此，特里林认为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既说明了现代政治生态的本质，也是作者[为我们]演示了应对这一政治生态的其中一种正确方式，这对当前和未来都很重要”(Opposing：151-152)。特里林由此提出了“真相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uth)这一关键问题。 要理解奥威尔代表的“真相的政治”，需要区分与之相对的“观念的政治”。“观念的政治”中的“政治”是指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设计”，支撑这种政治的精神动力是把政治当作田园诗，是“观念和理想”(ideas and ideals)。显然，特里林这里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信仰”。但是和斯彭德一样，“上帝”失败后⑥是理想的幻灭，由此产生了许多类似特里林所说的“忏悔文学”(confession literature)。但是特里林认为奥威尔并没有“转变态度”或者“丧失信仰”。他没有“忏悔”，而是坚持自己的政治方向，这是因为他在思考，他关注的是客观真相。这表明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具有现在十分稀缺的头脑和心灵”(Opposing：153)，他坚守的是“真相的政治”。这里“政治”的意义有较大的拓展。特里林在《自由主义的想象》序言中对“政治”解释说：“我们现在需要应对的是该词的广义，这是因为现在我们一提到‘政治’很清楚的是指‘文化的政治’，它是指把人类的生活组织起来，一是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标，二是为了调整情感，即人类的生活质量。”⑦可以看出，特里林并不是号召知识分子去效仿奥威尔出生入死地参加西班牙内战这样激进的政治斗争，他强调的“真相的政治”是一种“文化的政治”，它指向的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和人类情感，坚持“真相的政治”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方向和质量。 那么，为什么奥威尔具有这种讲述真相的能力呢？特里林特别强调了奥威尔对“公共规范”和道德传统的重视： 他针对的真理并不限于一种：他既对早期和简单的真理作出了反应，也对现代痛苦和复杂的真理作出了反应……他所关注的是生存，他将之与以前简单的观念相联系，这些观念其实并不算是观念而只是一些信仰、偏好和偏见。在现代社会中，他把这些当作是新发现的真理，这是魅力和胆量的召唤。我们许多人至少是在文学生涯中卷入了对人性痛苦的、形而上的探索，但是当奥威尔赞扬一些诸如责任、个人生活的有序、公平和勇气甚至是势利和虚伪时——因为它们有时可以帮助支撑摇摇欲坠的道德生活堡垒，这让我们既吃惊又沮丧。(Opposing：158-159) 这段话清晰地说明了“真相的政治”与“观念的政治”的区别。“观念的政治”是“痛苦的形而上”，而“真相的政治”的基础是“生存”和“简单的观念”。“简单的观念”是与“抽象的观念”相对的，它指的是基本的道德品质：责任、秩序、公平、勇气甚至一些道德缺陷(它们是真实的，并非“观念政治”中的“人的完美”)。这些品质如果用奥威尔的话来讲就属于“公共规范”⑧，如果用哲学意义来阐释的话就是指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特里林认为奥威尔之所以能够坚持“真相的政治”是因为他保留了他中产阶级出身的一些品质(责任、公平等)，并对中下阶级的品质(生存)加以吸收。相反，其他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对前者完全抛弃，要么对后者又很鄙视。因此，他认为奥威尔正是基于这些品质对热衷于抽象理论而忽视具体经验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厉批评：“当代知识分子阶层并没有去思考，没有真正地去热爱真理。”(Opposing：166)他最后指出奥威尔揭示的真相其实是一种普遍真理，这种真理以及揭示这种真理的人对“我们”现在和未来都十分重要(Opposing：172)。十分明显，特里林提出的“真相的政治”是一种“普遍的真理”，是对存在本质的探求。奥威尔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批评其实也是特里林对美国50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告诫：要思考，不要盲从；要真理，不要迷信神话。不过，要理解特里林批评的动机必须对他50年代两部重要文集《反抗的自我》和《自由主义的想象》进行分析，考察这些文本背后的思想语境。
内容摘要：本文经过详细分析《乔治·奥威尔与真相的政治》一文，发现特里林旨在提出“真相的政治”这一方针，号召20世纪50年代初期陷入思想困境的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此作为行动方向。“真相的政治”与“观念的政治”相对，是文化政治而非激进政治，主张以文学为主要武器，通过“现代自我”揭露“谎言”的方式与社会“囚笼”的压迫者进行对抗，从而唤醒公共意识，促进社会文化的均衡发展。特里林通过分析自由主义的外在动力、内在悖论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了文学与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完全吻合，自由主义者可以投身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来达到改造社会和文化的目的，这一“文化政治”策略既不偏激，又不保守，理智与情感均衡协调。
关键词：特里林;政治;奥威尔;知识分子;文学;美国;文化;观念;真相;想象 作者简介： 二、反抗的自我 特里林在《反抗的自我》中指出批评文集的主题是“自我的观念”(idea of the self)。自我是人类自我反省的行为，在哲学中也有主体、意识、身份等衍生概念，不同时期对此有着不同的阐述。自我与文学关系紧密，也与社会关系紧密，文学是联系自我与社会的纽带。哈桑说：“文学是自我的文学，是栖息在世界中的自我的文学，是自我与世界被写成文字的文学。”⑨特里林对“自我”和“现代自我”进行了分析。他在文集序言中提到“自我对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进行着强烈而又反抗的想象”，而文化“不仅是指一个民族关于知识和想象的杰作，而且也包括他们一些假想和未成形的价值判断以及他们的习惯、行为和迷信”。那么，“现代自我”的特征是“[他]具有表达某种榜怒感受的力量，能够对准文化的潜意识部分，并使其成为有意识的思想”(Opposing：X)。特里林这里所分析的“现代自我”和《自由主义的想象》所说的“文化的政治”是一致的，他认为“现代自我”可以感受到文化之下的不文明因素，通过与之对抗，使其成为公众意识，而文学则是表现“反抗自我”的舞台，可以承担拯救文化的使命。特里林引用阿诺德的“文学就是对生活的批评”，目的也在于此。 特里林用“囚笼”意象来形容“现代自我”的处境。在现代社会，“囚笼”不只来自社会的外力，更来自个体对强制力的默认，这种强制力让“囚犯”不得不给自己签署“秘密逮捕令”(lettere de cachet)。家庭、职业、体面、信仰和责任甚至语言本身都是这样的“囚笼”，“‘现代自我’如何看待、指明和谴责他的压迫者将决定自身的本质和命运”(Opposing：x-xi)。奥威尔的作品也突出表现了“现代自我”身处“囚笼”的困境，比如《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所谓“流浪汉是可怕的魔鬼”、《缅甸岁月》中的“上等白人条例”、《牧师的女儿》中的“宗教清规”、《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金钱崇拜”、《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的“工人阶级身上有味道”、《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马党与法西斯主义勾结”、《上来透口气》中的“日常生活的琐碎”、《动物庄园》中的“苏联神话”以及《一九八四》中的“英社”和“新话”。这些“谎言”充斥在社会生活当中，构成强大的话语网络体系，如同“禁忌”桎梏着“现代自我”的思想，“现代自我”反抗着这些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囚笼”，但多以失败告终。但是，奥威尔运用反讽策略揭示了“现代自我”的困境，将对“囚笼”的“无意识”认识以“像窗户玻璃一样透明的”语言转换成“公众意识”，以警示世人。奥威尔创作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这些“谎言”⑩，与这些“现代文化”的“囚笼”现象对抗。因此，特里林所说的“真相的政治”就是依靠文学中的“现代自我”去揭露“谎言”，与“囚笼”的压迫者进行对抗的文化政治。奥威尔以其“德性”品质和“反抗”的作品拯救现代文化，这就是特里林号召知识分子效仿他的原因。当然，对特里林而言，“文化的政治”是对30年代“激进的政治”的扬弃，他也在为战后的知识分子指明思想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