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地质学均变论和灾变论的争论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爱略特多部小说中的变化模式，得出爱略特是均变论者的结论。均变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爱略特的道德观。分析爱略特小说中世界变化的基本模式，或许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爱略特是如何暗示人性改良的可能性，并借此而思考历史的进程的。爱略特小说里的均变世界在爱略特的小说里，最直接地与灾变论、均变论有联系的小说当属《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前文提到的巴克兰和他的成果正是斯蒂芬向姑娘们炫耀学识的材料。赖尔用现在正在发生的地质现象解释地球过去的变化，预测未来的变化，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正是爱略特在小说中反复展示的。
关键词：爱略特;变化;小说;灾变论;生活;洪水;地质;道德;地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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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乔治·爱略特的思想和她的小说创作与19世纪的科学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以地质学均变论和灾变论的争论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爱略特多部小说中的变化模式，得出爱略特是均变论者的结论。均变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爱略特的道德观。她重视“过去”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她寄希望于普通人微不足道的善行来改良社会，这些或许都与均变论有相当的关联。 关 键 词：乔治·爱略特/均变论/灾变论/道德观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RW2013-04)。 作者简介：罗灿，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 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是有着深沉道德关怀的作家，这种强烈的道德感或许与生俱来，当然也与她曾经笃信的福音教、她翻译的费尔巴哈等人的人本主义著作有关。不过容易被当代批评界忽视的是，她的道德感也与19世纪的科学思想有着不小的关联。她博览群书，涉猎广泛，曾与爱侣刘易斯(G.H.Lewes)一起从事科学研究，也对《物种起源》发表过富有见地的评论。事实上，当时的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她的小说“太过科学化”了。(Hutton：363)对此，詹姆斯(Henry James)却替她辩护说，“她不过是浸润了她所生活的时代的最高文化罢了。”(342)詹姆斯所指的“最高文化”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关系十分密切。在爱略特生活的时代，自然科学不仅迅速改变了物质生活，同时也渗入了精神生活中。人们试图用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等成果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促使科学理论与维多利亚文化的其他表现形式互相渗透，也给文学家提供了观察世界、了解社会、解释人生的重要视角。 这也就意味着，了解19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些关键词，发掘科学理论背后的人文内涵，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解读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尤其是像爱略特这样密切关注科学发展的作家。 有评论家注意到，爱略特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中涉及了当时地质学的学术争鸣。例如沙特尔沃思(Sally Shuttleworth)认为，“进化发展的均变论思想”无法解释“情节的灾变结构”。(53)“结束小说的洪水，像《创世纪》中的大洪水的巨浪一样，打断了先前的连贯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灾变理论的最后胜利。”(63)但是史密斯(Jonathan Smith)却针锋相对地指出，“洪水用精妙繁复的方式肯定了均变论。”(121)要搞清楚沙特尔沃思和史密斯争论的核心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19世纪的地质学发展、尤其是灾变论和均变论之争有一定的了解。以此为契机，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挖掘爱略特道德思想的根源。 均变论与灾变论之争 经过漫长的研究与争论，地球是变化的这一观点在19世纪已经确立，但是地球是如何变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争议。部分神学家、博物学家认为，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变化是突然、迅速和灾难性地发生的。在整个地质发展的过程中，地球会发生各种突如其来的灾害性变化，且有些灾害规模巨大。例如海洋干涸成陆地，陆地又隆起形成山脉，反过来陆地也可以下沉为海洋，还有火山爆发、洪水泛滥和气候急剧变化等等。这种观点认为地球在每次大灾难后都会呈现新的面貌，例如当洪水泛滥时，大地的景象发生巨大变化，许多生物遭遇灭顶之灾。按照这种理论，《旧约》中所说的大洪水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大灾难，《圣经》故事变成了地质学的例证。这种理论被称为灾变论(Catastrophism)，它希望通过证明每次大灾后都要依靠外力才能重建秩序，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灾变论承认地球是变化的，但是它认为变化不是渐进而是突变，在两次大的变化之间，地球是相对稳定的，事物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上帝并不干涉他创造的世界。这种地质理论归根结底依然是一种静止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与宗教妥协的结果。而且很多灾变论者还认为，自《圣经》里记载的大洪水以后，没有再发生能巨大改变地貌的剧烈的地质现象，这说明地球的变化已经趋于减弱。 与灾变论针锋相对的地质理论是赖尔(Charles Lyell)的均变论(Uniformitarianism)。赖尔被誉为“现代地质学之父”，对均变论的形成和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是19世纪地理教科书的经典之作。赖尔的研究不像自然神学或灾变论那样最后需要求助超自然的力量和灾难来解释地质现象，而是试图通过引证当下还在起作用的原因去解释地球表面过去所发生过的变化，因此往往更有说服力。通过研究欧洲最大的活火山，赖尔发现，高耸入云的火山不是一次猛烈喷发的结果，而是多次规模相对差别不大的喷发在很长的地质时间里慢慢造成的。他收集的大量资料证明，不易觉察的自然过程，或者看似微弱的地质作用力，例如风力、潮汐、降水等，假以时日，它们的力量在漫长的地质历史中绝不逊于强烈的地震海啸，并最终能够使地球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均变论在与灾变论的交锋中很快占据了上风，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了地质学的信条，在不断修正的过程中奠定了现代地质学的科学基础，并且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来源，在地质学领域之外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均变论认为地球的变化是经年累月各种地质现象缓慢作用的结果，而且这些现象今天依然在起作用，地球的过去与现在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不是像灾变论那样认为变化是突然发生的，地球的各个发展阶段，乃至物种之间，都没有真正的联系，不过是神在不同时期的创作。(Bowler：115—20、129—34；Smith：92—103、149) 灾变论与均变论之争不是简单的科学与伪科学之争(灾变论并未被地质学完全否定)，而是涉及用何种模式解释地球变化的问题，对它们的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理解也会影响人们看待社会历史的方法和角度。有研究表明，爱略特熟悉灾变论代表人物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的作品，还曾评论说他的理论“很好”，但与赖尔的均变论“不同”。爱略特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容易，因为赖尔和巴克兰都没有明确攻击对方的理论，巴克兰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还引用了不少赖尔的说法。爱略特的评论显示出，作家不仅熟知当时的地质学理论之争，而且对灾变论和均变论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Smith：125—26、130) 了解爱略特对这场学术之争的基本态度，对我们理解作家的思想有重要意义。她的伴侣刘易斯曾写道：“可以说历史就是人性的地质学，其记录是人性世世代代发展变化的编年史。”(Graver：41)尽管这并不是爱略特的话，但由于两人亲密和谐的关系，评论界一般认为刘易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爱略特的观点。如果承认爱略特也用类似的眼光来看待人性的发展和变化，把人性的问题当作地质学来研究，那么上文中提到的沙特尔沃思与史密斯的分歧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分析爱略特小说中世界变化的基本模式，或许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爱略特是如何暗示人性改良的可能性，并借此而思考历史的进程的。
内容摘要：以地质学均变论和灾变论的争论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爱略特多部小说中的变化模式，得出爱略特是均变论者的结论。均变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爱略特的道德观。分析爱略特小说中世界变化的基本模式，或许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爱略特是如何暗示人性改良的可能性，并借此而思考历史的进程的。爱略特小说里的均变世界在爱略特的小说里，最直接地与灾变论、均变论有联系的小说当属《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前文提到的巴克兰和他的成果正是斯蒂芬向姑娘们炫耀学识的材料。赖尔用现在正在发生的地质现象解释地球过去的变化，预测未来的变化，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正是爱略特在小说中反复展示的。
关键词：爱略特;变化;小说;灾变论;生活;洪水;地质;道德;地球;人物 作者简介： 爱略特小说里的均变世界 在爱略特的小说里，最直接地与灾变论、均变论有联系的小说当属《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前文提到的巴克兰和他的成果正是斯蒂芬向姑娘们炫耀学识的材料。更重要的是，评论家们注意到，小说整体呈现缓慢均变的模式，但结尾的洪水却似乎是灾变模式的典型表现，如何阐释这一结尾成为争论的焦点。 的确，小说中的绝大多数变化都比较明显地呈现出赖尔式缓慢变化的模式。例如学校课程就像“磨粉机一样单调”，使汤姆的智力只能“以慢得像要停下来似的速度”推进，但在时间的作用下，汤姆却能够发生惊人的改变。(2008：172)父亲破产时，不仅在外貌上他已经是一个男子汉，在心智上他也显得比较成熟，能够沉着冷静地处理相关事宜，并且找到工作挑起了养家的重任。塔利弗先生的破产是故事的转折点，但细心的读者对此并不惊讶，因为作家早就提示，塔利弗骄傲、固执，但也慷慨大方，他不明智地抵押了磨坊，随意借款或者提供担保，在汤姆的教育上花了大笔的钱，与妻子娘家的亲戚兼投资人吵架，同时官司缠身。这些都注定了他最后的失败。塔利弗先生的破产“对于他的家庭来说确实是灾难，但就叙事结构来说，它明显不是灾难”。(Smith：135)正是那些单独看来并不重要的小事日积月累，最终导致了塔利弗先生的完全失败。 不过，作家也并非对灾变论没有任何提示。沙特尔沃思注意到，小说的叙述者说，圣奥格镇人“不再相信有火山和地震了，以为明天还会和昨天一样，过去震撼大地的那种巨大的力量已经永远长眠不醒了”。(2008：106—07)“火山”、“地震”、“震撼大地”的“巨大的力量”，这些语言都带有灾变论色彩。小说中的人物汤姆更是直接将洪水与《圣经》联系起来，让人更多地联想起灾变论：他说他要造一条船，“上面有木头房子像诺亚的方舟一样”。(43—44)沙特尔沃思认为，忘却了地震和火山的圣奥格镇人都是均变论者，代表大灾难的洪水摧毁了圣奥格镇，这说明灾变论最终战胜了均变论，整部小说的情节因此存在矛盾，显示出爱略特对均变论的怀疑。(63)但是史密斯认为，沙特尔沃思在此犯了理论错误：恰恰是那些灾变论者才认为，过去的大灾难已经一去不复返。“以为明天还会和昨天一样”是巴克兰式的静态世界观的表现。(148)史密斯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圣奥格镇人的问题，作家强调说，正是不去思考悠久的过去，找不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爱略特，2008：10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用一成不变的方式生活，无法用动态的眼光认识世界，他们更接近灾变论者而不是均变论者。史密斯指出，作家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弗洛斯河和洪水，暗示洪水到来的必然性。洪灾常常给圣奥格镇带来麻烦，而灾后的重建也是相似的。麦琪死后五年，圣奥格镇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荣，这说明洪水的力量是“有限的”。(143)“叙述者的结论是，不论洪水对个体的生命而言是多么巨大的灾难，它本来就是圣奥格镇历史的一部分。在均变论历史模型之中，这类均变既有地质现象，也有社会性的变化。”(Smith：144)洪水不应被看成灾变论的象征，恰好相反，它的反复出现以及对圣奥格镇造成的改变都是均变论的体现。 《织工马南》(Silas Marner)中的几次突发事件(马南被诬盗窃、爱蓓的出现等)比较引人注目，也容易使人认为爱略特更倾向于灾变论的模式。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均变论与灾变论的核心争议之一，在于地球到底是以“(巨大地质现象引起的)突变—平静期(变化停止)—(另一次巨大地质现象引起的)突变”的模式发生变化，还是以大致均衡的、连续不断的变化为主要模式发生改变的。均变论并不否认地质活动有剧烈和平缓之分，它强调的是，地球的历史不是可以用几次大的地质变化来截然切断的，它是地质现象此消彼长，长期不断作用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织工马南》的世界同样是均变的。 被诬盗窃对马南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如果我们像解读塔利弗先生的破产那样来细读马南的遭遇，就会发现作家其实早就给了读者诸多暗示。马南生性质朴，容易轻信他人，而他的好友威廉自以为是，为人苛刻；作家还提示说，威廉与马南的未婚妻有私情。对这一切马南浑然不觉，才在被陷害、被抛弃后对生活几乎完全失去了兴趣。迁居拉维罗村后，表面上看，马南的生活状态与之前完全相反，他经历了“A-B-A”的变化模式，其中B阶段是A阶段的“倒错”(perversion)。(Wiesenfarth：228)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显然忽略了一些重要细节。从马南救助邻居萨利来看，他天性中的慷慨和善良没有因为遭受打击而完全改变。马南还对陪伴自己多年的瓦罐产生了特殊情感，这说明“感情的汁液并没有完全枯竭”。(1995：26)在被误认为有巫术以后，马南不再去寻找草药，但作家指出，这些“过去的东西”虽已从“宽阔的溪流”变成“断断续续的细沟”，却并没有真正消失。 正因为此，马南的重新融入社会才显得合情合理，也很好地体现了均变论思想。作家不厌其烦地反复提示，马南心灵的复苏是艰难缓慢的，是通过点滴变化逐步实现的，是“一种必须日积月累才能得到的影响力”。(172)起初他只是茫然地在小酒馆诉说自己可怜的遭遇，朦胧地期待着什么。后来随着爱蓓的成长，马南开始通过给孩子洗礼、去教堂礼拜、和邻居交谈，走出了“织布—数钱”的狭隘圈子，逐渐从盲目顺从拉维罗的生活方式变成真正融入拉维罗的生活，再次焕发出他应有的活力。 在多数情况下《织工马南》里的种种变化都有迹可循，以一种微妙的形式逐步发展，并最终被纳入均变的体系，形成一股能够将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联系起来的巨大力量，逐渐改变了人物的命运。不能回避的是，《织工马南》里的确存在不少机缘巧合，马南还患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晕厥病，常常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据此认为小说存在灾变和均变“两个冲突的历史模式”(Shuttleworth：83)的观点则值得商榷。一方面，为了推动情节发展，作家设计一些巧合不足为奇。另一方面，爱略特认同均变论的基本原理与她承认“巧合”在生活中的作用并不矛盾。如果我们从整部小说着眼，就会发现如此多的巧合和变故恰好说明变化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圣奥格镇多次出现的洪水一样，每次变故都似乎是突发事件，但实际上已经通过情节发展被作家不断地编织进了均变的世界。 事实上，体现均变论的例证在爱略特的小说中不胜枚举。即使是在反映激烈政治变革的小说《激进派菲尼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the Radical)中，作家所倡导的仍然是一种尊重历史的均变发展模式。霍尔特的“激进主张”并没有落脚在能将一切连根拔起的政治改革或者工人运动上，而是落在提高工人思想觉悟、改善工人生活的细节上。对于其代表作《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著名的爱略特研究者比尔(Gillian Beer)曾评论说： 米德尔马契镇上的各种事件都是以均变论原则来编排的。不论这些事件看上去是多么地像灾变，但实际上还是有其来龙去脉的：最初是细微的运动、剥落，然后是受到挤压，侵蚀，直至河道淤塞。这些变化都被极其耐心的观察者收入了眼底……(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