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然而，美国社会“排他性地理”空间意识形态剥夺了黑人将空间转换为场所的条件，“生产”了黑人的洞穴体验，引发了黑人强烈的心理焦虑。作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土生子”，黑人青年别格深陷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的“洞穴”中，导致罹患了幽闭恐惧症，诉诸暴力是他释放恐惧的途径。排他性的空间意识形态制造了美国黑人的洞穴体验。从空间、场所和洞穴的角度或许可以做这样一种阐释：黑人的洞穴处境滋生了极大的精神恐惧，黑人试图用暴力逃离这个逼仄的洞穴开拓自己的场所，然而等待他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重回洞穴(别格被囚于监狱，最后被处电刑，等待他的只有一块棺材大小的地方)，这再次证实。
关键词：排他性;白人;空间意识形态;地理;美国黑人;恐惧症;洞穴体验;界定;小说;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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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空间转化为场所的条件之一是居住其间的人们可以自己设立和维护边界。然而，美国社会“排他性地理”空间意识形态剥夺了黑人将空间转换为场所的条件，“生产”了黑人的洞穴体验，引发了黑人强烈的心理焦虑。作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土生子”，黑人青年别格深陷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的“洞穴”中，导致罹患了幽闭恐惧症，诉诸暴力是他释放恐惧的途径。因此，别格是美国社会空间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关 键 词：《土生子》/空间/场所/洞穴/排他性地理/幽闭恐惧症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非裔口述文化传统与非裔美国小说关系研究”(编号12YJA752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彬，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与文化、西方文论 在《土生子》(Native Son，1939)中译本①的封底写着：“在所有黑人作家中，实际上在一切不同肤色的美国作家中，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因其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之深而占据主宰地位”(赖特2008：封底)。这一深刻性在于赖特揭示了黑人犯罪与社会制度之间的深层联系。在其代表作《土生子》中，赖特力图还原美国以种族歧视为特点的“病态”社会制度的真相，揭露美国社会民主和幸福神话的“病态”编造。这部小说中的男主角别格被塑造成“最可怕恐怖的人物”，他那令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和动机集中体现了一种“病态的虚无主义”(Wells 2010：873)。 那么，从社会体制来看，“病态”的“病根”在哪里？它有何历史渊源和现实语境？病态的社会怎样生产了病态的别格？ 美国黑人文学之父拉尔夫·艾利森(Ralph Ellison，1914～1994)在论及美国黑人族群的境况时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布局和黑人命运之间的因果关联，他感叹：“地理便是命运”(转引自Yoon 2006：100)。赖特(2008)洞察到，始于贩奴船上的“洞穴体验”(Baker 1991：108)贯穿着整个美国黑人的历史。著名黑人学者豪斯顿·A.小贝克(Houston A.Jr.Baker)曾指出，“洞穴”作为非裔美国人最原初的体验②，是理解他们命运的关键(同上)。本文试图从空间、场所、洞穴等角度对别格的病症进行社会学的知识考古，认为整个美国黑人历史是一部在“排他性地理”空间意识形态统辖下黑人被圈限在洞穴、被不断剥夺场所的历史。作为该部历史中的一个个体，别格生活在物理意义和隐喻意义的“洞穴”中。逼仄的居住空间和弥散在空间中的微观权力网络，这些令人窒息的洞穴体验令他无法获得传统意义上富有情感和安全感的场所。别格罹患了幽闭恐惧症，最终只能通过暴力来释放恐惧。他是美国排他性空间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内容摘要：然而，美国社会“排他性地理”空间意识形态剥夺了黑人将空间转换为场所的条件，“生产”了黑人的洞穴体验，引发了黑人强烈的心理焦虑。作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土生子”，黑人青年别格深陷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的“洞穴”中，导致罹患了幽闭恐惧症，诉诸暴力是他释放恐惧的途径。排他性的空间意识形态制造了美国黑人的洞穴体验。从空间、场所和洞穴的角度或许可以做这样一种阐释：黑人的洞穴处境滋生了极大的精神恐惧，黑人试图用暴力逃离这个逼仄的洞穴开拓自己的场所，然而等待他们的命运只有一个：重回洞穴(别格被囚于监狱，最后被处电刑，等待他的只有一块棺材大小的地方)，这再次证实。
关键词：排他性;白人;空间意识形态;地理;美国黑人;恐惧症;洞穴体验;界定;小说;外国文学 作者简介： 1.空间·场所·洞穴 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是地理术语，而场所(place)则指某一区域内物理的和文化的地点。场所和空间彼此界定(Buell 2005：145)。从客观体验来看，空间与场所的含义常常是重合的，但空间更加抽象。只有当我们渐渐熟悉并且将我们的价值观铭刻其间时，起初并无差异的抽象空间才转换为具体场所。空间具有开放性、自由性以及危险性，场所则带来安全感和稳定感。换言之，空间是一种可以流动的状态，而场所往往打上价值和利益的烙印，是价值、养育和情感支撑的焦点(Yi-Fu 1977：29)。 生态学者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对场所进行了具体界定。他认为场所这一概念同时指向三方面：物理环境、社会观念或建构以及个人的情感或归属感(Buell 2005：63)。场所，不管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人工开拓的，首先是物理环境。其次，场所的建构既是主观感知，也是社会的客观安排，这就帮助构建了一个“有界限的，也是有意义的场所”(同上：145)。较之抽象空间，具体场所往往蒙上了更多主观色彩，更具社会性。因此，“场所感对建立个人身份，稳定社会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场所是赋予人类情感的空间，人们依恋场所，但不会依恋空间”(同上：71)。 最初，人类历史不断将抽象空间转化为适合居住的具体场所。那时，人居住在固定的地点，人与人之间进行着亲密的社会交往，集体和个体的记忆把这些交往积累起来，形成了人类行为的意义，并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呈现出来，书写了一部色彩缤纷的文明史。然而，在工业文明的现代阶段，人类历史则演变为不断从场所走向空间。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场所内涵不断被消解。为了实现空间膨胀中利益的最大化，现代进程以毁灭场所为代价。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扩展忽视了人与场所的纽带关系。资本主义对空间进行分割和等级化，赋予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功能和权力，进行空间生产，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空间矛盾：即统治阶级一方面按照人的社会等级来分配空间，将人圈限在各自的空间中，同时，它又在精神上展开对下层空间的掠夺，让居于其中的人在精神上对自身所处的空间产生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寄居感。 场所抚慰人的情感，加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场所是文学中自我展示和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Dreese 2002：11)。鉴于此，有人认为，过去两百年关于现代人“孤独异化”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人们失去场所和归属感的可悲状况(Spretnak 1999：13)。布依尔呼吁，“场所”③应当成为“环境人文学者思考的必要概念”(Buell 2005：62)。但抚慰人类情感、展示自我身份的场所却是美国黑人难以企及的一个梦想，因为空间和场所的转换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居住其间的人们可以自己设立和维护边界(Baker 1991：103)④。如果一个人被限制在由统治阶级划定的边界内，那么，这个人不是场所的设立者，而是沦为统治者欲望的囚徒。在当局强制性的空间圈定中，甚至那些人们感觉上属于自己的场所，从人的能动性角度看，仍然不是场所。 对黑人而言，空间无法转化为场所的主要原因是“排他性地理”空间意识形态，即黑人被排除在某些空间之外(Yoon 2006：99)。这种排他性的空间意识在贩奴船上便已开始。始于1876年的黑人歧视法(Jim Crow Laws，1876～1965)更以法律的名义将这种空间意识合法化。这项法令以隔离为核心精神，它包含着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系列种族隔离制度，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契约形式对黑人住所进行划定，即设立黑人聚居区。这种规划不仅限定黑人在哪居住，也决定了黑人与住所的关系。赖特认为，如此分割的空间必然是异化的，打上了剥削压迫的烙印，这恰恰是非裔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赖特称南方奴隶主为“土地之主”(Lords of Lands)，称北方都市的资本家为“房屋老板”(Bosses of the Buildings)(参见Shiffman 2007：443-458)。这种称谓一方面彰显了白人独控空间的霸权行为，另一方面也揭露了白人通过“生产”空间来逐利的企图，社会空间成为社会产品。这种空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决定了美国对黑人而言“不是一个家，而是一个洞穴”(Baker1991：109)。 排他性空间意识制造了黑人与住所之间的疏离。黑白空间的隔离意味着两种价值的社会隔离，其中，铭刻白人价值的空间被推崇为体面的和标准的社会规范；黑人的空间及其价值则被放逐至边缘。同时，通过这种排他性，白人得以加固自己的空间权威性。而一旦将某个人圈限在某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在这个区域内或外都无法找到自己的场所(Avilez 2008)。或许正因如此，黑人精神领袖杜波伊斯(W.E.B.Du Bois)悲叹道：“为什么上帝让我在自己的屋子里也觉得是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牢笼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所有的人。”(Du Bois 1989：2) 排他性的空间意识形态制造了美国黑人的洞穴体验。这种体验伴随着黑人从非洲大陆来到北美大陆，并一直延续到小说故事发生的现代美国社会。 在其著作《一千两百万黑人的声音：美国黑人民间史》(12 Million Black Voices：A Folk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1941)中，赖特从场所、洞穴等角度详尽记载了非裔美国人从奴隶到雇佣劳动力，再到大迁徙的历史。该书首章便描述了贩奴船上拥挤的船舱：黑人像沙丁鱼似的捆绑在一起。有时候，720个人被塞入一个20英寸宽，120英寸长，5英寸高的狭小空间中。对于这种拥挤情况，英国废奴运动者托马斯·科拉松(Thomas Clarkson)也作过类似的描述：在大西洋航线上，分配给每个黑奴的空间只有5英寸半长，16英尺宽……每个人的空间比棺材还小(参见Baker 1991：107)。这些具体翔实的数字突出了“洞穴”的特点，也证实了“洞穴体验”的真实性。 从非洲到美洲大陆是美国黑人的第一次“迁徙之旅”(the first displacing voyage)(Baker 1991：109)。displacing一词的前缀dis-有分离、夺去之意。很显然，夺去的是黑人的场所，而白人控制了空间分配的权力。踏上美洲新大陆，非洲人沦落成美国黑奴，住进了种植园的小木屋。这些小木屋建造粗糙、光线昏暗、面积窄小、摆设简陋。它们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而是显示了住在其中的人被奴隶主拥有。 奴隶制废除后，黑人开始了又一次迁徙：从南到北，从农村到都市，从集体到个体，从农业到工业，大规模迁徙背后的动因便是人们对一个宜居之家的渴望，对场所的渴望，而这种渴望与本体意义上对身份的追求融合在一起(Yoon 2006：96)。他们在空间上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却不能获得合法的居住身份，因而只能以游牧的方式在某地集结，然后又相互分离。渴望、追逐场所已成为黑人的生活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