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作为爱尔兰现代诗歌的代表，叶芝自信地承担着对爱尔兰民族性构建的历史责任，然而叶芝自身暧昧的盎格鲁—爱尔兰的民族身份对他构成了一种挑战。因此，诗人试图寻求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成为其构建爱尔兰民族性的基础，爱尔兰原始的乡土文化被视为其民族根性的源泉，然而这种民间性又与诗人精英性的气质相抵触。本文拟通过对叶芝诗歌中民族主义这一颇有“问题”的问题梳理，来探讨叶芝对东方文化的挪用和误读，试图解释为何东方这个叶芝诗歌中历久弥新的主题却构建了诗人西方的、现代的、民族的身份。一、精英文化民族主义与爱尔兰文学复兴的修辞策略在叶芝诗歌研究当中，民族主义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切入点，来探讨其诗歌中身份、主体、文化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这几个问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叶芝;爱尔兰;诗歌;文化;民族主义;诗人;身份;哲学;挪用;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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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爱尔兰现代诗歌的代表，叶芝自信地承担着对爱尔兰民族性构建的历史责任，然而叶芝自身暧昧的盎格鲁—爱尔兰的民族身份对他构成了一种挑战。因此，诗人试图寻求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成为其构建爱尔兰民族性的基础，爱尔兰原始的乡土文化被视为其民族根性的源泉，然而这种民间性又与诗人精英性的气质相抵触。在建立现代的民族诗歌的过程中，叶芝瞥见了神秘的东方传统这一蹊径，用东方文化的宇宙观与美学观为灵感来抵制西方文化中的裂隙。可是强烈的民族诉求又决定了诗人强力主体性的始终存在。通过对东方传统中“无我”的挪用来确立“自我”的民族意识，叶芝的诗歌始终显现出无法超脱的种种悖论。然而，这种悖论的存在也正凸显了叶芝的诗歌美学。 关 键 词：叶芝诗歌/爱尔兰性/文化民族主义/强力主体/东方主义 作者简介：(美)龚浩敏，男，湖北武汉人，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博士，俄亥俄 克利夫兰 44106 虽然西方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东方传统对叶芝诗歌创作的影响，但至今还并没有给予这一影响以应有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或许是叶芝仍然被视为西方文化框架内的现代主义民族诗人[1-3]。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讨论叶芝与东方的文章[4-9]。这些文章试图挖掘叶芝诗歌中东方文化影响的价值，然而却往往透露出这种影响的有限，导致近来的某些研究虽显努力却略有牵强。究其原因，这些研究往往囿于东—西影响论的窠臼，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民族主义这一核心议题对于“民族诗人”叶芝的重要性。本文拟通过对叶芝诗歌中民族主义这一颇有“问题”的问题梳理，来探讨叶芝对东方文化的挪用和误读，试图解释为何东方这个叶芝诗歌中历久弥新的主题却构建了诗人西方的、现代的、民族的身份。 一、精英文化民族主义与爱尔兰文学复兴的修辞策略 在叶芝诗歌研究当中，民族主义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切入点，来探讨其诗歌中身份、主体、文化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这几个问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叶芝与民族主义问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10-11]，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因素：其一，“爱尔兰性”(Irishness)——或“盖尔性”(Celticity)——对于叶芝来说始终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潜)意识，诗人对其想象性的构建贯穿了他整个写作生涯；其二，“爱尔兰性”与叶芝对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从个人的爱情到其文化观、历史观与哲学观等等——的冥思交织在一起。其中与本文研究最直接相关的是民族主义与叶芝的盎格鲁—爱尔兰人的身份之间难以厘清的种种纠葛。 叶芝始终抱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在爱尔兰“有一种可辨认的、广为各种族所共有的种族成分，那便是‘爱尔兰性’，它表现为与现代世界的敌意”[12]95。但是叶芝很清楚，这样一种广为种族成员所共有的成分不可能简单地建立在种族一致性的基础上，因为他自己作为盎格鲁—爱尔兰人中的一员，亲身经历了盎格鲁—爱尔兰人与天主教—爱尔兰人之间的激烈斗争。那么，他所找到的那个坚固的民族统一构成基础就是麦克尔·诺斯所说的“文化民族主义”[13]387-393，这成为了叶芝建构爱尔兰民族根性的一贯策略。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引导了本研究的两个相互交织的方向：第一，在叶芝建构爱尔兰文化以及他意识中这种理想化的文化反过来影响其创作的这个过程中，他的盎格鲁—爱尔兰人的身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第二，叶芝对于神秘的东方文化的挪用。 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精英主义。他所说的文化能够统一和代表一个民族，但这种文化却并不是广大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大众文化。叶芝从其创作的初期，便开始建构理想的“爱尔兰性”的概念。此概念主要根植于原始的、非理性的、女性化的爱尔兰乡间，但这并不表示普通的爱尔兰民众在叶芝那里具有道德上的优势。相反，该概念进一步确认了叶芝对高雅的贵族文化的信心——他认为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精神性的拥有者，这与诗人对于精致的日本能剧的兴趣是一致的。在一篇写于1890年的文章中，叶芝谈到，“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伟大的文学”，同样“没有文学也就没有的伟大民族”。[14]74这其中传达出两个思想：其一是叶芝对于民族文学创作重要性的确认；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在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中美学所起到的绝对重要作用的肯定。许多评论家都特别指出了叶芝思想中所表现的精英民族主义。例如，约易普·里尔森写道： 对于格里夫斯和其原著民主义的新芬党的理念来说，民族的对立面是“国外”；而对于叶芝和他的集体来说，民族的对立面则是“地方”。对于格里夫斯和拥有相似理念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建立民族戏剧是指培养自己的、根植于民间的、不受外国污染的文学。与之相对应，允许国外的影响进入艾比剧院就意味着抛弃了自身的国内价值观，迎合国外的异乡情调，将爱尔兰置于欧洲颓废思潮的困境之中。相反，对于叶芝及其圈中人士来说，民族的则意味着超越地方性以及阿林汉学派伤感主义的浅薄。他们的目标是将爱尔兰带出维多利亚地方主义的漩涡，将其提升至一个成熟的水平，使得其能够与欧洲其他民族并列于民族之林。为了这个目的，将勃迦丘以及欧洲传统中的其他伟大人物作为比照对象也是可以接受的。[15]219 加里·史密斯同样强调了两者间的差异：“民族主义……产生民族主义(nationalistic)诗歌，而非民族(national)诗歌。这一点给叶芝、约翰逊和其同僚批评家带来一个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对于盎格鲁—爱尔兰有着实用意义。”史密斯接着论述道，许多“青年爱尔兰”爱国诗人，如托马斯·戴维斯，都怀有这样一种“问题性的民族主义”，它“激发了一种大众主义的、缺乏复杂性深度的文学，并不适合代表一片新近被想象为充满传奇和英雄、质朴与精神的土地。”[14]74正如我们所见，在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中(如果我们暂且不论史密斯所言的该词在词义上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差别)，“文化”，特别是高雅文化，是该词的核心因素。 另外，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曾经使得叶芝相信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贵族倾向，源自于他作为盎格鲁—爱尔兰人的那种“介于两者之间”(in-betweenness)的身份。在叶芝身上，似乎总有一种内在的要求——他对于爱尔兰自由国家的政治、天主教会、爱尔兰民主以及由现代性所带来的庸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不满和恐惧等等——驱使着他走向精英主义。这样一种要求一直刺激着叶芝去创造一种“爱尔兰性”，支持着他“反文艺复兴”倾向的斗争。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要求下的叶芝对于自身身份问题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执著探寻。他在这个问题上与自己和他人的不懈斗争反映了他根深蒂固的关切与焦虑。特里·伊格尔顿曾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盎格鲁—爱尔兰复兴主义者求助于“现代主义者为人称道的形式主义与美学主义”，是对于“他们自身无根性的境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且具有抵触性的合理化举动[16]300；也如麦克尔·诺斯所言，文化统一是“强制性的”(coercive)[13]390。 如果我们将叶芝对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执著看作是对自身身份问题采取的一种防御机制，那么很明显，他的复兴主义立场则是挪用爱尔兰古文化来确立盎格鲁—爱尔兰中心性的一项策略。所谓的民族性格仅仅只是一种建构和创造，缺乏坚固的核心理念。在考察爱尔兰文学复兴中的冲突中，诺斯指出，叶芝民族主义所依靠的文化是基于“人为的、武断的(arbitrary)概念”[13]390。叶芝与天主教的国人间的身份认同危机构成了他民族主义斗争中的裂隙，同时也促使他去弥合包括此裂隙在内的种种断裂。 格利高里·卡斯特尔对“爱尔兰式的人类学现代主义的修辞、想象力量”的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于这种策略理解得更加清晰： 这种[现代主义的文化代偿(cultural redemption)]美学是凯尔特复兴运动中最具争议的一种成分，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它背后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权威性使得它具有内在的矛盾性——有一种表现传统、试图用理想化、本质化的爱尔兰乡间“原始的”社会境况来使得爱尔兰文化获得救赎，这种权威性既与该传统合谋，又与之为敌。这在叶芝和辛格等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真实。他们对于爱尔兰文化的思考运用了文化差异理论并借用了(类似于)人类学的话语手段和策略。英国或欧洲的现代主义者将人类学作为将非西方的感受和视角纳入西方参照框架的一种手段，而爱尔兰复兴主义者一定为能够与这种学说合谋而感到满意——该学说在极其重要的方面，通过生产认识被殖民人民的具有权威性的知识体系，而巩固扩大了帝国主义者的利益。[17]3 卡斯特尔对于英国、天主教—爱尔兰和盎格鲁—爱尔兰之间复杂关系的勾画，加深了我们对于叶芝挪用古代本土爱尔兰文化的理解。这种挪用是真诚的，用以建构他心目中理想的“爱尔兰性”，既区别又平等于其他欧洲民族。而“人类学”这一措辞深刻又昭然地揭示，这种理想化的古老爱尔兰文化并非叶芝所在文化中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的”一部分。叶芝以一种超然的视角将其视作一个原始的“他者”，虽然他的眼光中也不乏真挚的温情。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这一措辞也同时损害了该问题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使用“人类学”一词无异于将叶芝简单地与帝国主义者并列(叶芝的对手“青年爱尔兰”者便是如此批评他)。正如叶芝的朋友莱昂内尔·约翰逊所说，“‘艺术’成了‘英格兰性’的诅咒，而非‘爱尔兰性’的赞美”[18]93。在这个问题上，里尔森的论断似乎更为接近要点：“一方面，叶芝求助于爱尔兰想象来激发他的创造力，逃避英国主流文学的颓势；另一方面，他将欧洲大陆象征主义的所有自以为是的、萎靡不振的颓废注入爱尔兰文化，产生当代都市性的道德两难与复杂，使得爱尔兰乡间生活的简单真理复杂化。”[15]218英国的文化遗产对于叶芝来说，既是祝福，又是诅咒。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作为爱尔兰现代诗歌的代表，叶芝自信地承担着对爱尔兰民族性构建的历史责任，然而叶芝自身暧昧的盎格鲁—爱尔兰的民族身份对他构成了一种挑战。因此，诗人试图寻求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成为其构建爱尔兰民族性的基础，爱尔兰原始的乡土文化被视为其民族根性的源泉，然而这种民间性又与诗人精英性的气质相抵触。本文拟通过对叶芝诗歌中民族主义这一颇有“问题”的问题梳理，来探讨叶芝对东方文化的挪用和误读，试图解释为何东方这个叶芝诗歌中历久弥新的主题却构建了诗人西方的、现代的、民族的身份。一、精英文化民族主义与爱尔兰文学复兴的修辞策略在叶芝诗歌研究当中，民族主义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切入点，来探讨其诗歌中身份、主体、文化民族主义和东方主义这几个问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叶芝;爱尔兰;诗歌;文化;民族主义;诗人;身份;哲学;挪用;盎格 作者简介： 二、强力诗人的“自我”主体 叶芝的写作生涯也是不断探讨他命途多舛的国家命运的过程——爱尔兰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现代性、帝国主义的占领和宗教冲突等种种威胁。在叶芝的写作中，交织在一起的身份问题与民族主义问题不仅仅在他诗歌创作的内容之中，同时也在他诗歌表达思想的方式里有所表现。叶芝是一位自我意识很强的诗人，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在他的诗歌中，牢牢确立着“我”这个概念。他将自己作为祖国和一个确信的“自我”的代言人，这个立场似乎是无需证明的。但是，为了这个强力的“自我”主体，叶芝使用了各种手段以实现其合法性。首先，“介于二者之间”的诡谲身份给他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他可以立于双方而又不被任何一方所约束。 以叶芝早期诗歌《致时光十字架上的玫瑰》为例，这首诗是他于1892年出版的诗歌集《玫瑰》中的第一首诗①。该诗总起全集，是叶芝走向诗人之路的宣言书。起始两行为：“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我一生的悲哀的玫瑰!，请来到我近前，听我歌唱那些古代的故事。”诗人在此呼唤爱尔兰缪斯赐予他诗情的灵感，誓言“歌唱那些古代的故事”。这朵柏拉图式的、永恒的、神秘的、女性化的玫瑰是精神性的所在，很明显，它象征着爱尔兰民族间以及基督教的手足之情。在此呼唤中，诗人从古老爱尔兰乡间文化里获得了诗歌的力量；与此同时，也从他的盎格鲁继承身份中积累了文化资本：读者很快就被他极其浪漫优美的诗句所吸引(如第7行：“脚趿银屐在海面上舞蹈”)。作为强力诗人的主体，叶芝既与爱尔兰民族传统紧密相连，又有着盎格鲁的美学特征，在两者中同时获得了合法性证明。如卡斯特尔所示，盎格鲁—爱尔兰复兴主义者占据着一个十分模糊的社会地位，既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又作为民族主义者自我确认的反对派。在伊格尔顿所说的、由古老和现代所构成的张力所统治的社会里[17]2，这样一种社会地位给予他们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在此意义上，他们的身份在政治和美学上似乎更是一种祝福而非诅咒。 批评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叶芝的一个无法化解的困局——“民族排他性与民族自我充实间的冲突”[15]218，认为这是他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史密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解构主义的解读。他在“补充性”(supplementarity)的意义上分析了冲突双方的关系： 真实的民族经验必定为一种“补充性”所占据，这种“补充性”将为盎格鲁—爱尔兰在当代爱尔兰中确保一个位置。在政治意义上，这种补充性被认作是都市的一个必要维度，以抵制地方性和孤立性的邪恶。在美学意义上，它意味着与风格、技巧和真正的艺术——道(例如与戴维斯式的宣传鼓吹相对立)，批评(criticism)被列为真实民族经历的组成成分。该概念中的根本矛盾在于，叶芝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艺术应该等同，而另一方面却否认源自于批评对象的批评的真实性。或否认引起自身批评的艺术。批评一定通过与其文化客体发生关系来确认盎格鲁—爱尔兰经验，这既统一又有差别。[14]75 在叶芝民族特性的建构中，“自我完满”的(基于乡村的)爱尔兰身份的中心性却诡异地需要由“都市的一个必要维度”来补充。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说，鉴于其介于二者之间的身份，叶芝自我确认的主体也需要有其他外来资源作为“补充”。如上所述，他既有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忠诚，又从盎格鲁都市美学中得到了主体合法性的确认——从后者中获得的诗学文化资本“补充”了他对建构真实的“爱尔兰性”的执著追求。 在哲学层面上，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中的内在二元性不仅可以追溯到他模糊的身份，也可以上溯到从柏拉图以来根植于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二元主义，古代哲学中本质与形式间的张力转化为现代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张力②。这种本质上的二元主义深深地系于西方思想中对主体的根本确认。叶芝的矛盾同样源于他自我意识强烈的身份与主体问题，它只是这种分裂一种特例的展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