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鉴于美国翻译研究具有哲学思辨和比较文学视角的传承，本文综述了美国比较学者苏源熙、达姆罗什、伯尔曼、阿普特以及韦努蒂等比较学者近十年来的翻译研究成果。该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范式不仅强调了翻译阐释性，明确了在新文化和新理论语境下有效理解翻译，因而注重研究接受情境及其运作方式，而且强调世界文学语境下翻译承载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强调对文化与文明传承与译介的世界意义，强调翻译存异与重译的人文意义。这些研究体现了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性、世界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式翻译性、翻译阐释与调适模式以及对翻译重生论与不可译性的人文主义思考等认识方式。
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化;世界文学;语言;折射;翻译研究;语境;阐释;原文;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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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鉴于美国翻译研究具有哲学思辨和比较文学视角的传承，本文综述了美国比较学者苏源熙、达姆罗什、伯尔曼、阿普特以及韦努蒂等比较学者近十年来的翻译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表现出了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性、世界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式翻译性、翻译阐释与调适模式以及对翻译重生论与不可译性的人文主义思考等的认识。该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范式不仅强调了翻译阐释性，明确了在新文化和新理论语境下有效理解翻译，因而注重研究接受情境及其运作方式，而且强调世界文学语境下翻译承载的人文精神，强调对文化与文明传承与译介的世界意义，强调翻译存异与重译的人文意义。因此，这一研究范式也许对我们思考翻译如何助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现提供人文学术思考，使得这一思考具有接受情境导向性、人文精神性。 关 键 词：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椭圆形折射/解释项/翻译重生论/不可译性 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10BYY01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同时也是作者在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从事“中美富布赖特”研究访问学者项目成果之一。 美国的翻译研究凸显了比较文学研究范式特点。这一方面体现在其哲学思辨和比较文学视角的学术传承。在当下翻译研究论著中，引用文献频频出自哲学家或者比较学者的话语。这些文献包括施莱尔马赫的尊重异域论、本雅明的纯语言与直译论、斯坦纳的阐释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图里的翻译规范论、勒菲弗尔的重写论、贝尔曼的异域性论、德里达的延异论、赛义德的东方学论、福柯的话语论、伯恩海姆的学科开放性、莫莱蒂的世界文学波浪论、佛克马的世界主义论以及库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等等。另一方面，美国的翻译研究一直是在比较文学系展开的，且在近年获得了强劲发展势头，涌现了一批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上卓有建树的比较学者，这其中包括伯尔曼(Sandra Bermann)、阿普特(Emily Apter)、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根茨勒(Edward Genzler)、斯皮瓦克(G.C.Spivak)、苏源熙(Haun Saussy)、海亚特(Eric Hayot)、斯蒂文(Yao G.Steven)、韦伯(Samuel Weber)、伍德(Michael Wood)、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等等。①在这些学者近年的成果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比较文学与翻译交叉研究的宣言，而且进一步探讨了翻译研究的语境性因素之内涵与要素，强调了尊重异域性的人文意义与精神。 以上比较学者的研究传承与现状造就了美国翻译研究的比较文学和人文科学路径。正如阿普特所言，“从早期到当下，翻译一直以不同形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主干。对于那些彼此不同但相互连贯的(学科)教学法而言，翻译已经成为一种催化剂，因为它有效地将古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语言学、人文主义、翻译研究与被摒弃的人文主义、‘后卫星时代’的语言学、机器翻译、解构主义等知识领域的发展及文化翻译相结合”[1：50-51]。以下我们重点讨论伯尔曼、达姆罗什、韦努蒂、阿普特和苏源熙等比较学者近年来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结合研究之思考。这些研究体现了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性、世界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式翻译性、翻译阐释与调适模式以及对翻译重生论与不可译性的人文主义思考等认识方式。 一、比较文学“与”翻译：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对话，普遍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与反思的场所 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佐哈尔、图里、切斯特曼、赫曼斯、勒菲弗尔、巴斯奈特、斯皮瓦克等学者均从比较文学视域开展了翻译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比较文学与翻译”其名的确立，却归于伯尔曼在2009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所做的题为《耕耘于“与”地带：比较文学与翻译》的会长发言。②在此文中，伯尔曼追溯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的学科历史，明确了比较学者研究翻译的基本任务以及意义。她认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两者的结合研究将成为跨国家、跨民族和跨学科的人文学科。“它很可能带来一种全新的全球意识。而这种意识将有利于加深对这个多语世界的语言、文化和民族的感悟，并把研究者带入到更广、更积极的对话中。”[2：432]“比较文学与翻译”中的“与”意味着两个学科相关联、相关系、平等对话之意，意味着这两者结合研究的开放性，但又不失比较文学的学科本位性。 伯尔曼认为，将“比较文学与翻译”相关联，不仅秉承了比较文学“一直以来对其他文化和学科所持的开放态度”[2：434]，而且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与”这一认知方式可以追溯到伯恩海姆1993年报告。正如伯恩海姆所预见的，目前，学科领域更加广泛，研究包括了“在不同的知识域、经济和政治背景下的文化表达的物质可能性，无论是现象还是话语”[3：45]。而且，也正如苏源熙的“球茎”学科的隐喻所描述的，比较文学不断地在与其它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生发出了“腋芽”状的新研究方向。“与”研究具有溯因推理或类推逻辑性，其结果是“也许”、“似乎”而不是肯定。它可以使比较文学不再囿于对相同和差异的比较，而是在语言、文化和理论基础等层面上展开更加细致与复杂的对话。因而它是观察文学关系的开始，可能会激发研究者进一步的细致阅读，并提出理论性的诗学问题，显示阐释学的复杂性；同时，也让文学、宗教或者政治文本之间展开对话。比较文学与其它学科结合的宣言，鼓励了比较学者开展跨学科研究，有利于学者认识全球化世界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伯尔曼提出，当下的比较学者是“与”的一代(the and generation)，“与”意味着开展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对话，比较文学与翻译就是对话之一。 比较文学与翻译的结合研究，两者可以在文本、实践以及协作等三个层面展开对话。在文本层面，自伯恩海姆1993年报告之后，比较文学教学已经接受翻译文本，成为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理想场所。在实践层面，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强调翻译过程是对原文的细致阅读，重视原文诗学特征，并为东道文化读者的理解努力进行有效阐释，体现出文学创造性，让文本实现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说的“重生”。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是语词和意义在目的语中的扩展和转换，丰富了目的语，提高了其交际潜力。“翻译不仅提出了语言学和哲学问题，而且也提出了政治、宗教和经济问题。例如，为何译入英语的翻译相对少？翻译发生在何时、何地，译者是谁？文本是如何被翻译的？翻译行为是出于什么政治、文学、经济或宗教原因？翻译是如何影响原作者以及语言的生命的？在当今权利和语言失衡、不平等和去权利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背景下，这些都是关于翻译的重要政治问题。”[2：440]比较文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深化了对作品的理解，也成为研究的新方向，扩展了“与”地带。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可以给大学人文学科的协作带来新契机，它可以体现为世界文学课程建设，关注翻译的文本问题，思考翻译文学的语言、流传以及异域性等问题，让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展开对话；也可以体现为在大学层面开展比较文学与翻译的对话，设立翻译协作课程和专业，建立翻译中心。这些协作方式有利于在“与”地带开展跨学科研究，彰显了比较文学最重要的特质和问题。 在学科方法上，比较文学和翻译都具有学科关联、关系与合作性质，其语言均能反映相似性与差异性、异域性与本土性。两者的结合研究更加凸显了这些性质。伯尔曼认为，翻译追求的是对等，处理的是交际的相似，同时也不抹杀差异。翻译是通过关系、溯因和类比推理而谋求对等语词。对话始终在译者的判断与文本之间不断进行，而判断取决于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知识，对话是推理的向导。对语词的翻译过程就是过去与现在、源文化与东道文化的对话过程，也是与他者发生关系的过程。文本的异域性在种种对话中得到强调，包括文本之间、语言之间、文化之间、时代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对话。阅读翻译就是进入“与”地带，不是侵占这个地带，而是观察与交流，并产生“他者”的意识以及对话需求。 最后，伯尔曼指出比较学者研究翻译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思考翻译文本质量及其局限性，引出文学文化关系，并将这种关系上升为文学与文化批评或者理论。比较学者比译者更加深入地游离于文本之间，与文本相遇并静心思考，发现文本中的陌生化，感受人类的共性。“如果研究者特别注重研究文本的特定之处、深层次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理论问题，以及世界范围的流传、政治定位等问题，这种研究也许很有价值。在这过程中，翻译或者对翻译的思考成为比较文学不可或缺、有用的合作研究对象。”[2：443]
内容摘要：鉴于美国翻译研究具有哲学思辨和比较文学视角的传承，本文综述了美国比较学者苏源熙、达姆罗什、伯尔曼、阿普特以及韦努蒂等比较学者近十年来的翻译研究成果。该比较文学翻译研究范式不仅强调了翻译阐释性，明确了在新文化和新理论语境下有效理解翻译，因而注重研究接受情境及其运作方式，而且强调世界文学语境下翻译承载的人文精神与普世价值，强调对文化与文明传承与译介的世界意义，强调翻译存异与重译的人文意义。这些研究体现了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的跨学科性、世界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式翻译性、翻译阐释与调适模式以及对翻译重生论与不可译性的人文主义思考等认识方式。
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化;世界文学;语言;折射;翻译研究;语境;阐释;原文;哲学 作者简介： 二、世界文学：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翻译之得与超然解读 达姆罗什在其专著《何为世界文学》(2003)中，强调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并从文化影响、翻译方式与结果和阅读方式等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2)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书写结果；3)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文本而是阅读方式，即对我们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的超然解读(detached involvement)”[4：281]。 在这个定义中，达姆罗什首先将世界文学隐喻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在此，我们需要理解这个隐喻中的三个关键词：民族的、折射以及椭圆形折射。首先，他认为，需要从广义上对“民族的”进行理解。即“作品成为世界文学时，继续带有民族渊源印迹。但是，这些印迹会被不断扩散，甚至明显地被折射为来自遥远异域他乡之作”[4：283]。“扩散”意味着从高浓度区向低浓度区转移，即民族文学的特征会在成为世界文学时发生淡化，甚至折射变形，但是，这种淡化或折射的结果还是保留了其异域民族身份。其次，关于折射，我们认为达姆罗什沿用了翻译学上的“折射”概念。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用“折射”一词来概括种种文学表达方式，包括翻译、文学批评与评论、文学教学、文学选集的编纂以及戏剧改编等等。这些形式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依据不同读者对象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以达到影响其阅读作品之方法的目的”[5：4]。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最具折射特点的文学生产方式。在此，我们不妨体会一下这个物理学术语在翻译学上的喻意。折射是当光从一种透明介质斜射入另一种透明介质时，由于光在两种不同的物质里传播速度不同，故在两种介质的交界处传播方向发生变化。介质的成分、形状、密度、运动状态，决定了波动能量的传递方向和速度，对波的传播起决定作用。当这一现象被隐喻为翻译活动时，源语文本被喻为光在第一种介质——源文化——中的表现结果，而翻译文本为光在另一种介质——东道文化——中的表现结果。文化介质主要体现为主流文学气候和政治意识形态。由于这两种文化介质往往表现迥异，当民族文学穿越了性状发生了改变的文化介质，其文本的意指方式、意图效果以及传播方向也随之发生折射变形，导致翻译文本体现出与源语文本的种种不同之处。因此，勒菲弗尔认为，影响翻译折射的是东道文化介质。 但是，当达姆罗什把这一隐喻沿用到世界文学的生产过程中时，他认为，世界文学不仅被东道文化所折射，而且还被源文化所折射，因而是“双折射”(a double refraction)，并创新性地用“椭圆形”的形成概念来进一步描述世界文学的这种文化双重性特征。他说，“一直以来，世界文学既是东道文化价值观和需求的体现，又是源文化的体现。这是一个双折射：借助椭圆形的概念，以源文化和东道文化为椭圆的双焦点，形成一个椭圆形空间，世界文学即置于这个空间，与两种文化都有关联但绝不完全囿于其中一种文化”[4：283]。因此，世界文学是这种语境架构下的产物。“椭圆形折射”形象地概括了世界文学是文化双折射的结果，既是东道文化种种需求的产物，也带有源文化的深刻印迹。民族文学经由椭圆形折射，蜕变为兼具源文化和东道文化的双重文化特征的世界文学：遥远时空以外的过去性和异域性，与东道文化的当下性和本土性相遇，发生奇妙的文学融合与改变，从而成就了世界文学。 达姆罗什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是在这样一个“双折射”情形下发生的翻译行为的自然结果。发生在椭圆形折射语境架构中的翻译，让译文有了兼具异域文学的新奇性与东道文学的本土性、源文化印迹与东道文化特征的种种可能。这种“兼有性”或“杂合性”有利于译文在形式上获得陌生化文学效果，在语义上获得新语境意义。这些获益关系到民族文学是否能跨越语言、文化、政治、心理和时空等障碍，进入东道文化中的文学流通领域，从而促使翻译文学获得有效流传和传播，让民族文学得以在东道文化中获得重生。因此，应当“把世界文学理解为是通过翻译而获益的书写结果，以有见地、批评性的态度去欣赏、理解我们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欣然接受世界文学是当下心智活动结果的事实……”[4：291] 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而是对翻译文学所持的一种超然解读的阅读方式。这种超然解读有别于浸淫式的民族文学阅读方式。一方面，世界文学读者抱着远远眺望源文化的超然姿态来阅读文本，而不必如民族文学读者那样，全身心投入到原文世界，深究原文；另一方面，读者也抱着欣然的态度理解译者在新的语境架构下对原作的阐释，并从个人视域和经验解读文本，领悟译本文学性。甚至在阅读同一作品的复译本时，读者也能通过自身经验与领悟，感受作品在不同时代和背景下的阐释；同时，通过译本间的对比，读者能透视世界文学形态在不同时代和文化中的变迁。“世界文学的阅读和对它的研究是固有的‘超然解读’；其作品展开一种不同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去识别或驾驭文本，而是有距离和差异的对话；我们与文本的相遇不是发生在源文化中心，而是相遇在充满了由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作品形成的张力场域中。”[4：300]有了如此超然的解读方式，民族文学才能完成向世界文学的最终蜕变。 对于这种阅读方式，韦努蒂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提倡用远距离泛读与近距离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来认识世界文学。远距离泛读有利于提高阅读翻译作品的量，以便观察交流模式是如何影响接受方的文学传统；近距离精读译文则有利于考察对原文的具体解读是如何决定这种影响的。“一个文本可能会翻译成很多语言，而且还会不同程度地被东道文化价值观所同化。为了理解翻译对世界文学诞生的意义与影响，我们需要研究由接受情境中的翻译模式产生的文学经典以及译者对原文的阐释。要想获得重要、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对翻译进行泛读与精读，以揭示经典与译者阐释的关系。”[6：207-208] 同时，韦努蒂也认同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核心作用。他说“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概念界定”[6：193]。“这种界定是基于翻译让文本在形式和语义上获益。但对获益的察觉取决于文本细读、对细节的分析以及对原文到译文所发生的改变的详细考察。”[6：199]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定义和韦努蒂的进一步阐发，体现了翻译在文学关系动态生成之研究范式中的地位，为讨论全球化特别是星球化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理解一部作品是如何走出源文化、如何在东道文化中获得当下性而得以传播。基于此，世界文学意味着为译本进行“语境架构”(contextual framing)[4：297]，关注和领会译者的翻译选择的语境，从学术的角度认识翻译。“通过关注译者的翻译选择，可以更好地欣赏其选择结果并能察觉其偏好。如果优秀的翻译能被有效阅读，那它就是原作的扩展转换，是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是作品生命的新阶段，因为它从源文化家园走向世界。”[7：66]因此，达姆罗什关注的是译者在椭圆形语境架构下如何进行折射翻译，以达到引导读者进行世界文学式的阅读方式。 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新定义强调了世界文学是源文化和东道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翻译的结果，也是超然解读的结果。它关注了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方式，打破了西方“世界文学”理念的定式，重塑了动态生成的“世界文学”形态，为更多非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形态进入世界文学提供了可能，也为当今学术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反欧洲中心主义”和“反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世界文学话语，是对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深层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