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小说与音乐的结合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发展方向。自从19世纪后期以来，小说的“音乐化”成为革新小说形式、提高小说艺术性的一个重要媒介。英国当代作家石黑一雄的作品融合了大量的音乐元素，在小说形式和艺术性方面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扩展了小说在主题、结构和象征方面的内涵，具体表现为文内主题的“音乐化”呈现、作品结构的“音乐化”特征以及音乐对现实的拟像。石黑一雄小说中的“音乐化”书写另辟蹊径地展现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价值失落和文化困境，为现代小说的“音乐化”进程赋予了独特的文学和文化含义。 关 键 词：现代小说/“音乐化”/石黑一雄/拟像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伤的文化构成与文学再现”[项目批号：14BWW06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团队项目“嬗变与超越”[项目批号：QJTD14WYX01]资助。 作者简介：梅丽，文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在文学批评领域，一种比较传统的看法是：在各种文学体裁中，由于诗歌强调音韵和节奏之美，从而具有高度的音乐性和艺术性。相比之下，小说因为表达的口语化和主题的现实性， “要描述日常生活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以及三教九流的人物，因此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儿”(Woolf，Collected Essays 223)，被认为不像诗歌那样具有“音乐化”的特征，其艺术性也遭到贬损。但是，小说并不因此而与音乐绝缘。事实上，因为小说在叙事方式上有着比诗歌更为自由多变的灵活性，它更有可能实现其表达方式的越界和创新。西方小说发展到19世纪后期，出现了对小说形式的实验热潮，其中“依赖于音乐的创作手法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基本方面”(弗里德曼 131)。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认为小说应该向其他艺术借鉴表现方式，使小说“具有雕刻的可塑性，绘画的色彩，和音乐的神奇暗示性——而音乐乃是艺术中的艺术”(转引自弗里德曼 10)。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阿尔都斯·赫胥黎大力倡导“音乐化”小说，推动文学与音乐这两种艺术媒介的融合(Huxley 48)。文学理论家们则从“对位理论”(counterpoint)以及“复调理论”(polyphony)等音乐理论出发对小说的进行分析，罗兰·巴特、巴赫金等人都在这一领域发表过重要的论述。 对于何为音乐化的小说，文学评论家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认为，“音乐化的小说必须具备音乐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示文学中对音乐艺术进行了实质上的类比，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音乐艺术对文学的实际影响”(转引自沃尔夫 89)。但是弗莱没有明确解释“实质的类比”到底是什么。对于“音乐化”(musicalization)或者“音乐性”(musicality)的定义，学界一直以来缺乏明晰的阐述，因此“音乐化”由于其模糊性、越界性以及变化性而成为一个“旅行”的概念。如何看待小说的“音乐化”对于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如何理解现代小说的“音乐化”的特征，以及“音乐化”在小说的主题、结构和象征方面的表现，都是亟待探讨的主题。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是一位在音乐与文学之间搭建桥梁的实践者。他从小热爱音乐，喜欢弹奏乐器，在大学毕业时的理想是当一位音乐家。他在小说中塑造了诸多音乐家形象，对音乐的描述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小说结构也暗合某些音乐作品的形式，音乐元素十分明显。本文以石黑一雄的作品为蓝本，在阐述小说的“音乐化”是促进现代小说形式的革新性和艺术性的基础之上，从文内主题的“音乐化”呈现、作品结构的“音乐化”特征以及音乐对现实的拟像三个方面(即主题、结构、象征三个方面)，探讨现代小说的“音乐化”的具体表现和文化内涵，为理解小说的“音乐化”提供一个生动的实例和比较清晰的路径。 一、“音乐化”——现代小说形式和艺术革新的催化剂 在现代小说历史上，有不少作家都致力在小说与音乐之间寻找契合的方式。有些小说的创作是受到音乐作品的启示，有些小说的结构与音乐作品相似，而有些小说的名字则干脆采用音乐作品的标题。托马斯·曼在写《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的时候，专门找来音乐教科书和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传记来阅读。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海浪》(The Waves)、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托尼·莫里森的《爵士乐》(Jazz)、安东尼·伯吉斯的《拿破仑交响曲》(Napoleon Symphony)等作品，都具有明显的音乐特征。这些作家在书信或访谈中，也都曾表示出对音乐和小说之间的联系的浓厚兴趣。 但是，如何分析和理解这些小说中的“音乐化”，是一个比较笼统和模糊的话题。以对伍尔芙的小说《海浪》的评论为例，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不同的评论者笔下，18世纪的贝多芬、19世纪的瓦格纳(Richard Wagner)、甚至20世纪的先锋音乐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音乐作品都被推断为《海浪》的创作源泉。这些阐释角度各异，甚至互相矛盾，其中某些言论难以让人信服。从事艺术交叉学科研究的著名学者斯蒂文·保罗·薛尔指出，“由于人们对‘音乐化’这一术语的肤浅理解和‘印象式’表达，导致对小说的解读出现了对音乐术语和理论的生搬硬套和牵强附会”(Scher 55)。评论者使用一个新颖的术语，不应该仅仅是为了吸引眼球或者引发学术骚动，概念上的多元性应该得以提倡，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可以疏松随意。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理解“音乐化”这个术语在不同时代的意义，还要充分意识要个人可能产生的各种偏见和误解。当代人对于音乐的理解与早期现代主义者们对于音乐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而伍尔芙本人作为一个现代主义小说家对音乐和文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有别于19世纪的主流观念。正如巴尔所说，“对一个概念的使用，重要的不是看它被用得正确还是错误，而是看它是否具有相关性，是否能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表达、交流思想”(Bal 32)。因此，如果借鉴贝多芬或者瓦格纳的音乐作品元素，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伍尔芙的文学写作宗旨、美学观念以及音乐在伍尔芙那个年代对现代主义者的影响的话，那么对于《海浪》的“音乐化”探讨就是建设性的。事实上，对于伍尔芙来说，小说的“音乐化”不再是韵律和节奏这类语音层面上的内容，她的目标是通过音乐元素来探索新的小说形式，从而去表现生活内部涌动的洪流。她在个人书信中反复表示反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反感那种“为了讲述一个个接踵而至的情节而让读者迫不及待地一页页往下翻”(Woolf，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549)的叙述方式。面对小说这一形式的艺术性被贬低和忽视的现实，伍尔芙将提高小说本身的艺术性看作是她对小说美学的终极追求，而音乐为她点亮了努力的方向。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她这样写道：“如果你将我的书看成一部音乐作品的话，你就会发现我正在努力做什么”(Woolf，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426)。阿尔都斯·赫胥黎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小说的音乐化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语音之上，而应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得到体现，例如小说的结构、情绪等方面都具有和音乐相通的特征”(Huxley 48)。 因此，“音乐化”在现代文学中的内涵，已经随着小说本身的发展而具有了新的维度。在传统文学批评中与声律之美如影随形的“音乐化”，已经摆脱了声音的束缚，成为小说形式革新和提高艺术性的一个重要途径，而这也正是许多现代小说家孜孜不倦不断尝试的方向。在英美当代小说中，除了威廉·福克纳、托尼·莫里森等人的“音乐化”小说被广泛研究之外，另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小说家是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笃爱音乐，高中毕业后曾做过乐队的打击乐手。他视鲍勃·迪伦为音乐偶像，还曾一度希望自己能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尽管这一梦想没有实现，他却将大量音乐元素应用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他的主要几部长篇小说《远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无可慰藉》(The Unconsoled)、《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中有大量对音乐的描写，其中小说《别让我走》的标题即出自一首歌曲的歌词。他在200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Nocturnes：Five Stories of Music and Nightfall)以五个音乐家为主人公，以音乐为媒介传达他对人生和写作的思考。 作为一个关注人类精神创伤和文化记忆的作家，石黑一雄通过“音乐化”的文学书写，不仅微妙地表达了集体性的创伤事件给人们造成的痛苦记忆和复杂心理，还将音乐的结构巧妙地移植到文学作品之中，使得他的不同作品之间具有了前后呼应、互为补充的特殊关系。而他在小说中把音乐作为现实的拟像的处理手法，更是另辟蹊径地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可能遭遇的同质化恶果，以及作家写作面临的困境。音乐元素的使用，不但使石黑一雄的小说在形式和艺术性方面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突破，同时大大扩展了小说在主题、结构和象征方面的内涵，为小说的“音乐化”赋予了独特的文学和文化含义。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二、文内主题的“音乐化”呈现 将音乐引入文学作品最明显的可能性，“是对文本内主题进行音乐化的讲述或者呈现，它既可以出现在小说的故事层面(比如讨论、描述、聆听音乐或者由小说人物进行音乐表演、创作)，也可以出现在小说的话语层面(即由叙述者谈论音乐本身)”(沃尔夫 92)。这两种主题性的音乐化呈现在石黑一雄的几部主要长篇小说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石黑一雄利用音乐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表达人类在面临历史转折和精神创伤时的渴望与恐惧交织的幻景。由于音乐的主要发展线索之一是情绪变化，因此对音乐的借用有利于揭示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发展和内心世界。此外，音乐以特定的动机和象征，代表着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从而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对主题采用音乐化的讲述方式，使文本得以暂时隐身于音乐身后、却同时具有隐藏和暴露难以言喻的真相的功能，使文本具有了音乐对主题阐释的暗示性和联想性，从而获得更加深远的意义。 《远山淡影》中的女主人公悦子在原子弹袭击摧毁她的生活之前，是一名小有成就的小提琴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沉浸于悲痛中的她仍会在深夜拉琴，但她结婚之后就放弃了这一习惯，因为丈夫二郎不愿她再拉琴。音乐既标志着她从前的声誉，也突出了她在战后的深深绝望。音乐是她希望两个女儿景子和妮基继承的遗产，但女儿们都不愿接受这种馈赠。正是因为悦子在音乐上的造诣，才使得她以类似于歌剧《蝴蝶夫人》的故事主线，去讲述朋友佐知子和其情人弗兰克的经历。在《远山淡影》中，音乐作为一个暗喻，揭示了悦子曾经梦想成为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之间的分界。 《别让我走》中的音乐元素同样被用来揭示人物的梦想和绝望。小说标题来自于虚构的音乐专辑《天黑后的歌》中的一首歌曲名，由同样是虚构的歌手朱迪·布里奇沃特演唱。凯茜非常喜欢这盘录音带，尤其着迷于《别让我走》这首歌的节奏和歌词。从录音带的封面图案，到歌曲的歌词，再到录音带的神秘消失，她带着怀念之情对这盘录音带作了几乎长达十页的叙述。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凯茜质问夫人(黑尔舍姆从前的监护人)，为何在多年前看到凯茜怀抱着假想的孩子，随着《别让我走》的旋律翩翩起舞时会流下眼泪。夫人回答说，当时她看到凯茜紧紧地抱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时，为她感到深深的悲伤。《别让我走》的标题和歌词揭示了凯茜渴望拥有的生活，以及她必须面对的命运。对这首歌的反复提及，暗示了她的叙述中回避的部分：“克隆人”对近在咫尺的死亡的恐惧以及他们对人类卑劣行径的控诉。 《浮世画家》的主题是个人遭受政治环境挤压的精神困境和情绪变化，而音乐正是触发这一变化过程的媒介。主人公小野是一位知名画家，他看到“平山男孩”遭到大家无情的嘲弄，因为这个男孩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仍然为军国主义大唱赞歌；而在战前，当他引吭高歌同样的歌曲时，却得到大家的鼓励和赞赏。“平山男孩”被众人所抛弃的命运，让小野深感同情和不安。同时，这样的同情也是自省式的，因为与“平山男孩”高唱军国主义歌曲一样，小野在战前用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为日本军国主义效力，曾经大受政府褒奖，而如今却备受民众的谴责。“平山男孩”的处境变化，与小野的人生起伏相互呼应，小说借此对个人价值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发出了引人深思的质问。 在《无可慰藉》中，音乐元素更是占到很大篇幅，并且将多个原本没有直接关系的故事线索连结到一起。瑞德是一名著名的钢琴家，他到访的城市正处于一场音乐欣赏水准下降的危机中。城市中的权威人士认为，一场好的音乐会能够拯救他们当前的困境。瑞德在城里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音乐家或(自诩的)音乐爱好者；而这些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都源于和音乐相关的事件。众所周知，音乐家在演奏音乐作品时，往往不断地重复前奏，并在结尾的时候以重复乐曲开始时的旋律而告终，这种音乐结构在《无可慰藉》的叙事中得到了体现。小说在无限的循环结构中发展，每一个循环都最终回到瑞德离开它时的那个点，整部小说的结尾的场景，也正是他的行程开始时的僵局。在瑞德的旅行结束时，城市的危机仍未得到解决，他的家庭关系毫无改善，他自己也没有得到丝毫慰藉。正如迈克尔·伍德指出，音乐在《无可慰藉》中传达了矛盾的信息：“音乐是你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方式；也同样是你的这种证明自身价值的企图落空的原因”(Wood 175)。对知名钢琴家瑞德而言，音乐既支撑了他的希望，也表达了他的失望。《无可慰藉》展现的是在超越现实的幻景中人的理性的丧失。在延展的事件和变形的空间中，小说以音乐为线索，将经验的现实和心理的现实并置在一起，揭示了梦想和梦魇，希望和痛苦，以及回忆和想象之间的冲突和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