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作者用文学的想象和叙事阐释了权力的无孔不入,权力政治的运作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主体都被它俘获。小说还呼应了福柯的身体权力力学机制,权力对身体的控制需要符合严格的物理学和力学原则,最终服务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功用目的。本文结合福柯有关权力的理论探讨了阿特伍德小说的权力描写,以此阐释作者的权力观。注释:①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mechanics of power这个概念,强调权力在规训身体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速度、节奏、姿态、角度等,把权力对人体的“微分权力”和物理学及力学原则相联系,同时又服务于政治目的,实现权力对身体的经济功利要求。
关键词: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政治;权力;凝视;身体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作者用文学的想象和叙事阐释了权力的无孔不入,权力政治的运作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主体都被它俘获。小说中身体被呈现为书写的对象,也是权力、意识形态、宗教等因素的作用对象。对身体的书写体现为对制服的符号语义学应用,通过服装将社会等级进行可视化分类与限定,使得基于视觉的对身体的驯服得到强有力执行。小说还呼应了福柯的身体权力力学机制,权力对身体的控制需要符合严格的物理学和力学原则,最终服务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功用目的。小说中最为极端的权力形式就是对人口的控制、淘汰、管理和社会等级分层。本文结合福柯有关权力的理论探讨了阿特伍德小说的权力描写,以此阐释作者的权力观。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加拿大文学的民族性构建研究”(11BWW031)。
关键词:阿特伍德/ 《使女的故事》/ 政治/ 权力/ 凝视/ 身体
作者简介:丁林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被广泛奉为女性主义经典。在小说中,作者对女性的命运表示强烈关注,并对政治、权力与个体状况的关系做出了深刻思索。阿特伍德尤其对权力对身体的压制保持强烈兴趣。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极权宗教社会,当权者无时无刻不在对身体进行残害和压制。身体不但成为暴力的承受对象,而且充当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擂台,成为各种力量交汇的场所,也成为社会话语控制、微观权力和规训机制运作的载体。本文结合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相关理论探讨小说中的身体政治,审视生产驯服身体的机制和手段,并阐释政治和权力运作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及对身体的控制。
被书写的身体
法国哲学家福柯一向关心权力的运作机制,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身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任务,执行仪式,发出信号。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运作,与对身体的经济使用紧密相联”(《规训》27)。在福柯看来,身体不只是肉体的承载媒介,而且成为政治和法律约束、技术管理等现代权力机制的客体。根据福柯的关于身体和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观,身体在实质上就是文本,因为身体首先是通过各种话语的约束而产生的,必须服从制约性标准和特定的符号体系。人的身体是社会话语的“羊皮纸”,上面镌刻了不同的话语痕迹、规训手段和惩罚机制。身体是社会和文化的身体,是“事件进行书写的表面”(“Nietzsche” 84)。
阿特伍德关于身体的思想和福柯有很大的共性,她也把身体描写成载有各种力量运作痕迹的文本,也强调权力对身体的微观运行机制。戴维斯(Madeleine Davies)在关于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思想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其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是各种焦虑的战场,这些焦虑和各种权力结构息息相关,都被写入了女性肉体”(58)。的确,在小说《女预言师》(Lady Oracle)中,身材臃肿的女主人公琼发现“我的身体就是有争端的领土”(69),变成多重欲望和权力的对象,既是男性欲望的客体,又是后殖民身份的试验场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宿主。她的本姓德拉克尔特源自法国贵族姓氏,但母亲却给她取了个美国好莱坞影星的名字“克莱福德·琼”,这体现出魁北克法裔文化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及大众消费文化价值的冲突。母亲按照美国大众审美价值严格控制女儿的饮食,希望她做一名舞蹈演员,但琼却“顽固地不停进食,能吃什么吃什么”(73)。琼在餐厅里的意大利移民同事强硬地“要求你嫁给我”,并表示他们的文化隔阂不成问题:“你会改变的”(96)。琼的身体无疑象征着加拿大在面对多元移民文化时的后殖民身份困境。
身体不仅是束缚个体自由的工具,而且是国家、政权、宗教、意识形态等政治权力操控的对象,其上刻写了不折不扣的身体政治。“被书写的身体”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的社会中得到了完美执行。在这个神权社会中,身体被镌刻上各种印记,并按照不同功能(如性别、生育能力、年龄、职业等)分门别类进行管理。比如,叙述者奥夫弗雷德(Offred)的身体对司令官弗雷德(Fred)来说就仿佛是“一个他能够读懂的有关所有权的布莱叶盲文”(254)。身体如同画布,种种欲望、话语、规则纵横交错。使女的身体属于社会财产,只有司令官才拥有限定的使用权。奥夫弗雷德的身体“被作为一种工具所利用”,是各种力量交汇冲突的“地盘”、是“暗藏着各种危险的所在”。不仅如此,小说中男性的身体也都“必须经过检查与比较”,仿佛身体是随时编辑和修改中的文本。所有身体都被作为“一种标记”,用以辅助神权政权维持其“一切井然有序”的话语机制(73)。奥夫弗雷德把自己的皮肤想象成一张地图,这种身体的图绘显然也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她的身体成为权力体制的表征符号,而非个人的肉体,她觉得这是“一张表示失败的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没有尽头的小路”(143)。
对身体的书写意味着对身体的文化和权力统治,这让人联想到中世纪政权对身体采取的各种暴力惩罚手段如文身、烙印、伤痕等,它们使身体成为政治权力和法律戒令的书写介质。在《使女的故事》中,对身体的书写是一个充满压迫和被压迫的权力斗争过程。身体并非单一的肉体存在,而是“被话语(discourse)建构成了‘真正’的身体”(Silverman 32)。实际上,身体的一切过程,包括性别、功能、姿势等都是由社会和文化话语所制约的,“在话语中存在的身体的意义决定了身体的物质属性”(Dallery 59)。对身体的惩罚性标记俯拾皆是,例如奥夫弗雷德在惩戒墙上看到两具尸体,上面用红色标记出一个大写字母J,她虽然知道“这个字母并不代表犹太人(Jewish)”,但除此之外她“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200)。奥夫弗雷德作为底层的使女不能读懂被书写的身体,她们象征性地丧失了自己的身体,更没有解读身体的权利,这是对主体规训的绝对化表现。在小说中,所有人的身体不再为私人所有,而是国家的公共财产。使女们发挥“会行走的子宫”的角色,而男人们“也是性机器,除此之外什么也算不上”(144),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执行神权政府繁衍人口的政策。在定期的授精仪式上,就连居于社会上层的信仰司令官也心不在焉,“游离于身体之外”(160)。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19世纪以来,身体暴力逐渐温和,演变为囚禁、集中营、劳教等形式,以生产“温顺的身体”(Discipline 135)。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也强调了身体的非暴力书写,她尤其强调对身体的文本标志和符号管理,例如对制服和时装的使用。作者精心想象了一个极权社会,在这里,严密的社会等级秩序通过制服对身体进行象征书写,使身体成为符号语义学构建的产物。小说中每个社会阶层、每种职业都有特定的制服,用不同的颜色、图案和款式代表其地位和职能。正如文化研究哲学家史文德森(Lars Svedsen)所说,“极权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趋势是,所有公民必须身着制服”,这样权力就得到彻底的可视化执行(34)。在《使女的故事》中,通过制服的颜色分类,身份政治和阶级分类被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这样权力话语就在身体上被可视化了。比如,司令官阶层一律身着代表权威的黑服,连伞和轿车都是黑色。在“挽救仪式”上,挽救者也身穿黑袍,头戴黑帽,执行生死大权。身着绿制服的信仰卫兵们负责“维持日常秩序并执行其他勤务”(20),因为绿色象征社会职能角色。女人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司令官夫人阶层身穿蓝色,如同服务工一般。根据基列共和国的身体符号学法令,信仰司令和夫人的女儿在婚前必须穿白衣、蒙白纱,以示和其他女人的区别。负责监管使女的嬷嬷们则身着棕色,她们是唯一拥有读书权利的女人。作为底层男人的配偶,经济太太们负责所有护理和生育职能,因此她们的着装包括红、蓝、绿多种,以显示其多重角色。显然,基列共和国的政权针对身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基于不同颜色的符号学的身体书写机制,这是对身体的话语书写和定义,用颜色的象征意义对身体和主体加以限定,通过可视化的操作对身体进行文化语义学标记,是比中世纪身体暴力更温和的一种规训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阿特伍德小说中身体、服装和权力的深层社会意义和文化符号学内涵,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不过,库恩(Cynthia G.Kuhn)在她的专著中对此做出了探索,她认为阿特伍德让“身体充当了灵魂的外衣,用这一经典的后现代主义框架来显示主体性、表征、声音、性别和文化之间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144)。阿特伍德小说同样关注和制服相对的时装所发挥的文化作用。格罗尔斯认为,时装是“反乌托邦的(anti-utopian),也是反极权的”(qtd.in Svedsen 34),因而在小说中是被绝对禁止的。小说中所有代表自由和选择的服装全部成为违禁品,“所有石灰绿、红色、紫色的丝绸、尼龙和假冒的毛皮、黑色绸缎、金色的线织物、比基尼短裤、透明胸罩”等都被扔进大火焚毁(230),电视镜头中还有生产商和进口商因为进行违禁时装贸易而被示众,他们“头顶尖帽,上面用红字写着‘耻辱’两字”(230)。显然,在小说中服装是权力的外衣,它起到了对身体进行约束和定位的作用,使得权力可视化。服装与囚禁这一社会隔离手段不同,因为制服在围墙之外用可见的形式将穿制服的人与他人隔绝,这种无形的隔离显然依赖于对身体高效的符号书写和划分。这样空间监禁的传统惩罚模式就被不知不觉地隐藏起来,用可视化的身体规范和分类模式取代了空间约束,用统一的外在标准化审美价值取代了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模式”(Panopticon)。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作者用文学的想象和叙事阐释了权力的无孔不入,权力政治的运作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主体都被它俘获。小说还呼应了福柯的身体权力力学机制,权力对身体的控制需要符合严格的物理学和力学原则,最终服务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功用目的。本文结合福柯有关权力的理论探讨了阿特伍德小说的权力描写,以此阐释作者的权力观。注释:①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mechanics of power这个概念,强调权力在规训身体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速度、节奏、姿态、角度等,把权力对人体的“微分权力”和物理学及力学原则相联系,同时又服务于政治目的,实现权力对身体的经济功利要求。
关键词: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政治;权力;凝视;身体 作者简介: 身体的权力力学机制 自柏拉图以降,西方传统思想中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灵魂重于肉体,而肉体被视为可以随时抛弃的累赘。但是现代社会中,身体逐渐成为身份的展台。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身体已经取代灵魂在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和角色”(130)。在《使女的故事》中,身体和身份在等级制度下得到了完美的掌控,还发展了一套和身体规训相配套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用以约束所有人的日常起居和行为。控制身体和控制灵魂一样重要,基列共和国的日常事务就是规训身体。身体被确立为一种需要特别关注的东西,被理解为一种可塑性很强的、需不断加以改变以使之适应新规范的东西。福柯指出,人类自古典时代起就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Discipline 136),身体与技术的政治学的结合使统治者可以塑造“驯顺的肉体”(135)。当代人类的知识与控制已成为一种政治性的“身体科技”,更重要的是,对身体的规训控制不仅仅在于对身体的限制,而且在于对身体“执行细微的胁迫,甚至到了机械的水平,包括身体的运动、姿势、态度和速度”(137)。权力的执行形式表现为一种有效率的“作用于身体之上的威吓式政策”(138)。福柯把这种对身体的规训称为“政治解剖学”(political anatomy)或“权力的力学机制”(mechanics of power),①它可以使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操控身体。 在《使女的故事》中,对身体的“权力的力学机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执行。神权政权对身体姿势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同的场合配合不同的体姿,不同的体姿则体现不同的教育和规劝目的。纪律规定了肉体与其操纵的对象之间的每一种关系,这种“权力的力学机制”首先和建筑的“功能场所”角色相结合(Discipline 143)。例如,信仰司令官的“坐落室”(Sitting Room)完美贯彻了纪律的空间分配艺术。这里本属于实用的多功能空间,“本来应该叫画室,后来却叫起居室,再后来叫休息室,或许它就是间画廊,里面到处是蜘蛛和苍蝇。但现在它的官方名字是坐落室。”坐落室的功能按其字面意义被严格限定:“这间屋子确实是让人坐的。当然是对某些人而言。对另一些人来说,只有站立的空间。此时此地,站姿至关重要,因为肉体上的细微不适能起到教诲的作用”(Atwood,Handmaid's Tale 79)。显然,纪律空间和身体规训被职能化了,这种建筑学的“权力力学机制”体现了福柯所说的“功能场所原则”(functional-sites principle),也就是“对一个规训场所按照多种不同的用途进行构造”的原则(Discipline 143)。建筑空间的构造既能够保证了身体权力的实施,又具有等级空间的实际功用,“既确保了每个人的顺从,又保证了一种事件和姿态的更佳使用”(167)。在起居室里,奥夫弗雷德幻想自己能够随意摆布室内的小玩意儿,这样就可以让她“有一种权力拥有感”,但她发现这“充其量只是想入非非,而且过于冒险”。她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大腿并拢,脚后跟折起垫在臀下,挺直身体,低着头……”(81)这种姿势被规定为日常规范,使女们必须学会永远遵守对身体各部位姿势的限定,成为福柯所说的“习惯的自动体(automatism of habit)”(Discipline 135),最终把身体转变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傀儡或者小规模的权力模型”(136)。这种对身体姿势的规范化裁决是基列共和国一整套微观处罚制度的一部分,充分展现出福柯所说的“政治解剖学”原则。身体一旦成为“习惯的自动体”,就会丧失支配权,因而使女们感到和自己身体隔离开来,身体成为陌生的外物而使主体本身无能为力。奥夫弗雷德发现,“仅仅是取下沉重的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仅仅是用手触一下自己的头发,就是一种难得的奢想”(62)。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 我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裸身感到陌生。我的身体似乎已陈旧过时。我真的曾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呆过吗?千真万确,毫无顾忌,就在男人们中间,一点也不在意我的两腿、双臂、大腿和后背袒露无遗,完全暴露在众目之下。……我避免往下看自己的身体,并非因为觉得它不知羞耻或厚颜下作,而是因为我不想看。我不想看如此完全彻底地影响决定我自身的东西。(63) 的确,在福柯的规训控制中,身体完全丧失了自由,必须和权力相一致,必须建立“身体和某种态度的最佳联系”。“习惯自动体”的培养实际上就是规训身体的时间性,而对身体的“正确”使用就意味着对时间的正确使用。换句话说,身体的节奏和速度都必须符合权力的严格规范,一个“温顺的身体是一种有效的姿势的前提”(Discipline 152)。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描写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身体作为“习惯的自动体”完全没有了主体自由,时间对身体速度和节奏的约束十分严苛。作者对“授精仪式”中司令官的动作描写充满了反讽。司令官趴在乔伊身上,“用四二拍的进行曲速度动作着,像滴水不断的水龙头”,但“既没有快感,也没有痛苦”(94)。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对身体的管制和驯服甚至具体到对活动的掌控,它要求身体必须能够建立一种规律、一种节奏,并且能够“调节重复的周期”(Discipline 149),并要求身体能够达到一种“精准的程度”,从而“按照时间指令(temporal imperatives)来调整身体”(151)。在《使女的故事》中,身体的一切行为和动作都必须符合规范化要求,必须严格遵守有关人口繁殖的各项规定。使女们每个月“诚惶诚恐地时刻关注自己的血,因为一旦来了,那就意味着失败,……意味着没能够达到他者的期望”(73)。这或许是对福柯所说的那种“行为的解剖—时间性模式”(anatomochronological schema of behaviour)的极端化执行(Discipline 152)。身体的生理性规律必须和社会的节律性模式相一致,否则就意味着个体的失败。不过,奥夫弗雷德能够通过保持对身体的幻想做出反抗,她想象自己的身体“就是一片暗藏危险的土地,是我自己的领土”。她努力保持自己的记忆,希望不忘记对自己身体的主权。每当夜晚,她就会“陷入到我的身体内部,就像陷入到一块沼泽地或湿地,而只有我才知道在哪里落脚”。她回想到了以前,此时的她能够“把我的身体当作一个带来快乐的工具、一种交通方式,或是实现我自己意志的执行工具”(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