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所说的“词语焦虑”是指词语引起的焦虑或不安，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说法。一、词语焦虑的表现“词语焦虑”并非维多利亚时代独有的现象，但在这一时期，随着工业社会的逐步形成，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历史意识对英语的影响，以及浪漫主义语言观的延续，文人的词语焦虑带有了明显的转型时代特征，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二、词语焦虑的原因词语焦虑的直接原因是文人们觉察到词语的无序状态可能会带来种种破坏。三、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词语的无序状态让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备感焦虑，他们认识到不仅要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更要重构二者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道德;文人;维多利亚;语言;卡莱尔;词语焦虑;影响;变革;伦理;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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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所说的“词语焦虑”是指词语引起的焦虑或不安，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说法。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经历着“现代化”过程，面对前所未有的变革，文人在思考道德时，意识到了彼此之间在理念、概念和词语上的分歧并不断论争，导致了思想和话语层面众声喧哗的状态。他们对词语的无序状态可能造成的危害深感不安。这种焦虑不仅出现在用词语思考和写作的时候，还出现在对词语本身进行反思的时候。本文旨在探讨这种焦虑的表现和原因，指出文人重构意义体系的尝试也是转型时期抵制种种焦虑并重构道德的手段。 关 键 词：词语/焦虑/道德/维多利亚时代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世纪英国文人的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2CWW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乔修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说到文人的“词语焦虑”，最常想到的可能是表述焦虑。与文字打交道，难免会在表述方面产生焦虑。有时为传神达意，还要字斟句酌，推敲苦吟。浸淫文字越久，就越有可能担心辞令不明，言不逮意。不过，本文所说的“词语焦虑”并不仅指这种表述焦虑，或者说，表述焦虑只是“词语焦虑”这座冰山浮在海面之上的部分。更令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焦虑的是词语的无序状态，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符号与意义之间出现了一种“无政府状态”或“巴别塔似的混乱”。说“词语焦虑”而不说“语言焦虑”，主要是因为这种焦虑虽然本质上属于语言问题，却更具体地表现在词语层面，并且超越了语言，反映着文化和道德领域的焦虑。 一、词语焦虑的表现 “词语焦虑”并非维多利亚时代独有的现象，但在这一时期，随着工业社会的逐步形成，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历史意识对英语的影响，以及浪漫主义语言观的延续，文人的词语焦虑带有了明显的转型时代特征，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人们意识到很多人都在按自己的认识和意愿使用词语，不仅加剧了词语的混乱状态，还阻碍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卡莱尔(Thomas Carlyle)经常批评当时政治、宗教、道德和文艺评论的用词日渐空洞，言不指物，导致“空话”(cant)泛滥，有人甚至口说空话而不自知，出现了“真诚的空话”(Sincere-Cant)。①罗斯金(John Ruskin)也经常提醒读者注意当时政治话语的混乱，如他在《手拿钉子的命运女神》(Fors Clavigera)开篇所说：“现在一切关于政府的流行言论，都只可能是荒谬的，因为缺少对术语的界定。”②他们意识到词语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出现了一种无序状态，尝试寻求权威的或者能够共享的意义框架，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所说：“我们得在所用术语的意义上达成一致才行。”③他在《文学与科学》(Literature and Science)中解释“文学”(literature)一词时，不厌其烦地批驳赫胥黎(T.H.Huxley)对他的误解——“他说的是……他想让我说……我的意思是。”④这种句式很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词语焦虑对写作的影响。 其次，文人们意识到词语的混乱不仅会阻碍他们之间的对话，还会给社会带来危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正经历着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的变革，如何理解、表述这些新体验?许多新词语或旧词新义，常令尚未摆脱“前工业社会”生活和思维习惯的人感到不知所措。在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中，那位乡间磨坊主就有这样的感受：“现如今这世道太乱了，到处都是让人稀里糊涂的字眼(unreasonable words)。”⑤文人们对“文化与社会”领域的许多关键词的意义变化尤其感到不安，不仅意识到这些变化使他们很难确切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且担心这些变化如果不为世人关注，很有可能会潜移默化地瓦解整个价值体系，因为词语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变化，还反映了看社会的方式的变化。于是，他们反复强调自己所用的词义，重新给词语下定义，通过考证词语的源流谱系来批驳他人的用法或流行的意义，有时甚至故意歪解词语以表达自己的主张。 霍洛韦曾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圣哲》中说，卡莱尔不像纽曼(John Henry Newman)那样严格地使用词语的习常意义，而是喜欢使用“新颖的、出人意料的、悖论的或极富想象力的意义”。⑥卡莱尔也因此饱受指摘。例如，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虽然承认卡莱尔那些打破常规的用词具有摄人心魄的力量，却看不惯他那种天马行空的文风，在《巴彻斯特养老院》(1855)中嘲讽他为“悲观的反空话博士”(Dr.Pessimist Anticant)，用“无比怪异的语言”来表达思想，居然也能让大众趋之若鹜。⑦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的指责更为严厉，认为卡莱尔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1841)中“滥用”词语：“离经叛道的人如果不敢直言，自然会捡起一样武器，即竭力颠倒词语的旧有用法，通过混淆正确思维和错误思维的界线，为错误思维铺平道路。”⑧实际上，重新给词语下定义是卡莱尔等“圣哲”常用的论述方式。当时的《伦敦评论》(London Review)上就有文章讽刺罗斯金，说他喜欢给词语下定义，可就是不懂什么是定义。⑨这在表面上看是文风问题，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一方面，卡莱尔等人觉得一些关键词语的习常意义已经发生变化，有的甚至变得毫无意义，无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尝试用这种文风抵制科学发展与学科分化对宗教信仰和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19世纪的科学发展对宗教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只是众多的火药桶之一。对当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宗教不只涉及信仰问题，还影响着社会生活和伦理体系。卡莱尔对“劳动”(work)的强调、乔治·爱略特关于“责任”(duty)的论述，都是在信仰危机中尝试通过重构意义来挽救道德。这种重构既是他们焦虑的表现，也是他们抵制焦虑的手段。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概念和新术语，不仅影响着词汇的构成，也改变着思想观念，在丰富人文学者修辞和想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挤压了词语的神秘空间。自然科学的日渐强势，也将其思维方式渗透到了人文社科领域，社会学、经济学等“新兴”学科就深受自然科学和数学语言的影响，为追求专门学科或精密科学的地位，经历了“去神秘化”、“去道德化”的过程，压缩了词语的神性和伦理维度。社会科学又与自然科学一道，将其观念和词语扩张到人文空间，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卡莱尔所说的“心脑分裂”和“知识的偏颇”。⑩纽曼指责政治经济学插手伦理，(11)卡莱尔批判机械思维侵权越界，都是这种焦虑的表现。 最后，文人的词语焦虑还表现在他们对自身角色和词语功用的认知上。乔治·爱略特认为：“任何发表作品的男性或女性都必然起着教师的作用，影响着公众的思想。”(12)当时很多文人都意识到，一些颇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潮不仅改造了词语，还通过这些词语影响了公众的思考。他们要揭露这些词语背后隐含的“利益”和“权力”。在他们看来，词语绝非思想的外衣，而是思想的化身。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词语，有什么样的词语也会有什么样的思想。词语问题既在词语之中，又在词语之外，人们的思考很容易在不经意间遭到词语“绑架”。要想正本清源，就得守护词语。 这种认识还受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历史意识对英语的影响。这与19世纪英国民族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发展(尤其是语文学的崛起)关系密切。值得一提的是特伦奇(Richard Chenevix Trench)。他曾担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神学教授、都柏林大主教，但更有意义的是他在19世纪60年代作为语文学家的一系列著述。他的《论我国英语词典的若干不足》(1857)直接催发了后来《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编纂。(13)这部19世纪中叶开始编纂的大词典也的确贯彻了他所要求的“历史原则”，揭示了词语承载的历史，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英语史”。他之前发表的系列演讲《论词语研究》(1851)已经明确提出要研究英语语言的历史，主张了解词语的用法、源头和差别，因为词语是“历史或伦理的化石”，“承载着历史事实或人类的道德常识；即便道德感走入歧途，它们也能观察并记录下来”。(14)他还向同代人提出，不仅要了解词语的历史，还要关注词语的现状：“一个时代的性格和道德状况，经常体现在这个时代新出现的词语或旧词语的新用法之中。”(15)特伦奇等语文学家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影响日渐增大，罗斯金就受牛津大学语文学教授缪勒(Max Muller)影响，在演讲中多次强调了解词源的重要性，并建议读者细致阅读缪勒的《语言科学讲座》(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1861)。(16) 另一方面是浪漫主义语言观的影响。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在谈17世纪诗人考利(Cowley)的用词时说过一句名言：“语言是思想的外衣。”(17)这种观点不仅疏远了语言与思想的关联，还设定了二者的主次关系。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语言观则强调“整体”、“有机”，将语言与思想看作同一事物在不同维度的存在形式，如卡莱尔在《旧衣新裁》(1831)中所说： 人们说语言是思想的外衣，但实际上更应该说，语言乃是思想的躯体(Flesh-Garment)，是思想的肉身(Body)。(18) 可以说，卡莱尔的语言观是语言、思想、现实的“三位一体”。也即说，改变语言，就会改变思想，也自然会改变社会，如他在《鲍斯维尔的约翰逊传》(1832)一文中所说，“名称的确会改变现实”。(19)卡莱尔、乔治·爱略特等人都相信词语能够改变人，如《米德尔马契》的叙述者所说：“准确的词语总有一种力量，以其明确的词义感染我们的行动。”(20)当代伦理学家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也认为，词语不仅影响认知，还影响行动，“改变概念，不管是修正现有概念、促成新概念还是摧毁旧概念，都是改变行为”。(21)这样的语言观必然会引起文人对自己时代语言状况的担忧，而这种焦虑也并非杞人之忧，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的衰退”已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词语引发的焦虑更明确地指向了对“存在”的担忧。
内容摘要：本文所说的“词语焦虑”是指词语引起的焦虑或不安，是一个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说法。一、词语焦虑的表现“词语焦虑”并非维多利亚时代独有的现象，但在这一时期，随着工业社会的逐步形成，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分化，历史意识对英语的影响，以及浪漫主义语言观的延续，文人的词语焦虑带有了明显的转型时代特征，并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二、词语焦虑的原因词语焦虑的直接原因是文人们觉察到词语的无序状态可能会带来种种破坏。三、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词语的无序状态让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备感焦虑，他们认识到不仅要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更要重构二者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道德;文人;维多利亚;语言;卡莱尔;词语焦虑;影响;变革;伦理;无政府状态 作者简介： 二、词语焦虑的原因 词语焦虑的直接原因是文人们觉察到词语的无序状态可能会带来种种破坏。这种无序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符号与意义(或能指与所指)的关联出现了松动甚至断裂。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童话《走到镜子里》(1871)就暗示过这种状况。故事中有位叫昏弟敦弟(Humpty Dumpty)的蛋形人，是位语文学家，与小女孩阿丽思(Alice)有这么一番对话： 昏弟敦弟说，“哼!我要用一个字眼儿啊，我要它当什么讲就当什么讲——也不多也不少。” 阿丽思说，“咱们要问的是，你能不能拿字眼儿一会儿当这个一会当那个讲。” 昏弟敦弟说，“咱们要问的是，到底谁做主——就是这点儿。”(赵元任译文)(22) 就是这点儿：到底谁做主?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谁掌握着话语权，还涉及整个语言符号体系的有效与否。如果词语真能“要它当什么讲就当什么讲”、“一会儿当这个一会当那个讲”，说明使符号和意义形成原有关联的那些因素已经失效了。约翰·洛克(John Locke)曾指出，词语的意义需要“普遍使用，大众认同”，即便是权倾天下的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新词，因为词语与观念之间长期稳定的关联已经让人觉得“形同天然”(natural connexion)。(23)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89)中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专门拿出一卷来讨论词语： 如果考虑一下各种知识、论述和谈话，是怎样因草率、含混的用词而纷争不断、混乱不止，也许就会觉得深究一番还是很有必要的。(24) 他分析了种种“滥用词语”(the abuse of words)的情形，认为人们在讨论道德时尤其爱用毫无意义的词语，导致其言谈中“充满了空洞而无法理解的喧哗和胡言乱语”(abundance of empty unintelligible noise and jargon)。(25)麦金泰尔也在《伦理学简史》中说： 如果我们的道德概念还能称得上概念，我们的道德词语还能称得上词语，那么它们的使用就肯定有标准。除非有规则来制约它们的使用，而这些规则又是可以传授和学习的，并且是由社会确立、为社会共享的，否则它们不可能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26)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恰恰意识到，不管是“大众认同”还是“为社会共享”都已经很难做到，同一词语在不同文人笔下经常有不同的所指，更不用说原本就指涉复杂观念的伦理词语了。当时的社会变革、科学进步、学科分化等难以控制的力量已经在压缩词语王国的空间，文人心中那种能够表述道德关怀的共享话语体系正在走向分裂。用什么来讨论道德?怎样说才能让大家听懂?这些问题令他们格外焦虑。词语的无序状态加剧了穆勒(J.S.Mill)所担忧的“知识无政府状态”(intellectual anarchy)，(27)或卡莱尔所说的“巴别塔似的众声喧哗”(Babel-like confusion of tongues)。(28) 巴别塔无疑是当时文人思考词语状况时的突出意象。穆勒就曾将学界各种难以沟通的话语称作“方言”(dialects)。(29)不过，也应注意，巴别塔这个比喻虽然生动，却也有一定的欺骗性。当时的文人有时并不像这个典故所暗示的那样自说自话，无法沟通。在混乱的表象背后，往往能够看到潜在的对话。当文人们在批评他人对词语的“误用”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他人所指的意义，这时的词义之争往往也就成了观念或思想的对话。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不仅在书中不断回应某某先生或某某报刊，还时刻注意词义的共享范围。当他谈到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有着不同的表述语言时，他会说用“我们最熟悉”或“我们最容易理解的词语来说”(30)是如何如何。显然，这里的“我们”在他看来是有可以共享的意义框架的。也只有这样，言谈才能有意义。更何况，文人有时故意借词语的多义性来“误读”他人的著述，打破原作者试图建立的词义共识。罗斯金质疑政治经济学的“财富”(wealth)概念并重新强调“原富”就是明显的例子。由此可见，维多利亚时代的“词语无政府状态”，也即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松动、断裂和重生，带有双重维度，既受社会变革的被动影响，也受文人主动重构意义体系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 词与物、词与观念之间关联的松动甚至断裂，不仅加剧了维多利亚时代饱受非议的虚伪话语，如纽曼在《大学的理念》(1852)中讽刺的那种口是心非的用词(“没有什么比用一个词，却又不用它来表达什么更容易的了”(31))或卡莱尔批判的那种没有灵魂的“空话”，还使人更容易被罗斯金所说的“假面词语”(masked words)所蛊惑。罗斯金认为，“词语若不加看管，有时会带来致命危害”，欧洲人就已经被一些假面词语给操纵了，“没有人理解它们，但人人都在用，绝大多数人还会为之战斗、生活甚至牺牲，以为它们指的就是对他们很重要的这种、那种或其他事物”，(32)从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在罗斯金看来，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穆勒最担心的是能指与所指的关联断裂后，消失的不仅是词语的意义，还有词语所维系的情感和信念： 用来承载观点的那些词语不再表达意义，或者只能表达一小部分原有意义。原本生动的观念和富有生命力的信念，沦落成了死记硬背的词语；如果说意义还没有完全死去，那也只剩下了空壳和外皮，精华已经消失殆尽。(33) 在他看来，很多伦理观念和宗教信条已经因此沦为“僵尸信念”(dead beliefs)，普通人“听到这些信条的声音，会习惯地表示尊重，但不会由此迸出情感，渗透到词句所指的事物之中，进而迫使心灵摄入这些事物，使它们与那些熟悉的词句对应起来”。(34)于是，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此时都不再关心那些关键词语的内涵或外延，他们只是需要用词语的空壳或这个空壳所能引起的日渐模糊的联想，来维持原来的社会活动。这自然会打消人们思考的动力和胆量，思想变得懒惰甚至麻木。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穆勒曾在《逻辑学体系》(1843)第六篇《精神科学的逻辑》中谈到“语言会影响人的联想”(the power of language over our associations)。(35)也即说，有时候真正对人产生影响的并不是观念自身的意义，而是表述观念的词语所引起的联想。这就很容易导致词语或观念自身意义的空洞化。能指与所指关联的断裂对情感和精神生活是一种极大的威胁，甚至会瓦解个人与社会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毕竟，语言不仅是思考的工具，更是思想的载体。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思考的内容、方式和范畴，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说，“我语言的边界也就是我世界的边界。”(36) 狄更斯更关注这种关联的断裂导致的“词语暴政”(the tyranny of words)和“对词语的暴政”。能指与所指关联的含混或断裂，不仅减弱了人们对词语暴政的防御能力，而且便利了人们对词语施加暴政，如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所说，“我们爱说词语的暴政，但我们又何尝不喜欢对词语施加暴政(tyrannise over them)。”这句话是讽刺人们在某些重要场合说话时喜欢堆砌一堆意思重叠的词语，“只要能把这些词语拉出来排成长长一列，又何必在乎它们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必要呢。”(37)不过，“对词语的暴政”显然不止这一种。狄更斯经常描写人们如何对词语实施“暴政”，也即任意改变词语的所指(在消除词语的既有意义之后填入自己的意义)，进而借这些词语形成对他人的“暴政”。这种“暴政”最初或许只是借词语表达一种意向上的专制，但也很有可能逐渐在现实生活中借助道德习俗、法律制度形成实际的专制。这时候，“谁做主”就是个大问题了。既然词语的意义可以由我做主，也就不难像《马丁·瞿述伟》中的伪君子佩斯匿夫那样，用冠冕堂皇的词语为自己谋利或欺压他人。狄更斯还在小说中通过反复“说”佩斯匿夫是位有德之士来加强反讽意味。叙述者一本正经地说：“佩斯匿夫先生是位有道德的人，一个道貌岸然的人，一个情操高洁的人，一个言谈高尚的人。”(38)句末的突降把佩斯匿夫的道德降格为言谈。这位伪君子有两个习惯，一是将词语与其意义分离开来：“佩斯匿夫先生有个习惯，就是不管想到什么词，只要听着悦耳、能让句子圆满就行，不太在乎它是什么意思。”(39)一是虚伪地使用道德词语：“世上再也没有比佩斯匿夫先生更有道德的人了，尤其是在谈话和通信的时候……他堪为楷模，比习字帖里的道德箴言多多了。”(40)比虚伪言辞更严重的是用道德话语来压制他人。当佩斯匿夫说要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时，他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社会权威，要“替天行道”，所谓的“责任”不过是个借口而已。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话语备受诟病，王尔德(Oscar Wilde)甚至嘲讽说“讲道德的男人通常都是伪君子”。(41)虽然虚伪的流行说明道德话语还有着面子上的权威，但也潜伏着崩溃的危险。当时有语文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词语的不道德”(the immorality of words)，也即“用高尚的词语来命名可耻的行为；为了让罪孽不受谴责，有时甚至给罪孽披上美德的外衣，即便不这么做，至少也要掩盖罪孽的丑陋”。(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