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名为《中国民俗学》的《亚洲民族学》特刊(第74卷第2期)在日本名古屋出版 经过五年的努力和国内外学者的真诚合作，由李菁、彭牧、杜波依斯担任特约编辑的特刊终于在付梓发行 亚洲民族学的出版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 1940年，在马蒂亚斯·埃德尔等汉学家的努力下，北平辅仁大学建立了人类学博物馆 1942年，博物馆的下属期刊《民俗学研究》成立 此后，在叶德利、国内学者赵伟邦等外籍教师的参与下，该刊每年出版一期，以英、法、德三种语言介绍东亚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包括东亚田野调查的最新资料、理论与方法的进展等。 1948年，该杂志迁至日本，1963年更名为《亚洲民俗研究》 直到2008年，由于“民俗”一词的限制，该杂志更名为《亚洲民族学》，目前由日本南赞宗教文化研究所以英文出版 作为国际民俗学核心期刊《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s & amp；人文引文索引，简称a & amp；HCI)，在亚洲民俗学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特点之一是鼓励当地亚洲学者的研究 自《亚洲民族学》出版以来，除了赵伟邦在20世纪4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中国民俗学的论文外，虽然也有零星的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民俗学的文章，但总体来看，这些文章大多比较零散，缺乏全面的展示 本期特刊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六篇文章组成，全面介绍了中国民俗学的兴起历史、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作为本期特刊的特约编辑，李静的文章《中国民俗学:走向学科成熟》可以看作是本期特刊的引子 本文在总结其他五篇文章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本期特刊的主题 作者从民俗学史的角度，回顾了中国民俗学早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倾向，并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新世纪民俗学的转向。 首先是对“走向人民”的新认识和新实践，如“人民”概念的变化 其次，重新评价了当前民俗学学者的地位 作者肯定了学术界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以及学者的自我意识 最后，介绍了中国学者与国际民俗学界的交流，特别是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和应用 作者提到，在讨论本期特刊的主要内容时，学者们一直提到两个引入的概念，即体现和语境。 另外五篇文章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这两个概念，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反思和推广 正是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俗学逐渐走向成熟 由安德明和杨合著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民俗学:成就、困难与挑战》一书，详细描述了中国民俗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30多年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民俗学在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沉浮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民俗学的复兴与重建 这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性质、学科地位和机构设置，特别提到了为民俗学学科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民俗学学者、张 第二部分是理论和方法的新发展 民俗学逐渐恢复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主要实现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转变，也涉及到外国理论的翻译和应用 第三部分是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三套整合 这是三十多年来中国民俗学界对社会文化工作影响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两件事 第四部分是困境与挑战 作者从学科定位、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三个方面对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前景进行了思考 刘的《乡村生产与乡村社区的自我认同:北京市房山区的个案研究》一文提出了中国乡村研究的新视角 通过对房山农村的不断观察，作者回归生活本身，看到了工业化影响下农村生产的变化 属地村生产包含村民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积累的身体经验和感性知识。正是这种共享的身体实践构建了村民的自我认同和他们的村庄社区 作者以京郊房山岩村的编篮业为例，从历史文献到口头资料梳理了该地区城乡经济结构的变迁，并详细阐释了这一手工业对该地区生产生活尤其是该村集体信仰的深刻影响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肯定了劳动方式在村庄认同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陈《为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信仰主体的置换和本土文化的再生产(整体来说是为了保护固有的文化遗产:民间信仰实践者的错位代理和本土文化的再生产)可以说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民间信仰保护的质疑和反思 笔者在浙江绍兴调查时发现，大禹信仰和汪顺信仰被“大禹节”和“汪顺庙会”这两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替代，这种替代不仅在名称上，而且在主体上 再加上之前旅游业的发展，这一地区的信仰文化得到了不断的复制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利益等因素，原有的信仰主体被政府所取代，其信仰文化得以重构。然而，这种信仰的真正主体，即当地人，失去了自身文化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力量，甚至面临着离乡背井、放弃记忆的困境。 基于这些事实，笔者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问题:为谁 这种“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值得深思 彭牧的《看不见的与看得见的:与阴世界的交流》一文创造性地用实践的理论探讨了乡村信仰 本文以湖南省茶陵地区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为基础，阐述了在制度性宗教缺失的情况下，当地人是如何形成对黑社会的观念和信仰的 笔者在该地区参加了农历七月的鬼节(中国元节)，详细描述了村民在祭祀期间的活动，如“吃”和“烧包”等。 此外，作者还专门提到了两种地方灵媒，一种是业余的，即普通村民在“打顶祖宗”时被祖宗附身，另一种是专业的，即“叶眉”，能“查家”、“调魂”。 “叶眉”的存在是基于村民对黑社会的认识，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村民对黑社会的信仰 正是这些“实践信仰”使村民们能够在传统实践的“做”中想象和确认黑社会，并代代相传 杨的《语境的有效性与限度:基于神话传统民族志研究的思考》一文是对学术界普遍使用语境一词的质疑 本文通过对河南淮阳、重庆走马镇古耜村和陕西洪洞县后村的实地调查，对“语境”概念的有效性进行了反思 虽然语境影响着神话文本的构成和变化，影响着神话的叙事场合，影响着叙述者和受众的构成和规模，影响着神话的功能和意义，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 这种局限性表现在神话核心母题的稳定性、母题链的组合和类型、基本情节上 在反思“语境中的民俗”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文本与语境、历史与当下、地域与比较、集体传承与个人创造相结合的“综合方法” 本期特刊突出了中国学者在民俗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探索和进取精神 这组文章不仅全面展示了中国民俗学界最新的理论思考和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让中国民俗学在国际民俗学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种声音不仅为理解和欣赏中国当代民俗学的成熟打开了一扇窗户，也将进一步促进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我们相信，这将是中国和世界民俗界的一个新的开始 作者信息:沈燕(硕士研究生，北京文理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100875)(本文发表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