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当前提倡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中国理论方法的语境下，认真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是中国学者自己独立创建的理论方法与学科体系，它以还原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真实历史内涵为研究目的，以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为基本学术方法，以文人心态研究作为连接文学思想与社会历史环境的中间纽带，以总结中国优秀文学思想的传统与增强民族自信为基本学术宗旨，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研究体系，为中国理论话语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 键 词：文学思想/中国特色/理论批评/创作实践/文人心态
作者简介：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等。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①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文化自信来源于稳固的核心价值观；二是这种核心价值观必须要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并且吸收外来文化才能形成。报告中的这些提法，不仅是面对新形势所提出的新要求，而且是在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近四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始终在进行不断的探索，如何继承传统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中国自己的理论方法与话语体系，并最终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与中国精神。在此，我以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与学科体系探索与建立的过程，便是此种追求的一个缩影。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学术长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学科的建立几乎都受益于西方理论方法的启迪，借用西方的学术方法与学科规范来归纳总结中国的传统文化，几乎成为中国学人的基本学术操作模式。拿来固然有益，但也会造成失去自我的焦虑，因为削足适履地套用西方理论势必造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简化与损伤，因而中西之争长期困扰着中国文学研究界。但是在百年之后，应该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而超越中西之争的纠结，以弄清历史为目的，以解决问题为指归，吸收人类各种思想资源，创造出自身的理论方法与学科体系，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可是检点一下中国目前所建立的学科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乃至学术话语，有多少是我们自己所创立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无疑属于这少之又少的中国学者自己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学科以及相配套的理论方法，因而也是弥足珍贵并具有示范意义的。
任何一种理论方法的创立和学科的建设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回顾一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形成过程，对当今学界的学科建设也许不无价值。从中国当代学术进程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产生似乎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自上个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建立之后，学界始终在长期思考如何将西方的理论方法更有效地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实践。比如西方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板块，尽管也承认三者是有关联的，但在学科划分上依然界域清楚。但在中国学界，首先就突破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边界，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讨论，这当然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交叉浑融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打通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界限被学界所不断提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程千帆和王运熙二位先生。程先生提出了既要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同时也要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的主张②，王先生则秉承郭绍虞先生的学术方法，认为研究古代文论应该具备文学史的扎实基础，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③。而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则又有所拓展，开辟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总体上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首先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学术的原创性。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学术路径，其核心乃是将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有机地结合起来予以整体的观照，并追踪主要思潮的消长起落并探讨其复杂成因，因而带有鲜明的史学品格与文学审美的意味。以前的几部思潮史著作则大都是对于文艺思潮而非文学思潮的描述，而且多从理论批评着眼，就拿同名的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来说，作者不仅文艺并举且多从理论批评立论，而且基本格局皆从宏观入手，即南北地域之差异，实用娱乐、文艺至上和仿古低徊的三大文艺思潮之变迁，儒道两大思潮之影响，创造主义和仿古主义之创作态度，以及达意主义、气格主义和修辞主义之表现方式等。这些概括是高度抽象的且不乏启示意义，但与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的研究完全不是同一层面的内涵。从学科产生的理路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乃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机融合之后而推出的新的交叉学科，是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推进和学科建设的合理性扩展，而其前提则是为解决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今中国如何延续的时代问题。任何学术的原创性都是因解决自身时代的问题激发而提出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当然也不例外。
其次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具有理论的系统性。它有自己的研究目的，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而弄清本民族文学思想的传统，从而进行有效的文学思想观念的历史还原。它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将文学创作实践中所体现的创作倾向和理论批评的观念结合起来进行思想观念的提炼，力争还原古代文学思想的真实状态。它有自己的学术特点，将文人心态的考察与文学观念的变迁结合起来，弄清文学思潮发生、变化、衔接的来龙去脉，将个体的文学观念置于思潮的发展过程中予以展开。它有自己的学养需求，即扎实的国学基础、良好的思辨能力和敏锐的文学审美感受能力。这些相关因素组成了中国文学思想研究的系统理论与方法，从而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但中国文学思想史并不以弄清文人心态为目的，更不去关注文人的个体心态，它主要是为了考察文学思想产生和变化的各种社会文化原因，才去关注文人心态变化的，它更重视导致文学思潮变化的文人群体心态和主要倾向，而对于差异和细节往往较少留意。因此，要有效地开展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必须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具备相关的理论素养和专业基础，这也是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的重要特征，因为有效的学术研究必须与专业人才的严格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三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有效性。此处的有效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解决学科自身学术问题的有效性。也就是说由于采用了文学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新研究路径与通过文人心态探讨文学思潮变化原因的独特方法，从而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拓展了研究的对象，并更加真实地展示了中国文学思想的内涵与发展轨迹，从而将对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显示出学科自身的学术活力与巨大创造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为相关学科提供方法论的借鉴。比如中国绘画思想史、中国音乐思想史、中国书法思想史、中国美学思想史等学科领域，均可采用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概括其相关观念范畴。对于这些学科，理论的表述固然是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但是，绘画作品、音乐曲调、书法实践，甚至大量的艺术活动，都是其各种观念下的产物，从中当然可以总结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并通过创作心态的考察而追踪其思想观念产生、变化的复杂原因。文学思想史当然有其自身语言艺术的特殊性，绘画、音乐、书法也有各自的特殊媒介与表现方式，要真正进入这些研究领域，必须拥有专业的修养甚至相关的艺术技能。但这些以审美为目的的学科群，它们在审美的体验与心灵的沟通，理性的概括与感性的体验方面又是颇为一致的，因而其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然而实际上，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学科体系的探索依然在继续进行，尤其是对于历史还原的研究目的与文学概念的内涵，可以说一直在不断地予以补充完善。历史还原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工作者一直坚持的基本学术理念，它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学术态度。对于经典的解读就不仅仅只是还原，而是一个“还原、展开、充填”的过程。经典如此，扩展至整个历史的解释也是如此。这又是新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例如，在2004年的《我们如何进入历史》一文中，罗宗强先生将不能完全复原历史的原因概括为客观上的史料错杂不全与主观上的自我限制两个方面。进而他将自己的看法概括为三点：“小心谨慎地对待史料；小心地还原历史或者叫重构历史；面对历史，主观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有自己的见解。”④而在2013年的思勉原创奖获奖感言中，罗宗强先生对此做了更为清晰的表述：“我们要真实描写历史的面貌，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是很难的。留下来的文献是不是当时主要的文献，是不是还原当时主要的面貌，里面有多少主观因素，这些都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要力求真实地描写历史，力求推测真实的历史面貌。”⑤此处用了“力求”与“推测”，说明了在其心目中历史还原的难度。于是，最后的结论是：“完全排除主观成分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力求做到接近历史。”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力求做到接近历史”，历史还原的原则和精神没有变，但是却留下了丰富的诠释空间与巨大的学术弹性，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理论注入了现代色彩与学术活力。
与历史还原密切相关的是研究中所使用的最基本的“文学”概念。中国文学思想史所使用的“文学”一词毫无疑问是属于19世纪以后的现代文学观念，也就是重抒情、重形象、重自我、重美感的纯文学观念。那么用此种纯文学的观念去还原中国古代的杂文学或者叫泛文学的历史，能够实现研究的目的而不产生矛盾错位吗?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困扰着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当然也困惑着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如果不解决，就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经过长期的思考，学术界注意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梳理。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是从历史传统中发展而来的，包括纯文学的观念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存在的，而不完全是近代西方输入的结果。另一方面，古今的文学观念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不仅古代与现代的文学观念不同，甚至古代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观念也不尽一致。罗宗强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包含了两个侧面：一个是诗文的政教功能和工具角色，其着眼点主要是政治的利益，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学观念；另一个是诗文的重个人情怀抒发和回归文学自我的特性，其要点在于自我真性情的表述，并体现在相关的内容与理论观念中。在此，我们不仅要承认纯文学观念与杂文学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并存的现实，而且还考虑到了它们与现代社会的传承关系，以及如何为现代文学进行角色定位的问题⑥。
纵观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可以这样说，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以及相关的学术论文，代表了一代学人的研究成绩，昭示着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进展与研究水平的新高度。而这背后所潜藏着的乃是罗先生那种不断探索、思考与创新的学术精神。这不仅使罗先生本人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学术创造力与研究高度，同时也使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科始终保持了一种开放性，即不断开拓、发展和完善，从而充满了学术的活力，并拥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自罗宗强先生开始，正式形成了被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南开文学思想史研究学派。此一学派的标志由三个最为引人注目的学术成果所构成：一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多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目前已出版了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和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等四卷，其他各卷也将陆续出版，从而为学界提供了与复旦大学王运熙、顾易生所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并驾齐驱而又各具特色的学术巨著。二是出版了一大批用文学思想史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而撰写的专题研究著作，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饶龙隼《明代隆庆、万历间文学思想转变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左东岭《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学堂《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版)等等。当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
对于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前景与方向，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罗宗强先生曾预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以后应该往细处和深处做，并列举了两个领域，一是流派文学思想研究，二是地域文学思想研究。这当然是极有启示意义的。因为文学流派既是文学思潮的基本依托单元，又是体现文学思想特色的有效载体，对其进行研究，将使文学思潮的研究更为具体和丰满。地域文学思想研究则能够使文学思潮研究呈现立体化特征，因为中国古代地域辽阔，所以文学思想在空间上具有多样化状况，有时会产生多种思潮并存的局面，比如在元末明初，就存在着吴中、浙东、江右、闽中和岭南五大板块，尽管入明之后浙东和江右的文学思想主导了文坛，但在元末却是并存的局面。因此，研究地域文学思想乃是对主流文学思潮研究的有效补充。但如果再深入一些思考，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又不仅仅限于流派与地域，可以继续延伸的领域还有很多。就文学思潮本身看，以前的研究均是按朝代划分格局与时段，这是各种专门史的传统做法，文学思想史当然也不例外。可是，文学思潮并不会因王朝的改易就中断，传统的研究人为地划分了朝代的格局，固然有利于时段的区分，却也割断了文学思潮的连续性。其实，易代之际的文学思潮不仅不会中断，而且由于政治局面的动荡和思想控制的松弛反而更加趋于活跃。因此，易代之际的文学思潮研究蕴含了巨大的学术内涵和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因为只有将易代之际的文学思潮研究充分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才能真正线索分明，体系完整，各种文学思潮的起伏消长的复杂原因也才能得到更为深入全面的揭示，由此所总结的文学经验也才会对当今更有借鉴价值。从文学思潮研究的细部看，分体文学思想史也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领域。通常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所关注的都是每一朝代的文学主潮，是针对主流文坛所发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的看法，但却往往会漏掉大量的非主流的成分。然而，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分是有层次之差异的。以唐代文学为例，诗歌无疑是唐代的主流文体，文学思潮的主线也往往围绕诗歌的创作与批评而展开，则其文学思潮的研究就更多关注诗学思想的发展演变线索。从唐朝是诗的国度这一层面看，这样的选择完全是有其道理的。可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中国小说史的层面看，唐代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时段，因为它不仅有传统的志怪、志人、笔记创作，还出现了文笔更为细腻、想象更为丰富的传奇创作。更有甚者，寺庙中的变文和流行于市井的“说话”也蔚然大观，因而研究唐代的小说观念就成为不能忽视的学术选择。因此，有必要专门撰写一部中国小说观念史。采取将小说理论批评与小说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尤其是在小说创作已然相当发达而理论批评尚不充分的唐代，从小说创作的文学实践中提炼小说观念就更加能够体现文学思想史研究方式的优势。可以设想，当我们既拥有了《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又拥有了《中国诗学思想史》《中国古文观念史》《中国小说观念史》《中国戏曲思想史》这样的分体文学思想史，那么我们对于中国文学思想的相关观念范畴、发展线索以及生成原因，就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就能为今人提供更多的参考经验与思想资源。当然，如果再往更细处做，还可以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从思潮史的角度去研究重要的经典作家和经典论著的文学思想，从而将相关领域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
但是，限于《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的体例，作者们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讨论每一位经典作家。因此，像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元好问、宋濂、王世贞、袁宏道、黄宗羲、袁枚、章学诚这样的经典作家和文论家，就有必要用文学思想史的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伴随研究领域的扩展，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有必要进一步探索与丰富，比如在进行思潮史研究时，研究者关注的是文人的群体心态，而对个体的特殊性留意不多，但在研究经典作家的文学思想时，则理应对影响其心态的历史要素作更为复杂的观察，诸如平生遭际、家族传统、师友交游、民族身份、秉性气质乃至身体状况等等，均应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又如，在进行文学思潮研究时，我们只要选取那些最能体现其创作倾向与审美追求的理论表达与文学作品即可达到研究目的，但如果重点研究那些经典作家作品，就需要对其大量作品进行全面的解读以提炼其文学的观念，此时便会接触到更多的诗文体式与文献类型，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加强研究者的文体意识，增强解读文本的能力，对其各种文体创作中所体现的文学思想做综合性的考察，以求更加接近其文学思想的历史真实状态。此外，还有各民族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都对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过自己的贡献，那么他们各自的文学思想史也应该纳入研究的范围，这样的话，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就有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要实现上述的研究目标当然需要具备许多现实条件，比如专业人才的培养，学术平台的搭建，研究项目的申报，学术刊物的创办等等，均需相继跟进，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才能为学术研究和国家文化建设作出扎扎实实的贡献。
从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创立过程看，可得出如下几点启示：其一，要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与话语体系，必须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所有的理论设计、方法借鉴，均需围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自我现实的需求而展开思考。在解决自我问题中形成的理论方法与学科体系，即使不刻意强调其中国特色，也自然会具备鲜明的中国色彩。其二，既要坚持中国本位，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尤其是要打破传统的中西文化对立的局限，站在全人类文化的立场，进行新的融会贯通，形成新的理论方法与学科体系，只要最终解决了中国问题，它不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且更会提供普泛的人类经验借鉴。其三，任何理论方法、学科体系的形成都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因而它也就必须具备开放性的特征，凡是固步自封与自我封闭的学科，都不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其四，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与学科体系，都不是孤立的纯学术性质的，其产生、发展以及存在的依据，均与文化的传承、国家的发展乃至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因而一位真正具有创造力与贡献力的学者，一定是具有高度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学者，而他所提出的理论方法与学科体系也必然与整个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息息相关。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②程千帆《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③王运熙《我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1期。
④罗宗强《晚学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⑤罗宗强《我们要真诚地对待历史》，《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8日，第5版。
⑥罗宗强《工具角色与回归自我》，《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