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格萨尔》这部现代史诗经历了口头传承、文本传播和数字传播的媒介演变，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头媒介文化、平面媒介文化和电子媒介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趋势 《格萨尔》域外传播已被人、中、外三次译介，其中包含了活史诗对外传播的九种翻译机制，为少数民族活史诗域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宽泛的解释。 关键词:格萨尔/翻译转换/话语系统& nbsp作者简介:王治国，男，天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天津外国语学院中央文献翻译基地兼职研究员，翻译学博士，比较文学博士后，研究方向:民族文献翻译 流传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称《格尔斯托尔》)，属于口头说唱文学。它的翻译和传播跨越了人类媒体文化的多种形式。它经历了口头传承、文本传播和可能的数字媒体传播，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头媒体文化、平面媒体文化和电子媒体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趋势 在《格萨尔》传统民族文化向现代化、民族化、全球化转型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媒介文化语境变化后的民族史诗翻译机制 特别是在民族史诗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中，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学术价值，是学术界应该关注的问题，如海外汉学家与中国本土翻译家之间如何相互证明和认识，如何用外语很好地讲述《格萨尔》的英雄故事，评书的话语主导地位是如何发生演变的。 一、格萨尔传播的媒介演变人类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是不同的 古代文化记忆的媒介主要是口头传说、神话、史诗和口头仪式 当时生产力水平低，实现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是口碑。在特定的背景下空，很难超越客观世界时间的限制空 文字出现后，文化交流以文字的形式被记录下来，以文字的形式流传，人类的精神交流通过空 印刷机问世后，人类才得以进入本杰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文化生产和文化接受是在一个宽泛的时间空语境中进行的 当然，除了印刷文本的传播，传统节日、文物、档案、建筑等形式也是文化记录传承的重要载体 在现代社会，除了口头仪式和文字记录，大众传媒已经成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今天的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图像时代:电影、电视、摄影、绘画、广告、艺术设计、建筑、多媒体、动画、游戏等。正在蠢蠢欲动，这些媒体呈现出一种多维度的整合趋势，即“媒体整合” 史诗般的传播呈现出媒体发展的一个大体一致的过程 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都是早期吟游诗人的杰作，然后通过文本化的过程以文本的形式传播到世界 与此不同，口头史诗《格萨尔》一直是口头流传的 文本交流的载体是文本，接受者的阅读是主要的欣赏方式 口头传承以说唱艺人为媒介，观众的现场聆听是主要的欣赏方式 《格萨尔》史诗的部分章节和卷册由历史上的僧人整理，以文本的形式书写和传播，也有当代出版的整理选本 然而，与整个民间口头流传的《格萨尔》相比，文本传播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格萨尔》史诗是7世纪从树干上凝聚而成，11世纪后逐渐大型化，到17世纪广泛流传才出现一些藏族史诗记载。 事实上，直到北京木刻的发现，史诗才正式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 虽然史诗在记录本、手稿和木刻本中流传，但史诗仍然保留了最重要的传播形式，即史诗的主体是说唱歌手，而不仅仅是文本 艺术家的说唱和听众的聆听是史诗传播的主要媒介 正如周伟所说:“格萨尔在流传的时候，本质上是作为一个系列的戏曲出现的，属于一种表演艺术，具有曲艺的表演特点，诗与歌的结合，诗的节奏与旋律的结合。说唱歌手本质上是歌剧或曲艺的表演艺术家，接受者是他的观众。 曲折的故事情节、动人的歌曲和精彩的表演，对接受者来说完全是一种对综合艺术美的享受 [1]《格萨尔》至今没有统一完整的文字文本，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部“活的”史诗，其核心部分仍然存在于民间艺人的口头传承中 另外，不同的说唱艺人有不同的说唱记录本，即使是以书面形式记录，书面文本也只是一小部分，更何况是大量的不同文本 这些都表明，史诗《格萨尔》仍然是一部口头和书面并存的活史诗 杨将《格萨尔》的史诗传播分为三个阶段:史诗核心部分的口头歌唱；史诗的口头传播和手抄本的平行阶段；木刻的产生，口头说唱，手稿和版画的共存 [2]三部体法符合史诗传承的历史脉络，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但如果结合最新的研究动态，似乎二分法只涵盖了无文本和有文本两个阶段，并不涉及印刷文本之后的新情况，比如电子文本、视频资料、网络传播等大量新媒体的出现 借鉴麦克卢汉的媒介文化理论，从口头文化、书面印刷文化和电子媒介文化三个方面研究了格萨尔翻译传播中多元化、立体化的媒介融合景观。不难发现，《格萨尔》作为原始口头文化的代表，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印刷文本(书面文化)再到今天的电子媒介(数字文化)的三个阶段，三种传播模式同时存在 诚然，格萨尔文化遗产的媒介和载体发生了变化，即从最初的艺术家口头说唱，经历了史诗的文本化过程，现在以音频、动画、视频等大量电子媒体的形式存在。然而，说唱歌手的说唱作为活史诗最真实的特征，今天仍然存在 也就是说，《格萨尔》的史诗仍然以口头为主，并没有随着史诗的文本化而消失，这是世界活文化史上的奇迹
17世纪以来，各族学者从文学、历史、宗教等角度对《格萨尔》进行研究，直到20世纪30年代，余道全、任乃强等学者才把《格萨尔》翻译成中文。 20世纪80年代，边江·嘉措将《格萨尔》翻译成中文，并探索了将史诗翻译成中文的技巧 根据现有的国际藏蒙学研究，西方学者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格萨尔》的翻译和介绍 1716年，蒙古文版《北京木刻版》首次以文本形式印刷出版，拉开了《格萨尔》翻译和引进的序幕 《北京木刻版》的出版，让外国学者有机会接触和了解《格萨尔》，进行相关研究 随后，西方蒙藏研究者开始翻译和研究史诗 1776年，俄罗斯学者帕拉萨首次向俄罗斯人介绍了蒙古语版的格斯特尔 1893年，另一位俄罗斯人布塔宁将藏文版《格萨尔》引入欧洲 后来，德国的弗兰切·阿哈、法国的亚历山德拉·大卫-尼尔、斯坦等海外藏族学者和汉学家进行了史诗研究，但没有涉及翻译研究 自《格萨尔》的蒙古文和藏文版本被翻译到欧洲200多年以来，已有150多本《格萨尔》以蒙古文、俄文、德文、法文、英文、印地语、乌尔都语、西班牙文和日文出版，300多部关于《格萨尔》的研究著作在国外出版 [3]通过梳理口头史诗《格萨尔》的传播历史，不难发现《格萨尔》经历了从文化到文本再到世界文学的三次转型:民间翻译、中国翻译和外来翻译 其中，民间翻译包括三个层面，即史诗从口头文本到书面文本的文本化过程、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内部翻译和古代民间语言的现代翻译 民间翻译构成了史诗从口头到书面文本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史诗向其他民族传播的初始阶段 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和土族对格萨尔史诗的翻译和传播构成了民间翻译的主体 汉语翻译是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包括用国际音标音译、注音和从各种版本翻译回汉语 王一暖、刘丽倩等翻译家为中国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多民族多元融合的文化背景下，民间翻译和汉语翻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内部翻译 在此基础上，进行外部翻译，即外部翻译 也可以分为少数民族语言直接翻译成外语、汉语翻译成外语和外语版本之间的互译，如法语翻译成英语和德语翻译成英语 内部翻译和外部翻译构成了史诗翻译和传播的全景 近年来，作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格萨尔》域外翻译和传播的方式、途径、策略、方法和效果 ①格萨尔对外传播有三条翻译和传播路线:第一条路线是翻译蒙古木刻作为原文，形成早期的俄语翻译和欧洲主要语言之间的翻译和传播路线 它涉及到民族文学的内部翻译，即民间翻译 第二条路线是从藏文翻译过来。主要的翻译活动是由深入藏区的早期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进行的，反映了藏语直接翻译成外语的特点 第三条道路是从中国大陆的中译本进行当代重译 《格萨尔》在被翻译成中文或重新创作成中文后，已被翻译成英文和其他外文 这是由于国家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上个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和三大史诗的发现 通过梳理《格萨尔》的翻译，我们可以勾勒出口头文化的传播图景:民间翻译、汉语翻译和对外翻译 民族文化之间的互译构成了民间翻译；民族文化的汉译构成了汉语翻译；翻译是指翻译成外语 它与汉族典籍的民间翻译、外来翻译和现代翻译一起，构成了一幅民族文化翻译的全息图景 民族文化的翻译打破了传统翻译从原文到译文的单向、线性的运作模式，而是强调通过中文翻译的中介进行外语再翻译，为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话语空 欧洲藏族学者大卫·尼尔(David Niel)、北美汉学家罗宾·科恩曼(Robin Kornman)和当代中国人汪国真(Wangzhen)的英译本是外译的典型代表，它们共同构成了史诗文本英译中的三大文化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