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李维英雄等洋人和米妙·水村等具有深厚外国文化经验的日本人创作的日本文学的兴起，是90年代以后日本文学的新趋势 这些错位的文学违反了日本人固有的制度和日常规范，具有德勒兹所谓“少数民族文学”的特征。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于日本诗坛的诗人黄英和宫泽贤治是这种“少数民族文学”的先驱 他们从外到内理解日语和以日语为代表的各种编码系统，这不仅带来了诗歌语言的革命，也孕育了多元、生成、进化精神的新视野和可能性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非殖民化/黄英/宫泽贤治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草野心平、黄英、宫泽贤治研究”(12BWW013)和四川外语外贸大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黄英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SISU201202)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作者:杨威(1963-)，男，硕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教授，研究日本现代文学；最近发表的论文包括《北ァジァのコンクテストにぉける日本》,日本德国作家多田叶紫说:“如果有人问什么样的文学代表了1990年代的文学，我想我会回答:这是作者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的作品。” (1)日本学者Katsuhiko Atsuya也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文学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趋势，即列维·赫罗(Levi Hero)和德维特·索佩(Devit Sopei)等外国人创造的‘日本文学’的出现，以及叶子忠(Tada Yezi)和水村·米妙等具有深刻不同文化体验的日本人创造的‘日本文学’的兴起。 对于日本文学来说，前者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后者是从内部推动其质变的事件”(3) 列维·英雄和米妙·水村之所以成为这一新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具有非常典型的跨界性质 前者作为从美国流入，后者作为从日本流出，由于自我形成过程中的地理运动，属于多元文化的边界。 李伟笔下的主人公使用非母语日语创作文学作品，而米妙·水村使用非母语日语创作文学作品。作为异端，它活跃在日本文学的中心 他们“到处乱放的文章不仅违反了日本人固有的制度和日常规范，还导致了我们精神的瓦解”(5) 显然，他们的文学创作打破了日本文学所谓的“纯血统”和狭隘性，这恰恰符合德勒兹所谓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根据德勒兹的定义，“小众文学”不是用少数民族的语言产生的 这是少数民族在专业语言中构建的东西。"⑥ 在德勒兹看来，少数民族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最能实现“去领域化”的趋势 它在使用大多数人使用的主流语言的同时，又把它从国家或民族的固定管辖范围中分离出来，通过“口吃”的手段在语言中创造出自己的少数用法 换句话说，语言的去本地化是通过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有序语言的“口吃”来实现的 通过“口吃”，语言脱离了本土化的秩序，最终飞离并逃离了本土化潮流的局限，向我们敞开了真正的多样性，成为一种风格 ⑦纵观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日本文学，除列维英雄外，还有米妙·水村、野子多和田、德维特·索佩等。，我们也可以在这份“少数民族文学”的名单上列出一长串8个名字，而一旦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包括大正文学和昭和文学在内的更广泛的类别，它在20世纪20-30年代是活跃的。 黄英(1906-2005)是一位中日混血诗人，他曾创办过与曹志气相同的《同功学》 作为中国人，他一直用日语写诗，日语不是他的母语。他从1920年到1930年像彗星一样穿越了日本诗坛。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李伟笔下的主人公属于同一谱系的“少数民族文学”诗人 宫泽贤治(1896-1933)，铜锣匠，日本东北部岩手县人。他一直对基于东京方言的“标准日语”感到疏离和抗拒。他曾用非标准日语夹杂东北方言等成分写了大量诗歌和童话，堪称与水野彩香同属一个谱系的“少数民族文学”诗人或作家。 黄英1906年出生于重庆。他的父亲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母亲来自日本千叶县 1914年父亲去世时，八岁的他不得不随母亲迁居日本千叶县，在八天市场的普通高中开始学习日语，之后进入东京普通中学 1923年关东大地震期间，他恰好回国探亲天津，然后留在国内在青岛的日本中学读书 1925年再次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文化学院和陆军士官学校，1931年回国 黄英16岁时开始用日语写诗。1925年，她因《早晨的前景》这首诗在一千多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在《日本诗人》的“第二位新诗人”中名列第一，一度成为日本诗坛的宠儿。 然而，在一向排斥外国人的日本诗坛，他的混血儿身份和中国国籍注定了他是一个孤独的“少数民族”
18岁的时候，黄英曾经写过一首题为《七月的热情》的诗:我在白色的阳她看起来像被露水打湿的百合一样纯洁。我看到了这个泪流满面的女孩的爸爸妈妈——他们之间生来的混血美女，但是混血的美女却让人心酸。据说是黄英在1925年离开青岛的。 显然，它反映了他自己作为混血儿的经历和他的自我意识:他有着像“百合”一样的“清晰的外表”，但却是“含泪的”；虽然“美”，“让人难过。” 几组矛盾的修饰语统一在混血儿身上，凸显了混血儿在血缘、民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双重性和身份的尴尬 当黄英从小学升到中学时，由于他的中国国籍和混血儿身份，他没有被承认是日本人。他没能如愿进入县城里的历城东中学，他深深体会到身为混血儿的尴尬和悲哀。然而，正如冈村村民所指出的，“他没有把文化融合作为一种不必要的混乱和侵略来揭露。 对他来说，“混血儿”的美丽足以激起“七月的热情” 感受来自混合文化的功能性诗歌——这是黄英的能力”(11) 正是混血儿童的双重性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在黄英的心中酝酿着风暴。在文化和语言的催化下，它升华为黄英强烈的诗意，为他赢得了诗人的荣耀，从而抵消了现实生活中遭受的歧视，成功地实现了从“悲”到“美”的逆转 因此，黄英愿意接受自己的出生是一种历史命运，并在诗歌中以一种自豪的身份表现出来 《写给姐姐的信(二)》里有这样一句诗:“姐姐，没有什么生物比国界更让我着迷。” (12)由此可见，黄英并不打算通过迁移到边界的一边来解决自己的困境，而是坚守边界，不断确认自己作为“边界”的特殊地位，这转化为他诗歌的特点 因此 诗人草野心平说:“毕竟，他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更不是西班牙人。” 他自己就是黄英 这不是分裂后的黄英 他悠闲自在 通过阅读他的诗来想象他是最合适的 (13)正因为如此，黄英诗歌的场景大多集中在青、津、沪、大、横滨、神户、澳门等地。这些港口城市对外开放，将“外国”引入内地，成为许多种族、建筑、语言和文化聚集的边界地带和国际空。 他们给四处奔波的黄英带来归属感，激发诗人的灵感和想象力，构成了以主人公为边界的最一致的诗歌舞台 换句话说，诗歌场景和诗人身份之间的界限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共鸣，衍射了诗歌中大量的异域景观和词汇 如形容青岛为“意大利式的街景”，出现了“教会学校”、“相思林”、“朝鲜乌鸦”、“官房”等异域风光(详见芮:184-185)。另一方面，《山有教堂——青岛忆诗》描绘的是“南方风格”的教堂，“荷兰风格如长崎”的青瓦，“绿树掩映的西方建筑”，还演奏了“圣乐如耶路撒冷”的钢琴声(详见《芮》:176-177)，以营造一种多民族或异国情调 难怪当代诗人堀内佐称赞:“在东方诗风中长大的黄骏，羡慕我们宜人的异国情调和世界主义。”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