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学者将旅行书写的史前史追溯到《圣经》和《奥德赛》 自16世纪以来，写作一直是旅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旅行写作被公众广泛阅读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游记写作才开始受到英美学术界的重视，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旅行写作的文化价值和诗歌价值得到了肯定，并被视为最重要的文化和社会体裁，它记录了欧洲国家的民族自我认同和对他人的定义 旅行写作研究关注修辞策略、话语系统及其文化再现与帝国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在相遇与再现他者的历史框架中书写旅行写作史，考察在欧洲相遇他者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异己”的发现、观察、阐释和再现 本文拟从旅游写作与帝国叙事、旅游写作史的建构、旅游写作的真实与虚构三个方面对当代英美旅游写作研究进行评述 关键词:旅行写作/帝国叙事/异域再现/真假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美国游记文献整理研究”(13号13YJA751007)成果 作者简介:陈晓兰，文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旅行写作”研究的热潮 中性而广泛的术语“旅行写作”已被定义为涵盖难以用单一体裁定义的旅行作品，数量众多、类型多样、风格各异，如探险文学、朝圣笔记、旅行笔记、航海日志、航行笔记、科学考察报告、大使使团、传教士的外国写作、关于外国生活的回忆录、想象旅行(旅行文学)等 由于游记本身的文体特征和包罗万象的内容混杂，其体裁界限不清，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亚体裁，被学术界忽视甚至轻视 而这些结合了客观描写和主观想象的旅行作品，涵盖了航海旅行、异国探险、外交仪式的程式化记录、旅行故事、新闻报道、考察报告、工作日记、日常生活记述、轶事、自传体回忆、随笔、摄影、插画等。，并长期被不同学科(尤其是人类学、地理学、世界史、自然史等)视为历史和地理。) 旅游写作之所以被学术界冷落，另一个原因是它在读者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18世纪以来的300年里，旅行写作赢得了巨大的读者市场和经济效益，因此旅行写作一直被视为大众读物，被学术研究机构所鄙视。 然而，正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说:16世纪以来，欧洲公众通过阅读游记写作，对欧洲以外的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好奇、冒险和道德狂热”，“使帝国公民感受到帝国殖民扩张的意义并渴望扩张”，“获得了对殖民地的占有感，认识了那些被探索、入侵、投资和殖民的人” 因此，旅行写作作为欧洲帝国知识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国家观念、领土观念、世界观念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然而，直到二战后，游记写作才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殖民批评兴起，学术界才开始认真对待游记写作，近30年来，大量研究成果问世 玛丽·贝恩·坎贝尔(Mary Baine Campbell)将英美学术界对旅行写作的关注追溯到由犹太人的分散、战后的抵抗运动、前殖民地的解放和随后的移民潮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移民和流动(261)引起的“对世界的重新想象”和“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历史和现状的关注”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将旅行写作的研究归因于“全球重组和意识形态动荡，学术界揭示帝国主义之谜的紧迫性和无望感”，“对欧洲殖民主义及其后果的反思”，对美国本土人自己的历史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为领土和自治而斗争”的重申，以及对美国历史观的挑战。“知识分子被要求重新定义他们与他们产生和被产生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结构关系”，并重新审视帝国在知识和意义生产中的作用和历史影响，目的是“使知识生产和人际关系非殖民化”(3) 纷繁多样的跨国旅行书写记录了500年来欧洲“非民族”的发现、观察、解释、描述、再现和征服，反映了欧洲与其他民族相遇的历史经验，为重新思考欧洲历史及其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提供了另一个维度 旅游写作研究分析了旅游叙事的修辞策略、话语系统和文化再现与帝国知识生产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普拉特的《帝国的眼睛:旅行写作和文化嫁接》(2008)审视了欧洲人自1750年以来写的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旅行书籍 她认为，正是这些游记为欧洲人在中国创造了帝国秩序，确定了自己的地位。个人冒险也是帝国冒险，更何况这种冒险往往是政府鼓励和资助的。这次冒险及其相关的写作强化了欧洲的领土概念，并对帝国的扩张产生了强烈的历史影响 《帝国之眼》以欧洲的地理扩张和自然科学史为背景，探讨了18、19世纪欧洲人在南非、西非、加勒比海和美洲的探险、旅行和叙事 她认为，欧洲中产阶级，即欧洲话语的男性主体，在非欧洲风景的再现上有一双帝王般的眼睛，凝视并占有非欧洲风景，为欧洲人书写非欧洲民族志 她提出的关键问题是:“用什么代码写别的世界？”你是如何创造出欧洲进步的理念的？经济扩张和帝国扩张如何合法化，进一步刺激其扩张？附属于欧洲的其他人是如何知道欧洲人对他们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内化为自己的组成部分的？欧洲人概念化的经验和想象是如何改变他们对所生活的世界的感知的？”(4)普拉特创造了核心术语“接触区”，用来定义“分离的文化相遇、碰撞和相互竞争的社会”空”(8) 正是在这个“接触带”中，历史和地理上相互分离的人们相互接触，发展出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伴随着难以解决的胁迫、压迫、不平等、暴力和文化冲突 同时，在不同语言的接触中，为双方的交流发展了一种混合语言和文化的混合和嫁接现象 如果说欧洲人写的殖民地民族志/人种志表现了他人的再现，那么殖民地的“汽车民族志”(Pratt 9)则反映了殖民地人民面对殖民话语的自我表达 这是殖民作家对主权国家创造的殖民表述的回应 他们甚至用殖民的方式改写自己 在普拉特看来，以往的学术研究只关注欧洲人的所见所闻。与其说是欧洲对非欧洲世界的了解，不如说是欧洲对自己的知识和解释的独白 其实独白根本不存在，因为“接待欧洲游客的人有自己的知识和解释”，他们也会对主权国家的文化和解释做出自己的回应 虽然“主导文化不能控制主导文化去拜访他们”，但它可以“从宗主国和主导国传播给他们的文化中做出选择”，“你可以决定选择什么并吸收到自己的文化中，以及如何利用它使之有意义。 因此，文化嫁接是接触带的普遍现象”(7) 英美学术界围绕欧洲500年来发现和考察世界的重要地区和地方——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北美大陆和密西西比河流域、太平洋和南海诸岛、南美、非洲大陆、远东以及以考察和写作为主的国家，进行了区域性、全国性、时代性和概括性的历史研究。 旅行写作不仅被视为外国复制的主要媒介，也是欧洲自我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早期现代旅行书写的研究中，欧洲民族身份和他人的再现是不可分割的概念，而18、19世纪的旅行书写研究基本上是在“帝国叙事”的框架下进行的 旅行写作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体裁，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帝国主义思想和知识的产生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罗伊·布里奇斯在种植园、奴隶制、18世纪大西洋贸易商业帝国的终结、19世纪全球扩张、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伴随而来的深刻焦虑的历史背景下，从1720年到1914年探索了欧洲世界探索、旅行写作和帝国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1720年至1914年的旅行写作非常符合欧洲社会的利益和利益，他们希望将非欧洲世界引向一个可以影响、利用和直接控制的位置 (55)帝国叙事主导了19世纪的英国旅行写作，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越来越多的旅行者周游世界，考察和报道英国殖民地，渗透着西方尤其是英国的优越性，为帝国意识形态的构建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即使是那些纯粹的私人旅行，在面对外国时也不可避免地是“帝国的凝视” 杰弗里·纳什在他对中东旅行写作的研究中发现，旅行者在“个人探索和对国家的军事征服”(55)、自我发现、个人救赎和外国政治诉求之间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 尽管西方旅行者的孤独探索、宗教关怀、对原始他者的追求和异国情调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抗性回应，但他们的政治倾向仍然反映了他们对他者的统治，他们对他者的审美观察仍然反映了“帝国的凝视”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书写与帝国暴力:英国人对非洲的书写》(2003)中，运用赛义德的“想象帝国”这一概念探讨了1850年至20世纪初的英国非洲旅行书写。包括在报纸上发表的游记，虚构和非虚构的作品，以及受非洲旅居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如亨利·赖德·哈格德、奥利弗·施雷纳、约瑟夫·康拉德等 弗兰尼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非洲旅行写作充满了对非洲人的身体和心理暴力，对非洲残疾人身体、伤害和摧毁非洲人身体及其暴力武器和手段的生动描述随处可见，如对非洲雇员的鞭打和惩罚，对不服从者和暴徒的公开审判和惩罚，对挑战殖民当局或做错事的非洲人的语言纪律，以及白人妇女对他们雇佣的非洲人的语言暴力。 此外，还有“收集非洲的身体器官，从死者的头骨到生者的牙齿，用于非洲身体和思想的科学研究”(弗兰尼5) 日常生活中的随机暴力，或者是无法无天的殖民者对非洲人的犯罪行为，或者是国家支持并视为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的暴力，在帝国主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洲人对暴力的直接反应是合作或抵抗，或者以暴力的形式加入犯罪者的行列，或者以暴力的形式抵抗暴力 当然，“殖民统治不仅依赖武力，还依赖心理胁迫、引入削弱传统权威的新宗教、殖民官员与地方统治者的合作等非物质手段”(弗兰尼2)，以及欧洲教育政策的实施，及其场所的更名。 英国关于非洲的旅行写作为反思特定时期的英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提供了另一个维度 在过去的40年里，英美学术界对传统的学科偏见和学术研究的等级观念提出了质疑，对既定的学科边界和分类标准、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分提出了挑战，澄清了概念，追溯了源头，并在相遇和再现对方的历史框架中书写了旅行写作的历史 彼得·怀特·怀特菲尔德和蒂姆·杨司等英美学者将旅行写作的史前史追溯到巴比伦、古希腊和罗马，并认为《圣经》、《奥德赛》和《埃涅阿斯》这三部被遗忘的作品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文学之旅和实际旅行 旅行是英雄对永恒、知识和日常生活超越的追求，是个人忍受苦难、考验和挑战，使生活发生转变的特殊体验。旅行也是一个国家获得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过程(怀特菲尔德2) 蒂姆·杨司认为，旅行也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写作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游历中东、北非、中亚、巴尔干各国，为他撰写《历史》提供了大量素材。正是在“与其他人，如斯基特人、波斯人和埃及人的相遇和对比”中，他完成了对“希腊化”的定义和对“他者性”的探索(扬斯) 色诺芬的《远征记》描绘了“希腊人穿越异乡，被异乡人包围时的孤独和失败感”，其中“有一种异乡感”(怀特菲尔德7) 在外国旅行，描绘陌生、危险、不可理解的国家，描写外国的地理、风俗和人民的特点，一直影响着欧洲后世的历史写作 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将旅行与帝国的建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自罗马帝国晚期和漫长的中世纪以来，圣地旅行和朝圣作品已经成为拉丁文化和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耶路撒冷的朝圣狂热刺激了朝圣作品的繁荣，出现了数百部朝圣作品，并在14世纪迎来了朝圣文学的高峰 朝圣作为一种生命隐喻和文学意象，影响了中世纪及以后的文学创作 中世纪骑士的冒险作品展示了世俗精神，继承了朝圣者的精神探索，并“从道德的角度审视和再现异国的地理和文化景观”(霍华德106) 中世纪晚期，开始了文艺复兴时期对陌生土地和新世界的探索。去欧洲大陆旅行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开始了17-18世纪的“大旅行”。到欧洲其他文明高尚的国家旅行，成为统治阶级青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仪式”。地中海、意大利、古罗马帝国、希腊等地的旅行取代了耶路撒冷之旅。“目的地不是 冒险家的地理探索和航行记述，马可·波罗的游记和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标志着欧洲旅行写作作为一种杂类文体的出现，以其万花筒般的碎片化叙事风格和百科全书式的包罗万象的内容，集虚构与纪实、冒险、朝圣、传教和贸易记述于一体，其地理边界远至东方异教世界 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旅行和殖民写作，1545-1626》(1998)中，安德鲁·海德·哈德菲尔德分析了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美洲大陆和英国文艺复兴的相关法律 这些作品运用报道和叙事的方法，将旅行路线和事件的叙事形式与地理描写和民族观察的形式相结合，直接和间接地参与英国国内和国际事务 游记写作成为“政治论坛”，以外国为背景，比喻“参与当时社会政治问题的激烈辩论”(哈德菲尔德70) 意大利被视为自由和放纵的象征，而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则被视为暴政和恐怖的象征 通过再现外国政权来讨论英国政治，想象激进的政治改革，在完全陌生的外国创造全新的政治制度，比如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 威廉·谢尔曼(William Sherman)对1500-1720年间英国海外旅行写作的研究，勾勒了近两个世纪英国在欧洲、南北美洲、近东、远东、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旅行写作风格。他的作者包括传教士、传教士、邮递员、士兵、间谍、流浪者、征服者、变装爱好者、被疏远的艺术家和游客 商人关于新大陆的书信和描述记录了英国人旅行的商业目的和利益驱动的冒险活动:殖民者的旅行书写描述了殖民者的产品、商品、政府形式、风俗习惯，描绘了殖民者对土地的征服和开垦以及与土著人的关系；驻俄罗斯、印度、希腊和小亚细亚的大使描述了这些国家的地形、气候特征、产品贸易、社会政治、宗教和习俗；无名之辈反复讲述伟大探险家的冒险故事；不情愿的旅人，如流亡者、囚犯、被遗弃者、海难幸存者，“被迫前往不愿去的地方和环境，创作了最悲壮、最受欢迎的游记，展示了英国人如何面对外国人的残酷”；“海贼写作”在早期的旅行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大英帝国的创建中起着核心但矛盾的作用。它们增加了个人和国家的财富，但同时对政府和贸易公司构成威胁”；在全面了解自然历史的要求下，皇家学会资助的思想简单的探险家和科学家，他们的旅行考察笔记《以理性和共性的名义收集科学知识》，详细描述了国外的人、植物、动物、水文、气象和航海(27-29) 这种科学研究在18世纪达到顶峰，成为理性时代旅行写作最重要的分支 到了19、20世纪，调查和写作的范围远至中国腹地和东西边界。 18世纪是旅行写作的黄金世纪，19世纪被称为旅行写作的爆发期。 正如珀西·G·亚当斯所说，18世纪是一个思想和概念运动和寻求知识的世纪 人们旅行是为了快乐，为了知识，为了政治庇护，为了新的机会，为了新的国家概念，为了一块土地，为了签署外交协议，或者仅仅是为了收集旅行经验和新的发现(9) 在这个地理扩张和崇尚冒险的时代，欧洲派遣了成千上万的探险家和旅行者去探索新世界、发现财富和寻找居住地 他们到过欧洲内陆的未知地区、加拿大湖、密西西比河流域、太平洋群岛、印度、埃及，在非洲发现或未发现的地区，并穿越西伯利亚到达中国 但“直到19世纪最后25年，世界上仍有大片土地未被发现，在欧洲世界地图上仍是“空白色。" 那些没有被发现和占领，因此被认为是“黑暗”的地方对旅行者和欧洲国家来说是迷人和有吸引力的 旅行的目的是探索这些未知的区域，并在地图上填写空白色(Yongs 2006:2) 19世纪的旅行书写反映了对“空白色土地”的探索、考察、叙述、占有、开发和利用 到了20世纪，世界上已经没有被发现的必要了。 二战后，由于地缘政治的重建，跨境旅行和人口流动被视为对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潜在威胁，旅行受到官方控制 另一方面，交通便利、战争、帝国贸易的扩张和全球化使一部分人口流动“要么是因为自由选择，要么是为了娱乐，要么是因为战争、灾难和工作需要”(汤普森2) 流动性和跨文化接触已经成为20世纪最普遍的特征 20世纪的旅行已经失去了传统的浪漫传奇和英雄主义。旅行写作虽然借鉴了传统的旅行写作方法，但与大旅行时期和殖民时代的旅行写作有着本质的区别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旅行写作显示了一种悲剧性的逃离，但战后写作显示了“对现实世界的逃离、乡愁、寻求庇护的动机”和“寻找未受污染的土地的幻觉”，也反映了在一个日益趋同的世界中“寻求文化、区域和种族差异”的努力(汤普森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