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女仆的故事》中的身体政治

摘要:在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作者用文学想象和叙事阐释了权力的万能性。权力政治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运作，每一个主体都被它所俘获 在小说中，身体被呈现为写作的对象，也是权力、意识形态、宗教等因素的对象 身体的书写体现在符号语义在制服上的运用，通过服装对社会阶层进行视觉上的分类和限定，从而可以强有力地进行基于视觉的身体驯服 小说还呼应了福柯的身体权力力学机制，权力对身体的控制需要符合严格的物理学和力学原理，最终服务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功能目的 小说中最极端的权力形式是人口控制、消灭、管理和社会分层 本文以福柯的权力理论为基础，探讨阿特伍德小说中的权力描写，从而阐释作者的权力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拿大文学的国家建构研究”(11BWW031) 关键词:阿特伍德/少女故事/政治/权力/凝视/身体 作者: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称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她的小说《使女的故事》被广泛认为是女权主义的经典之作 在小说中，作者关注女性的命运，深刻思考政治、权力和个人处境之间的关系 阿特伍德对权力对身体的压制特别感兴趣 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宗教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当权者一直在摧毁和压制他们的身体 身体不仅成为暴力的主体，而且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挑战，成为各种力量的交汇点，成为社会话语控制、微观权力和纪律机制运行的载体 本文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小说中的身体政治，考察了生产驯服身体的机制和手段，阐释了政治和权力运作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及其对身体的控制 书面体 法国哲学家福柯一直关注权力的运行机制。他在《纪律与惩罚》中指出“身体直接介入某一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标记它，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任务，执行仪式，发出信号。 这种对身体的政治干预是按照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运作的，这种互动关系与身体的经济用途密切相关”(《纪律》27) 在福柯看来，身体不仅是身体的载体，也是政治法律约束和技术管理等现代权力机制的对象 根据福柯对身体和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身体本质上是一个文本，因为身体首先是通过各种话语的约束产生的，必须服从限制性标准和特定的符号系统 人体是社会话语的“羊皮纸”，上面镌刻着不同的话语痕迹、惩戒手段和惩罚机制 身体是社会和文化的身体，是“写事件的表面”(《尼采》84) 阿特伍德关于身体的思想与福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她还将身体描述为包含各种力量痕迹的文本，并强调权力对身体的微观运作机制 马德琳·戴维斯在一篇关于阿特伍德女权思想的文章中指出，她小说中的女性身体“是各种焦虑的战场，与各种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并被写入女性身体”(58) 的确，在小说《神谕夫人》中，臃肿的女主人公琼发现“我的身体是一块有争议的领土”(69)，成为多重欲望和权力的对象，不仅是男性欲望的对象，也是后殖民身份的试验场和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宿主 她的真名德拉克雷(Delacre)来源于法国贵族的名字，但她母亲给她起的名字是“克利福德·琼”(Clifford Joan)，反映了魁北克法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冲突 母亲根据美国公众的审美价值严格控制女儿的饮食，希望她成为一名舞蹈演员，但琼“固执地坚持吃，能吃什么就吃什么”(73) 琼在餐厅的意大利移民同事强烈“向你求婚”，并表示他们的文化障碍不是问题:“你会改变的”(96) 琼的身体无疑象征着加拿大在多元移民文化面前的后殖民身份困境 身体不仅是约束个人自由的工具，也是国家、政权、宗教、意识形态等政治权力控制的对象。，身体政治是写出来的 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书写的身体”在社会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在这个神权社会里，身体被刻上各种标记，按照不同的功能(如性别、生育、年龄、职业等)进行管理。) 例如，叙述者奥弗瑞德的身体对指挥官弗雷德来说就像“一个关于所有权的盲文，他可以阅读”(254) 身体就像一块画布，各种欲望、文字、规则纵横交错 女仆的身体属于社会财产，只有指挥官有有限的使用权 Overfred的身体是“拿来当工具”的，是各种力量相遇冲突的“场所”，是“各种危险隐藏的地方” 不仅如此，小说中的男性身体“必须被检查和比较”，仿佛身体就是随时被编辑和修改的文本 所有的身体都被用作“一个标记”，以帮助神权政治维持其“一切都井井有条”的话语机制(73) Overfred把他的皮肤想象成一张地图，这显然是权力运作的结果 她的身体成了权力体系的象征，而不是个人的身体。她认为这是“一张失败的地图，密布着无尽的道路”(143) 身体的书写意味着对身体的文化和力量的支配，让人想起中世纪政权对身体采取的各种暴力惩罚，如纹身、印记、疤痕等。，这使身体成为政治权力和法律戒律的书写媒介 在《使女的故事》中，身体的书写是一个充满压迫和压迫的权力斗争过程 身体不是单一的物理存在，而是“由话语建构的真实身体”(西尔弗曼32) 事实上，身体的所有过程，包括性别、功能和姿势，都受到社会和文化话语的限制。“身体在话语中的意义决定了身体的物质属性”(达利59) 身上惩罚性的痕迹比比皆是。比如Overfred在学科墙上看到两具尸体，上面用红色大写字母J标注。虽然她知道“这封信不代表犹太人”，但她“不能理解它的含义”(200) 过度阅读，作为底层的丫鬟，看不懂书写的身体，象征性地失去了自己的身体，也没有权利去阅读，这是学科自律的绝对表现 在小说中，每个人的身体不再是私有的，而是国家的公共财产 女仆扮演“行走子宫”的角色，而男人“也是性机器，别的什么都不是”(144)。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执行神权政府繁衍人口的政策 在定期的授精仪式上，即使是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信仰指挥官也心不在焉，“脱离了身体”(160) 福柯在《纪律与惩罚》中指出，自19世纪以来，身体暴力逐渐变得温和，并演变成监禁、集中营、劳动教养等形式来产生“温顺的身体”(纪律135) 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还强调身体的非暴力书写，尤其是对身体的文字符号和符号的管理，如制服和时装的使用 作者仔细想象了一个极权社会，在那里，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通过制服象征着身体，使身体成为象征语义的产物 在小说中，每个社会阶层和职业都有特定的制服，以不同的颜色、图案和风格代表其地位和作用 正如文化研究哲学家拉斯·斯韦森所说，“极权社会有一种趋势，即所有公民都必须穿制服”，这样权力才能得到彻底和直观的行使(34) 《使女的故事》通过制服的颜色分类，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身份政治和阶级分类，使权力话语在物理上得以可视化 比如指挥官阶层穿着代表权威的黑色衣服，连雨伞和汽车都是黑色的 在“营救仪式”上，营救者还穿着黑色长袍，戴着黑色帽子，表演生死之力 穿着绿色制服的信仰卫士负责“维持日常秩序和履行其他职责”(20)，因为绿色象征着社会功能 在女性中社会地位最高的指挥官的妻子阶层穿着蓝色衣服，像一个服务人员 根据《基列共和国身体符号学法》，信仰司令的女儿和他的妻子在结婚前必须穿白色和白色的薄纱，以显示与其他女性的不同 负责监督女佣的母亲们穿着棕色衣服，她们是唯一有权读书的妇女 作为下层阶级男性的配偶，经济妻子负责所有的护理和生育功能，所以她们的服装包括红色、蓝色和绿色，以显示她们的多重角色 显然，基里巴斯共和国政权为身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基于不同颜色符号学的身体书写机制，即对身体的话语书写和定义，用颜色的象征意义限定身体和主体，通过视觉操作用文化语义标记身体，这是比中世纪的肉体暴力更温和的学科 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小说中身体、服饰和权力的深层社会意义和文化符号学内涵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 然而，辛西娅·库恩在她的专著中对此进行了探索，她认为阿特伍德使“身体充当了灵魂的外衣，并使用这一经典的后现代主义框架来展示主体性、表征、声音、性别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144) 阿特伍德的小说也关注时尚相对于制服所扮演的文化角色 根据格罗的说法，时尚是“反乌托邦和反极权的”(在Svedsen 34中的qtd)，所以在小说中是绝对禁止的 小说中所有代表自由和选择的衣服都成了违禁品，“所有灰绿色、红色、紫色丝绸、尼龙和假毛皮、黑色缎子、金线面料、比基尼短裤和透明胸罩”都被扔进火里烧掉了(230)。在电视摄像机中，也有制造商和进口商因非法时尚贸易而暴露在公众面前。他们有“用红字写着‘羞耻’二字的高帽”。 显然，服装是小说中权力的外衣，起着约束和定位身体，使权力形象化的作用 作为一种社会隔离手段，服装不同于监禁，因为制服在墙外以可见的形式将穿制服的人与其他人分开。这种无形的隔离显然依赖于高效的符号书写和身体的分割 这样，空之间监禁的传统惩罚模式被无意识地隐藏起来，空之间的约束被视觉身体标准和分类模式所取代，福柯所说的“全景监狱模式”被统一的外在标准化审美价值所取代 身体的动力力学机制 是柏拉图的后裔，是西方传统思想 但是在现代社会，身体逐渐成为身份的展台 让·波德里亚认为“身体已经取代了灵魂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中的功能和作用”(130) 在《使女的故事》中，身体和身份在等级制度下得到完美的控制，并制定了一套与身体纪律相匹配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来限制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 控制身体和控制灵魂一样重要。基列共和国的日常事务是训练身体 身体被确立为需要特别注意的东西，被理解为需要不断改变以适应新规范的可塑性很强的东西 福柯指出，从古典时代开始，人类就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纪律136)，而政治科学中身体与技术的结合使统治者能够塑造“温顺的身体”(纪律135) 当代人类的知识和控制已经成为政治上的“身体科技”。更重要的是，身体的纪律和控制不仅在于身体的约束，还在于“轻微的胁迫，甚至到了机械的程度，包括身体的运动、姿势、姿态和速度”(137) 权力的执行形式是一种有效的“作用于身体的威胁政策”(138) 福柯把身体的这一学科称为“政治解剖学”或“权力力学”，它能使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操纵身体。 在女仆的故事中，身体的“机械动力机制”已经得到了彻底的实施 神权政体对身体姿势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的场合配合不同的身体姿势，不同的身体姿势体现出不同的教育和说服目的 纪律规定了身体和它所操纵的物体之间的每一种关系。这种“动力的机械机制”首先与建筑的“功能场所”的角色相结合(学科143) 比如信仰指挥官的“客厅”，完美的实现了空分配纪律的艺术 这是一个实用的多功能空房间。“本来应该叫工作室，后来叫客厅，后来叫休息室。也许那是一个画廊，里面满是蜘蛛和苍蝇。 但现在它的正式名称是定位室 客厅的功能按照字面意思严格限定:“这个房间真的是供人坐的。” 当然，对某些人来说 对于其他人，只有standing 空 此时此地，站立非常重要，因为轻微的身体不适可以起到教导的作用”(阿特伍德，婢女的故事79) 显然纪律空和物理纪律已经功能化了。建筑的这种“权力力学机制”体现了福柯的“功能场所原则”，即“为各种目的建造一个学科场所”的原则(纪律143) 楼与楼之间的结构空既能保证物理动力的实施，又具有等级之间空的实用功能。“它不仅保证了每个人的服从，也保证了一个事件和姿势的更好使用”(167) 在客厅里，Overfred幻想自己可以随意操纵室内的小玩意，让自己“有一种力量感”，但她发现这“充其量只是一种幻想，风险太大” 她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同一个地方，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大腿并拢，脚跟放在臀部以下，身体挺直，头朝下……”(81)这种姿势被规定为日常规范，女仆必须始终学会遵守身体各部分姿势的限度，成为福柯所说的“习惯的自动性”(纪律135) 这种对身体姿势的标准化判断是基里巴斯共和国一套微观惩罚体系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福柯的“政治解剖”原则 身体一旦成为“习惯的自动体”，就会失去主导力量，从而使女性感到与自己的身体隔绝，身体成为陌生的异物，使主体本身变得无能为力 Overfred发现“只需摘下厚重的白色双翼头巾和面纱，用手触摸头发，这是一种罕见的奢侈”(62) 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我开始对自己赤裸的身体感到陌生 我的身体似乎过时了 我真的穿着泳衣去过海滩吗？是真的，没有顾忌，只是在男人中，我不在乎我的腿，胳膊，大腿，后背完全暴露在眼睛里 .....我避免低头看自己的身体，不是因为觉得它不要脸或者厚颜无耻，而是不想看。 我不想看到如此彻底地影响我的事情 (63) 的确，在福柯的规训控制中，身体完全失去了自由，必须与权力相一致，需要建立“身体与某种态度之间的最佳联系。” “习惯性自动体”的培养，其实是为了惩戒身体的时间性，“正确”使用身体，就是正确使用时间 换句话说，身体的节奏和速度必须符合严格的力量规范，“温顺的身体是有效姿势的前提”(纪律152) 在《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描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身体作为一个“习惯性的自动体”，完全没有主体自由，时间对身体的速度和节奏有着严格的约束 作者在描述指挥官在“授精仪式”中的行为时充满了讽刺 指挥官躺在乔伊的身体上，“以42号行军的速度移动，像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但是“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94)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对身体的控制和驯服甚至具体到对活动的控制，这就要求身体必须能够建立一种规律，一种节奏，并且能够“调整重复的循环”(规训149)，要求身体达到一种“精确的程度”，从而“根据时间的命令调整身体”(151) 在《使女的故事》中，身体的一切行为和动作都必须符合标准化的要求，必须严格遵守人口再生产的规定 女仆们每个月都会密切关注自己的血液，因为一旦她们来了，就意味着失败，……意味着达不到别人的期望'(73) 这可能是福柯所说的“行为的解剖图式”(纪律152)的极端实现。 身体的生理规律必须与社会的节奏模式相一致，否则就意味着个体的失败 然而，Overfred可以通过保持身体的幻觉来抵抗。她想象自己的身体是“一片隐藏危险的土地和我自己的领地” 她努力保持记忆，希望不要忘记她对自己身体的主权 每天晚上，她都会“掉进我的身体里，就像掉进沼泽或湿地，只有我知道该呆在哪里。” 她回忆起过去，那时她能够“把我的身体作为带来幸福的工具，一种运输方式，或者实现我自己意愿的执行工具”(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