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尔巴赫的模仿理论受到现代文学批评的广泛推崇和引用，但其真正的语文学追随者并不多，但它在二战后的比较文学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描述伊斯坦布尔流亡的最著名的后记开始，进入赛义德对奥尔巴赫的“运用”和多重解读，最后梳理了从模仿论继承而来的德国思想史和语言学传统如何在美国比较文学学术史上发挥影响 然而，最新的研究对奥尔巴赫的跨国人文主义和比较文学的真正内涵提出了质疑，并将全球比较文学的起点推到了20世纪3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斯皮策 关键词:奥尔巴赫/《模仿说》/赛义德/比较文学作者简介:郝浩，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 nbsp德国犹太学者奥尔巴赫的《模仿》中文版于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值得关注 虽然这本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的，但由于这本书本身的难度、所涉及的文体问题的深度，特别是中国文学界对中国文学起源于德国如何在二战后转移到美国，影响了比较文学的学术史缺乏了解和关注，自十多年前第一个中文译本出版以来，只有很少的文章对其进行了批评和解读 1935年，奥尔巴赫因为有犹太血统，不得不放弃在马尔堡大学的教学工作。几个月后，他被推荐到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拉丁文学。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模仿论》 当这本书于1946年在瑞士首次以德语出版时，奥尔巴赫已经在伊斯坦布尔教了十多年书，并于1945年开始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直到1957年去世 1953年，《模仿》的英文版由威拉德·特拉斯克翻译，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反复引用的“后记”和“模仿说”的副标题，叫做“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第一章从奥德修斯的伤疤开始，最后一章讨论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 在二十章中，作者系统地论述了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概念，尤其是文体分离原则和文体混合原则的变化 虽然这本书有广泛的论点和深厚的中国文学基础，但它并不是无懈可击的 比如由细读片段组成，缺乏整体理论和框架；对荷马史诗的分析过于“前景化”——不是基于文本本身，而是基于后来的《圣经》 在他死后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里，奥尔巴赫也承认《模仿》的结构中存在空白度，从公元600年跃升到公元1100年(奥尔巴赫65年) 然而，“摹仿说”在西方古典和罗马文学领域确实有着重要的影响，它真正的“生命光辉”远远超出了古典主义的范畴 在过去的30年里，由于作者的流亡身份、多语言和综合的研究方法，模仿理论的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意义在英语学术界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它的崇拜者中，有许多著名的批评家，如雷纳·韦勒克和特里·伊格尔顿。尤其是赛义德对奥尔巴赫的反复引用和钦佩，使中国读者期待着这本书的中文译本 有学者注意到“尽管《模仿说》是为数有限的界定战后时期比较文学的伟大著作，但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学者的不断借鉴和研究兴趣与这部作品本身毫无关系 事实上，这部作品一直作为一个框架存在(在美国比较文学中)”(Damrosch 97) 事实的确如此 也许很难想象被翻译成中文的近700页的《模仿说》是作者在英美比较文学中引用最多、最广为人知的后记 确切地说，在奥尔巴赫最终强调了这本书的主导思想、材料选择、研究方法和主题之后，不到半页的时间:这项研究是在战争期间在伊斯坦布尔写的 没有欧洲研究资料齐全的图书馆；国际联系中断；因此，我不得不放弃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放弃大部分新的研究成果，有时甚至不得不放弃对所选文章的可靠修改 所以很有可能，甚至可以说，一些本该考虑的东西被忽略了，有时候我的观点被新的研究反驳或者修改了 我希望在这种可能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不涉及主导思维的核心问题 专业书籍杂志的缺乏也影响了这本书不加注释；除了语录，我提取了相对较少的其他材料，很容易插入到解读中 此外，这本书之所以能成为付梓，很可能是因为缺乏大型专业图书馆；如果我对我在这么多学科上所做的研究工作有一个清晰的理解，也许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 (奥尔巴赫656)有许多学者经常引用这些话或对这种“忏悔”保持警惕，但最“忠诚”的无疑是赛义德 奥尔巴赫和他的“模仿理论”被赛义德用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尤其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 但矛盾的是，奥尔巴赫的作品是“西方的”，他自己说:“模仿论试图理解欧洲；然而，这是一本德国书”(689) 这本书从荷马史诗开始，然后谈到旧约的叙述。奥尔巴赫代表了欧洲文化对现实的文学表现的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匀墨一目了然，一切都发生在幕布前，但在历史发展和人的问题上有局限性；另一方面，《圣经》代表着重点、部分表达、强烈的不完全表达的事物、背景，以及历史与上帝的纠缠关系，这使得每一个分散而不清晰的叙事与世界历史及其解释形成一个整体(奥尔巴赫28) 这种开放式叙事严格遵循西方文学中“两种激情”的传统，并不越界 为此，20世纪80年代初，“模仿论”因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欧洲中心主义而受到左翼学者的严厉批评 这时，“赛义德拯救了它，并赋予它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权威和世界文学典范的地位”(林登伯格209)
在《东方主义》中，赛义德反对奥尔巴赫的批判实践和东方主义的话语过程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和比较文学的想象力都倾向于把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 虽然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疏远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对这种距离的意义和后果却有着尖锐的分歧 奥尔巴赫的异化隐含着一种宽容，但对东方主义者来说，异化只能加强他们的欧洲文化优势 “如果语言学中融合的野心(根据奥尔巴赫或柯蒂斯的假设)会导致学者的意识，扩大对人类的兄弟情谊，扩大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那么在伊斯兰东方主义中，融合只能导致非常鲜明的差异感，就像伊斯兰历史上东西方的差异一样”(赛义德，东方主义260-61) 赛义德不仅在《摹仿》英译本出版50周年时写了一篇著名的引言(现为修订后的中译本之前)，还在《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的许多地方谈到了奥尔巴赫，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道主义和民主批评的演讲 只有“世俗批评”这篇文章有八页之多，它详细引用了奥尔巴赫的后记并分析了它的背景和意义 3赛义德先做了一份“手稿的复印件”，在正文的“后记”里抄了奥尔巴赫的话，然后分析说:“几句话，不起眼但颇有戏剧性...他是从纳粹欧洲流放过来的犹太人，也是日耳曼浪漫派传统学者。 但在失去所有希望后，他被送往伊斯坦布尔，靠近具有深厚文学、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大本营...但正是流亡将挑战和风险，甚至是对他自我的主动侵犯，变成了一项积极的使命”(赛义德，《世界》、《文本》和《批评家》6-7) 赛义德的论点是从欧洲以外的角度看欧洲 正是基于此，他发现了奥尔巴赫的价值:奥尔巴赫从土耳其那里探讨了欧洲，土耳其在过去被欧洲视为“他者” 这种形式隐喻了批判意识与其对象——西方文学之间的关系 所以，“模仿说”本身并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而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肯定。它也是一部基于这种传统的巨大异化的作品...这是一部基于与这种文化的痛苦距离的作品”(赛义德，世界，文本和批评家8) 1993年，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谈到“帝国主义与世俗主义的阐释”时，多次引用奥尔巴赫的话，主要阐述战后美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及其学术史 那么，语言学家奥尔巴赫的《西方文学的现实表征》一书与比较文学有什么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