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与尼古拉·果戈理的书信辩论

文摘:别林斯基与尼古拉·果戈理的书信之争是19世纪中期俄罗斯文坛的一件大事，但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一直存在偏差 本文通过解读尼古拉·果戈理的《友人书信选》和别林斯基的《致尼古拉·果戈理的信》，把握辩论双方的逻辑和意识形态立场，并以斯拉夫和西方意识形态辩论为背景来看待这场辩论，试图对一个半世纪前的这场书信辩论做出更为恰当和公正的理解 关键词:别林斯基；尼古拉·果戈理；俄语批评；《与朋友的书信选》；给的信 作者简介:刘，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19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坛两位杰出人物之间爆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即尼古拉·果戈理与别林斯基的书信之争 曾被别林斯基视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尼古拉·果戈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思想倾向于温和保守，1847年出版的《友人选集》反映了这一思想转变。 看到自己阵营中最杰出的作家脱离了街垒，别林斯基非常生气，立即写了一篇文章攻击他。首先，他在1847年的第二期《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一份反对尼古拉·果戈理的文件 几个月后，在收到尼古拉·果戈理的一封解释和抱怨的信后，别林斯基写了著名的《给尼古拉·果戈理的信》，更加公开和激烈地批评了尼古拉·果戈理的“叛变” 对此，尼古拉·果戈理发表了文章《作者的自白》，为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辩护 这两个人之间的争论构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但长期以来，对这一事件的解读并非没有偏见 1 青少年时期，尼古拉·果戈理深受历史故乡环境和宗教家庭氛围的影响。在尼仁中学读书期间，他说自己的主要追求是“报效国家”[1]。因此，高中毕业后，他来到首都彼得堡，在衙门里服务。 彼得堡小公务员的枯燥生活和“报国”的宏伟理想差距很大。尼古拉·果戈理很快就厌倦了，并试图用文学创作来丰富他的日常生活  。 1830年，他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很快结识了普希金、朱可夫斯基等彼得堡的文学名人，进入文坛 从1831年到1832年，尼古拉·果戈理以他浪漫而神秘的小说集《狄康卡的夜谈》在文坛上引起轰动 1835年，先后出版的《米尔格罗德》和《随笔》两部文集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声誉 尼古拉·果戈理小说的对象逐渐从梦幻甜美的“斯拉夫罗马”[2]转变为“庸俗人的庸俗”[3]，转向所谓的“彼得堡故事”[4]，其中《外套》、《鼻子》、《涅瓦街》等名篇在空之前备受推崇 根据尼古拉·果戈理的这些作品，别林斯基宣布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新趋势，即“自然学派”的诞生 1836年，尼古拉·果戈理的《帝国议员》在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院首映，该剧的单曲也出版了 作者被这位帝国议员引起的巨大反响深深震撼，于是他于1836年6月出国旅行，游历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同时继续创作始于1835年秋的《死魂灵》 1841年底，尼古拉·果戈理带着第一部《死魂灵》手稿回到俄罗斯，并于次年5月在俄罗斯出版了这本书 这部揭露俄罗斯现实黑暗的作品在空之前就已经引起了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赫尔岑在《论俄罗斯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说:“《死魂灵》使整个俄罗斯震动。 ”[5] 完成了《死魂灵》的尼古拉·果戈理几乎被公认为当时俄国的主要作家，而别林斯基作为当时俄国文坛的主要批评家，自然不会对尼古拉·果戈理的创作视而不见 早在他的第一部批判性作品《文学的幻想》中，别林斯基就谈到了尼古拉·果戈理的创作，在随后的几部年度文学介绍中，别林斯基也多次提到尼古拉·果戈理 更重要的是，别林斯基写了几篇评论尼古拉·果戈理创作的文章，其中《论俄罗斯中篇小说和尼古拉·果戈理先生的几部中篇小说》(1835年)为别林斯基评论尼古拉·果戈理乃至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定下了基调 别林斯基认为尼古拉·果戈理的小说创作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他写道: 尼古拉·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的突出特点在于构思的简洁、人的本性、完整的生活真实、独创性和喜剧精神，而这种精神总是被深刻的悲伤和压抑所压抑 所有这些特征只有一个来源:尼古拉·果戈理先生是一位诗人和现实生活中的诗人 [6] 这些希望很大，因为尼古拉·果戈理先生有非凡的、强大的和高尚的才能 至少在今天，他是文学和诗人的领袖。他站在普希金留下的位置上 [7] 尼古拉·果戈理是“现实生活中的诗人”，尼古拉·果戈理是“文学的领袖和诗人的领袖”[8]。别林斯基的这些言论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并从那时起成为定论 仅在1842年，别林斯基就发表了五篇关于《死魂灵》的评论文章，对尼古拉·果戈理的创作给予了崇高的评价 翻翻别林斯基的选集，不难发现，尼古拉·果戈理是别林斯基最受关注的作家之一，能从别林斯基那里得到如此多关注和喜爱的作家，除了尼古拉·果戈理，就只有普希金了 就篇幅而言，别林斯基对尼古拉·果戈理的评论仅次于对普希金的评论，但就评论数量和评论时长而言，别林斯基对尼古拉·果戈理的关注超过了普希金。 相比之下，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国籍”问题上，而对尼古拉·果戈理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真实性”问题上 别林斯基对普希金后期作品，尤其是普希金后期作品的评价是不够的，但他对尼古拉·果戈理的作品进行了更全面的分析，对尼古拉·果戈理作品对俄罗斯文学的意义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对尼古拉·果戈理评价如此之高的别林斯基竟然会在短短几年内对尼古拉·果戈理进行如此猛烈的抨击，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点燃别林斯基怒火的导火索是尼古拉·果戈理撰写并出版的《与朋友的书信选》 从甜美浪漫的乌克兰民间生活小品，到幽默现实的《彼得堡故事》，再到嘲讽攻击现实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短短十年间，尼古拉·果戈理从一个志在“报国”的小公务员，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这种巨大的角色对比， 尼古拉·果戈理在作者的自白中写道，他“决定把所有的坏事都集中在俄国...并嘲笑他们“在帝国特使。 [9] 在《死魂灵》第一部中，他充分展示了自己“含泪而笑”的能力，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俄罗斯黑暗而又荒谬的现实。 然而，无论是《钦差大臣》还是《亡魂》，在尼古拉·果戈理自己看来，都是充满善意的，即通过“笑”来纠正社会，为他所钟爱的俄国提供一些帮助 他曾强调“钦差大臣”的主角是“笑”，他还特意在“亡魂”的封面上标注“长诗”二字[10]，都是想表明自己的意图 然而，在《死魂灵》出版后，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民主批评不断重申《死魂灵》对现实的批判意义，不断提出《死魂灵》及其作者对现有秩序的敌对立场，这逐渐使谨慎甚至有点胆怯和胆怯的尼古拉·果戈理感到些许不安 本来，尼古拉·果戈理的世界观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强烈不满俄罗斯专制制度下的不平等和生活中的各种“庸俗”现象。另一方面，他从小的宗教情怀、报国的志向和天生的内向性格，使尼古拉·果戈理不愿意被视为文学乃至社会生活中的斗士。 因此，尼古拉·果戈理在出版了《死魂灵》的第一部分后，遭受了“误读”，于是他决定立即创作第二部分，并在第二部分中对俄国和俄国人进行正面描述，以便与第一部分形成对比并得到纠正 然而，积极正面的文学作品很难写，以至于像尼古拉·果戈理这样的伟大作家实际上是无能的。 《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进行得非常糟糕，被耽误了。与此同时，尼古拉·果戈理也多次烧毁了所写的章节 尼古拉·果戈理写《死魂灵》第二部的消息早已为人所知。面对读者越来越不耐烦的等待和评论家越来越“新潮”的解读，尼古拉·果戈理别无选择，只能拿出他的一些信件，用这些原生态的东西向人们展示他的真实心态。同时，他在写作中解释了危机，并解释了《死魂灵》第二部出版的延迟。 1846年4月，尼古拉·果戈理开始构思《友人书信选》(以下简称《书信选》) 他在4月21日给雅兹科夫的信中谈到了编辑这本书的初衷——给那些需要精神帮助的人以解答 [11]《文选》的编撰显然是在1846年夏秋季进行的。《文选》的资料有三个来源:第一，作家自己保存的给朋友的信的抄本，第二，尼古拉·果戈理向朋友索要的他们的信的原件，第三，尼古拉·果戈理为这本书写的一些新文章。 写《文选》时，尼古拉·果戈理正在国外治病。7月30日至10月16日，他把《文选》手稿送给远在彼得堡的朋友普乐蒂尼·乔夫[12]，后者负责编辑出版 1847年初，《文选》在彼得堡出版，但令尼古拉·果戈理苦恼的是，图书检查当局费了很大力气，将近五分之一的章节被完全删除，许多地方被任意修改 直到作者去世，《书信选》才在尼古拉·果戈理的几部文集和全集中出版。 书信选，包括前言，共33章 在《文选》中，尼古拉·果戈理的思想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尼古拉·果戈理的宗教意识 尼古拉·果戈理将天主教分为“西方”和“东方”两部分，认为东正教远远优于西方宗教。究其原因，在于东正教深厚的宽容精神和强大的情感力量 他在“教育”一节写道: 西方教会只会疏远基督...结果，西方教会缩小了对生活和世界的看法，无法把握生活和世界 教会的东半部一直保留着完整而全面的人生观。似乎教堂的东半部分已经被保存下来，以供人类的最终和最完整的形成 在教堂的东半部，不仅有一个向人们敞开心扉的广阔世界，还有人类理性和各种高尚力量发展的空间；教堂的东半部有一条出路，可以将人的一切融于同一首献给无上师的和谐颂歌中 [13] 如果说尼古拉·果戈理对俄罗斯教会的直接吹捧让人觉得有些牵强，那么《文选》中其他地方“间接”反映出来的一些宗教意识则更容易被接受。比如，他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宽容友好，“在对兄弟的爱中获得对上帝的爱”(《应该爱俄罗斯》)；他提倡善待语言，“诚实地对待文字”，因为“这是上帝赐予的最高贵的礼物”(《论什么是文字》)；他认为朱可夫斯基的《奥德赛》译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译者的内心充满了爱、善良、虔诚等美好情感。“神性的盲人老人看到、听到和预见一切，因为他有常人所没有的内在力量”(朱可夫斯基译:) 这种与艺术创作紧密结合的宗教意识是尼古拉·果戈理晚年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内涵 其次，这是尼古拉·果戈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美学思想 在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上，尼古拉·果戈理仅凭借1835年对普希金的预言性评价(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获得了杰出批评家的地位 普希金发现了尼古拉·果戈理的批判天赋，并邀请尼古拉·果戈理主持《现代人》杂志的批判专栏 尼古拉·果戈理写的一些批判文章，如《论小俄国的歌》(1834)、《论1834、1835年的杂志文学运动》(1836)、《新喜剧之后的剧场门》(1842)等。，在俄罗斯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相比之下，尼古拉·果戈理的文学思想更多地集中在《文选》中 在尼古拉·果戈理的《文选》中，有两个观点最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继续强调俄罗斯诗歌(文学)的民族性 尼古拉·果戈理在《俄罗斯诗歌的本质和特征是什么》一文中指出，俄罗斯诗歌的整个历史就是伟大诗人在诗歌中表达和再现民族精神的历史，诗歌的本质是诗人和诗歌如何帮助本民族的人民在一个严重西化的社会中认识自己。 在尼古拉·果戈理看来，他那个时代的语言和诗歌还没有完全摆脱外来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诗人的创作越来越具有民族文化意义，因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觉醒。 二是强调艺术中的“崇高精神” 尼古拉·果戈理在《论我们诗人的抒情性》一文中写道: 在我们诗人的抒情风格中，有一些是其他民族诗人所没有的对象，也有一些风格接近《圣经》。这是一种崇高的抒情状态，与那些强烈的情感格格不入。这是理性世界的坚定起飞，是清醒的最高胜利。 他还给出了结论:“高尚的精神几乎是我们所有作家的天性。” ”“一些接近圣经的风格”[14]，“圣经的回声”[15]，“高尚的精神”[16]，这些概念与其说是对俄罗斯诗人抒情风格的归纳，不如说是他艺术理想的具体表达。 它具有圣经般的简朴与严谨，和平与庄严，表达了虔诚的心情和崇高的精神，这是尼古拉·果戈理晚年思想中最高的艺术境界 然而，如果说尼古拉·果戈理对艺术中崇高精神因素的关注是合理的、有启发性的，他把上帝作为艺术精神的最高源泉的想法勉强能赢得人们的认可，那么他对俄罗斯的爱与对沙皇的爱是并列的，君主被视为最高的和谐命令，而这种盲目忠诚的思想被解释为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他自己的审美和社会观念中，尼古拉·果戈理没有把宗教作为一种精神理想与具体的教会制度区分开来，也没有把俄罗斯文化中的民族传统与真正的统治者及其行为区分开来 因此，尼古拉·果戈理高尚的审美和社会理想有沦为廉价保皇派词汇的危险 最后，是尼古拉·果戈理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的态度[17] 从《文选》的相关章节来看，处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争论中的尼古拉·果戈理表面上保持中立。他认为，辩论是年轻人的事，聪明人和老人都不应该碰这一边 在《辩论》一文中，他认为辩论双方各持己见。斯拉夫学派只看到整体而不看到部分，而西方学派则相反 “关于我们的欧洲因素和斯拉夫因素的争论...只能说明我们已经开始觉醒，但我们还没有完全觉醒。 “辩论的双方，”都在谈论同一个对象的两个不同方面，他们无论如何也猜不到，他们根本没有互相争论，扯皮 一侧离建筑太近，只能看到建筑的一部分；另一边离建筑太远，可以看到整个立面，但是看不清每个部分 当然，斯拉夫和东方这边的真相更多，因为他们毕竟看到了整个门面，所以总是在说主要的东西，而不是本地的。" 写《文选》的时候，尼古拉·果戈理住在国外，可以安置在欧洲的尼古拉·果戈理，但他对身边的一切都相当反感，对“东方”祖国充满了热爱和赞美 在《致一个近视的朋友》这封信中，他表达了强烈的反西欧情绪:“作为一个聪明人，你应该感到羞耻，因为你还没有踏入自己那种可以独自发展的智慧，而是让那些外星粪便充斥你的大脑”；“让我们感到羞耻的是，直到现在，那些欧洲人仍然在向我们展示他们的伟人，但有时我们一些不伟大的人比他们的伟人更聪明。 在《俄罗斯的恐惧》中，他认为与西欧相比，俄罗斯充满了救赎的希望:不要为俄罗斯感到恐慌和恐惧，因为“欧洲比俄罗斯更困难”，“在欧洲，现在到处都在酝酿这样的混乱，人类的任何手段对它都是无用的。一旦这些乱象爆发，那么你现在在俄罗斯看到的恐慌与它相比就不值一提了。 俄罗斯还有光明照耀，还有救赎之路。" 从以上引文中不难看出，尼古拉·果戈理《文选》所体现的宗教观、审美观和历史观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只有具有深厚宗教精神的文艺作品才是和谐的，所谓“圣经和谐”应该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基督教世界分裂后，俄罗斯东正教日益显示出对“西半部”的优越性，俄罗斯因其深厚的宗教精神而有救赎的希望和拯救世界的使命；俄罗斯文学以“崇高精神”及其理想为特征，出路在于追求民族性，摆脱西方影响 也就是说，在这三个方面中，宗教精神是决定性的，它决定了俄罗斯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相反，俄罗斯历史和艺术也是这种宗教精神的不同表现 3 尼古拉·果戈理撰写并出版了《书信选集》 对于尼古拉·果戈理的公开“忏悔”，别林斯基立即写了一篇长篇书评《尼古拉斯·尼古拉·果戈理的:》，发表在《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1卷第2期 在这本书评的开头，别林斯基毫不留情地写道: 这不一定是用俄语写的最奇怪、最有教育意义的书！一方面，一个公正的读者会发现人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获得更多奇怪的心理事实，对穷人的本质有更丰富的理解...[18] 然后，别林斯基对《文选》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从书的立意到某一章前的引用，从作者的写作态度到作者对楼主的付出。 别林斯基还大量引用了《书信选集》的原文，以显示尼古拉·果戈理作品的荒谬之处 别林斯基的书评表明他完全否定《文选》，但由于他对书刊审查制度的顾忌，别林斯基很难吐槽他所有的观点。例如，他没有将尼古拉·果戈理的意识形态立场描述为对俄罗斯现实的妥协，而是对农奴制、官方教会和真正统治阶级的赞美 尼古拉·果戈理自然不能接受别林斯基的书评 尼古拉·果戈理也很快在1847年6月20日给别林斯基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除了进一步解释自己的立场外，他还抱怨别林斯基对《文选》的指责。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你用一个失意者的眼光看我的书。 “别林斯基收到一封来自国外的尼古拉·果戈理的信 1847年夏天，依靠他的朋友Botkin筹集的资金，患有肺结核的别林斯基得以出国治疗。5月，他离开彼得堡前往柏林，然后经由德累斯顿和弗赖堡来到西里西亚的疗养胜地萨尔斯堡。 [19]在这里，别林斯基收到了一封来自尼古拉·果戈理的抗议信，并陪同别林斯基去了萨尔茨堡的安年科夫，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别林斯基在收到尼古拉·果戈理的信后回信的情况: 当我读尼古拉·果戈理的信时，别林斯基漫不经心地听着，似乎没有注意。然而，当他接过信又浏览了一遍时，他生气了，低声说道:“， “ 连续三天，从矿泉回来的别林斯基不再在我房间所在的楼层走动，而是直接回到他的临时书房。 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沉默而专注。 每天早上，在书房里喝完他每天必须喝的那杯咖啡后，他会穿上一件夏装，坐在一把小沙发椅上，伏案工作 工作一直持续到我们一点钟开始吃午饭，之后他就不写了。 这封给尼古拉·果戈理的信已经连续写了三个上午了，这并不奇怪。此外，他经常因为兴奋而中断写作，倒在沙发背上休息一会儿 此外，写信的过程相当复杂 别林斯基先用铅笔写了一封信，在几张纸上打了一份草稿，然后仔细地抄清楚，最后根据最后的草稿给自己抄了一份 [20] 别林斯基在信中写道:“当有人打着宗教的幌子，打着鞭子的幌子，把谎言和不道德宣扬为真理和美德时，他们不可能保持沉默。 [21]当俄罗斯面临着痛苦地改变现实的紧迫问题时， 一位伟大的作家以他惊人的、非常真实的艺术创作，有效地促进了俄罗斯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俄罗斯能够像照镜子一样看自己，但现在这位伟大的作家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他教野蛮的地主如何以基督和教会的名义榨取更多的农民的钱，教他们更多的侮辱。.....即使你要谋杀我，我也不会在读到这些可耻的话后这样讨厌你...这样的事情发生后，你还想让人相信你这本书里的真诚倾向！- 尼古拉·果戈理是怎么写这样一本书的？别林斯基自己似乎也很不解:“如果你病了，就赶紧把病治好，不然……我几乎说不出我的想法！..... "别林斯基的意思是:尼古拉·果戈理疯了 接下来，别林斯基给了尼古拉·果戈理一堆著名的“帽子”: 鞭子的宣传者，无知的宣传者，无知和黑暗的捍卫者，鞑靼习俗的颂扬者——看看你在做什么！看看你的脚，你的脚是深渊... 虽然承认尼古拉·果戈理的书比某些人的话更有智慧，甚至更有才华，但别林斯基马上在括号里加了一句话:“虽然你的书里没有太多， 在前面提到的书评中，别林斯基曾调侃地写道:“同样的话可以部分用在《与朋友的书信选》中，但绝对不能用在《与朋友的书信选》中。” 在这里，别林斯基写了一篇关于“выбранные”这个词的文章，这个词在尼古拉·果戈理的书名中，就是动词“выбрат” 尼古拉·果戈理的书名是《выбранные》和《绝对不是》、《избраные》 贝林斯基还从作家在当时俄罗斯社会应该扮演的角色和使命的角度论证了尼古拉·果戈理《文选》的“不合时宜”: 公众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们把俄罗斯作家视为自己唯一的领袖和保护者，视为引领他们走出正统、君主制和国籍的救世主，所以他们总是可以原谅一个作家写了一本糟糕的书。 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很多清新健康的嗅觉的，虽然暂时还处于起步阶段，也说明我们的社会是有希望的 如果你爱俄罗斯，请和我一起为你的书的失败而高兴。 换句话说，在俄罗斯，如果你选择成为一名作家，你选择投身于一项庄严的事业，你就失去了关心自我、放过自己的权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别林斯基绝不能容忍尼古拉·果戈理的让步，“一本极其有害的书”是别林斯基对《书信选集》的人物塑造 别林斯基讽刺地说，虽然有传言说政府会大量印刷你的书，并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但我仍然认为你的书不会有什么成就，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 在信的最后，别林斯基的语气略微放松，但他的立场并不松动。他写道:“这是我最后的结论:如果你不幸以崇高的敬意与你真正伟大的作品划清了界限，那么现在，你应该以真诚的敬意与你的最后一本书划清界限，用一些与你以前的作品相当的新作品来弥补你出版这本书的严重罪过。 可以看出，别林斯基对尼古拉·果戈理《文选》的否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第一，面对一个仍然存在压迫、顺从、宽容等不公平现象的社会，尼古拉·果戈理所倡导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宗教精神和意识是无法拯救俄国的。此外，甚至连尼古拉·果戈理所依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是否真的是宗教性的也仍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宗教不等于教会，它成了统治者。其次，面对俄罗斯黑暗的现实，忠君意味着与民分离，俄罗斯的现实需要转型而不是妥协。尼古拉·果戈理背叛了他先前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自然学派的创作立场，其根源在于他对俄国和俄国现实的不了解。俄罗斯面临的最紧迫的历史任务是废除农奴制。背离这个目标的俄罗斯作家也背离了俄罗斯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后，在一个文学是社会良知的体现的国家，作家没有退缩的权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像尼古拉·果戈理这样的“大作家”、“社会“导师”和文学“领袖”的投诚，必然成为“可耻”、“卑鄙”的事件 贝林斯基写给尼古拉·果戈理的信写完之后，直接寄给了当时居住在比利时奥斯坦德的尼古拉·果戈理，但这封信的抄本很快就流传开来。据说当时有几百份抄本。 这封信在当时的俄罗斯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俄国现实、官方教会乃至沙皇本人的批判，对“正统宗教、君主政体和民族”官方意识形态的抨击，以及对废除农奴制的公开呼吁，是当时公众言论中最大胆的 别林斯基写完这封信后不久回到中国，几个月后死在彼得堡，这使他摆脱了可能因这封信而遭受的迫害 别林斯基的信自然会引起尼古拉·果戈理的反驳 1847年5月至7月，尼古拉·果戈理写了《作者的自白》 [22]本文的写作始于别林斯基《致尼古拉·果戈理的信》之前，其完成时间大致相当于《致尼古拉·果戈理的信》。因此，尼古拉·果戈理在阅读别林斯基的信后的感受和反驳肯定会在其中得到体现。 然而，1848年6月去世的别林斯基没有机会完整地看到尼古拉·果戈理的文章。